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央势力进入四川地区，为建设西南后方、支援抗战等多种原因的需要，川康地方政府对凉山地区进行考察，根据考察的结果从多个方面对凉山地区进行治理，从而改善与凉山彝族的以往对立冲突的关系。
关键词：川康地方政府；凉山彝族；民族关系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借以追缴红军的名义，将势力深入四川地区。国家权力开始参与到四川的边政问题上来。在国府西迁、国内抗战形势不断变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央政府愈发重视西南大后方的建设。凉山地区位于滇川交接之处，物产丰富，是建设西南的重要地区。因独特的社会形态和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外界对该地区认知甚少。历史上的夷患问题则使得凉山彝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直以对立冲突为主。30年代中期之后，政府开始对凉山地区进行考察，根据考察结果来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改善以往与彝族对立冲突的关系。
一、凉山彝族与政府的武装冲突
历代政府在凉山地区实行的民族政策都带有显著的民族歧视与压迫;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快速发展使得两者之间关系紧张，冲突不断。民国时期，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政权更迭不断。与此同时，凉山地区军阀势力的介入也加深了该地区的民族矛盾，夷患问题日益严重。政府对待夷患问题多采取武力镇压的方式，如此循环往复，使得政府与凉山彝族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各地方政府根据各类的考察结果制定相应的政策，尽管较之以往，有所改变，但武力冲突仍是不可避免的。从30年代中期之后，国民党军队对普雄地区发动多次进攻。1945年3月，国民党二十四军（刘文辉部）36师刘元瑄对分三路普雄地区进攻，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当地的彝民联合起来反抗国民党军队。1946年6月，刘元瑄纠集四千余人再次向普雄地区陆空两面发动进攻，据统计，“上中下普雄共投掷了20枚炸弹。这样做低空扫射和大肆轰炸的时间长达一月之久，彝族人民被打死和炸死的就有6人，受伤的有2人，打死和炸死牛羊无数，炸毁房屋3间。”[1]除发动进攻，还将彝族上层的子弟拉去西昌坐质，并迫使彝人交出1000锭银子的投诚费，将果基家和阿候的黑彝捆走关押，随后便退出了普雄地区。
凉山彝族在与政府对抗中往往因为人员稀少、武器装备落后等原因经常处于劣势。当对抗不过政府军队的时候，往往会将仇恨发泄到周围所居住的汉民身上，在他们看来，汉民与政府军队都是汉人，都一样可恶，所以凉山周围的汉区经常遭到彝族的抢劫与掠夺。“民国二十七年恩扎家大反屏山，流中塘、大土地坳，高角山、三星、沙沱等地皆受其害，捆去人民甚多。同年，峨边甘家黑夷洋人儿及三山儿捆掳汉地人民经过中国木业公司林场，经林警执送县府拘押，县府将洋人儿送乐山专员公署看管，三山儿病毙峨边狱中，洋人儿自乐山逃脱，声言大反。”[2]
二、凉山彝族与政府的相互妥协与调适
（一）政策制定的转变使得彝族向政府投诚
1939年，西康省建立之后，刘文辉对宁属地区施行统治，对宁属彝族，刘文辉则采取三化政策进行治理，三化政策中的“六不”执行，使得宁属地区的许多彝人向政府投诚。“六不”主要指“不收投诚费，不收见面礼，不轻用武器，不准打冤家，彝汉平等，黑白平等”，对前来投诚的夷人不再收取投诚费和见面礼;同时上逐步改变历来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采取的彝汉平等的民族政策;黑白平等是对彝人社会中的土司、黑彝、白彝、娃子社会等级进行平等对待。该政策从一定程度上改善彝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民国二十年后之大反，未经任何缴办善后，而有凉山诸夷先后投诚。鸦片之功固不在武力之下也明甚。然而，投诚之后，非不捆掳拦劫也，亦非不大反也。惟一大反未久，多数地面之元气未复，暂时无可焚劫，固不如夷汉合作种烟，以共图千载一时之大利为计之得也。”[3]彝人投诚与“三化”政策的制定是分不开。“民国二十六年四月，试办恩扎吼普六峨家投诚手续。同年五月，续办恩扎家胞族所慈各氏族投诚手续。恩扎拉千父子来城，由县长堂见，当派拉千返夷地宣抚。”[4]
（二）四十八甲：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迈进的第一步尝试
除投诚之外，部分彝民也被纳入保甲制接受政府的管辖。值得注意的是在宁属地区，彝民接受保甲的地区多在彝汉杂居区，而在彝族真正聚集的地方并没有真正的推行。但要特别提到的是隶属于“宁属屯垦委员会靖边司令部”所控制下的“四十八甲”。
四十八甲是二十世纪前期在安宁河及其支流沿岸彝区的基层政权，既属于行政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其大致的范围是西昌北门到冕宁拖乌、喜德两河口、小相岭，以及昭觉和越西部分地区。该地区是川滇交通线的咽喉要道，土壤肥沃、资源丰富，吸引着外来彝民的迁入。新老居民為争夺土地等资源不断爆发冲突，出现各种治安问题。至二十年代后，全国政局稳定，地方势力开始在凉山地区兴起，邓秀廷和孙子文在保路护商的行动中，逐渐恢复了从西昌到冕宁和越西等地的交通，建立了良好的秩序，周围的彝汉民众对此行为十分拥护，纷纷前来投靠，邓、二人便将这些人进行编甲管理，这便是“四十八甲”的雏形。
三、凉山彝族政治诉求与支援抗战
在抗战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之下，凉山彝族政治承认诉求不断上升。1936年凉山土司岭光电参加云南彝族高玉柱等人的请愿活动。抗战结束后，请愿团到南京开展请愿活动，为彝族人民谋求政治权益。除谋求政治诉求外，凉山彝族也支援抗战。在政府的动员下，不少彝人参加抗战建设。昭觉县不少彝人参加西昌小庙飞机场的修建，“八咀家也已出了一百名民工，此外县境阿什（作[阿索]或[阿素]）家出了一百二十人，娃渣家可出数十人。”[5]除机场外，在岭光电和曲目藏尧等彝族干部的动员下，有不少夷人参加修建乐西公路。红军长征进入凉山境内，共产党释放夷卡中人质，制定并宣传民族政策与方针，不少彝族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越巂县有700多名贫苦青年加入红军，其中有王海民、潘占云等100多名彝族战士，红军将加入的彝族青年另编为一个连队。凉山彝族人民的加入为支援抗战壮大了武装力量。
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政府对凉山彝族认识的不断加深，其对夷态度发生转变，对夷政策也由民族歧视、压迫逐渐向民族平等转变;在政策的调适与转变下，彝族与地方政府的对立状态得以缓解，其政治承认诉求不断上升，同时，彝族的社会关系由血缘向地缘转变，并逐步纳入到现代国家的统治秩序中去。但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统辖下的川康地方政府，在对待彝族问题上仍存在着较大的阶级局限性，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该如何正确处理与彝族的关系。总体而言，川康地方政府与凉山彝族的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尽管矛盾与冲突仍然存在，但以往对立冲突的局面逐步缓和，在相互磨合与调适后，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对消解民族仇恨与民族矛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客观上促进了凉山彝族的民族整合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任映沧，大小凉山倮族统考[M].康定：西南夷务丛书社，1947.
[2]秦和平，民国时期凉山彝区的“四十八甲”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1）.
[3]高伦，大凉山夷区见闻录[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
作者简介：王乃荣（1993—），女，汉族，河南焦作人，研究生，云南师范大学。
课题项目：本论文系民国政府与大凉山彝族关系研究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sdyjs2019014）。
图片：1937年凉山彝族人，庄学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