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文古籍中蕴含着大量的彝族与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其中不乏有反映彝族传统疾病认识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和谚语，有祭祀经文，更有专业的彝族医药单方、验方和秘方等，从中呈现出彝族先民们对疾病不断探索和认知的历程。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及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彝族先贤结合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从发现致病成因、寻药找药，到愈疾防疾，形成了一套具有彝族民间特色的疾病认知理论和防治体系，折射出彝族对疾病认知的辩证思考和理性之光。
关键词：彝文古籍；疾病认知；二元应疾体系；彝医发展
彝族是一个生活在我国西南边陲的古老民族。早在殷商时期，彝族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文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彝族先民用这套表意文字记录了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文学、军事等多方面的文献古籍。这些彝文古籍中，有大量内容记载可视作是彝族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历史经验结晶。这些彝文记载（传抄）的古籍，不仅推动了彝族医药向前发展，而且表现出彝族旺盛的生命力和坚韧的生命意识。
彝族谚语说：“人死皆源于疾病，树亡皆源于火烧。”彝族传统思想认为，疾病是生活中所有灾难的元凶，疾病不仅使人们遭受对疾病本身的恐惧，而且使人们遭受由疾病引起的种种联想和对死亡的恐惧。如何消除这一元凶，成为彝族先民生生不息的追求。
在医学人类学视阈下，对于疾病的解读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病理生理现象，而是力求透过疾病及治病的不同文化理解及文化实践，揭示出掩盖于疾病之下的文化形态及社会过程。彝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疾病认知体系。本文将以彝文古籍为例，分析其中的疾病书写及蕴涵于其中的病因观、疾病观，力求呈现彝族对疾病认知探索的辩证思考和理性之光。
一 多元、辩证、朴素的病因观
彝族对疾病的认知并非一蹴而就，从人类童年期的懵懂到成熟的理念认知，经历了漫长的理解和探索过程。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彝族结合自身宗教信仰及科学认知与生活环境，对疾病产生的原因、致疾条件给出了能够代表群体思考、判断的看法和见解，这些多元、辩证、朴素的病因观，成为彝文古籍书写中彝族文化的独特代表。
（一）源于原始宗教的“人格化”病因观
在彝族先民朦胧的意识中，疾病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密不可分。早期彝族社会，对自然的认知能力低下，人们无法对突如其来的疾病和自然灾害等作出科学及合理的解释，而是认为这一切的发生源于自然界中无法感触的超自然力量。彝族在“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基础上，形成懵懂的病因观，认为疾病的产生主要与以下八种原因相关：神灵带来的疾病，迷失灵魂带来的疾病，鬼魂带来的疾病，祖灵带来的疾病，附着于操作工具的魂灵带来的疾病，职业神引起的疾病，咒语咒术带来的疾病、违反禁忌带来的疾病。灵魂是彝族传统信仰中最为基本的信仰。天地万物，均有其灵魂。有灵魂附体，则有活力与生气，而一旦失了魂，便会精神萎靡，出现疾病症状。当人死亡后，灵魂与肉身相剥离，灵魂将游离于肉身之外继续存在，一部分成为祖灵，而不能成为祖灵的灵魂则成为鬼怪。彝族先民认为祖灵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可以庇佑赐福后人，但若后人违反禁忌或祖礼祖规等，祖灵同样也能降祸惩罚后人。其中，疾病便是祖灵致祸后代的表现。祖灵具有的双重性，决定了人们对其怀有既敬畏、又恐惧，既爱又离的矛盾情感心态。变为鬼怪的亡灵，属性单一，即为降灾者。它们常伺机袭击人们，给人们生存、繁衍与发展带来种种威胁及灾难，使人致病就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云南彝文古籍《查诗拉书》中记载：邪是由没有婚嫁没有伴侣的女人死后所变，变成邪后的女人并没有离开村寨，而是继续躲在村寨中祸害人，使人生病。不仅如此，连粮食、牲畜等都难以幸免。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具象化为一个孤独终老的女人形象，从而将人得病致死、粮食歉收、家禽死亡等现象都归结于这个“邪”。
无独有偶，云南石林彝族毕摩为丧偶女性吟诵的祭奠词中同样将死者的死因邪魔所引起归结为由邪魔所致。词中唱到：“……邪魔倾巢出，四处去作怪，不到地方到，钻到风肚里，清风染上邪，风刮不顺畅。云彩染邪魔，无法移半寸……邪魔降下地，邪气布四方，木洛格提啊，到处染天花。邪魔走路，人间灾一片……”[1]邪魔不仅夺走了人的生命，同时也能摧毁树木、鲜花、动物，使得万物不得安宁。随风而来的邪魔在寨子中游荡，潜入民宅，缠上家人，使其身染重疾，最终医治无效而死亡。祭奠词完整而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邪魔如何祸害日月及人间，解释了人是如何被邪气所缠身，最终得病死亡的全过程。从这些描述中，流露出人们对疾病席卷而破坏一切生命的恐惧。此外，一方面会因保护对象的恭敬而庇佑其身；另一方面，会因为对保护的个人不满或受到污秽不洁等原因而降病于人。除了寻找致病的源头，人们也会从信仰行为等方面对患病原因进行检讨。云南彝文古籍《供牲献药经》中将人所患疾病理解为因触犯魂灵，遭受神灵惩罚或撞鬼所致。
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作祟及人类德行失范导致的鬼神作祟人，在彝文古籍中对病因观最普遍最直接的描述。这样将疾病产生原因与宗教信仰进行关联的意识行为，是彝族人格化病因观的典型体现。
（二）自然现象、自然环境与疾病产生
1.风疾论。在彝族部分文献中记载，疾病的产生与自然界中的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外界之温度、湿度、风速之变化使恒温体的人体产生不适，导致生病，即为“风邪染疾”[2]。
彝族先民认为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万物的生长、繁衍、成熟，季节的更迭、气候的变化等，都与风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同时，彝族先民也认识到风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风使万物生生不息；另一方面，也因风四处流动的特性给人们带来了疾病。凉山彝族口传文献《风的起源》中记载：风啊来到杰野硕诺山，硕诺山上吹三日，毒药神药随风散。[3]贵州彝文古籍《物始纪略·医药的根源》记载了彝族先民认为人世间疾病的生成、蔓延都是由风带来的。风不仅会带来疾病，同时能够使疾病发生变化，这样的观念在凉山彝文古籍《痢疾来源经》中详细记载了来自于天上的传染性疾病痢疾，在传播蔓延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文中用“黄痢鬼、黑痢鬼、灰疾鬼、红疾鬼、花疾鬼、白疾鬼”来代表疾病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变异，不同颜色的“鬼”则分别对应病症的严重程度。这些对疾病变化认知的描述，是彝族先民对传染性疾病在时空中扩散特点的总结。
2.疾病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彝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意识到，人们的身心健康和居住环境优劣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出于此因，对本民族居住环境的选择成为彝族先贤尤为重视的问题。为有效地预防和抵抗疾病，彝族先民在选择本民族“宜居”之所上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四川彝文古籍《勒俄特依·兹的住地》中这样描述彝族先民理想中的居住环境：“屋后有山能放羊，屋前有坝能栽秧，中间人畜有住所，坝上有坪能赛马，沼泽地带能放猪，寨内又有青年玩耍处，院内又有妇女闲谈处，门前还有待客处。”[4]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彝族理想中的居住环境不仅要满足人们生产生活、农耕和畜牧的需求，同时还应满足人们休闲娱乐及人际交往的需求。
彝族先民对自然和地理环境探索及改造的局限性决定，要寻找到一个理想的居所，并非易事。四川彝文古籍《勒俄特依》中记载了彝族祖先武吾格子为找到一个理想的居住地，数十代人不辞辛苦，长途跋涉，最终到达兹自蒲吾并在此定居的过程。通过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彝族先贤摒弃了疟疾、瘟疫、皮疹、湿疹等肠胃疾病和各种皮肤疾病肆虐的“背当烈日晒，腹部起水泡”的西昌之地；森林资源和水草丰富的黄毛埂山脉，各种既能治病，却也能置人于死地的毒草药草随处可见，同样并非理想的居住地；依施特布和尼普俄戳等地，为不清净之地，不适于人畜居住。从而彝族先民一路迁徙，最终选定了“屋后砍柴柴带松脂来，屋前背水水带鱼儿来”，犹如世外桃源并可远离疾病的兹兹蒲吾定居生活。
我们发现，彝族先贤对疾因和环境的关系认识是深层和全面的，不仅关注到身体健康的层面，同时意识到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心理活动也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身体健康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环境，而和谐愉悦的社会氛围、必需的娱乐活动及人际交往，则是心理健康的有效保障。
（三）朴素的宇宙天象病因观
对疾病的认知背后，实则蕴涵着的是一种文化阐释体系，在彝族社会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形成了一套将生命和疾病置于时间与空间中探索，形成一整套以太阳论万物、以天文论人文的疾病理论，充分体现了彝族传统的哲学观念、认知方式、价值观及其对生命与疾病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及观念，彝文古籍中也多有记载。
在长期的天文观察中，彝族先贤通过自己长期细致的观察及智慧的思考总结，形成具有彝族特色的“宇宙演化观”“天地日月星辰系统”的疾病观。在贵州彝文古籍《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宇宙人文论》等中均有关于气浊的记载。气浊是彝族先贤解释、概括人体及自然界现象变化的重要认识。彝医认为气浊之多少均可以通过脉象病症而相应的表现出来。
同时，彝族先贤重视对天地、日月，星辰等运转规律的观测及研究，总结出“天地日月星辰系统”的认识论。彝族先贤认为宇宙万物都应该遵循百事一理贯通、表征盛衰、殷鉴常变这三大原则，即告诫人们要遵循客观规律，要从时间角度看待问题，要从空间角度认识万物。彝医理解为天地万物之间均有平衡，若是打破了这个平衡，那么疾病就由此而生。
正是掌握了寒暑、昼夜、荣枯、生死的变化规律，从而为彝医根据推测病人的衰年和盛年来针对性地采取有效调整和预防措施奠定了基础。
二 医祭合一、二元互动的应疾文化体系
对疾病诊疗方式的讨论应结合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及生活场景加以分析和理解。因不同的世界观延伸出相关的病因，不同的病因观决定了不同的诊疗方式。在彝族传统疾病观下产生的医疗实践，是理性认知与宗教信仰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一方面，大量总结和记录医学知识的彝文医药医书的出现，反映出彝族对因现实成因致疾以及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与医疗实践。另一方面，频繁多样的祭献仪式及宗教活动，反映了彝族以信仰的手段来回应超自然力量致病的积极努力。最终呈现出医祭混合、二元共生的应疾行为规则，嵌合在彝族社会的疾病认知体系中。
（一）驱赶、安慰的宗教仪式治疗
由“人格化”的超自然力量引发的疾病，彝族先民主要采取“信仰疗法”来应对，“疗”的过程则是通过彝族社会中的毕摩和苏尼来实现的。毕摩是彝族医药知识的主要记录者和传承者，也是主要的疾病疗诊实施者。毕摩均为男性，承习方式多为家传，也有部分拜师学成者，主要的职能是在调解人们与祖先、神灵和鬼魂之间的关系。苏尼因“神选”而产生的途径本身就充满了神秘的宗教色彩。苏尼男女均有，其职能主要是为人诊断病因，驱赶病鬼，治疗疾病。
毕摩和苏尼有一套完整的防治疾病的仪式，仪式的最终目的是通过驱赶及安慰来达到治疗的效果。在彝族毕摩诊疗仪式中，会用竹子拍打病人的身体各处，这一拍打病人身体的仪式行为，不仅是对“鬼”“邪”的驱赶，同时也是“祖灵”或“神灵”借助毕摩之手，对违反禁忌或道德失范之人进行惩罚的过程。传统仪式诊疗者因在彝族传统文化期望中存在，使患者在一系列的仪式后，产生了一种确定感和归属感，从而对患者起到一定的安慰效应。用仪式进行治疗疾病以及祈望健康的行为，解释了彝族传统信仰中对超自然力量既崇拜又敬畏的矛盾心理，带有浓厚的彝族传统文化色彩。在治疗疾病的仪式过程中，患者常会喝下一碗毕摩给的草药。可见，彝族宗教与医药相互依存，在宗教仪式的形式之下，实现草药医治的目的。
（二）漫长的、曲折的彝医药发展
1.漫长的寻药历程。在饱受了疾病与死亡的残酷折磨之后，彝族先民逐渐认识到疾病对生命的掠夺和威胁，出于对生命生生不息的追求及战胜疾病的渴望，彝族先民们踏上了漫漫的寻药之路。彝族先民认为可医治疾病的药物不会由“神赐”，也不会通过权利所得，而是来源于生活实践，源于生产劳动及生活中的观察积累。云南彝文古籍《寻药找药经》中记述了天君、天臣及天师一起出发寻药，但始终苦于无法找到“不病不死药”，万般无奈下，只能以黑牛和羊为礼，求教于放牧羊的天仙女。因羊儿生病，牧羊女在宏兽山上寻找药草，经过多次尝试后，治愈了生病的羊儿[5]。此经籍中发现“良药”的主角是一名牧羊女，医治的对象是“羊”而不是人。此牧羊女可以看作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化身，也可以看作是彝族医药起源于母权制时代的原型表达。在长期的放牧实践中，牧羊女逐渐积累了大量的草本知识，经过多次反复实践后，最终才找到了“医治病羊”的草药。对植物属性的了解，对圈养动物的怜悯，并通过细心观察及坚忍不拔的尝试，最终找到有效的草药。这就是彝族先民对医药愈疾最直观最朦胧的认识。云南彝文古籍《尼苏夺节》中记述了彝族先民为寻找到有效治病的良药，经历了艰苦、反复、甚至失败的历程。较之《尼苏夺节》的记述，另一本云南彝文古籍《供牲献药经》则把寻药过程描述更为详细、生动。书中记载到：“寻药找药无暇日，寻药来到雪山顶，巍巍雪山不见顶，未见药树在此生，不见一点药材影……”接着又寻遍深箐、悬崖、大箐、平坝、江边，均不见“药材影”。直至寻找到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天边”，这才大功告成。云南新平县彝文古籍《俄姆支杰察》中也记载了彝族祖先英臣什诺在荒古年代，为了医治世人，帮助他们解除病患之苦，上山采百草，治百病，从而使彝族拥有了现实可用的彝族医药知识继承的过程。这一记载，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颇为相似。以上记载，充分表现了彝族先民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苦苦探索如何应对疾病之道，并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经过认识-发展-再认识-再发展，发现了各种各样能够医治人类疾病的药物的历史过程。在彝族先民的思想意识中，能够治愈疾病的药物乃是先民苦苦寻求、经历艰险，甚至付出了生命为代价才得到的。彝文古籍中所记载的寻药找药的过程，可看作是彝族历代先民防治疾病原始记忆的追述，同时也意味着彝族先民对疾病的认知由蒙昧混沌的纯宗教意识阶段转而向理性思维的萌芽状态过渡，揭示了彝族先民朴素的唯物主义论意识。
2.专业彝医的产生。伴随着对疾病认知的逐步发展及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从传统的仪式治疗者毕摩中逐渐分化出一批专门从事医疗活动的彝族医生，他们摒弃了由原始宗教而产生的仪式疗法，更注重于对病理的研究和分析，撰写下一部部专门记载医药知识的彝文医药专著，伴随着彝医及专业医书的出现，彝族对疾病进行治疗的过程逐渐从宗教方式中剥离出来，成为彝族疾病认知及其文化构建中的重要文化。
这种分化后独立发展从彝医对待疾病诊疗方式的态度和彝文医药专著古籍的出现就可以得到印证。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彝医鼓励人们要积极主动的治疗，劝诫人们不要盲目求助于巫师鬼神。云南彝文古籍《劝善经》中将有了病就积极治疗的汉人、白彝与有病不治而是送鬼的龙烘人进行对比，认为得病时选择治疗方式的差异，决定了几种民族人种的兴亡。同时还提到采用祭鬼的治疗方式会导致家庭生活困难。云南彝文古籍《尼苏夺节》中也强调对待疾病的态度应是“若要人不死，要把太医求，要把良药吃。娘古阿娘吉，娘别厄母病，天天去求神，日日去卜卦，早晚又刮痧。卜卦卦不利，求神神不灵。样样都做遍，病魔不脱身。寻思人世间，人人这样说，治病要喂药，吃药能治病”。[6]成书年代在清末明初之际，由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翻译，于1982年刊印的《卓莫苏》，汉译名为《指路经》，据主要内容有人们称之为《人生三部曲》。此书属于彝族丧葬仪式唱诵经书，在其第一部分“追忆亡人”一篇中有反映彝族先民遇到疾病时，并非“降志屈节，钦望巫助，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而是积极地采药治疗的疾病观。
发掘于云南红河元阳县攀枝花乡勐品村毕摩世家马光福家的《元阳彝医书》，据考证成书于大理国二十年（公元957年），被视为迄今为止发掘出来的彝族医药古籍中最为古老的一部。源于彝医《医药书》的《启谷署》，是黔北和川南毗邻地区的彝族毕摩兼彝医历代独自掌管和运用中草药配合治疗各类疾病的一本彝文古籍，记载有5门、38个疾病、263个方剂。据后人称此书为依据应用于临床，有效率达95%。《齐苏书》，书名意思就是彝族治病的医书，又称《双柏彝文医书》《明代彝文医书》。此外，还有《好药医病书》《小儿生成书》《努苦苏》《聂苏诺期》《老五斗彝医书》《三马头彝医书》《洼垤彝医书》《哀牢山彝族医药》《哀牢本草》《医病书》等大量彝文医药专著。
由于彝族社会各地发展进程的不平衡，因而不同地区彝族对待如何治疗疾病的手段也多样。彝族毕摩当之无愧地承担起尚属奴隶制社会的大小凉山地区治病救人、采药配伍及传承彝族医药知识的主要职能。而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滇中、滇南地区，彝族医药也向更为专业的方向发展，不仅出现了从事专业治疗疾病的行业彝医“诺美颇”，甚至出现了至今仍家喻户晓的拨云眼药锭、云南白药等专门的彝药加工坊。
彝医重视疾病的医治，但同时也发现疾病可以未病先防及即病防变。云南彝文古籍《劝善经》《献药经》记载了彝族先民对疾病预先防疫及保健方面的医学知识，如《献药经》中记载：煮食麂子肉，既可治麻风，又可预防麻风传染；煮食箐鸡肉，既可治疗麻疹，又可预防麻疹。这些防病治病的疾病认知观，都是建立在彝族古老的宇宙观与朴素唯物主义及辩证法的认知基础上。
彝文古籍中的疾病书写，不仅见证了彝族先贤对疾病认知不断探索的过程，同时揭示了蕴涵其中的文化意蕴，是我们挖掘民族文化的一重要窗口。
注释：
①关祖：《彝族医药概论》；贾克琳：《彝族医药学研究》，云南中医学院，内部资料，1993。
作者单位：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
原载：《红河学院学报》2022年1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