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多元价值需要进行多理论维度的解读。文章选取四川凉山州"彝族赛马"作为研究个案，在理清"生境"概念的基础上，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2个维度阐述了彝族赛马的生境模塑问题，旨在尝试性地揭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所处生境的关系及其一般性规律。具体从彝族赛马所具有的特质和族群选择的角度，分析了生境对于其文化个性形成的模塑，以及作为一种生境适应的结果，彝族赛马承载了多方面的民族文化意涵，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传统文化体现着彝族族群的集体情感，并成为民族精神的载体。
关键词：彝族赛马；生境；文化生态学；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聚居于我国不同地域的各民族,创造了包括传统体育文化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方式均在其所处的生态和文化背景中形成”[1]。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纵向演进和横向融合的过程中,生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一抓手,可以使我们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认识和梳理这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通过文化生态和文化适应维度的分析,会使这一文化类型得到更多维的理论诠释和样貌描绘。国内关于“生境”最新的相关成果是张爱梅[2]等人对于不同生境中沙棘种子内生菌的研究,同类研究多集中于环境、生态、农林、预防医学等领域。国外关于Habitat 的研究,也相对聚焦于生态、植物方面,且最早的成果可以追溯至1896 年(Lucien M.Underwood)[3],同类研究主要围绕植物、动物、环境、生态等问题进行不同维度的分析。在社科领域,从“生境”角度进行研究的较为鲜见。然而,“生境”议题可以更好地呈现文化产生的种种,体育文化也包括其间。
1 生境:新进化论中的“文化与环境”
20 世纪初,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开始出现,到了60 年代,“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一词开始使用,人类学和生态学的交叉研究更加深入。“二战”后,人类学领域的“进化论”回潮,以怀特(Leslie White)为代表的“新进化论学派”兴起,其中的代表人物对“环境”特别关注。怀特的学生斯图尔德,首次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并对不同生存背景如何诱导了文化的适应进行了研究,并且“非常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认为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社会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特殊适应过程引起的”,在其研究范围内,“外界环境是直接参与模塑文化的外界条件”。萨林斯作为斯图尔德的学生,在总结怀特和斯图尔德关于“进化”的理解基础上,提出了“双重进化原理”,认为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会经历一种复合的进化过程,即“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其中,特殊进化是指文化会针对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而作出演化和发展,从不适应到越来越适应当地环境,进化的方向不是向上发展,而是横向适应,“发展的起点是不适应,演化的终点是高度适应”。在萨林斯新进化论框架内的环境是“各种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即“生境”。所谓生境,乃是生态学领域“环境”的基本概念,具体是由生物和非生物因子综合形成,而描述一个生物群落的生境时通常只包括非生物的环境。具体是指“生物出现的环境空间范围,一般指生物居住的地方,或是生物生活的生态地理环境”。“生境”一词在从生态学到文化生态学领域的过渡使用,是伴随生态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文化生态人类学、文化生态学几个学科的交叉和发展而实现的。生态学研究开始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并且与社会科学中的人类学交叉,形成了“人类生态学”这一分支,人类作为生物物种之一被纳入自然生态系统之中去研究,这一改变或突破,为文化生态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需重视的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领域的人类生态学,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一定问题,即人类生态学关照了人类的生物性,但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的社会性,而社会性是与特定文化关联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也认为:“文化是某种生物现象,文化是建筑在生物基础之上的”[4]。而其中所谓的“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和生活而为自己创造的“新的、第二性的、派生”的环境。当然,“人类并不是创建了一个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而是分别由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民族或族群)为自己创造了各不相同的具体文化”[5]。时至20 世纪末,从文化的视角观察和认识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得到生态学和人类学研究者的认同,两个学科相结合,创建了关于“文化—自然”研究的文化人类许分支学科——文化生态人类学。
在文化生态理论的内容体系中,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是核心,而其中的环境是一个即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概念,即所谓的“生境”。文化生态的相关理论为认识和诠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生境在文化生态学领域的内涵所指是本研究的立基所在。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在产生、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这种近乎模塑的文化现象究竟如何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作为一种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鲜明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其起源、演变和发展也是在其所处的“生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影响之下进行的。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文化群体的族群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适应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当代德国著名哲学人类学家米切尔·兰德曼所提出的:“人是文化的存在”。各民族族群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社会性活动,其实质就是文化主体间进行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在此过程中,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其发展模式也通过这种文化接触而发生适应性改变,而这种适应性的改变恰恰是由于文化生态理论框架中的“生境”的影响和模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也在此适应的过程中渐渐形成,并作为一种文化个性融入到民族文化的精神层面,进而成为一种促进民族认同的方式而世代传承。基于此认为,从经典理论的视角来审视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内的文化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新的认识和新的观点。
2 生境适应:彝族赛马的生成理路
四川凉山“彝族赛马”历史悠久,关于“彝族赛马”活动的历史记载中,成书于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至雍正七年(公元1729 年)间的《西南彝志》①《西南彝志》:其编纂者传说是贵州古代水西地区阿哲土司辖区内,热卧土目家的一位“摩史”(司宣诵及外交事务的官员),人称“热卧摩史”,据考证,他的名字叫“益果那埃拔”。从《西南彝志》的内容来分析,这部史书成书在康熙三年(公元1664 年)吴三桂剿水西之后至雍正七年(公元1729 年)黔西北地区全部改土归流之前。中就有关于跑马活动的记载。由此记载可见,“彝族赛马”活动至今已有近400 年的历史了。此外,关于“建昌马”早在汉代就有记载,如《史记》中所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榨马、焚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其中的“榨”,即指凉山东北部的甘洛、汉源一带,而“榨马”是“建昌马”在汉代的别称。
纵向梳理来看,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生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凉山彝族所聚居的“金沙江南北地带,北至大渡河,南至红河的广大地区”[6],多年来在地理和地形等方面变化并不明显,气候、气温、降水等也相对稳定,林木、药材、谷物等植物品类也增减不多,由此推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在自然环境方面基本保持了几百年来的样貌。而改变较多的则是生境的另外一个维度——社会环境,众所周知,凉山彝族地区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现代社会,前3 种社会形态的时间比较漫长,对当地社会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诸多社会环境因素中,政治制度的演变影响最为深远,四川大凉山的奴隶社会时间较长,彝族处于以“兹莫”为首的奴隶主统治之下,相对完整的奴隶制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有残余,鲜明的等级制度对当地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封建社会的“土流并治”和封建地主阶段的“改土归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凉山彝族地区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以后,凉山地区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之前以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封闭落后的社会形态,逐渐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型,经济形态也从封闭的农耕、畜牧自然经济逐步向农业市场经济和工商业过渡。综上,凉山彝族地区生境的改变虽然对“赛马”这种民俗活动产生直接影响,但自然环境的相对稳定为其存续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社会环境的变革和转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开展的大环境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可以说产生的是间接影响。
2.1 彝族赛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
马林诺夫斯基在其“需要理论”中宣称:“文化各部分的发生、发展、执行、传播、演化都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条件,区别仅在于具体民族的文化及其依赖的程度和方式上,其中依赖包含‘载体性依赖’和‘本体依赖’”[7]。分布在不同地域的各民族,其传统体育文化的形式、特征和内涵都是在适应所处自然条件的过程中形成的,换言之,是自然环境的不同孕育出风格各异的传统体育项目和文化。
2.1.1 特殊山地环境孕育出品种优良的“建昌马”
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地域面积约60 000 km2,此地自然生态环境多样,地理环境以山地为主,复杂多变,气候垂直、水平差异比较明显,当地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农作物种植;同时,这种气候和地理环境为发展畜牧养殖提供了便利条件,牛、养、马等家畜成为凉山彝族聚居区重要的生产方式之一。为了便于在山地环境中运输农作物,当地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养成了养马和用马的习惯,马成为彝族居民重要的生产工具。在山地环境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之中,当地彝族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对马匹进行了人为的拣选,经过自然环境的长期影响和人为培育,“建昌马”这种具备“耐力好、身体灵巧、适应性强”等特征的优良马种就被培育出来,成为凉山彝族地区普遍使用的马种。同理,“建昌马”这种在体型外貌特征和生理结构功能方面特别能适应山地生态环境的马匹,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彝族赛马的首选马匹。可见,凉山彝族赛马的马匹是适应当地特殊自然条件的产物。
2.1.2 植物的适应性为彝族赛马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彝族聚居的凉山州,各地都明显呈现出立体气候,植物的品类和特征也与当地的山地环境高度适应。受土壤特性、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刺激种植业比较发达,所辖17 个县市都具有代表性的农作物。地处凉山州北部的甘洛县、越西县、喜德县农作物以玉米、高粱和荞麦为主;东部的金阳县、美姑县、布拖县和雷波县以种植荞麦、土豆、苹果为主;西部的冕宁县主要种植玉米、水稻;南部的会理县、会东县则主要种植水稻、甘蔗、烟叶和石榴。各种类型的农作物种植,山地环境不便使用现代化的耕作和运输工具,马匹成为驮运农作物的首选。由此可见,凉山州较为发达的山地种植业,在很大程度上为马匹作为驮运工具的使用创造了条件,马匹因此成为每家每户都拥有的劳作工具。马匹的普及养殖和广泛使用,为“赛马”活动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和先决条件。不得不说,“彝族赛马”的产生、开展和发展是以山地种植这种农耕文化为背景和基础的。而这一现象从文化生态和文化适应的角度来看,是当地植物对于自然的适应性而影响和模塑了包括赛马在内的传统体育文化。
2.1.3 动物的适应性推动了彝族赛马的发展
凉山州地理位置特殊,自然环境也具有特殊性,山地环境孕育了发达的畜牧业。在凉山州,“牛、马、驴、骡、羊、猪、鸡、鸭、鹅”等畜类都有养殖,据有关资料显示:“2013 年全州实现畜牧业产值154.3 亿元,2013 年,全州猪、牛、羊、蛋鸡和肉鸡适度规模养殖场(户)已达44 349 家”[8]。可以看出,凉山州畜牧业已经逐步实现了从传统养殖到现代养殖的过渡,发达的畜牧业为马的养殖和培育提供了良好环境。养马,一方面为了方便日常生产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买卖产生经济效益。包括养马在内的畜牧业,在凉山州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来源,畜牧业在某种程度上为“彝族赛马”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在畜牧文化发达的环境之下,当地彝族居民会更加重视马匹的养殖和培育,关于养马、用马、驯马、相马的知识经验也会不断积累并流传,从而为“赛马”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和马匹保障。
2.2 彝族赛马对社会环境的适应
相比而言,“社会环境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制约要直接的多,然而缺缺乏稳定性”[9]。即构成社会环境的因素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更加的多元和善变,在不同的阶段,其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会表现出强度上的差异。就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影响和制约其发展的社会因素抑或是民族政策、地方制度、宗教信仰、民风民俗、节日庆典、新生文化等等,但并非所有因素都会同时出现并影响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彝族赛马的延续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彝族的民俗、重大节日和旅游产业的影响。
2.2.1 彝族赛马与爱马民俗关联绵密
民俗乃是源于民众生活的文化,但凡一项传统体育活动,其起源、演变、发展都与该民族的民俗关联绵密。不同类型的民俗,根植于人类社会的生活需要,逐步成为一种规范和制度,使人们的行为方式、语言及心理得到规范,即所谓:“习俗移人,贤智者不免”。“彝族赛马”,是彝族的一项民俗活动,与彝族居民的爱马习俗关联绵密。自古以来,凉山的彝族人就爱马如命、爱马如痴,不论家贫家富,都有养马之习,有俗语云:“一个人只值一匹骏马”,凉山地区原属宁远府,据民国《宁属调查报告汇编》记载:“宁属之马约有15 万匹,每年外销6—7 千匹,出入宁属均以马锅头(赶马帮的人)是赖,入市交易无不乘马,民家可无一牛,但必有一马……”。此外,彝族人从小就在养马、用马的过程中学会骑马,好骑技会令人艳羡,在大规模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会备受敬重。此外,彝族人培育出“建昌马”这种良种马,并将跑马分为“骏马、跑马、骑马、驮马”等类型,以及总结形成了彝族独特的“相马”理论、方法和标准,彝族对于马匹的热爱可见一斑。爱马的民俗,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影响彝族居民行为方式的力量,产生心理层面的趋同,进而成为一种具有同化力的民族文化,使根植其中的各种活动拥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2.2.2 “火把节”与“彝族赛马”双向成就
“传统身体文化与仪式、节庆活动关系密切”[10]。与其它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类似,“彝族赛马”的开展时间集中在一年一度的“火把节”上。彝族“火把节”是彝族重大祭祀性节传统节日,自汉唐起,已沿袭1000 多年,一般于每年农历6 月24 日举行,历时3 天,节日期间开展的活动有“赛马、斗牛、摔跤、斗鸡、赛歌、选美、老鹰捉小鸡、爬杆、抢羊、射击、斗羊、跳‘朵乐荷’舞、耍火把等”。“火把节”民俗在凉山州的布拖、普格保持得最完整、最具特色,是火把节的中心,被誉为“火把之乡”。从“火把节”和“彝族赛马”的关系来看,两者是相互成就的:一方面,“火把节”为包括“彝族赛马”在内的传统民俗活动提供了开展的时间和空间,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展示赛马活动风采的平台,通过盛大的“火把节”,赛马活动才能更加引起彝族居民的重视,从而激发积极而又持久的参与;另一方面来讲,“彝族赛马”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火把节”的活动内容,竞争激烈的赛马活动不仅吸引了数量众多的参与者,也吸引了大量当地及全国各地的观众,通过赛马活动,“火把节”更加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因此而言,“火把节”与“彝族赛马”,两者是一种双向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
2.2.3 旅游业勃兴拓展了“彝族赛马”的发展空间
早年以来,凉山彝族“火把节”是一项以民间自发组织为主的活动,包括赛马在内的各种活动都在一定的小区域内进行。随着交通状况的不断改善,旅游业在近年来得以快速发展,凉山丰富的旅游资源得到开发利用,旅游业得到长足发展。据数据显示,2017 年凉山州共接待游客4366.8 万人次,同比增长6%,实现旅游收入362 亿元,同比增长19%。此外,“火把节”在旅游业勃兴的背景下被打造成为一个凉山的地方文化名片,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使这一民族节日逐渐与国际接轨,近几年的“火把节”以独特的彝族文化和民风民俗为主题,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友人前来观光。可以看出,旅游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火把节”的影响力,而借此节日平台,“彝族赛马、斗牛、摔跤”等民俗活动都被更多的人所熟悉,其发展空间也因“火把节”影响力的提高而得到进一步扩展。
3 生境模塑:彝族赛马的特征形成
生境的生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民族文化个性的影响亦非一朝一夕。在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宗教、民俗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民族文化在地域性和民族性方面的显著个性于焉形成并成为该民族的精神品格,作为一种文化特质伴随民族的不断演变、传承和发展。
3.1 形质皆美,人马共竞
“彝族赛马”跟大多数赛马活动一样,是以竞速为主的活动,骑马跑完规定距离用时最短的参赛选手为优胜。比赛过程中,既能看到骑术高超的选手夺取优胜时的欢欣雀跃,也可以看到“人仰马翻”的遗憾与失意退出;体型优美、体格健硕的马匹在赛道上扬蹄飞奔时的场景本身就是一种壮美,比赛过程的跌宕起伏和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为这项古老的活动增添了无限魅力。总之,在赛马的整个过程中,观众可以欣赏到不同类型马匹的体型美、可以感受到比赛现场激烈的紧张气氛、可以欣赏到策马扬鞭时风一般的速度、可以惊叹于骑手精湛的骑马技艺、可以在观看比赛的过程中获得一种美妙的体验。因此而言,“彝族赛马”是一项具有较强观赏性的比赛活动。
竞技性是所有体育比赛项目的基本特征,“彝族赛马”的整个比赛过程中,竞技性也得到突出的表现。首先,“彝族赛马”比拼的是骑手的骑技,精湛的骑技需要赛前长期的练习,如何在比赛过程中根据马匹的性格特点和体能状况进行速度的把控,如何根据直道和弯道的区别来调整比赛节奏,如何依据马匹的生理表现来调动其最大潜力等等都是骑手在比赛过程中需要掌握的基本技术。其次,“彝族赛马”的竞技性也体现在场下。比赛用马的选择、平时的喂养和赛前的补给、骑手的选择与技术训练(一般选择体重较轻且性格坚韧的青少年男孩)、人与马的沟通与配合、战术的选择与运用等等都是决定赛马比赛成绩的重要因素。再者,“彝族赛马”的竞技性还直接表现为赛场上的激烈竞争。参赛选手往往会根据比赛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战术,赛马不仅比拼骑技,也是智慧的较量,尤其在不分伯仲的较量中,你追我赶的激烈场面体现出强烈的竞技性。总之,“彝族赛马”是一项融合了“相马、养马、驯马、训练、竞赛”等环节的强竞技性传统体育活动。
3.2 集体选择,全民参与
“任何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与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孕育出特定的文化”[11]。长期以来,凉山州彝族居民养马、用马习俗甚盛,马在彝族传统文化生成和建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在“火把节”这个全族人的盛大节日上,日常生活中的作为劳动工具和交通工具的马又成为驰骋赛场的“赛马”。从建昌马的培育历史可以看出,其符合当地实际的各种生理特征,其实是一代代彝族居民在长期养马、用马的过程中不断人为选择的结果。可以说,彝族赛马这项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作为“彝族赛马”最主要元素的马匹的产生,是彝族居民在调整和适应民族文化生境中的一种主观的“自然选择”。如今,“彝族赛马”依然是一项深受凉山彝族居民喜爱的活动项目,直接参与赛马的选手众多。在凉山彝族火把节开始之前,往往需要逐级开展村、乡、片区、县级的选拔淘汰赛,最终晋级县级比赛的马匹和选手都是各片区的优胜者。随着近年来“火把节”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加之政府对于各种活动的支持和奖励力度不断增大,赛马活动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大,参赛选手越来越多,普格县、布拖县的火把节上,参加比赛的赛马数量超过千匹。在各地区不同期举行的“火把节”赛马活动中,往往会聚集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前往观看比赛,“赛马”活动的观众,其实是作为间接参与者参与了赛马活动。
3.3 集体智慧,融于节日
“彝族赛马”是一项经过生活经验积累而演变形成的传统体育活动,凝结了不同时期、不同世代彝族人的集体智慧。首先,彝族居民是赛马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如前所述,“彝族赛马”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彝族的民族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彝族居民将生产生活中所用的马,进行骑乘功能上的延展,从而创造出彝族赛马文化并将其传承至今。彝族居民创造了丰富多彩、内涵丰富的赛马文化,培育出了良种的“建昌马”、创造了“赛跑速和赛小踪”为主的赛马方法,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独到的“相马”理论和方法,创造了关于骏马的故事,形成了一套驯马和训练骑手的有效方法,制定了关于赛马的竞赛规则……总之,是彝族居民创造形成了赛马文化,并将其融入本民族最为盛大的节日——“火把节”,实现了一代一代的传承。在彝族赛马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彝族居民作为创造主体和传承主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在赛马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同时也在传承创新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次,彝族居民主导了赛马活动的开展。起初作为生产用畜的马匹,在彝族居民的主导下分化演变成为一项传统体育比赛,其中的规则制定和完善、场地大小规格的确定、赛制竞赛方法的拟定修改、奖项奖励方式的商定、马匹的培育驯养挑选买卖等等相关事宜,都是由不同时代的彝族居民所主导完成的。在赛马比赛的所有环节中,彝族居民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也正是由于彝族居民的参与,才使得彝族赛马成为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彝族生产、生活、历史、民俗、宗教的集中承载。
“赛马”最为正规的比赛是在一年一度的“火把节”上进行。“火把节”作为彝族最为盛大的民族节日,为包括“赛马”在内的彝族传统民俗活动提供了展演平台。“火把节”上开展的“选美、斗牛、爬天杆、赛马”等活动当中,赛马是最具观赏性、最为激烈、最具吸引力的比赛。“赛马”为观众所呈现的是一个策马扬鞭、风驰电掣、群马争先的激烈活动场面,精湛的骑术强调和讲究的是“人马合一”。由于参赛人数众多,每年的火把节赛马都举行多次选拔和多轮比赛,人山人海的观众在“火把节”这个以节日为载体所构建起来的仪式中感受节日文化,获得特殊的情感体验。可以说,是彝族居民将包括赛马在内的各种活动与“火把节”融合并不断改进优化,共同构筑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文化底蕴厚重的彝族节日文化。
4 生境适应:彝族赛马的文化意涵
4.1 赛马是彝族集体情感的表达
“彝族赛马”之所以有庞大的参与群体和高昂的参与热情,与族群的集体情感不无关系。赛马,看似一匹马一个骑手,在赛场上跑一跑,但其背后所隐含的内容并非这般简单;赛马首先代表的是一个家族,家族成员会围绕赛马进行各种分工,养马、驯马、训练、喂养、看护等等环节都分工明确,骑手需要精心挑选,体格健壮、体重较轻、勇敢顽强的青少年男性会被选中,赛前还需要各种形式的“人—马”训练,比赛的结果直接与该家族、村寨的名誉相关联,优胜者会有“光宗耀祖”的满足感。因此而言,赛马首先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彝族家族的集体荣誉。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彝族赛马”的参与者,仅限于“彝族”内部,外族人几乎不能参与其中,这一现象反映出赛马与彝族居民集体心理的必然关联。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彝族赛马”虽然是以个体(人和马)之间的比拼为表现形式的传统体育活动,但其背后的维系是家庭或家族的集体情感,所包含和体现的是彝族这一古老族群在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集体意识,而赛马所承载的集体情感也在很大程度成为这项古老传统体育文化现象能够赓续至今的动力基础。
4.2 赛马是彝族族群精神的载体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滋养的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内含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基因,也内聚中华民族在历经磨难中锻造形成的民族精神”[12]。“赛马”所呈现的顽强拼搏、勇于争先、坚韧不拔的精神状态,恰恰是彝族居民精神面貌的反映。众所周知,彝族聚居的地区大多为山区,土地相对贫瘠,可利用资源相对匮乏,正是在这种相对艰苦的生活条件中,彝族居民铸就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品格。从赛马这项传统体育活动来看,“建昌马”的短小精悍、吃苦耐劳、适应性强等特征,赛马过程中的奋勇向前、努力拼搏、敢于争先等品质,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彝族居民的精神状态相吻合,也正是由于赛马精神和彝族民族精神的契合,赛马才能被彝族居民喜爱,从而传承百千年。正所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这种文化已经内化于心,变成文化主体的一部分”[13]。赛马这种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彝族的传统文化符号,承载着世代延绵而又历史厚重的彝族族群精神。
5 结语
相较于我国项目众多、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彝族赛马可谓沧海一粟。然而,作为一个古老民族的代表性传统体育活动,所承载的是与该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生产生活等密切关联的各种信息,虽不能以一概全但也可作为“豹之一斑”。将文化生态理论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研究的成果已不足为鲜,然科研工作所倡导的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本文尝试性的从“生境”的角度入手,探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所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关系的起承转合,旨在探索更多观照民族传统体育的视角和维度。文章更多地着墨于生境之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和模塑,然而,文化的演进机理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其中还涉及“能动选择”的题旨,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略，请阅读原文）
作者：韩玉姬，成都中医药大学；王洪珅，成都体育学院；梁勤超，成都师范学院。
原载：《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6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彝族人网（摄影：黄平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