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彝族文学；神话学；搜集整理；知识生产；国家认同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阿诗玛文化与多民族国家建构研究”(21XZW017)； 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世纪云南彝族神话搜集整理学术史研究”(2021SK002)； 云南省2021年博士后科研基金。
搜集整理不仅是民间文学学科研究的方法，也是民间文学知识生产的一种方式。“搜集资料，从现代民间文学出现就成为其研究的主要步骤”[1]，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与搜集整理话语关系密切，在一定意义上，搜集整理的规模、范围和成果，决定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世纪上半叶是云南彝族神话搜集整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搜集整理者已由19世纪末法国传教士转向中国学者，搜集整理内容已不再局限于口头神话，彝文典籍、神话仪式、民俗事象都成为对象，既扩宽了传教士以宗教传播为目的的选择性搜集整理，也为20世纪下半叶有组织的自上而下式的民间文学调查队集体搜集整理提供经验参考。具体而言，在20世纪上半叶云南彝族神话的搜集整理中，二十年代主要以杨成志为代表，三四十年代主要以陶云逵、马学良为代表，他们的搜集整理并非专门为研究神话而进行，而是以语言调查、民俗文化研究为目的进行的附属性调查，是人类学调查与研究的一部分，属于云南彝族神话研究的初始期。尽管神话学的学科范式意识并不明晰，但作为早期学者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他们一方面记录整理和搜集到一大批珍贵的文本，为后来云南彝族神话调查与研究奠定文献基础；另一方面，创新云南彝族神话整理的方法论范式，践行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民间文学研究实践，为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参考。
一、杨成志的彝文经典搜集整理
1928年，中山大学青年教师杨成志赴云南昆明、巧家，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田野调研，先后写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云南倮倮族的巫师及经典》等代表性论著，成为国内较早搜集整理和研究云南彝族神话的学者。
《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原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年5月21日第十一集第129-139期合刊。其第九部分为“《云南民间文艺集》资料”，制作了《云南民间文艺征求略表》，分发给了七十多个县的学生填写，其中包含“故事或传说”。“这次我赴滇本是以调查民族专责的，但民族与民俗的关系如同兄弟姊妹一般的亲切，我眼见云南民间文艺的丰富及流行，不亚于他省，或且过之，这种资料怎忍任他放弃而不收罗？”[2]83杨成志的彝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只是云南民族调查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并没有田野调查范式意义上的神话搜集整理，但他明确从四点回答了“为什么要调查西南民族”问题，即“学术上的研究”“民族主义的实现”“考察上的实行”“文化上的贡献”。[2]138-139进一步而言，可从以下几点深入理解其《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的实践意义：其一，调查彝族在内的西南民族，为学术研究提供新资料。其二，通过民族语言、心理、习俗和文化等调查，为民国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其三，改变外国人调查和研究中国民族文化的隔膜现象。外国学者、传教士等因调查时间短、不通语言文字等原因，出现调查内容和研究成果不全面、不客观的现象。同时，这种身体力行的实践行为，也是接续“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传统，通过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其四，扭转少数民族文化缺失和失语局面，重估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贡献。乡村文明和少数民族文化因长期远离城市和文化中心，其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特质和中华民族精神在历史上有意或无意地被遮蔽。杨成志作为早期民俗学者，深入云南彝族地区调查神话，是接续“文艺”“学术”及“民族国家”多重目的之传统与使命，体现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学术担当。
《云南倮倮族的巫师及经典》包括“导言”“倮倮经典与巫师的关系”“倮倮经典的内容”“倮倮经典的两实例”“倮倮经典的分类”“一百三十部倮倮经典的原名”(1)为尊重作者原创，本文引用原文中的部分文字依旧保留原貌，如“倮倮”“亻罗亻罗”等字样，特此说明。等内容。作者通过广泛搜集彝文文献130部，将毕摩经典分为16类，其中“历史与传说类”涉及彝族神话。他指出毕摩经典的特点：“倮倮经的语句，多系五言，意义简朴，音韵自然”[3]841。毕摩经通常是五言诗体，与毕摩的关系紧密。毕摩是彝族社会的知识分子，掌握彝语文，经典由毕摩执笔或誊抄而成。从其论述内容可看出：一方面他对毕摩经典的分类，基于毕摩与祭祀仪式关系认知基础上的划分，突出了彝族人的精神世界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也为彝族古籍文献分类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他将彝族神话归入历史与传说类，体现彝族神话的历史化叙事功能，也反映神话与彝族社会发展变迁的互动关系。
尽管杨成志在云南彝族地区调查期间，因缺乏系统专业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训练，遇到一定困难，但其作为较早深入云南彝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与彝族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此次调查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云南民族有系统的调查”[4]43，搜集了大量彝族毕摩文献，为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提供重要资料，在学术界产生相当影响。其一，他对彝文经典进行汉译，开启毕摩经典彝汉互译的先河，发掘彝文经典的学术价值，将毕摩经籍为代表的彝族文化推介到汉语世界。其二，他对彝族文献进行初步分类，把神话作为彝族历史内容加以归类，有力提升了彝族神话的学科地位和价值。在彝族地方性知识谱系中，经籍文献记载的内容大多被彝族人当作历史，被誉为民族“根谱”。他将神话作为彝族历史的一部分加以分类，既尊重彝族民众重视历史观的文化传统，也提高神话在彝族社会的知晓度。其三，他还重视毕摩与彝族社会历史关系研究，毕摩是彝族社会的文化持有者，成为解读神话的关键人物。诚然，他尚未专门搜集和研究云南彝族神话，但认识到彝族神话的存在形式和传承主体分别是彝文经典与毕摩，彝文经典含括历史类的彝族神话，毕摩是彝族神话的最早传承者等重要学术信息，这些对后来的彝族神话研究有着重要启示。
二、陶云逵、雷金流的彝族图腾崇拜调查
1933年，刚从德国柏林大学学成归来的陶云逵受中央研究院委派到云南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他对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傣族、傈僳族等进行个案体质测量，为云南民族研究奠定基础。《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是陶云逵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基于他对玉溪市新平县扬武镇鲁魁山大寨彝族纳苏支系的宗族祭祀习俗、动植物图腾崇拜做了田野民族志。根据其调查资料，[3]799-801现综合举例如下：
表1 鲁魁山大寨彝族纳苏支系动植物图腾崇拜
他通过调查发现，彝族人认为这些图腾由祖先变成，是宗族的保护者。“我们看到在黑夷社会中有宗族型的社会组织，以动植物为姓，族外婚，宗族份子对其姓物守有若干禁忌而且认为他们自己和姓物有着一定的关系。”[3]802由此可见，这种动植物变祖先的叙事是彝族祖先神话的典型代表，换言之，彝族祖先神话类型在彝族神话中占有重要地位，缘由为彝族是一个祖先崇拜极为盛行的民族，对祖先的崇拜和相应的信仰习俗自然而然地影响到神话的形成和传承。
彝族家庭之上有宗族，宗族中产生族长，负责宗谱和祭祀，形成结构严密、分工明确的彝族家族文化体系，旨在加强彝族族群的文化认同、情感联络和民族团结，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彝族祖先神话的产生与这样的民俗文化紧密相连，从民俗事象形成再到口头传统流布，旨在不断强化彝族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凝聚力。陶云逵学习体质人类学，但在抗战的特殊时空背景下，调查和研究云南彝族的图腾、神话、祭祀等民俗文化，这不仅是学术研究方向的转变，也是在国难当头和民族危亡之际，通过云南彝族民间文学与文化的调查，获得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之素材，旨在激发民族团结的基因，更好地实现学术报国之理想。
中山大学雷金流对云南澄江松子园彝族地区调查后，写出《云南澄江亻罗亻罗的祖先崇拜》，最初发表在《边疆公论》1949年9月第3卷第9期。该文内容包括“丧葬礼俗”“祖先的祀奉”“金竹爷爷”“松树爷爷”四部分。作者首先考察彝族丧葬习俗，进而认识到彝族祖先崇拜在彝族社会的重要影响。彝族长者去世后，进行隆重的丧葬祭祀活动，通过毕摩指路，进而实现亡灵回归祖先发祥地，与祖先团聚。灵魂不灭观念和祖先崇拜思想对彝族人的信仰产生较大影响，子孙后人就凭借实物进行祭拜，如竹、松树。该文中“金竹爷爷”涉及彝族神话。雷金流讲道：“竹是人的来处，也是死人的去处。何处来就何处去。这种富于象征主义的道理，正与我们相信人是泥做成的，死后还是化成泥的观念一样。”[3]809这类祖先神话源于竹图腾崇拜，彝族先民认为竹与彝族祖先有血缘关系，即人祖来自竹子，进而形成竹子图腾崇拜，这是较为典型的彝族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的早期研究成果，为后来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田野资料。雷金流的云南彝族神话研究，涉及彝族族源神话，即彝族祖先来自竹子，旨在建构族源历史，强化民众对族群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记忆。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自图腾理论引进中国后，图腾与彝族文化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从历时性角度看，进入21世纪，左玉堂在《彝族文学史》《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史》等论著中全面介绍云南彝族民间文学发展分期，并把云南彝族神话分类为开天辟地神话，日月星辰神话，动、植物神话，图腾、始祖神话，洪水、人类再繁衍神话，文化起源神话，神和神性英雄神话七个类型[5]，从而将图腾与神话类型相联系，既丰富云南彝族神话的分类，又突出图腾类型在云南彝族神话中的重要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陶云逵、雷金流的彝族图腾崇拜调查研究为后来相关研究做出较早的探索实践，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三、马学良的云南彝族神话研究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途中，中文系学生马学良曾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民间歌谣组，在闻一多指导下搜集整理沿途的民歌和语言(2)在旅行团成员中，教育系大三学生刘兆吉搜集采录2 000多首各民族的歌谣，并整理出771首，汇编出版《西南采风录》，成为西南联大时期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重要成果，得到闻一多、朱自清、黄钰生的充分肯定，并欣然写序予以鼓励。，并发表《湘黔夷语掇拾》，为其一生的学术事业奠定了方向。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期间，马学良深入云南撒尼人地区调查语言，撰写硕士论文《撒尼倮倮语法》(出版时定名为《撒尼彝语研究》)，进一步了解云南彝族民俗和文化，为彝族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期间，他长期深入武定、禄劝等彝族地区搜集整理和翻译彝文古籍，并先后发表多篇关于彝族神话和民俗文化的研究论文，奠定了云南彝族神话和文化研究的基石。“神话传说、生活习俗、历史典故、宗教仪式不仅是研究彝族文字的丰富材料，更是考察语言、破译彝文经籍的重要途径。‘以俗释经’，把语言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研究有机结合，是马学良彝语研究的重要特点。”[6]可以说，云南彝族神话研究是其民间文学研究学术履历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现选列几篇彝族神话的重要论文予以阐释，从中可窥见马学良的云南彝族神话研究思想和贡献。
《从倮倮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发表在《边政公论》1947年12月第6卷第4期。文章从“由倮经中的记载论证”和“由静待氏族名称推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倮族每个氏族，似有他们所崇拜的图腾对象”之结论，回答彝族是一个实行图腾制度的部族问题。其中，马学良亦引用陶云逵的《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度》的资料。可见，他们均对彝族图腾制度问题感兴趣，马学良则在田野资料基础上，运用彝族文献分析得出彝族图腾崇拜结论，相较于陶云逵的研究，实现了田野和文献相结合，突出了彝文文献的优势性和重要性。
《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原载《边疆人文》1944年7月第1卷第5、6期。论文基于作者在寻甸、禄劝、武定和巧家等地区调查彝族纳苏支系基础上而得，主要分为“黑夷释民”“作斋的意义”“祖灵与祖筒”三部分。作者首次对作斋、作祭两个概念做出详细阐释，可见作者田野调查及彝族民俗研究功力之深厚。“作祭是追祭死人的祭仪，往往在人初死后举行这个仪式。……作斋是继作祭以后的一个仪式。作祭是指引由生入死的阴路变成阴鬼，作斋是超度阴鬼变成仙灵。”[3]829厘清“作祭”和“作斋”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对于后来彝族丧葬礼俗和彝族祖先崇拜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论述“祖灵与祖筒”这部分时，讲述“竹灵神话”，实质以“祖筒”为例，分析彝族神话与民俗的关系。
《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是关于毕摩定义、职责范围及毕摩经籍的阐述。其中，“神巫呗耄天上来”部分讲述了毕摩的起源问题，即毕摩是天上下凡的神。毕摩起源神话有毕摩经书记载和口头流传两种，大体内容相似。基于毕摩的神圣起源，作者将其职责分为司祭、占卜、医病三大类内容。依据毕摩的三大职责，作者把毕摩记载的彝文典籍分为祭经、占卜经、律历、谱牒、伦理、古诗歌及文学、历史、神话、译著等九大类，其中专门把彝族神话作为毕摩经籍的一种分类予以体现。马学良关于彝族文献典籍的分类，是基于对彝族文献和毕摩文化考察的基础上，对彝族文化、毕摩经典与仪式的互动关系有着深刻认识而做出的较为科学的文献学分类。这种分类法为后来彝族古籍文献学研究奠定基础。他首次在彝文文献分类中提出“神话类”，相较杨成志将神话纳入“历史与传说”的分类法，更加细化和明晰，这对于提高神话学学科意识具有推动作用。
《云南倮族(白夷)之神话》是关于云南彝族神话的总汇，分别记载《洪水》《八卦》《山神》《尖刀草》《吸烟》《神马》《大石头》《围腰布》《结发夫妻》九则神话。该文作为马学良研究云南彝族神话的经典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章分为“引言”“夷边的人祖神话”“夷人的三兄弟”三部分。引言部分是作者对神话定义的理解、中国神话发展历史及马林诺夫斯基神话功能学派理论的评述，反映出作者对神话学的理解和认识，观点新颖。两则神话则是作者在寻甸白彝支系和宣威黑彝支系中分别搜集整理的彝族祖先神话，对后来学者搜集整理云南彝族神话史诗产生了影响，如光未然对马学良记录白彝支系的洪水神话适当借用，并补充到《阿细先基》的整理中，从而将访谈对象阿细人歌手毕荣光遗忘的部分内容补充完整[7]。他将神话与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神话是信仰的产物，是原始人生活和心理的表现，是用荒诞故事解释合理现象。这是对神话性质、地位和内容较为精辟的论述。作者长篇引述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学派关于神话与民俗的关系论述，推崇其学术观点，并结合中国神话实际，提出通过了解民众的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去理解神话的观点。这是对该学派理论的一次具体运用，实践云南彝族神话研究方法论的新探索。同时，他较早运用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如他对蕴含彝族活态神话的彝族丧葬制度研究，将宣威调查情况与雷金流在澄江调查的丧葬风俗进行对比，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纵观马学良一生的学术事业和杰出成绩，他不仅是一位国际著名的语言学家，也是一位蜚声中外的民间文艺学家，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发展贡献巨大。其早年对云南彝族神话和民俗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从内容看，他通过现代语言学的记音、彝汉对照翻译等科学方法从事神话翻译整理，既抢救和保存彝族神话，又进行彝族神话类型、内容和主题研究的知识生产。他搜集和研究的神话以祖先和洪水神话居多，祖先神话关涉彝族的起源问题，有力强化彝族的民族认同。云南彝族洪水神话更多演述洪水泛滥后人类繁衍再生的叙事，共性情节是彝族祖先阿普笃慕主持六祖分支仪式，旨在彰显彝族始祖崇拜。其搜集整理的神话和研究内容，参与建构彝族文化体系，对文化认同具有理论意义。
第二，从目的看，他对彝族神话、民俗和文化进行综合研究。发挥专业知识进行跨学科彝族神话研究，有利于透过神话的语言现象层面看到彝族民众的深层文化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如他所言：“同时更须介绍边民固有之文化及作品，供内地人作施政改进的参考，边民有文字记录的作品，虽日渐湮没，但留传现在的还是不少，可惜以往把它估价太低，任其腐朽散佚，我们现在的责任，是在‘化腐朽为神奇’。”[8]文艺和学术研究大多为抗战服务，这是具有爱国精神知识分子的所想和所为。马学良搜集和研究云南彝族神话，旨在发现沉睡在神话中的民族精神和力量，如彝族神话中的英雄祖先叙事、洪水遗民的自强不息精神，从而不断激发民众的团结抗日力量。
此外，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中，还有部分学者在相关学术研究中涉及神话问题，或者通过神话资料来研究其他问题。虽然是零星式论述或者零散的资料，但这些学术现象一方面丰富这一时期云南彝族神话研究的参考资料，另一方面突显云南彝族神话的多学科价值和学术地位，二者共构了云南彝族神话在当时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
四、楚图南、徐嘉瑞的云南彝族神话研究
抗战期间，本地学者楚图南、徐嘉瑞也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并在外来学者与云南当地学者中间起到引领和协调学术风气之作用。作为希腊神话的著名翻译家，楚图南曾发表《中国西南民族神话的研究》，这一重要神话研究论文首先充分肯定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的多重价值，其次对西南民族神话做了分类，再次提倡了神话的比较研究方法，在云南彝族神话研究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地位。他认为神话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学科价值，值得深入研究。他在该文中论述“西南民族的人祖神话”“金马碧鸡神话”“土主庙”“星回节的传说”，一定意义上代表其神话分类观。从西南民族神话的流传情况看，这种分类虽不够全面，但他特别强调人祖神话类型，意在说明该神话类型在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中广泛分布、影响较大。他还提倡各民族神话研究需比较分析，“以神话学的一般方法，来将它们清疏、整理、研究、判断，得出准确的结论。又从这些结论中，来推论、来研究出西南民族的比较可靠的信史来。”[9]通过神话的比较研究，得出历史结论，这是神话历史化的主要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强化神话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
楚图南还对流传于滇西彝族地区的九隆神话进行解读。作者将其作为人祖神话的典型，通过历史上不同汉文记载的比较，认为九隆神话相比苗瑶语族的槃瓠神话则晚得多，应该是南诏之后才形成的神话。此外，他还认为丁文江搜集整理《爨文丛刻》中涉及的开天辟地神话，亦是融入了汉文化影响后形成的神话，较早探讨彝汉文化交流交融对彝族神话的影响，具有相当的学术代表性。
大理白族徐嘉瑞是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云南文艺界的主要领导者和知名学者，他在专著《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论述金马碧鸡神话和九隆神话，研究视野广阔，涉及考古、文献分析、田野调查、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观点新颖，在云南地方文化史及云南彝族神话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者研究指出，金马碧鸡神话在云南省内昆明、大姚及四川省会理县广泛流传，但均来自一个神话原型，其传播与民族迁徙关系较大。笔者以为，金马碧鸡神话源自中原金鸡崇拜习俗，随着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南迁传播到了西南。通过考证，作者指出会理有神马传说，而无碧鸡。他还专门分析金马碧鸡神话在大姚广为流传的原因，及客观的自然环境和交通军事位置。结合前贤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金马碧鸡神话是由“金马神话”和“碧鸡神话”组成。秦时关中已经出现了“石鸡神话”，汉代会理产铜矿，便有铜马的地方神话。随着中原与边地西南人口、文化、经济的交流，军事及统治力量伸入边疆民族地区，在云南和四川交界的大姚县，因自然地理、矿产资源和交通要道等诸多因素影响，叠加形成了金马碧鸡神话，在滇西地区流传较广。后来随着南诏大理国在昆明建拓东城，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转移至昆明，该神话与当地风物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马碧鸡神话，如今在昆明城市中心还能看到“金马坊”“碧鸡坊”标志性神话资源创造性转化而成的城市建筑物。
徐嘉瑞侧重从“蒙舍诏与九隆神话”关系进行论述，视角独特而切中要害，简明扼要地阐释该神话的性质和特点。“九隆神话，本哀牢族之神话。”“九隆神话之特点，在以龙为图腾。”[10]这些是基于文献考据得出的具有创见性的论点，为创新“九隆神话”研究视角提供了参考。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徐嘉瑞并未明确阐明九隆神话属于彝族还是白族，而是从“蒙舍诏与九隆神话”关系论角度进行阐释，这是较为合理的。因为，从历史文献记载和现实情况来看，九隆神话在云南大理洱海地区、哀牢山的彝族、白族等民族中都广泛流传，将此作为哪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族源神话，都并非是严谨的学术态度。
综上，楚图南和徐嘉瑞均对云南彝族神话做过深入研究，但二人的研究侧重点不同，楚图南侧重于西南人祖神话研究，通过比较的方法，突出苗瑶语族与藏缅语族人祖神话的共性和个性，体现了云南彝族神话的独特性；徐嘉瑞倾向于云南地方民族神话研究，表现云南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并突显云南彝族等族源神话和地方风物神话的影响力。
五、神话搜集整理研究的新范式及其影响
马学良基于国际彝学研究指出：“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的半个多世纪里，国外学者对彝族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初期阶段，除在彝文与彝语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以外，对其他课题的研究均停留在介绍概况和客观描述的层面上，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和研究。”[11]作为彝学研究组成的云南彝族神话搜集整理，自19世纪末发端到20世纪上半叶发展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持续发展，通过各个阶段的比较分析，可看到20世纪上半叶云南彝族神话搜集整理具有承启作用。
首先，19世纪末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为代表的云南彝族神话搜集与研究，将传教与搜集撒尼人神话相结合，试图利用神话传播天主教义，将搜集与研究神话当成一种传播宗教的文化策略。因带着传教的深层目的，搜集翻译整理的成果远大于学术研究成绩，且传教士的活动大多集中于滇南和滇西地区，他们搜集整理的彝族神话因地理区域、彝族支系和方言区等因素,无法代表云南彝族神话的全貌。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开展，自1953年始，《阿诗玛》《梅葛》《阿细的先基》《查姆》等一大批长诗、神话、史诗经典被发掘整理出版，为大众所知晓。这一时期，云南彝族神话搜集整理、民族文学史编写、少数民族文学专业和学科建设等一系列事件在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事业发展的历程中得到统一规划和逐步推进，并互为共嵌，共同成为发展多民族文学和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路径和方法。
最后，20世纪上半叶以杨成志、陶云逵、马学良、楚图南、徐嘉瑞等学者对云南彝族神话调查与研究的学术事件为讨论，勾勒出一幅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彝族神话调查研究的图景，呈现出鲜明的学术史发展特点。研究人员增多，从人类学者到民俗学者再到语言学者；研究内容增加，指涉祖先神话、图腾神话、洪水神话、金马碧鸡神话、九隆神话等不同类型；研究范围扩大，涉及云南各地区和各支系彝族，对神话与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祭祀仪式关系做了探究，涉及范围广、研究主题多。鉴于此，这一阶段的云南彝族神话研究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通过文本搜集整理，运用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阐释，开创了神话学研究的新范式。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彝族神话搜集整理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以往关于神话搜集整理为目的的研究并不明晰，这在一定意义上遮蔽了其学术史的地位、意义以及影响。换言之，学界尚未深入分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彝族神话调查研究的时空背景。笔者试图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阐释，勾勒出云南彝族神话搜集整理与多民族国家建构相关联的图景。
第一，神话蕴含着民族精神与力量。“神话”一词及神话学科，是近代以来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产物，在欧洲历史上，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民俗学家认为神话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蕴含着精神与力量。他们通过到乡村搜集神话，进而借助文化生产与民间传统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因此，神话与民族国家想象、浪漫民族主义思想紧密相连。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者搜集整理云南彝族神话之际，正值日本入侵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民众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担忧不已，神话成为接受过西方人类学、民俗学教育的学者关注之物，他们纷纷寄希望于神话来探寻中华民族族源历史，从远古神话中汲取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团结拼搏、顽强斗争的精神，不断凝聚抗战胜利的精神力量。“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在民国前期‘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内涵表述的延续和影响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反抗外来侵略的环境下得到了空前强化，体现为各民族自我表述历史上交流交融的渊源和中华民族认同。”[12]国民政府亦通过经费支持，委派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等专家学者通过对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为制定民族政策提供学术咨询。鉴于此，多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成为当时中国学者搜集整理云南彝族神话的目的之一。
第二，神话搜集整理作为解决边地问题的重要策略。“当整体性的中国文化面临外来冲击的生死存亡关头，边地成为中国文化与文学想象民族共同体、凝聚团结民众、塑造认同、建构身份不可或缺的力量。”[13]在中国东北三省失守，南京、武汉相继告急的情境下，作为边地的云南，其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愈加凸显，成为边疆意义上的云南。作为国之重器，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云南边疆的战略安全愈加重要。马学良、陶云逵等西南联大学者对云南彝族神话搜集与研究，彰显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肯定彝族民众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性和创造力，并利用民族精神来源的神话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与增强中华民族认同。譬如祖先神话，既起到了增强彝族身份认同和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作用，也起到团结民众，映现“中华民族是一家”的思想。洪水后人类再生神话突出同源共祖的神圣叙事，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从族源祖先神话演进到人类繁衍再生洪水神话，两种不同的神话类型之间的关联性，映射出民族共同体到国家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多民族同源叙事情境，团结一致、抵抗外敌、抗战必胜成为神话的现实隐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云南彝族神话搜集整理成为解决云南边疆民族与国家问题的重要方法和策略之一。
原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5期；文字来源：参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