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界很重视外宣翻译的研究，但对外宣翻译质量的评估却相对沉寂。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翻译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效果。近年来，彝族文化外宣翻译研究发展不断深入，有效地树立了彝族文化独特的国际形象。作者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了彝族文化外宣翻译的质量评估问题，有利于彰显我国地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传承和保护彝族文化，甚至对我国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翻译研究和对外宣传将产生积极作用。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彝族文化；外宣翻译；质量评估
由于彝族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以及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因此其文化的外宣翻译更要深入研究。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是“和谐统一”“以译者为中心”将翻译的生态环境与译者看成一个整体，认为译者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从而进行翻译策略的适应性选择。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彝族文化外宣翻译进行质量评估是可行的和必要的。另外，基于生态翻译学视角的彝族文化外宣翻译质量评估也将进一步开拓外宣翻译评估的新领域和新视界。
一、生态翻译学概述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顾名思义即以生态学作为哲学依据，以翻译学为理论依托，是一个整合性的交叉学科，它是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基础不断发展和延伸而来的。生态翻译学是利用生态理性特征、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学进行纵观的生态翻译研究范式[1]。翻译学是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的综观整合性研究；从狭义上说，生态翻译学是一种基于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方向。它的核心观点是“译者中心”“翻译生态环境”“适应与选择”“三维转换”和“生态系统和谐统一”。生态翻译学虽然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范式，也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但其全面而又高度统领的视角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如今，生态翻译学在外宣翻译领域的应用已愈加广泛，为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彝族文化的外宣翻译研究概述
从本质上讲，民族文化外宣翻译研究是跨文化研究与翻译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彝族文化外宣翻译的实践与研究就需要将彝族文化与跨文化翻译研究相结合。
将彝族文化与跨文化翻译融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很好地拓展文化翻译研究这一领域。具体说来，将来的彝族文化研究的方向与思路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具有彝族文化共性与个性（尤其是个性）的民族民俗学分析及文化信息采集研究；2.研究具体的彝族文化内涵（比如：彝族图腾崇拜、彝族社会生产与地域特征、彝族意识形态、风俗传统和语言符号系统等）；3.彝族文化外宣翻译中文化信息的角色定位、外宣翻译目标规划与适用理论选择研究；4.彝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协调与认同研究；5.现有彝族文化翻译策略的适用性与实例研究；6.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彝族文化外宣翻译思路；7.彝族文化外宣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影响因素调查研究；8.彝族文化外宣翻译译本的文化传播途径、方式及效果实证研究等。
在以上这些研究中，彝族文化外宣翻译特点将是重点研究对象；英汉翻译将充当传递的媒介，在英语环境下，分析文化传递的效率水平与受众的接受程度。然而，彝族文化外宣研究者有时会遇到一些难题：出于适度处理的需要，彝族文化特有的表达方式与文化信息需予以保留、文化传递策略选择以及彝族文化与普通文化翻译研究相结合的难题。因此，在研究彝族文化外宣翻译时，研究者们应充分考虑以彝族文化建构和国际推介与传播为目的，在对彝族文化信息内涵进行充分挖掘和分析之后，充分结合彝族民俗与翻译研究，摒弃旧的以单一文本翻译为切入点的信息查询模式，要进行以彝族文化系统整体外宣为基础的翻译目的的翻译探讨、辨识和选择策略，通过此途径实现更好的文化信息传递。
综上所述，彝族文化的外宣翻译研究与其他普通文化的外宣翻译研究紧密相关，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对于彝族文化的推广更具有非凡的意义。但是，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该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与难题。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外宣翻译，对于彝族文化对外宣传与传播的作用与影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这既是一个可以拓展跨文化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可以提升中华民族国际身份和地位，进而提高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绝佳机会。
三、彝族文化外宣翻译研究引入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必要性
生态翻译学是基于生态学而产生的一种翻译方向，与之前的文化转向不同，它将翻译置于更加广阔的视角之下并让翻译的各个维度得到充分关照的一种综合性翻译理念。“生态翻译学研究”有时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喻指”，即一种将翻译生态隐喻类比作自然生态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实指”，即一种定位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互动适应选择的研究，其中特别强调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也就是说，生态翻译学研究强调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来看待翻译活动，站在生态学的视角与大背景下研究翻译，通过生态翻译学特有的叙事方式对某一翻译现象进行描述与解释，对其本质、过程进行阐述[2]。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对此也曾做过相关描述，他认为生态翻译也就是从原本内在的生态结构出发来对翻译作品进行选择，且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原文含义的再现。该理论既不主观地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意识，也不一味地追求对原文的被动“忠实”[3]。
较之于其他研究范式，虽然生态翻译学作为翻译领域的一种新型的研究范式，其发展和影响还相对较慢、较小，但其全面而又高度统领的视角对翻译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出口。生态翻译学是作为自然学科的生态学和作为人文学科的翻译学二者相互结合的产物，虽然其中存在诸多问题亟待研究，并且也有诸多译文需要做详细的解释说明，但是生态翻译学已经站在了统领包括人在内的这个自然生态的高度上，这无疑给未来的翻译学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胡庚申教授在他的著作《翻译适应选择论》中提到：“生态翻译学的目的就是要试图找到一种既具有普适的哲学理据，又符合翻译基本规律的译论范式”[4]。因此，生态翻译学的翻译观即是着眼于“人”，致力于“纲”举“目”张，最终确立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的理论范式。而在此理论框架下的一系列翻译研究的焦点，都是从更基础的层面对翻译现象和翻译实践提出了新的认识和见解。其中特别是“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对于应用性翻译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总之，由于彝族文化个性独特，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因此其文化的外宣翻译才更容易误读：译者对原语的误读；译者翻译不当引起的受众的误读。而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是“和谐统一”“以译者为中心”，将翻译的生态环境与译者看成一个整体，认为译者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从而进行翻译策略的适应性选择。因此，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去研究彝族文化外宣翻译是可行的和必要的。将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引入彝族文化外宣翻译的研究，让译者适应彝族的翻译生态环境——即译者自身先了解彝族文化并与其融为一体，然后译者再根据该文化宣传的需要完成翻译过程，这样的翻译强调了源材料翻译的真实性，保证了翻译的准确性，最终使受众能更好地理解彝族文化。
四、生态翻译学视阈下彝族文化外宣翻译的质量评估
（一）翻译质量评估的意义
James Homes将翻译研究分为三个模块，即：描写、理论以及应用。对于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模块而言，翻译质量的评估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纽马克认为，翻译批评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系翻译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纽带[5]。《中国翻译词典》中，翻译批评可定义为：“翻译批评就是指按照一定的翻译参考标准，对翻译的过程、质量和价值做出综合评价，虽评价标准会随社会的、历史背景发生变化而变化，但其最终目标是要保证译作尽可能忠实于原作，实现良好的社会利用价值”。翻译批评过程涉及五个步骤：首先，认真分析原作，除了重点了解原作者的写作意图，还要弄清楚原作所具有的功能内涵；其次，在原作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译者翻译的目的、所用的翻译方法以及译作可能吸引的读者对象及要点；再次，对原作与译作中有代表性的文字进行重点详细比较研究，找出原作译作之间的文化内涵异同；第四，从宏观视角综合评价翻译质量，从微观视角评价译者所采用的翻译技巧等内容；最后，对译作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或者译语学科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综合评估[6]。
质量评估的目的不仅在于判别译法或者译作的是非，更在于反思与检讨外宣活动应该怎么进行，什么时候进行，从而能够开拓外宣翻译研究的视野，促进其健康而积极地发展。外宣翻译质量评估是基于一定的翻译标准，以科学的方法对译论或者译本的科学价值或者实际价值进行判断，从而在理论上对其不足之处进行鉴别，以提高译者的翻译能力和读者的鉴别能力。这种质量评估对于促进外宣翻译事业以及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推进作用。
基于生态翻译学视角的彝族文化外宣翻译质量评估进一步开拓了外宣翻译评估的新领域和新视界。生态翻译学理论倡导从生态学视角来考量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适应、选择及综合协调平衡的过程，评估中主要关注翻译生态环境变化对译本和译者形成的影响及其变化，即从作者、读者、委托者、语言、社会、文化、交际等层面来评估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着译者的动态适应和选择。生态翻译学厘清了翻译文本的评价标准，从而能够以具体的参考指标去评价译本的质量。
（二）构建生态翻译学视阈下多元化译评标准
翻译批评标准有传统批评标准和现代批评标准之分，传统的翻译批评标准有“信、达、雅”标准、“化境”说、“忠实”标准以及“神似”说等等，这些都属于一元化的翻译评价标准。然而，实际的翻译活动是一个多元化的翻译生态环境，除了考虑翻译原文，还应当考虑译者所处的其他环境。外宣翻译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其自身所特有的性质决定了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所处的更加广阔和立体化的社会环境使其面临着更加复杂、更加多元化的翻译生态环境。因此，外宣翻译的评价体系应该包括以原文和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生态翻译学理论中的整体主义、动态适应以及多维度适应的思想观，在构建全面、动态以及多元化的标准上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例证。因此，全面公允的评价外宣翻译的标准应该是一个全面、动态、立体化以及多元化的标准，而不是单一、局部以及静态的文字对等判断。
生态学的本质和过程为外宣翻译提供了不同视角下的评论标准，使人们逐渐意识到外宣翻译的研究焦点已经从翻译成果转到翻译过程和译本质量评估上。在生态翻译学视阈下对同一部译作进行解读时，不同译者因所处的翻译环境不同，所作出的适应方式和选择结果也不同。在外宣翻译中，译本都是译者在某个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下，以“原文—译者—译文”所构成的三元關系中相互适应和选择的结果。译本的产生，都是译者动态地适应原文本、译者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译语社会文化环境和译本读者等要素构建的多元化、立体化翻译生态环境的结果。
在生态翻译学视阈下，可以构建译者素质、多维转换过程以及多读者反馈“三个参考指标”（three reference values），评价和测定外宣翻译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此三个参考指标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译者素质决定了译品的整合适应度，多维度转换是译品采用的翻译策略，多读者反馈则关注各层级读者对译品整合适应度的反馈评价[7]。
（三）提高译者素质
在生态翻译学里，译者和原作者是翻译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处于首要地位。原作者先创造自己的作品，译者经过多维转换将原语言转换为另外一国语言，在此过程中也进行了民族文化精髓的传承和移植。读者则作为生态翻译过程中的消费者消化吸收译作，从译品中得到精神感悟，并做出自己的评价。在评价和鉴赏的基础上吸收有价值的东西，将译作转化为读者内在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修养。在生态翻译过程中，作为分解者、译者和译作的翻译研究者，在总结理论知识和翻译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导译者今后的其他翻译再生产活动。在对译本整体的翻译环境进行考量时，生态翻译学的整体论及系统论的运用和关照，对整个译本的影响是深远的。译者决定了外宣翻译中的诸要素，当然，译者的主体性也并不是绝对化的，作者、读者及译者自身的一些因素都会限制其主体性的发挥。
在外宣翻译实践活动中，译者的素质对于外宣翻译举足轻重。目前对译者素质做一个统一的界定还比较困难，但是，对译者的资历认证已经有了一定的标准和认定程序。译者的资历主要包括学术资历、专业资历、实务资历等。当前，在生态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将译者素质大体分为以下四方面：1.语言能力尤其是双语转换能力；2.对翻译主题及背景知识的熟悉程度；3.翻译生态环境中跨文化感知的敏锐度和判断能力；4.所翻译经验和翻译中的工作态度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翻译环境中跨文化感知的敏锐度和判断能力以及对翻译主题及背景知识的熟悉程度。
从实质上说，外宣翻译属于跨文化交流的翻译活动。当原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态度契合、气质个性相似时，在外宣翻译过程中便心有灵犀，最大限度地传递出原文的意思。反之，如果原作者与译者之间存在太多的不协调，译者在这两种文化穿行中很可能会不知所措，因文化的过滤而无法实现原作精髓的传递。这里的翻译生态环境是指译本和原文所必须呈现出来的整体世界，是微观上读者、作者、委托者和宏观上语言、交际、社会、文化等要素之间相互联动的整体，是译者最优适应和选择的复杂环境[8]。基于生态翻译学视角，作为生产者（译者）必须对原作主题、译语文化、读者以及委托者这些因素做出整体地适应，以便能在原作的基础上对其修改和润色。译者还必须从微观上协调原作者、读者、出版商、编辑以及版权人等译作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在生态翻译复杂环境的诸多要素中，译者虽只是其中的一员，但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会对整个翻译环境起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中，市场需求可能会使得译者的主体性因素被放大，同样，委托者元素也可能有这样的作用。这样以来，原文的文化异质可能会因各种主客观因素而被译者过滤，从而导致大量的原文意义流失。
总之，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选择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译者作为语言转换者，必须顺应语境条件和读者对象，对翻译策略和原语文本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从而实现外宣翻译的跨文化交流的功能。与此同时，译者在对待异族文化时，包容的胸怀、负责的态度以及科学的精神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以尊重原作为基础，合理发挥自身主体性，用客观准确有效的方式移植及介绍原作的文化精髓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着眼于译本的多维转换程度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他在对原文本的文体风格进行整合时需要从语言，文化及交际这三个维度出发，而此时他所适应的程度也决定了译本的总体质量。换言之，译文质量的好坏，要看这三维转换是否恰到好处。胡庚申教授利用达尔文“物竞天择”的哲学原理，从崭新视角诠释了翻译的原则、方法、过程及标准，为在翻译实践中生产出高质量译文提供了新理论和新方法。在胡庚申教授的新理论中，翻译过程实际上是译者不断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变化，并不断做出动态选择活动的过程；具体而言，翻译过程是译者对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动态适应”和翻译生态环境倒逼译者对译文的“动态选择”。这里所说的“翻译生态环境”是指整个翻译过程中原文与译文之间所呈现的整体世界，即宏观层面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微观层面作者、读者、委托者之间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影响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因素综合体[9]。
如前所述，在翻译过程中，语言、文化、交际“三维”之间的转换，甚至多维度动态适应和动态互动选择的转换度至关重要。此外，一部译作是否可以达到优秀程度，其多维转换程度也是衡量的重要标准。这需要译者既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转换，也要注意文化精神的传载和交际信息的传递，后者的实现从宏观上讲可能更重要。只有在不断变化的翻译生态环境中真正做到“多维”适应与选择，译品才有可能是最合适的。译文的“动态适应”和“动态选择”的程度越高，它的质量也越高。所以，质量最佳的翻译应该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
（五）注重读者反馈
对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进行评价和测评，就是要通过读者反馈进行评价。这里的读者包括一般读者和专家读者，也包括有关翻译活动的委托人、代理人、译品的出版者和评论者等。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读者反馈这项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变量，即译本分析深度、出版刊印数量、采纳使用情况、译评观点统计、客户委托人取代更替状况等[9]。当译文完成后，读者根据“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对译文的质量做出评判。如今，读者的阅读能力不断增强，知识储备日益丰富，能够看懂英文和中文的读者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对译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篇成功的译作，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深深吸引读者，值得欣赏和回味。成功的译者应该站在读者的角度，传达出原作之神，才会使读者易于接受原文。
根据传统翻译批评标准，译者的水平和能力决定了译作的质量，对译作质量的检验则由熟悉双语的专家和学者来完成。但是译作价值的实现离不开读者的评价，译作本身就是为读者所创作的，如果没有读者的接受和反馈，即便高质量的译作也不能实现其实际价值。读者的理解是作品能够历时性存在的关键。一般来说，对传统习惯的接受了解是读者期待视野的来源。因此，只有译文与读者产生了互动，译作才能真正实现其自身的价值。那些具有长久生命力和影响力的译作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并且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和接受。读者反馈评价理论认为，文本可以认为仅仅是白纸上的一系列黑色标记而已，只有通过读者对这些黑色标记的解读，才能使作品具体化和在语言上有意义。不同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同一篇作品的理解与评价都会受到其时代背景、社会经历、价值观念以及认识水平的影响，这当中还有可能包含了他们自己的观念、经历及信仰。读者是文本意义创造的主动参与者，而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知识，并且读者的“期待视阈”和“前阅读”经验也影响着作品意义的生成。
从本质上来说，翻译其实就是阐释，而外宣翻译的过程就是由阐释、接受、再创造这三个步骤组成的。在实现文本意义的过程中，译者的“前理解”的作用不可忽视，若想产生准确合理的译作，译者需要全面理解原文意义，同时还要带着自己的信仰、知识以及观念去阅读原文。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若是想译出理想的作品并完美的阐释原文，就要正视读者的感受，同时与读者的“期待视阈”融合，牢记译作和原作不是分开的两部分，彼此也不是毫无关联的静止的客体，更不是前者对后者的“再现”或“等值”，他们是一个整体，译者的翻译主动且具体。
严格来说，读者反馈只是评价译作质量的参照因素，并不是衡量译作好坏的标准，跟事先所规定的标准有一定的区别。译作的好坏，译作的对错，最终都是取决于读者的理解和反应。评判一部译作有不同的标准，就传统角度而言，对原文是否忠实，是否对应原文甚至是否等值于原文是其主要的评判标准；就读者反馈理论而言，译作对读者的影响、被接受和理解的程度才是衡量标准。当然，读者对于译作的发现和领悟乃至评价都与其价值能否得到体现紧密相连。译者的翻译标准并不是完全一样，当读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时，翻译标准会发生变化，当读者的类型多样时，也需要有不同的标准。总之，生态翻译学视阈下，读者的反馈在外宣翻译的质量评估中绝不容忽视。
五、结语
以生态翻译学视角进行彝族文化外宣翻译研究，拓宽了外宣翻译学科发展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思维，丰富了其理论知识和表达方式，使得译学中不仅仅只有单一的学科，其解释系统功能更强，效率更高，这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本文将翻译质量评估的现状与彝族文化外宣翻译的特点相结合，提出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彝族文化外宣翻译质量评估的多元化译评标准、提高译者素质、着眼于译本的多维转换程度以及注重读者反馈等细则。这不仅拓宽了生态翻译学和外宣翻译这两门学科的应用性研究领域，而且在彝族文化对外传播、实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国际上的身份认同、彰显我国地域文化、提升我国整体文化软实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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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杏玲、郭秋宏[通讯作者] 云南昆明 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65050。
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楚雄州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