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玄通大书》是毕摩文化中最重要的占卜经典。其中的占卜理论主要有阴阳五行说、八卦说、干支说、占星术、十二宫辰说、天人感应论等等。在人生命运和吉凶日的推算上采用了象征律和演绎法等推算方法。
关键词：署舍；署莫；预测理论
祈福以求神佑，禳解以除祸祟，占卜以断吉凶，盟诅以别敌友，神判以断是非是毕摩主要的宗教活动。占卜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玄通大书》是毕摩文化中最重要的占卜经典。该书是主编《爨文丛刻》的丁文江先生于1930年在大方收集到的第一部彝文文献。由《爨文丛刻》的翻译者罗文毕先生译名为《玄通大书》，但当时未对原[1]书进行翻译。1982年马学良先生主编《增订爨文丛刻》时。重新组织人翻译了《玄通大书》，编入《增订爨文丛刻》中、下册。
《玄通大书》由“暑舍”和“署莫”两部书组成。
一、《署舍》
“署舍”彝语意为金书，有其书珍贵如金之意。全书共有60个标目。其内容主要是根据男女出生于不同的年、月、日、时以及所逢的天干、地支来推算一个人的命运。是彝族先民对人生未来预测的一种探索。
“署莫”意为大书。有其占卜内容极其广泛之意。全书共分244个标目，是彝族人的择吉通书。彝族先民凡耕种、放牧、狩猎、作战、建房、入学、贸易、出行、婚嫁、丧葬、祭祀、乔迁、诉讼、裁衣、打制首饰等等都要请毕摩选择吉日良辰。
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其贫贱富贵，夭折长寿，吉凶祸福，落魄显达，总要受到社会制度，政治形势，文化教育，生活境遇、个人努力奋斗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署舍》中则不考虑这些因素，只是根据男女的出生年、月、日、时及其所逢的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八卦方位、太极九星、十二宫辰、二十八宿等来预测人生的命运，这显然是非科学的学说。但它却有着悠久的历史，至今在民间仍有着很大的影响。
中国对禄命的信仰很早，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他的弟子子夏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他们都认为个人无法抗拒天意和命运的安排。
算命术的确立始于唐代的李虚中，韩愈曾在《韩昌黎文集·李虚中墓志》中对其人作了介绍：李虚中“无道不通，最深于五行术，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枝干，相生胜衰死相王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起其年时，百不失一二。其说汪洋奥义，关节解开，万端千绪，参错重出。”由于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很多，便出现了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命运大不相同的现象。到了五代时，徐子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又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为四柱建立算命术的理论，每柱有天干地支各一字，四柱共有八字。因此算命术，又称“算八字”。自宋以降，算命术发展迅速，各种命理著作不断问世。如《李虚中命书》、《三命通会》、《命理探原》、《滴天髓》、《星命渊源》等等，其方法主要有：一、排八字。即根据某人所出生的年、月、日、时，按推年法，推月法，推日法，推时法排出所逢的天干地支。二、推生克。即根据五行学说中金、木、水、火、土的生克制化来推查干支通变。三、推干支冲合。根据八字中的十天干与十二支的相冲或相合关系，推算人的吉凶祸福。四、查神煞。看天上星宿神煞与人的命运有何联系。五、安命宫。根据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推算命宫的天干地支。六、查行运。看来算命之人何年何月行运。七、推流年。即算命当年的干支。八、推胎元。推算受胎月份干支。九、评判吉凶。包括对富贵贫贱和寿夭疾病的推算；从八字五行看人的性情相貌，论六亲，看合婚，分析命理格局等。将《署舍》与上面的算命术做比较，可以看出，其基础理论都是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所逢的干支以及所属的五行来判定人生命运的。但两者在具体方法上不一致。如《署舍》中的看花树，占骨皮之类就是汉文命理书中所没有的，同时在命理的推算上也不象汉法那样有一整套比较严密的系统。《大定县志·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记：“又[2]有堪舆，禄命书。其堪舆，即杨茂筠雌雄之说，禄命与汉法不同，不用五行生克。”很早就指出了两者的不同，但“不用五行生克”之语不确。
综观《署舍》中的算命术中有几种基本的原始信仰：
（一）星辰信仰。彝族先民认为天上群星闪烁，地上人群熙熙，星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天上一群星地上一家人。天上一箩星，地上一族人。人靠星保佑，……星吉则人昌，星饱满[3]人富。”同时认为一些大星对人的前途、命运有很大影响，如书中提到的太极九星中的太阳、月亮以及金、木、水、火、土等五星就来源于人们对星空的长期观察，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形成了最早占卜命运的方法———占星术，后来由于这种方法太过于简单，才由金、木、水、火、土等五星推论出所含的五种物质元素，而形成五行学说，用来推算命理，从《占男子太极九星》和《占女子太极九星》中还可看到这种原始占星术的痕迹。
（二）动物崇拜。从原始社会开始，动物与人类的生活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凶恶的动物威胁着人的生命，人类因畏惧它而崇拜它。如十二生肖中的虎和蛇，有的动物是人类劳动的得力助手。如牛、马和狗能帮助人耕地、运输、看守家园。有的则是人类肉食的主要来源，如兔、羊、鸡、猪。猴、鼠会偷吃粮食，给人带来食物短缺的危险而受到人的崇拜。除十二生肖之外，彝族先民认为其他动物与人的命运也有关系。如《命宫二十八种变化于此占》中的大象、黄鳝、犀牛、狐、豹、蟹、夜鹰、燕子、河鱼、豺狼、野鸡、乌鸦、獐等二十八种动物象征着二十八种不同的命运。在《占骨皮变类》中，就将人的骨皮分为虎皮包猪骨，马皮包牛骨，龙皮包羊骨，蛇皮包狗骨，马皮包鸡骨，羊皮包猪骨，猴皮包猪骨，鸡皮包鼠骨，鼠皮包兔骨，龙皮包牛骨等十类，以此判定各种不同的命运。另外书中的凤凰、仙鹤、孔雀等都是彝族先民崇拜的[4]957吉祥鸟。如“正月生者，虎皮包猪骨，命好。生于力大之家，可兴家养畜，是受长官器重之人。”
（三）植物崇拜。彝族先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树（即寿树），书中记载的寿树种类有：梭罗木、杨柳、水马桑、红漆树、青杠树、白杉树、月季花、白刺花、赖皮树、冬青、竹、白蜡木、马桑、菩提树、松、杉、杨树、红茨树、火麻、银杏等。彝族先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寿树断了，要接寿，否则人就要夭亡。每个人都崇拜自己的寿树，禁砍自己的花树。如“初九日生者，是求人之命，受一枝鲜花，花树是赖皮树，受衣禄荞[4]957子一石二斗。”
（四）象征律与演绎法。《署舍》对命理推算的方法是非科学的方法，这种神秘文化表面上看去高深莫测，有着一套完整的体系。但其中最基本的法则就是象征律和演绎法。《署舍》中的算命术是以五行说、天干地支、阴阳八卦、太极九星等为主的。尽管五行说在我国古代哲学体系中有着它朴素、唯物的一方面，但仍存在着种种缺点和不足。例如：土能生木，生金，但在五行说中却只能生金。而认为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能形成天地万物也很牵强。例如空气，显然就不是这五种元素形成的。综观《署舍》中的象征律有如下几方面的表现：
1、人与天地、五行同。认为天是大宇宙，而人身是小宇宙。天地间有阴阳五行，人也有阴阳五行，人的命运不同是因为他们出生的时间不同而禀受天地之气不同的结果，因此同样是人就有了金命、木命、水命、火命、土命之分。而这五行命运又是根据其出生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和所属五行来决定的。
2、人与花木同。认为树木有荣有枯，人有生有死，因此用花树来象征人的寿命和命运。如《此占花[4]963朵类》中某人是金命，若在虎、兔、龙月生，即为桃子花朵。“桃子花者，八个儿女，花树上顶。”
3、人与动物同。认为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命运，因此用动物来象征人的各种命运。如《命宫二十八种变化于此占》、《占命宫变化吉凶》中就以二十八种动物来象征人的各种命运。《占出生年月命宫变化》根据出生年月判断命宫是何动物及命运。如：“子年九月、丑年十月、寅年冬月、卯年四月、申年五月、酉年六月戌年七月，亥年八月，凡此所生者，命宫是孔雀，有金银，是己有不舍[4]1034人，人有己不贪者。”
4、人与四时同。我们在《春夏秋冬实楚》、《春夏秋冬耿纪》中可以看出人生于不同的季节、月份，就是生于密实楚和策耿纪身上不同的部位，他们的命运就不相同，用的就是人与四时同的象征方法。策耿纪是天上的神王，密实楚是毕摩的祖师之一。如冬季申日出生的人属耿纪肚子生者，其判词曰：“耿纪肚[4]884子生者，穿吃富足，福禄好，受喇叭号角，鸣锣有官运，奴仆钱米足，田丘山坝样样受。”
《署舍》中的算命术在有了前面四种基本信仰和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八卦九星等基本概念之后，就如同建立了数学模型，认为只要将具体数据代进去进行演算，就能得出正确的结果这就是《署舍》中的演绎法，这种演绎推算，表面看去很有逻辑性。但是作为演绎推理的逻辑要求，必须是前提正确，结论才可会正确。而《署舍》中的四种原始信仰显然都有迷信的色彩，而在象征律中，也只不过是通过“天人感应”，“人生一小天地”等观念对自然现象作出的表面象征，通过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的五行所属与这些表面象征，彼此挂钩来演绎推算。这种推算中由于不考虑社会发展对人类造成的种种重大影响和个人对前途的努力等因素。这就导致它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果。
《署舍》中对于许多不好的命运，多有禳解之法。彝族古代社会中没有专门的推理算命的人，算命仍然是宗教的一种组成部分，由宗教祭司———毕摩来完成，毕摩采用禳解之法，常常使他们能达到法宏利丰的目的。如《六十轮花甲吉凶占于此》说：“丙午，丁未云雨水，是君臣师吉，是平民有财富。生财须靠[4]951祖灵，应敬奉龙神。”如找毕摩占卜的虽然生于丙午、丁未但仍穷困潦倒，布摩就会说是因你没有敬奉龙神或祖灵，而祭龙神和祖灵又要请毕摩前去作法事，毕摩因此可获得一定报酬。有的占卜条文规定了给毕摩的报酬。如《埋儿女宫于此占》说：“凡寅、申、己、亥四日逢寅、酉、子三时生；辰、戌、丑、未、卯五日逢寅时生者，是埋儿女宫生，应做回避煞，否则生长也难留存。用红羊，红猪，一张纸画上埋儿女宫图[4]1004影，禳解可好。就是要许毕摩两块银钱。”显然是写《署舍》一书的毕摩对作此种法事所作的报酬规定。
《署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推命书，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它把人们的思维引导到“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轨道上来，让人们甘心忍受奴隶主、封建领主、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麻痹他们的斗志。《占受不受斋场》中，我们还看到作官者死后，毕摩行祭时，最多的要杀一百七十只牲畜。大量的耕牛被宰杀，正是彝族社会经济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署莫》
《署莫》是彝族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占卜在其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大至祭神、祭祖、兴兵作战，小至安床、换门，人们的各种活动无不在占卜术的笼罩之下。作为一门综合的、体系庞大的神秘文化，彝族的占卜术主要有以下基本概念：
（一）五行学：五行学是占卜中最重要的概念。五行指金、木、水、火、土，彝语称之为“舍、赛、益、朵、腻。”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宇宙的五种基本物质。自然界和社会上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可以按照这五种物质相比拟而进行归类。这五种各具特性的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是宇宙万物生长和消解的根本原因，彼此有着相生相克、互相制约的规律。其相生规律为：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克规律为：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这个观念本来在春秋时期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到战国时代被邹衍发展为唯心主义的五德终始说。认为朝代的更替都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结果。从汉代开始，五行说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十分重大。乃至二千年来成为中医、命理、占卜、堪舆理论之基础，直至今日，在社会上仍有着很大势力。彝族的五行学说显然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如《署莫》中五行金、木、水、火、土，配方位为西、东、北、南、中，配色为：白、青、黑、赤、黄，配季节为：秋、春、冬、夏、（长夏）等，都与汉文典籍一致，其占卜的吉凶也主要是根据五行相生相克来进行解释的，彝族先民认为有了五行的生克制化，宇宙万物才能正常生长，发展，变化与消亡。掌握了事物的五行变化，就可能占卜其事物发展的变化吉凶。因此五行说就成为占卜术的重要理论依据。例如《占火命人宅基》“火命人，居火星上者，病死至，不吉。居水星上者，官司至，不吉。居金星上者，口舌至，不吉。居木星上者，[5]1563满十岁、二十八岁、三十四岁，有灾宜祭献。土神不甘心，宜用猪安位。居土星上者，子孙兴旺吉。”火命人宅基坐向。若坐南朝北，病死至，不吉；坐北向南，官司至，不吉；居土星上者，子孙兴旺，吉。因南方属火，北方属水，因此火命人的宅基无论是坐南朝北或是坐北朝南，由于水克火都不吉利，而由于火能生土，宅基居于土星位上，子孙就兴旺。
（二）干支说：干支是我国古代人民用来记录年、月、日、时的符号。干支又称为“干枝”，古人将它们[6]比着树干与树枝。彝文古籍《西南彝志》中有“哎君不知年，就看纪年树，哺臣不知月，就看计月石”的记载。可见古代历法的产生最早与观察树木的生长规律有一定关系。天干有十位，依次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彝语音称为惹、仇、逼、舍、扣、启、鲁、赫、道、杜。地支有十二位，依次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戊、亥。彝语称为：哈、尼、噜、所、鲁、筛、姆、和、糯、阿、启、外。将天干与地支配合来记年、月、日、时是《玄通大书》中记录时间的基本方法。其中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形成六十甲子，顺次反复循环用于记年和记日。用地支纪月和纪时时则固定不变。一年十二月以寅为首，分别为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顺序排列。一天以子为首，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顺序排列。十二地支又与十二生肖相配合，其规定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在干支中又规定他们的五行属性分别为：甲乙，寅卯属木；丙丁，巳午属火；戊已，辰戌丑未属土；庚辛，申酉属金；壬癸，亥子属水。由此而产生了六冲六害。六冲就是在十二地支中每隔六位就要彼此冲突，故称为六冲。具体情况是：
1、地支子午相冲，生肖鼠马相冲；2、地支丑未相冲，生肖牛羊相冲；3、地支寅申相冲，生肖虎猴相冲；4、地支卯酉相冲，生肖兔鸡相冲；5、地支辰戌相冲，生肖龙狗相冲；6、地支巳亥相冲，生肖蛇猪相冲；害：指彼此相害，地支相害和生肖相害如下：
1、地支子未相害，生肖鼠羊相害；2、地支丑未相害，生肖牛马相害；3、地支寅巳相害，生肖虎蛇相害。4、地支卯辰相害，生肖兔龙相害；5、地支申亥相害，生肖猴猪相害；6、地支酉戌相害，生肖鸡狗相害。因此男女合婚时要讲究生克。如《夫乃克妻者》记：“庚辛年生男子，不娶甲乙年生姑娘，甲乙年生男[5]1821子，不娶戊己年生姑娘。”就是因庚辛属金，甲乙属木，金克木，不吉。戊己属土，木能克土，所以甲乙[5]1826年男子不娶戊己年生姑娘，娶了之后，妻子会死掉。《占夫克妻生月》中“虎月男，猴月姑娘克”就是[5]1830因虎猴相冲，《占妻克夫生年》中“牛年姑娘，马年男克不利”就是因牛马相害。今天随着人们科学知识的普及，这种迷信的无稽之谈市场已越来越小，但在边远的彝族村寨仍有相当的影响。
天干和地支的配合，还产生了空亡概念。天干从甲到癸，地支从子到酉刚好为一旬，这时天干正好用完，而地支还多着戌、亥两个没有排进去。《玄通大书·空亡之日》记：“甲己二日之申酉二时，乙庚二日之午末二时、丙辛二日之辰巳二时，丁壬二日之寅卯二时，戊癸二日之子丑二时，凡值其时所做之事，必[5]1771手空口罄一无所有，叫空亡时。”这种推算空亡时的方法称之为截路空。其口诀是：“甲己空申酉，乙庚空午未，丙辛空辰巳，丁壬空寅卯，戊癸空子丑。”我们从天干日、干支时的对应关系中就可找到这种规律。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干支日中凡逢壬、癸天干对应的时辰除壬戌、癸亥外，就是空亡时；甲、己日为壬申，癸酉，乙庚日为壬午、癸未；丙辛日为壬辰、癸巳，丁壬日为壬寅、癸卯，戊癸日为壬子、癸丑。这是因天干五行中壬癸属水，认为遇水则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缘故。
（三）“十二宫辰”。指开、闭、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用来记日，一般来说其中除、危、定、执是黄道，吉。建、满、平、收是黑道，不吉。“成、开”为次吉。“闭、破”不好。但有时又视所做之事而[5]1177定。如：正月“申日，破日，天旋地转灾祸官司一同来，三星亏克六主，逢行船不到日，婚娶不吉。”“寅日，闭日，天地降灾，黄道不主事。建房遇坑狗哭，不吉。行船、骑马克亲友，祭灵则天神耿努降三十骑，[5]1184吉。建房、行船、婚娶、许愿，所为全吉。”等。另如《十二宫辰迁徙》记“满日、平日、定日、危日、成日、[5]1890收日为迁徙吉日。”
（四）星占术。中国的星占术起源很早，《周礼·春宫》记：“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可见星占术在中国已有很悠久的历史。《玄通大书》中也有许多地方用到星占术。如《七、正、四、十各月六星占》中的天房星，天仓开星，耀房星，龙尾星，盗失星，荣房星。《二、五、八、冬各月八宿占》中的天开门，天灾降，天仓开，天克门，天盗冷，天盗降八星。《九、三、腊、六各月白虎，青龙占》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星座。根据以上各星当时轮值情况占卜当天的吉凶。另外如《太极十二宫值星》，《占二十八宿星图》，《六星方位占建房吉凶》都是占星术的应用。
（五）八卦。是指阳用——和阴——两种符号按不同的方式每次用三个符号排列而得出的八种组合符号。称为乾、坤、离、坎、震、巽、艮、兑八经卦。再将八经卦两两相重和自身相重而得出八八六十四卦，再在每卦下加上爻辞，用以解释世间各种事物的发展变化。《玄通大书》中主要是用八卦来占卜推算建房时的吉利方位。如《八卦方位建房吉凶》、《八卦占建灵房》、《看修建房屋八卦》等。
（六）太极十二宫，将太极图分为十二个方位来进行占卜。如《太极十二宫占住宅》，按十二地支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方位占住宅门路方位吉凶。《太极十二宫值星占》，按东、南、西、北加上四土一金一木一火一水形成十二宫值星以占吉凶。
从内容上看《署莫》主要包括彝族先民对祭祀神灵、祖先、解冤、招魂、接寿、建房、葬坟、耕种、嫁娶、制造武器和器物，打猎捕鱼、失落物件、饲养牲畜、入学、行军作仗、行船等方面进行占卜。反映了彝族先民古代社会的各个侧面。其中还保存了许多今天已经失落了的文化。如：打制金银首饰、打金银器、打戈矛、制甲胄、弓弩、盾牌、狩猎捕鱼等技术已在彝族匠人中消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清代改土归流之后，彝族人民受到官府、土目、地主的多重经济剥削，没有经济能力去打制金银首饰和金银器，另一方面是由于明清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限制彝人使用武器。如《明太祖洪武实录》记：“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正月甲午，朱元璋遣使谕傅友德、兰玉、沐英，`乌蒙，东川，乌撒，芒部，建昌之地，更[7]140宜约束酋长，出兵守御，其民毋挟兵刃。`至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之。”乌撒即今威宁、赫章一带，而霭翠则是水西地区彝族首领，辖有今大方、毕节、织金、水城、黔西、纳雍等县市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清圣祖康熙实录》记清康熙廿一年，“十二月壬午，云贵总督蔡毓荣疏请：`禁民人及土司[7]236-237携带收藏兵器，并不许汉人将铅、硝、硫磺贷与夷人，兵部拟如所请。”清康熙廿五年“闰月丁巳，兵部议复从四川陕西总督禧佛疏言：`川省地广人稀，土司番蛮杂处，恐有私收军器禁物，妄意为非，及射利奸徒勾串卖给等弊。请严行禁止，定例处分。`乃定：嗣后土司番蛮交界处，有将军器禁物贩卖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该管官知情故纵者，一例治罪；如失于觉察，州县官并专汛武职，俱降四级调用，府道及[7]237兼辖武职官，俱降二级，该管总兵官，降一级，督抚提各罚俸一年。”正是由于明清统治者禁止彝族人民使用各种武器（当然也不允许他们制造武器），因此彝族匠人制造弓弩利刃的技艺已失传，在贵州地区大多数彝族已无狩猎捕鱼的习惯。其铁匠只能铸铧和打制镰刀、锄头等简单的工具。在《署莫》中还记载了彝族先民兴兵、列阵、作战都要择日，这为研究彝族古代军事提供了宝贵资料。在清代改土归流之后，贵州彝族地区就没有发生过比较大的军事行动了。因此《署莫》成书的下限至迟在清康熙年间之前。
《署莫》之中还记载了彝族的堪舆术。风水术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知道择地而居。《墨子·辞过》云：“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陵阜”就是河流的台阶地带，人们生活在河岸台阶地带的洞穴里，既可以下河取水捕鱼，洞穴既能遮风避雨，又不易被洪水淹没。这就是风水学上的“近水而居”的原则。住宅坐北向南，可以取得空气流通、冬暖夏凉的效果。这就是风水师提倡的“子午向”原则。至唐宋以来，风水术广及民间，大致可分为形派和理派。形派以江西人筠松为宗师，主要活动在江西，讲形势、形法、峦体，注重龙穴砂水和定向，忌讳少。理派为陈抟、王级等人所创立，讲理气、方[8]位、卦义，以八卦、十二支、天星、五行为四纲，讲究方位，有许多“煞”忌。
《署莫》中的堪舆说以理派为主而兼收形派之说形成了自己的学说。如《八卦占建灵房》、《太极十二宫上占住宅》、《太极十二宫值星占》、《六星方位占建房吉凶》、《占木命人宅基》、《占金命人宅基》、《占火命人宅基》、《占水命人宅基》、《占土命人宅基》、《六星方位占建房吉凶》、《占土气横推》等，讲究理气和方位，反映了理派的理论。而《占看屋基》、《占山垭漏》、《看坟墓葬处》、《占水流》等则又注重龙穴、砂水和定向。以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形势作为研究对象。穴前流来之水以曲折弯曲、悠扬，由西向东流者为吉。忌直流由东向西流。如《占水流》中：“高宅地，水头在青龙山，水尾转白虎山者，吉。对直流者，不吉。水头在西，水尾转东者，是文昌水，吉。对直流向者，财止不到。玄武山有水者吉。朱雀[5]1569山有水者吉。水头在东，水尾转西，福禄损，子孙散，不吉。”对阳宅地势选择认为“青龙山高，白虎山低，玄武山如两手环抱者，吉。白虎山低，坐山回旋，朱雀山朝向屋基者，吉。青龙山，白虎山环行包超屋基者，紫微星（发达地）出现，居之，子孙世代兴旺。后龙山九曲折叠者吉。四方的山若高，相互跟随朝向屋基者吉。白虎山，青龙山矮，有官司病死至，不吉。朱雀山三垭如笔架者，吉。玄武山、朱雀山白粉粉[5]1548的，则遇吉庆。”对墓地选择以青龙山高，白虎山低，玄武山高，朱雀山低者，坟前有树林，有水为吉[5]1554地。贵州地区的彝族在历史上行火葬，明代开始就有了一些土葬墓。清代道光年间之后才普遍实行土葬。明洪武年间朱元璋的调北征南曾从湖广，江西迁入大量汉民。《署舍》中的风水理论显然是受到这些移民文化的影响。因此《看坟墓葬处》之类的土葬占卜法显然是明代之后才进入《署莫》之中的。
《署舍》中还有对气象的观察。如通过新年气象来占卜当年的丰歉。“初一日天气晴朗，将有大风。次日吹风，兆应雨水多。黄云出现，先兆丰年五谷丰登，尚有螟灾。吹南风则粮价便宜，若起西风粮满[5]1668仓；风起北方，兆应夏粮昂贵，小块平地则扁豆丰收。”还有根据新年地支来占当年丰歉，灾祥都是通过多年观察总结的经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玄通大书》是彝族文化中的神秘文化，其间有着很多的迷信成份，因它的神秘而将彝族先民的生活桎梏于这个怪圈之中，使它成为彝族先民生活的圭皋。正是这个神秘的预测术掩盖了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剥削和压迫的实质。让人们信神，信命，信毕摩而丧失反抗压迫、剥削的斗志。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对风水术进行过有力的批判，他说：“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突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么?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罗，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没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出的么?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地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也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9]来。”事实证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彝族人民才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摆脱了土司、土目、地主的压迫，人们才真正交上好运。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科技知识还不够普及，在一些彝族村寨的群众还在信风水、信八字、信占卜术，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文化的怪圈。历史的现象，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去阐释，谬误的尘埃需要科学的扫帚去清扫。为了配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对《玄通大书》之类的神秘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解剖这个糟粕与精华交融的复合体，剥去其迷信的外衣，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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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世鹏（1947-），男（彝族），贵州大方人，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学院研究员，贵州彝学会理事，贵州民族语言学会理事。
原载：《毕节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总第24卷。文字来源：文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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