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文叙事诗《西行取经记》与《西游记》之比较
作者 ​李金发 2022-03-15
原出处:《时代文学》2012年02期

摘要:成书于明清时期的彝文长篇叙事诗《西行取经记》是汉文小说《西游记》在彝区的流传和变异版本,反映了明清时期汉彝文化的深度交融。与《西游记》相比,《西行取经记》从形式到内容、内涵都发生了变异,它在彝汉文化结合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入了彝族传统文学的特点、道德伦理和信仰文化。
关键词:《西行取经记》;彝文叙事诗;《西游记》

《西行取经记》主要流传于滇中彝区和滇东北彝区,它是明代汉文小说《西游记》在云南彝区的流播和变异版本。《西行取经记》原为彝文书写的手抄本,作者不详,无确切的成书时间,通过考据,可推断其成书年代约在明清汉族军民大规模入滇屯田之际。《西行取经记》长期在彝区流传,鲜为外界所知,在彝族学者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后,1997年得以彝汉文对照出版。《西行取经记》全书分为《唐王游地府》、《刘全送瓜记》和《唐僧取经书》三部分,共4000余诗行。[1] 《西行取经记》属于彝族文献中的译文长诗,就是彝族先民吸收和传播汉族文化,用古彝文把汉族地区广为流传的一些作品翻译改写,使之彝族化而在彝区流传,成为了彝汉民族共有的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2]ofq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一、文体形式和流传形式的变化

彝文《西行取经记》是汉文《西游记》在彝区的流变形式,在文学体裁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西游记》是古白话小说,彝文《西行取经记》是叙事诗。从小说到叙事诗,这是由彝族传统文化中的诗歌传统决定的。彝族是诗的民族,彝族的各种古代文献多以五言诗体文写成,因此,彝族古代的文学形式和体裁单一,诗歌成了彝族社会的一种文化叙事和历史记忆传统,彝族传统诗歌少抒情诗而多叙事诗。在文学作品的跨族际流传中,除了传承性之外,还有变异性,变异性往往又体现民族性,因而《西游记》也就只能“入乡随俗”,文体形式改变为叙事诗。ofq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诗歌是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体现了人类对语言的高度驾驭能力。诗歌往往成格律化发展,讲究形式美和音律美,彝族诗歌传统中,诗行整齐,对仗工整,讲究押韵,使得音律抑扬顿挫、和谐悦耳,符合彝语的语音特点。彝文《西行取经记》中也继承和体现了彝族诗歌传统中的这一特点。如在唐僧身世的叙述中,彝文诗行为:(此处略),汉意:世间有一个唐僧,生在鸡足山。其父姓赵,其母姓陈。生来不知父,生来不知母。ofq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彝文叙事诗讲究对仗、工整和押韵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这三句中的押韵词分别是[du33]、[mer55]、[ba21]。用诗歌的形式来讲述故事,这是彝文《西行取经记》的一个特点,它对《西游记》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取舍和改造,因此,《西行取经记》的篇幅长短不一样,其中,对《唐王游地府》着力较大,有2182行;其次是《刘全送瓜》有1000余行;“西天取经”的故事在《西游记》中是重点内容,而在彝文版中则减缩为500余行。字数也大为减少,从汉文小说版的约70万字变成了彝文叙事诗版的4000余行2万多字。ofq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受彝族口述传统的影响,《西行取经记》的彝文文本和彝语口头文本同时存在,民间文学性得到了增强,且具有表演性质。艺术和宗教往往是水乳交融的,这似乎成了历史上文艺发展中的一种规律。彝族诗歌传统的一个特征是口述传统,且口述传统往往跟宗教信仰和民俗生活密不可分。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彝文在历史上主要也是用来书写宗教经籍,这些宗教经籍属于原始宗教范畴。因而,在宗教祭祀、民俗仪式中,蒙上神圣色彩的史诗、神话得以重复地演唱和流传。在彝族社会中的公共场所、婚丧嫁娶、建屋盖房、祭祀、聚集、歌舞、庆贺等民俗生活中由祭仪师傅毕摩负责演唱和讲述,集神圣与世俗为一体,娱神又娱人。与彝族民众的民俗生活紧密嵌入,毕摩彝文文本和民间口传形式同时流传,“诗”、“歌”、“演”、“唱”结合,无疑增强了《西行取经记》在新的族群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生命力。ofq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二、情节内容的删改

汉文小说《西游记》由三个相对独立而又有机联系的部分组成:第一回至第七回,写孙悟空大闹天宫;第八回至十二回,写唐僧取经的缘起;第十三回至一百回,写唐僧取经的经过。彝文叙事诗《西行取经记》中缺孙悟空大闹天宫部分,只有《唐王书》和《唐僧取经》两部分。《唐王书》又分为《唐王游地府》和《刘全进瓜》两章。ofq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西游记》中对李翠莲之死只有寥寥数语,“家有万贯之资,只因妻李翠莲在门首拔金钗斋僧,说她不遵妇道,擅出闺门。李氏气不过,自缢而死”。而彝文版中则进行了拓展描写:刘全异常贫穷,他进京赶考。有一天,有个谢多耄(道师)用一粒瓜籽换取了翠莲头上的一根金钗,道师转而送给一姑娘,碰巧被刘全认出赎回。刘全回家大怒,质问翠莲,翠莲撒谎称“放在床头上”,刘全疑妻子不忠,欲召集村人审问妻子,翠莲百口莫辩,上吊自杀。在翠莲的葬礼上,道师说出了真相,刘全后悔不已。这部分内容共用了两百多诗行来叙述。ofq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在《西游记》中,“刘全进瓜”只说刘全头顶一对南瓜,其他没作任何说明,而在彝文版中却构建了一条线索:刘全到唐王府和阴间所进的瓜,就是道师送给翠莲的那粒瓜籽栽种后所结出的瓜,此瓜很奇异,一面绿,一面红,一面黑。这些都是彝文版在汉文版基础上的变异。ofq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唐僧取经》汉彝两版本差异最大,彝文版很大程度上改写和删节了汉文版的内容。彝文版中,“西天取经”的故事场景都发生在云南境内,所谓的“西天”是云南西部,“西天取经”即到滇西取经,取经的路线大体为从云南中部到西部。而且,取回来的经不是佛经,而是可以使人魂“上天入地”的彝文指路经《吾查卖查》。可见在明清时期,佛教并不为彝族所信奉。《西游记》对唐僧的来历、取经的缘由、收徒、降妖除魔、智取芭蕉扇、过火焰山等内容描写详细,而彝文版则比较简单,有的情节甚至被删除。对唐僧的来历,《西游记》第11回里介绍唐僧的由来,说他父姓陈名光蕊,其“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彝文版中则说唐僧父亲姓赵,母亲姓陈,其出生在鸡足山,生来父母双亡,唐僧顺水漂流,被沙僧收养。去西天取经的缘由,《西游记》第12回说:(太宗)问:“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唐僧)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而彝文版中,唐僧长大成人后,想要念经超度父母,向沙僧要经书,沙僧告知唐僧“远方西天有经书”,于是为了给死去的父母念经超度祈祷,唐僧开始了艰难的西行取经过程。与汉文中的唐僧和行者、八戒的师徒关系迥异,在彝文版中,唐僧和行者、八戒的关系是结拜兄弟关系,而沙僧是唐僧的养父,没有参与西天取经,去取经的只有唐僧、行者和八戒三兄弟。ofq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在彝文“西游记”故事中,对彝文和彝文经书的来源作了新的解释,唐僧兄弟三人从西天取了彝文真经回来的途中,经过大海,有一只乌龟和红鱼也想要经书,红鱼就把所有经书吞进肚子,八戒将红鱼哄骗上岸,可是红鱼吐出来的经书已经被水浸透泡烂,于是唐僧将经书摆在大石头上晒,但是被粘在了石头上取不下来。于是,各地的人赶来从石头上描摹经文,经籍就此诞生和流传下来。ofq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三、道德说教的增强

和汉文母版相比,彝文版的故事性和娱乐性大为减少,而伦理道德说教得到了增强。彝文《西行取经记》俨然就是一部宗教经籍,书面文本由毕摩书写,该书与其他彝文经籍一起,共同在祭仪和民俗活动中由毕摩念诵。“神被赋予的社会属性愈多,围绕献祭和祈祷发展起来的一套崇拜仪式的伦理化程度就愈高。”[3]宗教文化,从其理念形态上讲,它包含着人类普遍性的道德价值准则。ofq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西行取经记》中的《唐王游地府》和《刘全进瓜记》就是倡导行善的。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其中强调的诚信和善良似乎都是与孝密切相关的或围绕孝而展开的。[4]在“唐王游地府”中,唐王看到了地府中善恶分明的各种人魂,地府是人世间的镜像,有贫富和贵贱之别,好人死后在地府可以享受阴间的福禄;坏人死后在地府中下场异常悲惨,没有衣服穿,地位低下,处处受歧视和压迫。诗中对世人劝诫到:“世间的人们,穷人要有志气,富人要心地善良,切莫做坏事,善恶要分辨,好坏要分清”。地府中的冤鬼进谏良言给唐王“我主回世间,要多做善事”。唐王回到世间,告诫臣民“心地要善良,入阴才有福”。对于夫妻关系,诗中曰:“现在的世道,男女无论美丑,应该互不嫌弃,这是先祖的规矩。既然是夫妻,应百年和好。”诗中处处有感而发,充满了许多劝世良言,这是彝文西游记的一个特点。ofq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彝族祖先崇拜的目的不是死者获得益处,而是使活着的人从实践这些仪式中得到某种人生的体悟,因此,尊老、敬老、爱老便成为彝族传统社会的一种社会规范和习俗。彝文《西行取经记》中暗含孝敬父母的社会伦理观念。在西天取经中,诗文直接或间接地强化一个观念:一定要找到经书来给祖先超度祈祷,这是做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取到了经书后,“唐僧给父母,念诵吾查经。人死念诵指路经,灵魂在天永安息。我有经书念,求人生之道。”彝人不仅尊崇已经过世的祖先,对在世的长辈也极尽孝道,这是彝族特色的“孝”。ofq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彝文《西行取经记》在彝区俨然成了“道德经”,劝人行善和孝敬长老这是其思想主旨,因此《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彩内容被删除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大闹天宫”与这种主题思想不相吻合。将《西行取经记》和明清时期从汉文道教经典翻译成彝文的《劝善经》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成书年代相近,思想观念一致,可见明清以来汉文化和彝文化的交融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步扩大,因此,彝文《西行取经记》对《西游记》的民族化改造,在动机和结果上都是有其积极意义的。ofq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彝文《西行取经记》和《西游记》相比,具有共性和个性,变异中的本土化、民族化特征明显。从汉文化到彝文化的跨族群和跨文化传播中,“西游记”的故事从外到内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在性质上,从汉族文人作品变成了彝族毕摩宗教经籍;在文学体裁上,从汉文小说变成了彝文叙事诗;从流传方式看,从汉文文本变成了彝文文本和彝语口头文本并存。内容上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西天取佛经变成了滇西取彝文指路经,情节内容有较大的删节和改变。此外,彝文《西行取经记》中的故事性和娱乐性减少,宗教性和道德说教性增强,在彝汉文化结合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入了彝族传统文学的特点、文化审美情趣和信仰文化。ofq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参考文献:
[1] 李生福、张和平编译:《西行取经记》[M],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2] 杨甫旺:彝文文献中的译文长诗研究[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1):45
[3] 陈甫金:略谈原始宗教与道德的关系,载《宗教·道德·文化》,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135
[4] 罗曲、秦晓莉:彝族传统文学翻译作品里的“善”——以《唐王游地府》为例[J],文史杂志,201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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