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成书于明清时期的彝文长篇叙事诗《西行取经记》是汉文小说《西游记》在彝区的流传和变异版本，反映了明清时期汉彝文化的深度交融。与《西游记》相比，《西行取经记》从形式到内容、内涵都发生了变异，它在彝汉文化结合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入了彝族传统文学的特点、道德伦理和信仰文化。
关键词：《西行取经记》；彝文叙事诗；《西游记》
《西行取经记》主要流传于滇中彝区和滇东北彝区，它是明代汉文小说《西游记》在云南彝区的流播和变异版本。《西行取经记》原为彝文书写的手抄本，作者不详，无确切的成书时间，通过考据，可推断其成书年代约在明清汉族军民大规模入滇屯田之际。《西行取经记》长期在彝区流传，鲜为外界所知，在彝族学者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后，1997年得以彝汉文对照出版。《西行取经记》全书分为《唐王游地府》、《刘全送瓜记》和《唐僧取经书》三部分，共4000余诗行。[1] 《西行取经记》属于彝族文献中的译文长诗，就是彝族先民吸收和传播汉族文化，用古彝文把汉族地区广为流传的一些作品翻译改写，使之彝族化而在彝区流传，成为了彝汉民族共有的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2]
一、文体形式和流传形式的变化
彝文《西行取经记》是汉文《西游记》在彝区的流变形式，在文学体裁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西游记》是古白话小说，彝文《西行取经记》是叙事诗。从小说到叙事诗，这是由彝族传统文化中的诗歌传统决定的。彝族是诗的民族，彝族的各种古代文献多以五言诗体文写成，因此，彝族古代的文学形式和体裁单一，诗歌成了彝族社会的一种文化叙事和历史记忆传统，彝族传统诗歌少抒情诗而多叙事诗。在文学作品的跨族际流传中，除了传承性之外，还有变异性，变异性往往又体现民族性，因而《西游记》也就只能“入乡随俗”，文体形式改变为叙事诗。
诗歌是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体现了人类对语言的高度驾驭能力。诗歌往往成格律化发展，讲究形式美和音律美，彝族诗歌传统中，诗行整齐，对仗工整，讲究押韵，使得音律抑扬顿挫、和谐悦耳，符合彝语的语音特点。彝文《西行取经记》中也继承和体现了彝族诗歌传统中的这一特点。如在唐僧身世的叙述中，彝文诗行为：（此处略），汉意：世间有一个唐僧，生在鸡足山。其父姓赵，其母姓陈。生来不知父，生来不知母。
彝文叙事诗讲究对仗、工整和押韵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这三句中的押韵词分别是[du33]、[mer55]、[ba21]。用诗歌的形式来讲述故事，这是彝文《西行取经记》的一个特点，它对《西游记》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取舍和改造，因此，《西行取经记》的篇幅长短不一样，其中，对《唐王游地府》着力较大，有2182行；其次是《刘全送瓜》有1000余行；“西天取经”的故事在《西游记》中是重点内容，而在彝文版中则减缩为500余行。字数也大为减少，从汉文小说版的约70万字变成了彝文叙事诗版的4000余行2万多字。
受彝族口述传统的影响，《西行取经记》的彝文文本和彝语口头文本同时存在，民间文学性得到了增强，且具有表演性质。艺术和宗教往往是水乳交融的，这似乎成了历史上文艺发展中的一种规律。彝族诗歌传统的一个特征是口述传统，且口述传统往往跟宗教信仰和民俗生活密不可分。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彝文在历史上主要也是用来书写宗教经籍，这些宗教经籍属于原始宗教范畴。因而，在宗教祭祀、民俗仪式中，蒙上神圣色彩的史诗、神话得以重复地演唱和流传。在彝族社会中的公共场所、婚丧嫁娶、建屋盖房、祭祀、聚集、歌舞、庆贺等民俗生活中由祭仪师傅毕摩负责演唱和讲述，集神圣与世俗为一体，娱神又娱人。与彝族民众的民俗生活紧密嵌入，毕摩彝文文本和民间口传形式同时流传，“诗”、“歌”、“演”、“唱”结合，无疑增强了《西行取经记》在新的族群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生命力。
二、情节内容的删改
汉文小说《西游记》由三个相对独立而又有机联系的部分组成：第一回至第七回，写孙悟空大闹天宫；第八回至十二回，写唐僧取经的缘起；第十三回至一百回，写唐僧取经的经过。彝文叙事诗《西行取经记》中缺孙悟空大闹天宫部分，只有《唐王书》和《唐僧取经》两部分。《唐王书》又分为《唐王游地府》和《刘全进瓜》两章。
《西游记》中对李翠莲之死只有寥寥数语，“家有万贯之资，只因妻李翠莲在门首拔金钗斋僧，说她不遵妇道，擅出闺门。李氏气不过，自缢而死”。而彝文版中则进行了拓展描写：刘全异常贫穷，他进京赶考。有一天，有个谢多耄（道师）用一粒瓜籽换取了翠莲头上的一根金钗，道师转而送给一姑娘，碰巧被刘全认出赎回。刘全回家大怒，质问翠莲，翠莲撒谎称“放在床头上”，刘全疑妻子不忠，欲召集村人审问妻子，翠莲百口莫辩，上吊自杀。在翠莲的葬礼上，道师说出了真相，刘全后悔不已。这部分内容共用了两百多诗行来叙述。
在《西游记》中，“刘全进瓜”只说刘全头顶一对南瓜，其他没作任何说明，而在彝文版中却构建了一条线索：刘全到唐王府和阴间所进的瓜，就是道师送给翠莲的那粒瓜籽栽种后所结出的瓜，此瓜很奇异，一面绿，一面红，一面黑。这些都是彝文版在汉文版基础上的变异。
《唐僧取经》汉彝两版本差异最大，彝文版很大程度上改写和删节了汉文版的内容。彝文版中，“西天取经”的故事场景都发生在云南境内，所谓的“西天”是云南西部，“西天取经”即到滇西取经，取经的路线大体为从云南中部到西部。而且，取回来的经不是佛经，而是可以使人魂“上天入地”的彝文指路经《吾查卖查》。可见在明清时期，佛教并不为彝族所信奉。《西游记》对唐僧的来历、取经的缘由、收徒、降妖除魔、智取芭蕉扇、过火焰山等内容描写详细，而彝文版则比较简单，有的情节甚至被删除。对唐僧的来历，《西游记》第11回里介绍唐僧的由来，说他父姓陈名光蕊，其“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彝文版中则说唐僧父亲姓赵，母亲姓陈，其出生在鸡足山，生来父母双亡，唐僧顺水漂流，被沙僧收养。去西天取经的缘由，《西游记》第12回说：（太宗）问：“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唐僧）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而彝文版中，唐僧长大成人后，想要念经超度父母，向沙僧要经书，沙僧告知唐僧“远方西天有经书”，于是为了给死去的父母念经超度祈祷，唐僧开始了艰难的西行取经过程。与汉文中的唐僧和行者、八戒的师徒关系迥异，在彝文版中，唐僧和行者、八戒的关系是结拜兄弟关系，而沙僧是唐僧的养父，没有参与西天取经，去取经的只有唐僧、行者和八戒三兄弟。
在彝文“西游记”故事中，对彝文和彝文经书的来源作了新的解释，唐僧兄弟三人从西天取了彝文真经回来的途中，经过大海，有一只乌龟和红鱼也想要经书，红鱼就把所有经书吞进肚子，八戒将红鱼哄骗上岸，可是红鱼吐出来的经书已经被水浸透泡烂，于是唐僧将经书摆在大石头上晒，但是被粘在了石头上取不下来。于是，各地的人赶来从石头上描摹经文，经籍就此诞生和流传下来。
三、道德说教的增强
和汉文母版相比，彝文版的故事性和娱乐性大为减少，而伦理道德说教得到了增强。彝文《西行取经记》俨然就是一部宗教经籍，书面文本由毕摩书写，该书与其他彝文经籍一起，共同在祭仪和民俗活动中由毕摩念诵。“神被赋予的社会属性愈多，围绕献祭和祈祷发展起来的一套崇拜仪式的伦理化程度就愈高。”[3]宗教文化，从其理念形态上讲，它包含着人类普遍性的道德价值准则。
《西行取经记》中的《唐王游地府》和《刘全进瓜记》就是倡导行善的。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其中强调的诚信和善良似乎都是与孝密切相关的或围绕孝而展开的。[4]在“唐王游地府”中，唐王看到了地府中善恶分明的各种人魂，地府是人世间的镜像，有贫富和贵贱之别，好人死后在地府可以享受阴间的福禄；坏人死后在地府中下场异常悲惨，没有衣服穿，地位低下，处处受歧视和压迫。诗中对世人劝诫到：“世间的人们，穷人要有志气，富人要心地善良，切莫做坏事，善恶要分辨，好坏要分清”。地府中的冤鬼进谏良言给唐王“我主回世间，要多做善事”。唐王回到世间，告诫臣民“心地要善良，入阴才有福”。对于夫妻关系，诗中曰：“现在的世道，男女无论美丑，应该互不嫌弃，这是先祖的规矩。既然是夫妻，应百年和好。”诗中处处有感而发，充满了许多劝世良言，这是彝文西游记的一个特点。
彝族祖先崇拜的目的不是死者获得益处，而是使活着的人从实践这些仪式中得到某种人生的体悟，因此，尊老、敬老、爱老便成为彝族传统社会的一种社会规范和习俗。彝文《西行取经记》中暗含孝敬父母的社会伦理观念。在西天取经中，诗文直接或间接地强化一个观念：一定要找到经书来给祖先超度祈祷，这是做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取到了经书后，“唐僧给父母，念诵吾查经。人死念诵指路经，灵魂在天永安息。我有经书念，求人生之道。”彝人不仅尊崇已经过世的祖先，对在世的长辈也极尽孝道，这是彝族特色的“孝”。
彝文《西行取经记》在彝区俨然成了“道德经”，劝人行善和孝敬长老这是其思想主旨，因此《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彩内容被删除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大闹天宫”与这种主题思想不相吻合。将《西行取经记》和明清时期从汉文道教经典翻译成彝文的《劝善经》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成书年代相近，思想观念一致，可见明清以来汉文化和彝文化的交融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步扩大，因此，彝文《西行取经记》对《西游记》的民族化改造，在动机和结果上都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彝文《西行取经记》和《西游记》相比，具有共性和个性，变异中的本土化、民族化特征明显。从汉文化到彝文化的跨族群和跨文化传播中，“西游记”的故事从外到内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在性质上，从汉族文人作品变成了彝族毕摩宗教经籍；在文学体裁上，从汉文小说变成了彝文叙事诗；从流传方式看，从汉文文本变成了彝文文本和彝语口头文本并存。内容上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西天取佛经变成了滇西取彝文指路经，情节内容有较大的删节和改变。此外，彝文《西行取经记》中的故事性和娱乐性减少，宗教性和道德说教性增强，在彝汉文化结合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入了彝族传统文学的特点、文化审美情趣和信仰文化。
[1] 李生福、张和平编译：《西行取经记》[M]，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2] 杨甫旺:彝文文献中的译文长诗研究[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1):45
[3] 陈甫金：略谈原始宗教与道德的关系，载《宗教·道德·文化》，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135
[4] 罗曲、秦晓莉:彝族传统文学翻译作品里的“善”——以《唐王游地府》为例[J]，文史杂志，2011(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