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历史上的云南楚雄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早在170万年前，元谋人即生活在龙川江两岸，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先民创造了以铜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先秦以来逐渐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共有四条，其中有两条经过楚雄地区，连接成都、昆明和大理，通往缅甸和印度，楚雄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今日的楚雄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北部，为“省垣屏障，滇中走廊，川滇通道”。东西沟通昆明和大理，南接普洱和玉溪，北临四川攀枝花，西北隔金沙江与丽江相望。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繁荣，传统文化兴盛，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其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如若以GDP为测度进行比较，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尤其比之东部沿海地区，却有拉大的趋势。从省、市、县三级来看，1978年江苏省GDP为249.24亿元，云南省是69.05亿元，前者是后者的3.61倍；1990年江苏省为7199.95亿元，云南省是1793.09亿元，前者是后者的4.02倍；2000年江苏省为40903.34亿元，云南省是7220.14亿元，前者是后者的5.67倍；2016年江苏省76086.17亿元，云南省14869.95亿元，前者是后者的5.12倍。2016年苏州市GDP为15475.09亿元，超过云南全省1757.21亿元，而昆明市是4300.43亿元，楚雄州仅为847.12亿元。同期苏州下辖县级昆山市GDP即达到3160.29亿元，而县级楚雄市2016年是323.64亿元，前者是后者的9.76倍。下面依据2016年各区域国民经济发展公报数据，整理出不同区域人均GDP（见表1），以进一步加深对其发展水平的认识。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2016年全国人均GDP达到了54715.22元，云南人均为29843.54元，后者只占前者的54.54%，江苏省人均96728.07元，是云南省的3.24倍。云南省内昆明、大理、楚雄三州市中，昆明作为边疆省份的首府表现较为优异，不仅是云南平均水平的2.14倍，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而楚雄州虽然超过了云南平均水平，也超过了以旅游业著称的大理州，却只占全国水平的57.6%，昆明市的49.3%。
楚雄州集“山区、民族、边疆”为一体，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整个国家和云南省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目前与楚雄州同级别的苏州市，其经济发展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而楚雄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地区生产总值的量上，更彰显于产业结构的质的方面。
美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最早论证了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此后美国经济史学家华尔特·罗斯托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不仅仅包括总量的增长，还包括部门的变化，即产业结构的变动。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目前产业结构的分类方法，最为通用者是三次产业分类法。这种分类法是根据社会生产活动历史发展的顺序对产业结构的划分。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对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业，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分工越来越细，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这些不同的生产部门，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会在增长速度、就业人数、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表现出很大差异。
本文即从地区产业结构为视角，在梳理明代以降楚雄彝族地区产业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考察其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提出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
表1 2016年楚雄州与全国及部分地区人口及人均GDP
二、明清时期楚雄彝族地区的主要产业
楚雄彝族地区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0%左右，虽素称“九分山水一分坝”，但时有“四壁丛山中，平畴数十里”之景象。该地区属亚热带亚湿润高原季风气候，冬暖夏凉，冬春多风，夏秋多雨，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自然资源的形成。因而历史时期楚雄先民以农耕和山林经济为主。
然从明代始，楚雄府是云南最早改土归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汉夷文化不断交融，流官较多采用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财政制度方面，隆庆年间楚雄府的赋税征收，除部分需要征收实物外，其它基本已经征银；徭役方面，银差普遍实施，力差也有逐渐转为银差之势，存在数千年的力役之征，渐有走向末路之趋势；政府支出方面，也由发放实物逐渐变成支付银两。在此背景下。楚雄地区的盐业、矿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商贸业也逐渐兴盛起来。由此亦使楚雄彝族地区的产业结构有了深刻变化。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载明中叶以前，云南地区“居深山者，虽高岗垅，亦力垦之，以种甜、苦二荞自赡”，由于荞麦广种薄收，其产量不足以养活更多人口。明代中后期，楚雄地区农作物的种植就丰富多了，主要品种有稻、麦、豆、黍、稷、粱等，其中稻分十品，麦除甜荞、苦荞而外，还有小麦、大麦和火麦。另外果蔬之类、畜禽产品也比较丰饶，当今市场上的果蔬、畜禽，除辣椒、香蕉、菠萝、芒果等少数外，其它都已成为人们的果腹之物，包括鸡枞菌、松毛菌等山珍，孔雀、白鹇等野味。因此由种植业延展而来的山林经济和畜牧业，即当今所谓的第一产业，构成彼时产业结构的主要部分。
盐业、矿业的开采及冶炼，是明代楚雄第二产业的支撑。朱熙人《云南矿产志略·例言》称云南“境内几于无县无矿，……种类之繁，希望之大，可冠国内各省之上”，铜、银、盐、铁、锡等十多种矿藏储量丰富。明政府在云南共设立了四个盐课提举司，分别是黑盐井、白盐井、五井和安宁，其中黑井、白井均在楚雄境内。究竟当时楚雄盐业产量占云南总产量几何？从政府岁办盐税额之比重即可推知。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四盐课提举司共征盐税1827877斤，而黑白二井为772680斤，后者占前者的42.84%。明末天启年间（1605-1627），黑盐井食盐年产量较洪武年间又有了较大增长，全省盐税征银为50110.51两，而黑井为28455.23两，占云南全省的56.78%。因此康熙《黑盐井志》称若“以滇视井，则井弹丸耳。而课额则当云南地丁之半，而八井则什百焉。故人之言赋税者，率以黑井为巨擘”。
明代楚雄府是云南重要的矿产之所。《天工开物》载：“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楚雄府产银之地有南安州、广通县、楚雄县。南安州“东有健林苍山，又西南有表罗山，俱产银”；广通县“有卧象山，东南有卧狮山，俱产银矿”；楚雄县银矿在普掌山、必臧山。铜矿分布更广，几乎遍及各州县。红铜冶炼主要在各银场，矿石成汁之时，上浮者即红铜。其它矿产还有铁、铅、石青、石绿，出产于定远、定边等县。除此而外，家庭手工业也有所发展，主要是麻类织物，如白夷锦、火麻布、鹅毛褥等。
由于路当孔道，商民走集，楚雄府的商贸活动等第三产业也兴盛起来。在矿山周围聚集了各种为之服务的行业，“商贾则酤者、屠者、渔者、采者，任其环居矿外”。成化年间（1465-1487），“云南所属楚雄、大理、洱海、临安等卫军，全充矿夫，岁给粮、布”。交易的物品除麻类物品外，主要是铜器、毡、酒类和动物皮毛。洪武年间即设有税课司。“二十三年，诏定商税三十税一，设云南、大理、临安、楚雄、永昌五府税课司”。隆庆时期（1567-1572），商税年征422两。至万历时期（1573-1620）年收商税、门摊、酒课、窑课等项共计820两。
明清易代，楚雄彝族山区经济，仍然延续了明代的发展态势。星星点点的村落，“畸零三五家，堰覆于危岩丛莽之间，不闻鸡犬，不知其为人家也。”稻麦豆类仍然是当地民众的主要食粮。十六世纪末以降，新航路的开辟使原产南美洲的众多农作物传入中国。玉米和马铃薯属于山区高产作物，传入云南后，“山民恃以活命”。楚雄农业经济也藉此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康熙《姚州志》与《武定府志》中有玉米的记载，康熙《罗次县志》有芋，即马铃薯的记载，姚州即现在姚安，罗次为现在禄丰，武定府驻地在现在的武定县，今天均为楚雄州下辖县。
玉米、马铃薯的引种带来了山区垦田数量和人口的大幅度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商品性农业工矿业的发展。矿冶业方面，主要体现在盐业和银、铜等金属矿藏的开发规模的扩大。其中康熙年间，“黑井岁煎正额盐六百万斤，每斤征课银一分六厘，该课银九万六千两；加增盐一百五十万斤，每斤征课银一分六厘，该课银二万四千两”，两者相加共煎盐750万斤，课银120000两。而与明天启年间的28455.23两相较，增长了321.72%。银厂、铜厂、铁厂的课银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如楚雄县永胜银厂年征矿课银168.6两，定远县妈泰铜厂课银240两，镇南州鹅赶铁厂年课银12.11两。
山区商业也有较大发展，表现在商人队伍的形成和扩散，商业集市的增加，商业活动更加深入山区诸方面。“僰种为多……勤稼穑，内有为商贾者”，“僰夷……善居积，多为行商”，说明在耕种之外，产生了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并善于经营的行走商人。道光《大姚县志》载“惟无论村落大小，必有江右客民一两家零星小贸”，是说为数不少的外省籍商人也被吸引来了。矿业开发地区，有较多的非农业人口，如白井是产盐之所，“南北通衢，总为一市，诸货骈集，惟易米在司衙大门外，柴系各井随到听买，其余货物，旧井居多”。
云南的集市被称为街子，一般分为城镇街子和农村街子。城镇街子位居府、州、县治住地，为工商业者和各色城市人口所集聚，是一方交易之中心。楚雄县米市有二：一处在县署前，一处位于书院街，分别置米牙行。道光《大姚县志》亦载县城东关街为猪市，牛、马、骡、驴皆在此交易。农村街子则分布更广，其设置通常是以农民赶街当日能够往返为度。山区农民将其收获物品拿到集市上销售，来换取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如道光年间定远县“近村居民及倮儸买卖粟麦，布匹，牲畜，一日而散”。倮儸是今天的彝族先民，“常以竹木野蔬入市贸易”，并且“织麻布，麻线市卖之”。
从上面分析可知，明清时期的彝族先民，以“勤稼穑”为主要产业，同时分离出部分人员专事矿业生产和商贸活动，从而使得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有了长足进步。即使大多数山民从事农耕，但也免不了家庭手工业的生产，以及进行生产与生活用品的交换。尤其明清以来，中央政府在云南各地推行的改土归流治理措施，加快了云南内地化的历史进程，使云南与全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产生了许多一致性。
值得注意的是，彼时无论是赋税征收，官府开支，还是徭役征发诸方面，白银成为广泛使用的货币，对楚雄地区的矿业发展和商贸活动产生了深远和积极影响。古代中国曾经历了从早期的铁/铜钱经济到明清时代的白银经济的转变，这个转变，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分水岭。明后期楚雄府的赋税征收，除部分需要征收实物外，其它基本已经征银；徭役方面，银差普遍实施，力差也有逐渐转为银差之势；政府支出方面，也由发放实物变成支付银两。赋役征银的展开，一方面有赖于商品贸易活动的兴盛。否则，政府征收商税银、窑课银就成了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商业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夷民为了以银两完税，也不得不将其所得或手工产品拿到集市进行交易。至清代乾隆时期，专事耕种的夷民所纳赋税为银两者，已比较普遍。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5号本彝文《赋税账册》载明每户小麦地、大麦地、稻田、水田、房基土地，均既纳稻麦，又纳银两。2号本《赋税账簿》主要记载了《亏欠银两账单》，如撒默村翁诗欠二钱，商波欠五钱，商早欠一钱七分半……。
但总体而言，传统社会仍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其根本特征。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是占有压倒优势的。彼时所谓的手工业、制盐业、采矿业和商贸流通业，乃是自然经济的附属。所谓“刀耕火种、饭稻羹鱼”，是传统社会基本的经济生活。笔者曾关注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最活跃的江南苏州地区，从其赋税结构可以看出苏州府的产业结构。明代万历时期，苏州府农业税的贡献率达到了60.68%，说明彼时苏州府虽贵为中国经济中心，但产业构成仍然以农业为其支撑。
随着西方强国逐渐打开云南市场，楚雄的第二、第三产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蒙自、思茅、腾越三关相继于1887年、1897年、1902年开放为通商口岸，1910年4月正式开通滇越铁路。世界市场为云南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使农作物的种植更多地为市场而生产，相应改变了楚雄的产业结构。民国时期楚雄地区府一级行政区划依次为道、督察专员公署和行政专员公署，县一级设置，主要延续清代格局。此时楚雄产业结构与清末相比变化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地方政府尤其重视盐业经济的发展，在黑盐井、白盐井的基础上，分别设立盐兴县和盐丰县。此外1941年楚雄开始引种烤烟，并逐渐在种植业中占据一定比例。
表2 楚雄地区1952-1978部分年度产业结构 单位：元
三、新中国成立后楚雄州产业结构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伊始，楚雄地区分属楚雄专区和武定专区。1953年，两区合并为楚雄专区，并于1958年正式成立楚雄彝族自治州。在此基础上，楚雄州相继进行了农业互助合作、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运动，经济逐渐得到发展。农业方面，1953年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9.5%，1957年农业总产值又比1953年增长23.7%。工业方面，楚雄专区工、矿企业由1952年的72个发展1957年的337个，工业总产值也达到3162万元。
从1949年一直到1978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制度，加之政治运动持续不断，致使楚雄经济发展同全国一样，在徘徊中缓慢发展。1968年楚雄工业总产值只有3905万元，仅比1957年增长了23.5%，而远远低于1965年的4780万元。下面撷取1952年至1978年楚雄地区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增加值（见表2），以进一步分析计划经济年代楚雄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
1957年之于1952年，三次产业结构比由86.2：8.94：4.88，变为72.7：12.3：15，三次产业结构的大小顺序则由123变成132。第一产业下降了13.5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上升了10.12个百分点，说明第一产业所下降的部分，基本为第三产业的增长所替代。这是由于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央政府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实行统购统销，加强流通建设的结果。1965年之于1957年，第一产业继续下降，其下降幅度，为第二产业的上升而抵消，这与60年代国家重点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政策相吻合。此时三次产业结构的顺序又变成了123。此后楚雄州的产业结构，几经123和132的反复，定格在1978年的51.4：29.3：19.3，仍然维持123顺序。因此，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楚雄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经济落后的民族贫困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工业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发展阶段处于前工业化时期。
1978年中国逐渐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发展理念渐成共识。对于楚雄州来说，包括种植业、林业、养殖业在内的农业经济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但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逐年减少趋势；工业企业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也逐渐形成以优势资源为主体、以骨干企业为龙头的产业主体；商贸服务业取得长足进步，终于在2015年超越第二产业增加值。
下面表3列示了楚雄州1990-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之构成，方便与前期计划经济年代进行对比分析。
结合表2、表3来看，1978年和1990年楚雄州的产业结构顺序虽均为123，但产业结构的质量已不可同日而语。两者三次产业结构比由51.4：29.3：19.3，转变为41.1：37.47：21.41，即将突破123与213的临界点。进入21世纪的头十年，楚雄州第一产业增加值继续回落，产业结构顺序迅速由213转变为231。而从2015年始，楚雄州三次产业比已转变为20：38.3：41.7，2016年进一步调整19.2：38.1：42.7，321的产业格局已然稳固。
1978-2016年楚雄州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可进一步用“配弟—克拉克定理”来解释。“配第-克拉克定理”最初源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的《政治算术》，而真正对其归纳并加以验证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1940年，克拉克出版了《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他以配第的研究为基础，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的劳动投入产出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归纳，总结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演进趋势。由此，产生了工业化三个阶段的划分。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以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逐渐超过第二产业；工业化后期阶段，第一产业比重在10%以内，第二产业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或者相对稳定。各产业部门的构成及相互之间的联系、比例关系不尽相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也不同。
表3 楚雄州1990-2016部分年度产业结构
楚雄州1978-2000年的经济发展属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尽管二三产业不断发展，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但产业结构比只是从123发展到213；2001-2016年属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比由213迅速过渡到231，并于2015年发展到321，但2016年第一产业比重为19.2%，离10%的工业化后期阶段尚有一定差距。下面将楚雄州2016年的产业结构放到云南省，乃至全国的视域和维度进行考察。为讨论方便，依据2016年全国及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制作表4。
从全国范围来看，2016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为8.6：39.8：51.6，产业结构顺序为321，且第三产业增加值已跨越50%，说明从整体上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而云南省则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差距。2016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5：40：45，虽然产业结构顺序为321，但第一产业增加值高于全国水平6.4%，第三产业则低于全国水平6.6%，可知云南尚处于工业化中期。而处于东部地区的发达省份江苏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已降至5.4%，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时期。
从云南省内来看，昆明三次产业结构比为4.7：38.6：56.7，不仅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也优于江苏省的平均水平，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显然楚雄州尚未达到云南省的平均水平，其三次产业结构比19.2：38.1：42.7。虽优于大理州的21.1：38.3：40.6，但第一产业比重高于全省4.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别低于全省1.9、2.3个百分点。以上从较为宏观范畴考察了楚雄州三次产业发展水平，下面将从微观视角进一步分析其三产构成。下面表5列示了楚雄州2015年10县市GDP及三产各自所占比重。
从GDP总量来看，楚雄州所辖10县市，只有楚雄市一枝独秀，占全州总量的38.2%，其次是禄丰县，其GDP占全州总量的15.3%。两者合计为53.5%，而其它8县市，只占46.5%。可见楚雄州县域经济发展的失衡程度。楚雄市是楚雄州的州府，是人口和经济活动最为聚集的地区，禄丰县则紧邻楚雄市和昆明市，自古即为黑井所在地，是楚雄州两条铁路交汇枢纽。而GDP最低的永仁县，只有32.39亿元，只有前述全国百强县昆山市3160.29亿元的1%。
表4 2016年楚雄州与全国及部分地区产业结构比较 单位：亿元
表5 2016年楚雄州各县市三产结构 单位：元
从三产比重和产业结构顺序来看，也是楚雄市较为优异，第一产业比重超过了全国水平，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不过，值得重视的是，楚雄市的产业结构顺序是231，而不是楚雄州的321。一方面说明楚雄市工业基础和发展较好，另一方面说明楚雄市第三产业发展有不足之处，未来如理清思路，尚有可为的地方。近年来，楚雄市对第二产业的发展极为重视。云甸片区、富民生物产业加工基地建设步伐加快，德动新能源汽车、龙发生物产业园等18个重点工业项目顺利开工，石鼓煤业改扩建、爱尔康天然虾青素提取等13个重点工业项目建成投产。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3.69亿元、增长3.4%，其中规模以上非烟工业增加值44.04亿元、增长21.1%。其它9县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或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的过渡阶段。尽管有7县市的第二、第三产业超过了第一产业，但农业产值比重都在22.26%-28.42%之间。其它3县第一产业比重过大，分别为28.84%、31.04%、34.46%，差不多三分天下有其一。
四、楚雄州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的路径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其间农业性商品经济、手工业、矿业经济的发展也充斥了自先秦以降几乎所有发展阶段。因此学界不仅提出了“农商社会”的概念，同时也对其进行了广泛论证。其中王志东提出中国的农商社会出现在唐代的观点。原因是唐后期两税法的实施，集中体现了农商社会经济性质，并且由此实现了由重农抑商农本社会，向重商轻农农商社会的转变。葛金芳认为中国江南地区自宋以降已经迈入农商社会的门槛，而与此前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之上的汉唐社会和同时期的华北地区相区别。赵轶峰近年则以明清帝制农商社会为题，发表了多篇论文。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楚雄彝族地区是否也具有农商社会的性质和特征？如果答案肯定的话，楚雄地区的农商社会究竟始于那一历史阶段？
葛金芳描述了农业社会、农商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分野。中古农业社会基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其主要景观是茅舍炊烟、春耕秋收，一派田园风光，交换和商业活动即使有也无足轻重。而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景观则是城市崛起、工厂林立、机器轰鸣，绝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需要从市场上获得。在这两种场景的社会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商业逐步发展、市场逐步扩大、交换和货币逐步变得重要的过渡阶段。通过梳理历史时期楚雄彝族地区经济结构的发展脉络，笔者认为在明代晚期，类似“农商社会”的场景已经出现在了楚雄。彼时商品性农业的成长、矿业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增加、赋役征银和财政货币化，导致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而楚雄由农商社会向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转变，则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即由改革开放前的前工业化阶段过渡到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前期，目前已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是应该看到，当前楚雄州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且即使放在云南省内，也只是处于中游水平，与滇中经济区其它市，尤其是昆明差距明显。从人均GDP来看，楚雄州已超过云南省的平均水平；而审视其产业结构比，则低于云南省的平均水平。楚雄州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二产业不强、第三产业不优问题，不仅制约了楚雄州经济质量的提升，也束缚了其经济总量的跨越。另外楚雄州县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也是制约其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瓶颈。
鉴古知今，从思想意识方面，首先要厘清产业结构和经济总量孰轻孰重。厉以宁先生认为结构比总量更重要。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中国之所以战败，不是双方人口和GDP总量的比拼，而是因为中国的手工业根本抵挡不住机器加工的纺织品。若论当时中国的人口和GDP总量，都是位居世界第一的。因此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单纯追求GDP增长是不足取的。当前我国所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实质上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其中包含了补短板、降成本、解决产能过剩等问题。其次，要认识到楚雄州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就是县域产业的升级。自古“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既是工业、商业与农业的交汇点，更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基础。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强大，也就是整个楚雄州的发展和强大。目前，楚雄州有6县为国家级贫困县，如何优化县域产业结构，需要因地制宜，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构建具有本地特色的县域产业体系。
为此，本文提出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质量提升，以求教于方家。
一是县域三产结构的内部提升。自古以来，无论是从中古传统社会过渡到农商社会，还是由农商社会向工业社会递嬗，总是伴随着第一产业比重的降低，和二、三产业比重的增加。当前，三产结构的优化，就是要充分发挥楚雄州自然资源丰富、独特的优势，提高农副产品中转化为工业品的比例，拓展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构建四通八达的农村现代商品流通体系。近年来，楚雄师范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对楚雄州农村现代商品流通服务体系，进行了深度研究和系统规划，将为其产业结构转型提供智力支持。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带动就业结构调整，使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到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农业旅游观光业中来，完成产业产值结构调整与产业劳动力结构调整的对接。
楚雄市作为楚雄中心城市，近年来主抓了商贸流通、电子商务产业和文化项目，建成并运营了北浦伟业广场、电子商务产业园、启迪K栈众创空间，现正加快推进义乌商品交易博览城、新鸿远商贸城建设，启动了彝风湿地旅游文化度假区建设，太阳历文化园提升改造工程。下一步除加快推进商贸物流建设，提升完善城乡流通市场外，应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推动现代服务业、民族文化产业向精细化、高品质发展，推动旅游业向特色化、高端化迈进。
二是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培育。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发展变化决定了县域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所在县域的核心产业，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载体和县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明清时期楚雄彝族地区的主导和特色产业是盐业和矿业，但这两种产业皆是由政府主导而发展起来的。而今楚雄州几乎每一个县市都有主导和特色产业，如楚雄市的烟草和金属冶炼、大姚的核桃、南华的野生菌、牟定的矿业和腐乳、元谋的蔬菜及加工、禄丰的化工，以及遍及各县市的自然和人文、物质与非物质遗产。随着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比如楚雄彝药，产业集群的雏形就会逐步出现，集群效应也就开始产生并不断扩大，并通过集群效应，吸引更多的相关企业与单位向该集群聚集。
楚雄州共有10个工业园区，其中楚雄、禄丰、大姚、南华、武定为省级工业园，其余为州级工业园。目前存在产业特色不突出、尚未形成产业集群的问题。未来楚雄工业园区重点布局烟草加工及配套、绿色食品加工、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产业；禄丰工业园区、武定工业园区重点布局钢铁、有色、化工、机械及其它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向昆明做好产业承接工作；永仁、大姚、元谋工业园区主要面向攀枝花做好承接产业转移，并充分利用光能资源发展新能源产业；元谋、姚安、南华、双柏、牟定工业园区重点发展以生物资源开发加工为主体的绿色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型轻工产业。
三是城镇化建设的推进。2015年楚雄州城镇化水平只有40.44%，2016年为42%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7.35%约15.35个百分点。2016年楚雄市虽然城镇化率达60.98%，超过全国水平2.63个百分点，但城市建成区面积只有45.57平方公里，城市对生产和消费的拉动力并不为强。今后，除了继续加大楚雄主城区建设以外，还要继续抓好县城和重点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树立经营城镇理念，对城镇具有商业价值和经营价值的土地、设施、环境及其他各种资源要素实施资本化运作。同时，要加大财力、物力投入，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以便以良好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进驻，形成生态、经济的良性循环。如此既保护了青山绿水，又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产业园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基础设施落后，是楚雄州经济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楚雄州政府应着力的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尤其是农业、水利、交通、能源、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要进行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鼓励民间投资，建立内资和外资，PPP等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前述产业园虽然普遍存在产业特色不突出，产业集聚不足等问题，但土地利用率低、基础设施不完善更不可忽视。工业园区的建设，对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意义深远，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的完善则是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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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院省校合作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县域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新常态下如何发展云南县域经济，项目编号：SYSX201517；楚雄师范学院彝族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专项：明代云南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项目编号：YZZX1602。
原载：《商业文化》2017年17期；图文来源：参考网。
作者：侯官响，楚雄师范学院副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理事。张无畏，楚雄师范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