摘要：大多数少数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并未形成通用的民族文字，有些民族迄今也没有通用的民族文字，口头文学是他们文学的大宗，口头流传是他们传承和发展文学的主要方式。口头文学作为各民族的百科全书，蕴含着丰富的养料和深邃的哲理，具有文学、科学、社会等多个方面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口头文学大量存在的事实与它的重要性使得梳理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就一定要叙述口头文学。然而，口头文学是活态的，存在于随时使用中；它是过程性的，没有具体的时间框架，这与文学史书写的时间逻辑和框架安排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口头文学的“非时间性”是写史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各类文学史在线性结构中来叙述口头文学产生的诸多问题说明书写口头文学的历史需要超越具体的时间性。
关键词：口头文学；文学史；过程性；时间性
口头文学就像语言，往往通过某种叙述模式表达出来，并在叙述中实现它的意义和目的。叙述是时间存在的条件，口头文学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的体验，这与工业化思维下产生的时间惯例存在本质区别。口头文学是过程性的，彝族口头文学中的某种文类，甚至是某个作品散布在不同时空，很少具有排他性的历史时序。它是具身性的，存在和发展与民众的社会活动有关，只要民众还在演述，它就不可能成为过去的事件。所以，以确定系年来圈定口头文学的时间，进而将其放置特定的历史阶段叙述，实际上是将活态的口头文学放入线性流动的文学史框架，把过程性的事件转化为历史性事件。这就可能会出现时间性错乱，对历史书写的意义造成影响。由此可见，以社会时间为叙述线索的文学史书写在忽视口头文学存在方式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很难反映民族文学的真实情况。
一、文学史著作中的矛盾现象
口头文学作为交流事件，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异质的主体间体验，一种共同的、传统的叙事形式”，一种“社会性的个体的叙述和经历”。以人为媒介，口头文学在没有被演述前以记忆的方式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这些记忆是具体的、异质的，稍纵即逝又被频频唤起，在叙述中通过个人的感知被部分地、有选择性地检索，并不断地被重新排序以为传统叙事注入新的元素。这与书面文学的封闭性不同。书面文学的创作是一劳永逸的，作品一经问世就停止了“生长”。口头文学随语言扩散，并非特定时空下发生的单一“事件”。所以，当我们使用书面文学的文学史书写规律来为口头文学写史，单一的历史时序与口头文学的时间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就会造成述史的矛盾。这种叙述矛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同“一首歌”在不同文学史中的历史位次不同；另一方面，同“一首歌”出现于同一部文学史中的不同时段。
如表1－1、表1－2所示，《中国文学通史》的编者将《妈妈的女儿》视为宋辽金时期的文学，将《阿诗玛》视为明代的文学。《中国民间文学史》的编者将《妈妈的女儿》视为清代、近代的文学，将《阿诗玛》同样视为明代的文学。《中国民间文学史》（叙事诗卷）的编者将《阿诗玛》放置清代、近代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者将《妈妈的女儿》放置奴隶社会时期介绍，将《阿诗玛》放置封建社会时期介绍。左玉堂主编的《彝族文学史》在上古文学阶段介绍抒情长诗《妈妈的女儿》，在中古文学阶段介绍叙事长诗《阿诗玛》。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虽然在分期所搭建的时间单元上不同于左玉堂主编的《彝族文学史》，但编者同样在奴隶社会时期介绍民间抒情长诗《妈妈的女儿》，封建社会时期介绍彝文《阿诗玛》、汉文《阿诗玛》。
同一首歌被放置不同时间段的现象在述及的文学史著作中屡见不鲜。在《中国民间文学史》（叙事诗卷）中，《可倮古城传奇》《呗勒娶亲记》出现在唐至元代，而在左玉堂主编的《彝族文学史》中，这两部作品出现在上古文学阶段。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中，《我的幺表妹》是清代、近代的作品，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彝族文学史》中则分别是奴隶社会时期和上古文学阶段的作品。不唯民间长诗这一文类如此，极具虚构性，可以在任意时空展开叙述的故事，也出现了上述提及的问题。具体情况详见表1－3、表1－4。
如表1－3、表1－4所示，同一个故事或者说同一类故事在各文学史著作中的历史时序不同。比如，《大风天和他的兄弟们》在述及的文学史中，分别出现在元明以后、现当代、上古文学、封建社会时期；“罗牧阿智的故事”出现于清代、唐宋以后、近代、封建社会时期。尤其是在两部《彝族文学史》中，同一个故事被叙述的时间差距很大。左玉堂主编的《彝族文学史》中很多被放置上古文学阶段介绍的民间故事，在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中直至封建社会时期才被提及。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表明，与书面文学的固定时空相比，口头文学的时空是变动的，即书面文学的创作时间与历史的线性时间一一对应的情况并不存在于口头文学的创编中。口头文学作为演述主体的体验，或者说参与者被唤醒的记忆，是多元时空交融的产物，它的叙述“凌驾于线性历史性之上。”
与此同时，在同一本文学史著作中，同一首歌反复出现的情况并不罕见。如表1－2所示，在《彝族文学史》上古文学阶段出现了叙事诗《布米笃汝》，在中古文学阶段再次出现叙事诗《布珠笃汝》。两首长诗的叙述内容虽然不尽相似，但叙述情节如出一辙，显然脱胎于同一首歌。如表1－3所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在奴隶社会时期与封建社会时期都提到了《大雁姑娘》。如表1－4所示，李力主编的《彝族文学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及生活故事《小兰光》，爱情故事《小兰光》等。至于以不同的演述方式流传的同“一首歌”，进入文学史时被置于不同时期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比如左玉堂主编的《彝族文学史》分别将爱情故事《彩虹》《一双彩虹》、叙事诗《一双彩虹》放置上古文学、中古文学阶段介绍。
这种时间上的差异说明与书面文学的固定时空相比，口头文学在文学史中所对应的时空并非客观存在，而为编者赋予。同时，被给定的不同时间表明，在将口头文学组织入史时，编者根据一般文学史的书写立场和范式重新对口头文学进行了编码，而只有“交替时空”的存在，才会使编码的结果逸出日常时间的范畴。
诚然，口头文学是“超时间性”的，“超时间性”是文学区别于历史的问题。文学史以时间为线索，以文学作品为主要描述对象，以分期来呈现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基本范式，要求厘清文学发生发展的源头，对具体作品的系年进行判定。从述及的几部文学史著作来看，显然，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来分期，形成什么样的体例，分期仍然是在历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的指导下进行，并未离开数字计量时间或者政治标准。从而，无论是以自然时间、社会时间、还是以文化时间来叙述彝族口头文学的发展历程，社会发展进程、文化演变规律成为考察文学发展特征的主要视点。文学史的书写在一般历史的模式中徘徊，成了历史的“文学版”，线性时间结构成了文学史的唯一结构。为了在有起讫点的时间单元中呈现文学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在顺时排列中显现民族文学的发展规律，编者采用诸多方法来为口头文学进行断代，寻找它在文学史中的位次。
这种圈定口头文学的时间单元，在线性的时间流中来对它重新进行编码的研究工作，能否实现有效解码，探索到它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规律，完成文学史的书写目的、研究任务？同一首诗、同一个故事入史造成的矛盾现象已然给出了回答。问题的产生固然与编者所采用的叙述时间机制有关，然而，文学史书写所依赖的历史时序、叙述模式，与口头文学的时间性、基本特征之间的内在矛盾才是根本原因。
二、多重时间在场引发的问题
时间是史学的研究条件之一，“只有在获得一个特定的、经过仔细构思过的时间性概念时，人们方可研究史学问题”，只有按照既定的时间框架为事件进行排序，历史的书写才能完成。与书面文学可以根据手稿和印刷本的信息来确定作者和作品出现的年代，在历史时序中围绕作家或者文本来展开叙述不同，口头文学是民众集体创作和长期传承的，通常无法确定最初出现的时间，又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发生种种变化，不可能产生“定本”“标准本”“唯一本”。今天所看见的为历史文献记录的口头文学文本，只能说明该作品当时正在民间流传，无法说明它的发生情况。这种特点使得以线性时间为叙述时间，以口头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史在介绍具体作品时，常常遭遇多重时间同时在场的困境。口头文学的讲述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顺时发生的，它的无限再生性会打乱线性叙述的时间逻辑，带来历史层面和叙述层面的多重问题。
首先，从活态的口头文学与静态的口头文本之间的关系来看，一首歌至少关涉三种时间：其一，尚未被演述以前依附人而存在的“具身化”时间；其二，演述事件发生的文化空间；其三，文本被制作的时间。当历时书写毫无条件地将这三种时间杂糅在一起时，文学史的合理性、合法性很容易受到影响。
左玉堂主编的《彝族文学史》一书在介绍彝剧时，显然并不是依据单一的时间线索。彝剧作为当代（1949－2000年）产生的艺术样式，所表演的内容大多源自长期流传的口头传统。譬如，“过去，在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大姚、姚安、永仁等彝族聚居的村寨，有毕摩演唱彝族史诗《梅葛》的风俗。每到年节时候……有的毕摩还表演古歌的内容……这种边舞边说唱古歌的演唱形式，既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也是原始的文艺形式，既是娱神祈福消灾，也是娱人歌舞欢乐，当然还包含着进行民族传统教育的成分。”演唱史诗、古歌的习俗在彝族人民的生活中频频发生，且按照编者的描述这类演述事件并非缘起远古时代，经采录而形成的戏剧文本明显具有古代文化的品性，作为文类的彝剧按照他们的描述又是当代社会产生的综合性艺术。这种多重时间的交叉重叠，使得该文学史像《故事新编》那样“被展开为时而向前时而向后的生生不息的进程”，在叙述层面具有某种模糊性。
其次，文学史书写通常采用的文学文本，或者音声文本也大致拥有三个时间：叙述内容指涉的文化时间，被历史文献记录下来的时间以及现当代采录的时间。书写者在以口头文本为叙述对象时，通常以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序来兼容文本所隐含的不同时间，在多重时间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文学史在叙述逻辑、体例、内容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缺陷。
“《支格阿龙》，是彝族的一部英雄史诗，主要流传在川滇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地区。在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就有‘支格阿龙’、‘射日射月’二章叙述支格阿龙。四川民间文学工作者搜集到详细不同的多种韵文体彝文手抄本《支格阿龙》。1987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格尔·给坡搜集整理的彝文版《支格阿鲁》，全诗长达13000余行。”显然，《彝族文学史》的编者在介绍这一作品时，使用的文本是近代采录的，断代依据的却是文本所指涉的文化时间。文学史叙述所依据的历法时间，文本被制作的时间，叙述内容所指涉的时间（即编者赋予口头文学的时间）不受干扰地交织在一起，为厘清文学的发生发展情况设置障碍，极有可能影响文学史的科学性。
该文学史在远古文学阶段已经对有关支格阿龙的神话作过简要评述，在评介创世史诗《勒俄特依》时亦描述了支格阿龙一生的事迹，而直到中古文学阶段才依据现当代采录的文本来介绍英雄史诗《支格阿龙》。编者既然以作品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来断代，何故叙述支格阿龙事迹的不同文体出现于不同时代？答案不言而喻。口头文学在不断流布中变异，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能够被历史书写所依赖的唯一时序所兼容。作为过程性的“事件”，在没有被演述以前，它以记忆、大脑文本等方式存在，过去和现在相互渗透。
简而言之，与处于特定历史时空、客观存在的书面作品相比，口头文学的具身性使其更具主观性，它的时间是被给定的，难以被量化。这种特性为文学史学家从自身需求出发，根据写史的目的来安排文学史的时间框架，同时根据需求来随意安排口头文学在文学史中的位置提供了可能。鉴于口头文学与人共生，随语言流布，跨时空扩散呈遍地开花的现象，编者以口头文学存在过的历史时空，或者被演述的时间作为它的时序，从而同一首歌在不同编者笔下就有了不同的时序。这种书写策略的形成根植于编者在审视口头文学时，将它视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桥梁，为其确定了唯一的文本，并以线性时间来统摄它的发生情况。“这不仅重申了一种常识性的时间性”“还将这种‘实时’的概念自然化，从而重新复制了工业的逻辑和规律”。线性秩序存在于书面文学中，但它于口头文学而言是虚构的。写史以书写的法则来替换口头的法则，并未充分关注到口头文学的存在方式。
再次，从文学史的叙述层面来看，编者依据不同原则来为口头文学断代，也会造成多重时间的交叉与重叠。口头文学具有传承性，很早以前产生的许多“歌”借助双通道双媒介在时间中绵延。它们叙述的是远古、古代发生的事，作为另一种文类却在近代才被创作出来。比如，彝剧《曼嫫与玛若》根据“流传于大姚昙华山的彝族民间传说”改编而成；“双柏法脿乡这种古老的虎节活动，和威宁的‘撮泰吉’都是彝族古代傩祭、傩舞的一种形式，与原始宗教有关”。口头文学同时异代的特点表明从叙述内容所反映的文化信息来确定这类艺术产生的源头并不合适。既然戏剧按照编者的描述属于当代的文学作品，显然他们在审视戏剧文本时，并不关注作品的文化品性，而是关注演述行为的发生时间。结合他们在其他地方判定口头文学生存年代采用的方法，不难发现，不同的判断方法，以及将口头文学组织入史所依据的不同流布时期，共同产生多条时间线索，冲击了历史的时间轴线。
具体来看，在这种基于口头文学的基本特征而形成的多条时间轴线中，同一个故事的不同传播时期、不同作品的不同传播时期与历史时序的固定时段相互重叠，文本被采录的时间和文本据推断发生的时间，以及演述事件的文化空间和文学史的历史时空交叉共存，从而造成了一个混乱的时空。质言之，口头文学的超时间性使得编者在书写文学史时，很难缓解文学史的生物时钟与口头文学的过程性之间的张力，文学史所出现的时间倒置现象，会影响文学历史的真实性。
最后，口头文学作为多元时空互涉的产物，它在不同时空中的发生时间与文学史的历史时序很难保持一致，这同样会对文学历史的真实性产生影响。书面文学作为特定时空发生的文学事件，它的历史自洽性主要在于“与时间的轴线以及与之相关的空间关系相互一致”“时间的轴线是验证历史真实性的公约数，不然就会出现‘关公战秦琼’之类的笑话。”口头文学作为随时发生的事件，既在具体的时空发生，又超越具体的时空，以历史的时间轴线来阐述它的发生情况，很容易产生“关公战秦琼”的现象。
“流传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彝族人民中，尤其是在彝族支系尼苏泼中流传最广”的《太阳金姑娘与月亮银儿子》作为《彝族文学史》中古文学阶段的叙事诗，有月亮小伙去向太阳姑娘求爱过程的描写。编者将这一过程解读为“大胆地提出‘男阴女阳’的观念”“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思想遗存”，与“彝族古代的社会历史、经济发展、思想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有关”。然而，远古时期的《梅葛》中“月亮嫁太阳”的描述在编者看来月亮是女性，太阳是男性。这种矛盾现象说明口头文学的时代性与区域性关系紧密，编者对口头文学的重新编码在面临彝族各支系发展的不平衡性，口头文学的变异性和传承性时举步维艰。
《太阳金姑娘与月亮银儿子》以口头和书面文本两种方式流传，文学史采用近代以后搜集整理、构合而成的理想文本来介绍它。所以，这一“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traditional－oriented text）”必然杂糅不同时空的文化信息。史诗《梅葛》中“左眼作太阳，右眼作月亮”“白云嫁黑云，月亮嫁太阳”如若与彝族崇左贵黑的思想观念有关，按照编者的叙述这一作品又产生于远古社会，那么“男女相配”的唱词必然以月亮为男性，以太阳为女性。这与编者所叙述的情况恰好相反。彝族各支系发展的不平性显然也难以合理化中古童话“淌来儿”中太阳姑娘的形象，以及近代民间长诗《诉苦情》中男子以月亮自比的唱词对文学史时间惯例的破坏。彝族史诗、叙事诗、童话、抒情长诗中出现的，与传统观念不符，又与社会发展进程相悖的现象，说明历史的时间轴线并不能统摄口头文学的过程性。
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以文化时间来观照彝族不同聚居区产生的口头文学作品，以历法时间作为文学史的叙述线索，也遭遇了这种叙述困境。由于“凉山彝族奴隶制度到解放前夕还比较完整地保留着”，这就使得编者在介绍流传于凉山彝族人民中的口传文学时，以社会形态来将文学作品时间化，从而如表1－3所示，同一部作品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文学史叙述的简洁性造成影响。
概而言之，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入史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文化功能，然而受口头文学时间性的影响，将其组织入史并非易事。这不仅关乎口头文学的活态性质，还牵涉历史哲学的演变。各文学史的编者在历时介绍和评价口头文学时，往往在单一的线性时间中以多条时间线索展开叙述，从而使文学史在叙述层面出现内容重复、体例不协调、逻辑混乱等现象，直接影响文学历史的真实性、自洽性。口头文学入史的合理性、合法性并未被确立。与此同时，在叙述层面频频发生的时间错置现象不仅反复上演“关公战秦琼”的闹剧，还背离了口头文学的基本特征。口头文学的创作“不是一次完成、一劳永逸的过程。它似乎永远没有绝对的定本。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流传过程中，它在不断更新、不断变异”。
三、口头文学的过程性和新生性
无论是像克罗齐那样把历史的本质视为“当代史”，像柯林伍德那样认为历史哲学要关注“过去本身”与“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思考”两者间的关系，历史的本质是思想史；还是像卡尔那样把历史视为“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职业历史学家所处理之对象无一例外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序（historical timeline）：它是必须标明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人物的叙事形式”。时序作为事件在时间中发生的进程，意味着历史学家只能根据当前的需求和形势，借助因果关系的合理秩序去对过去发生的事件作出解释。因此，历史时序和因果关系成了历史研究的两个基点。
历史类著作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事件在时间上具有明确性，处于渐进的、不可逆的时间维度中，是统计性的时间，需要明确的方向和大量的事实来建立统计模型。事件的时间与历史的时间处于同一时间体系，使得经纬交织的历史著述从结构到内容清晰明了、恰如其分。由此形成的历史书写范式“以进化的时间、作为证据的事实、科学分类的方法和以民族史为中心。”文学史以文体或作品为纬，以时间为经。书面作品的叙述内容虽然既反映当下、又具有超前性和滞后性，但作为作者的情感表达，文本的生产时间同样处于历时的社会时间中，使得经纬交织的文学史具有体例层次分明、内容介绍详略有当、艺术分析言简意赅等特点。
口头叙事并非如此。口头文学没有所谓的时间轴线，叙事总发生在被建构的时间和空间中，“除了那些充实它们的社会现象以外，它们不具备任何其他性质”。神话属于遥远的过去，传说发生于不久的过去，故事随时随地发生。神话、故事作为不同的口头文类，表明叙事在将社会存在孤立，将世界压缩，将万物抽象的情况下，所呈现的一维时空具有超时间性。由此可见，口语艺术“系统中的时间表象具有双重特点：叙事既‘在时间之中’（它由一连串接续的事件构成），又‘在时间之外’（它的意义价值永远在当下）。”换而言之，口头文学在公共的演述事件中重复出现，它的表演既在当下又延续传统，表演目的既与当下的需求有关，又勾连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主要文化功能。
事件历史、传记历史、文学史都要揭示各自研究对象的发展道路，而发展就编年的性质来看处于线性的时间模式中，时间让无序变得有序。历史的时间通常是清晰的，所以编年以某个确定的历史事件为起点，“依据时代的顺序来呈现研究的结果。但旨在打破僵化的顺序、建立共时的图景、革新不同时期传统的系列的构建和全‘局’的分割”。历史顺时前移，历史研究在时间中逆向展开。“历史陈述要选择一个新的‘向量空间’，这种空间改变了时间向量经过的意义并颠倒了它的指向”，但并不会改变事件发生的时间。
口头文学比如童话，作为“自然迁徙的产物：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中穿梭，穿越数世纪和各大洲，也贯穿重重社会阶层，一次又一次地描绘着不断起伏的旅程，在叙述者和听众之间不断被加工改造，最终在周而复始的讲述中被俘获”。口头传统既是特定语境中的民俗演述事件，有固定的叙事场域，譬如，“神谕诗有着清晰可见的场合性，与专设性的时空（time and place）要求相对应”；又是生活中随时发生的交流事件，它的“生命就是此时此刻的创造，每一次的表演就是一次创造”。口头文学作为立体活态的艺术，它自由穿梭于不同时空，不断被创造，不断被发现。换而言之，口头文学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框架或者相对固定的时空，它的发展规律很难在线性流动的简化原则中重现。
口头文学的时间特点不同于书面文学的时间特性，与文学史的叙述时间机制也迥然有别。文学史使用的是一种现代性的社会时间，是在工业化的思维和准则下形成的时间惯例。这种钟表时间“是共时的、公共的、纯形式的时间，在这种纯量的、中性的时间里”，时间作为一种抽象形式，由一个个单元构成，可以被切割；在立体的维度展开，具有时序性。大多数口头文学在工业社会以前产生，它的发生不受钟表时间的钳制；“民间叙事作为交替时间性的潜在场所，这些场所抵制同质化的遏制”，需要通过传统形式来进行体验。由此可见口头文学与人共生，在重复发生的仪式、节日、庆典中被反复操演，叙述在一种有价值内涵的自为时间中展开，具有周期性、重复性、可逆性。口头文学总是借助演述活动被置于宇宙序列的某个固定位置，线性时间于它而言是虚构的。它在叙述中形成了自身的“宇宙世界”，并通过追溯人类文明产生、人类交往发生以前的世界将自身的起源置于历史之外。
口头文学以文本、演述、本体三种形式存在，共同指向时间的裂变性、循环性、交替性、多个场域共存性、绵延性、自源性、同一性、可逆性。口头文学作为文本，它“常常呈现为聚簇的形态”；作为叙述，它是此时此刻的讲述，是过程性的事件，又是循环发生的事件；作为本体，它与语言共生，尚未被演述以前是我们不能直观、体验的现象，没有所谓的开端和结束。所以，口头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去历史化和去政治化的，是一种无时间性的（timeless）、不受空间限制（placeless）的意识形态。
概而言之，如若像某些学者所说，“历史记载的是以现在的时间为界线的过去经过的事件”，那么文学史叙述的就是发生在它所拟定的时间下限之前的文学现象。如若文学史的书写秉持当代的历史研究“不应该让历史事件有超越过程的优先权”的信条，那么文学史的书写就“不应该让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文学事实”“具有超越具体时代的优先权”，而“应该把在时间流程中产生的文学，同样也在时间流程中进行阐释”。由此出发，书面文学作为具体时空下的产物，具有“过去性”，能够被历史叙述。口头文学作为活态的语言艺术，信息交流随时发生、随时结束，创作永远处于当下而非过去。口语艺术与人伴生，能够随着人口的迁移、扩张而扩散和延续，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的位移近似一种熵增过程。所以说，当我们以公共的、标准化的、被精细分割的时间来叙述历史，口头文学很难具备入史的合法性。
小结
“无疑，人们早已经习惯了线性历史的书写时间结构。这也导致了人们对历史的线性思维模式。”在这种结构中，诚如极端的唯名论所假定的那样，“时代的概念是把一个任意的附加物加在了一堆材料上，而这材料实际上只是一个连续的无一定方向的流而已；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就一方面是具体事件的一片浑沌，另一方面是纯粹的主观的标签。”在文学史中，时代这一概念也没有具体的含义，只是为了辅助划分章节，选取文学事件才存在的范畴。章节划分成了文学史的框架安排，为把文学事件放置一个相对固定的历史位置，编者们十分重视文学史各阶段的日期分界线和文学作品产生的具体年代。然而，从口头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存在方式来看，通过分期把它们写成编年史、断代史的做法，除了方便叙述、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外，并没有合理的理由。
文学史以时间为线索，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意味着将所有的文学事件放置因果联系的时序中。时序的排他性、不可逆性要求在具体的时间框架中来阐释文学现象，而口头文学的过程性和新生性显然并不符合线性时间的要求。文学史的时间框架以过去为起点，叙述的事件不能超越过去与现在的界限，否则就会发生时间性的错乱。口头文学重复演述，它的发生不受时空的限制，它的历史具有非历史性特征。文学史的历史性包括事件的可靠性、时间的可证性。口头文学在多重时间出场，具有信实性，通过“领会”“现身”“沉沦”与社会生活发生联系。这种结构完整的时间性说明它业已逸出线性时间，通过主体体验，与记忆的交替互换、现象学的时间和情感关系紧密相连。
口头文学依附人存在，依靠演述呈现。演述者在即兴演述时调用传统池内的库存来创编，这一个故事带有“一个故事”的主要元素，是多元时空互涉的产物，不为某个固定的时段独有。这种特点与根据各种方法来确定系年，安排次第的编史取向相悖。口头艺术的时间是民众思维中的时间，总是与农事生活或其他实践行为相关，是一种具象时间，不像社会时间那样有明显的界限和可以被分离的属性。口头文学在代际传承中“绵延”，像河流一样滔滔不绝，可以随时吸收当下演述发生的变化，并随时渗透其他的生活事件。这种特色与分期叙述的方法不符。口头文学基于人类的需求产生，同一需求的存在使它在不同的历法时间下重复发生，“我们通常只能从演述录制的时间和地点去感知口头传统的时空，除此之外，我们并不知晓一个传统何时形成”。这种特点与文学史顺时叙述的要求相反。口头文学以固定的模式来表达，在叙述的传递链中，“描述的行为发生的时间，和描述这一行为的实际叙事发生的时间，不受干扰地交流着。”这种特点会扰乱文学史的时间轴线。口头文学以裂变的方式发生，以网状而非线性的方式流布，诸本并出，叙述不受现代性时空序列的影响，具有“非时间性”。这与历史的时间逻辑相矛盾。
总之，口头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源头，是书面文学的重要资料来源，是各民族文学得以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关键。它与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紧密联系，受实用功能的影响，有固定的叙事界域，在创作、传播、接受三个环节的表现与书面文学截然不同。对它的研究需要采用“有别于书面文学理论和工具的理念、体系与方法”，将它组织入史同样需要不同的书写规律和叙述基点。
现有的民间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书写者在对口头文学认识不够彻底的情况下，习用书面文学书写文学史的规律来为它写史，带来述史的诸多问题，导致了文学历史的变异。为了改变这种书写现状，我们寄希望于从事口头文学研究的学者能够继续推进理论研究，作出更好的总结，以让整个文学界能够充分意识到口头文学的基本属性特点。与此同时，希望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甚至是历史学家能够跳出书面文学的范式和立场，从口头文学的本体、方法出发来审视口头文学，在此基础上重新对如何书写口头文学的历史展开思考。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请参考原文）
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文稿来源：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