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莫棉巴》是关于彝族白彝支系的史诗，在地方彝族历史文明发源、彝族起源土著说证据、万物起源(创世)、人类起源和发展、地方彝族历史文化的起源与形成等几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和研究价值。
关键词：彝族；史诗；莫棉巴；历史文化；价值
推介语：“莫棉巴”是普遍流传于泸西、弥勒、师宗、罗平和丘北等地彝族支系白彝的史诗，上千年口口相传，从未间断。2020年，泸西本土历史文化研究人员挖掘整理了“莫棉巴”史诗，形成50000余字8300多行的《莫棉巴》白彝史诗记录、研究资料。《莫棉巴》一经形成，即引起了国家及省、州、县彝学专家的关注。高洪春老师在参与《莫棉巴》挖掘整理的基础上，运用系统思维按照逻辑推理由表及里，以独特的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将《莫棉巴》史诗从滇东南彝族地区历史文明发源的历史文化价值、彝族起源土著说证据的历史文化价值、万物起源(创世)的哲学价值、人类起源和发展问题的历史文化价值、地方彝族历史文化的价值五个方面做了比较深刻的阐述，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对人们认识《莫棉巴》史诗，研究白彝文化，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作用。
——倪海文
关于云南彝族白彝(葛泼)支系的史诗，我们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样书(初稿)终于形成。2021年1月30日和2月9日《彝族人网》先后刊载了其中的《白彝简介》和《后记》两个部分，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作为参与这部史诗整理、挖掘和保护工作的成员之一，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问题作了一些粗浅的思考，现与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
一、关于滇东南彝族地区历史文明发源的历史文化价值
《莫棉巴》中记载：昆明草海子，祖先居住地；云南昆明城，白彝祖源城。远古的时代，“昆明(昆弥)”两个字，就是白彝名。这就明确地讲了白彝(葛泼)是起源(祖居)于“昆明（昆弥）”部落，实际上就是史料所记载的“古滇国”范围。2019年8月和2020年1月，中央电视台播《探索发现》频道先后播出了《泸西大逸圃古墓迷云》和《探秘漏卧古国》，围绕泸西和弥勒等彝族聚居地区，对“漏卧侯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印证了《汉书·西南夷传》：“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的记录。而《莫棉巴》记述彝族白彝支系迁徙和发展的历史，是由“昆明(昆弥)”部落到“漏卧”部落，后成为隋唐时期阿庐部和宋代弥鹿部的主要组成部分，沿温水(南盘江)分布于今天的泸西、弥勒、丘北、砚山、师宗和罗平等地，这与等文献资料的记载是相符的。
需要强调的是，现有研究和文献资料表明，云南东南部的泸西、弥勒、丘北、师宗和罗平几个县市的彝族聚居地区不仅在宋代建立过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政权－自杞国，在先秦前还出现过“漏卧侯国”。“漏卧”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之后是特指今天的罗平县，但“漏卧”作为彝族部落王(侯)国和领地范围的内涵，又不仅只是代表今天的罗平县范围。可以肯定地讲今天红河州的泸西、弥勒、蒙自和开远部分地区，文山州的丘北和砚山，曲靖的师宗和罗平，都属于“漏卧侯国”的势力范围。云南省考古研究员杨帆老师在《滇、夜郎、句町、漏卧、哀牢的王侯来源》中表明：“......西南夷的这些王、侯们在被纳入西汉版图以前，他们或王或侯的爵位早已有之，他们是破落逃亡的“王”“侯”。他们的爵位是周天子封的。”从泸西县城子古村出土的《皇诰碑》记载分析看，泸西、弥勒这些“漏卧侯国”核心势力范围内的彝族，从公元前210年前后就开始使用文字对族谱进行记录，传到明代的立碑人有73代。
按照《列子》《史记》《后汉书》及《红河彝族文化史》记载，“古滇国(昆明)”的前身是“古莽国”。有一些专家认为“古莽国”出现的时间大约在先秦前的商代中后期至周代初。“古滇国(昆明)”是“古莽国”分裂后其中的一些部落经过迁徙和融合形成的。古滇国、漏卧侯国、句町古国、夜郎古国和哀牢古国等都是同一个时期的少数民族部落王(侯)国。从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帆研究员等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看，周武王讨伐商纣王胜利后，册封天下各路诸侯，滇、夜郎、句町、漏卧、哀牢这些部落应该在其中。周天子册封前，他们的领头人只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酋长或君长，名誉上不是中原朝廷认可的“王”“侯”，但这些部落的领头人已经带领各自的部落，经过几百年或上千年的努力，从组建部落走到部落联盟；周天子册封之后，有的可能就以册封名誉，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侯”小“方国”。西汉建立郡县后，对他们进行继续册封、认可或授印，是因为他们归附或者归顺了中原朝廷，但并没有实质性地分化、瓦解部落联盟和剥夺其领地，所以才有了郡国并存在的说法。
综合前述，肯定地讲：泸西、弥勒、师宗、丘北和罗平一带的彝族历史文明发源，应该由西汉的元鼎六年推至先秦以前。聚居在这此地方的彝族先民，在周朝前其部落联盟性质实际上是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文明，所以才会出现有组织地开展军事活动和对外络联络活动。这些地方少数民族(彝族为主)历史文明的发源和出现按时间顺序讲，应该比西汉设立郡县要早近千年的时间。这也就是史诗《莫棉巴》记述彝族历史发展情况的价值所在。
二、关于彝族起源土著说证据的历史文化价值
《莫棉巴》“祖先哪里来”篇目中讲：彝族哪里出？彝族云南出。彝族哪里出？彝族昆明出。彝族哪里分？彝族云南分。彝族在云南，分了三个支。一支去四川，一支去贵州，一支在云南。这些比《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等彝族史诗更直接、更明确地回答了彝族起源的问题。
学术界关于彝族土著说和北来说的争议也有几十年了。按照《莫棉巴》的记述，彝族起源于云南、起源于昆明，从云南分支、从昆明分支，贵州和四川才有了彝族。就个人的观点，更倾向于土著说。彝族起源不论北来说还是土著说，都没有离开西南或云南在人类发展中存在土著的观点。彝族北来说，同样是建立在古羌氐与土著人融合的基础上的，并没有否定土著人的存在。彝族语言的出现，以及后来的专家学者将其划归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同样，也只能证明人类语言使用上有融合的情况，不能否定彝族西南或云南土著起初存在的历史。《中国彝族通史》出版后，有一些专家学者依据云南元谋猿人的考古依据，提出了彝族土著说比北来说更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观点。从一定意义上讲《莫棉巴》也为彝族土著说提供一个更具体和明确的史诗证据。
三、关于万物起源(创世)的哲学价值
《莫棉巴》“造天造地”篇目中讲，远古没有天没有地，天地是混沌一片，后来从海中起了风，来了九千女来了八千男，开始了万物的起源。在“金鸡熬鱼”篇目中讲世间万物毁灭了一次后，又是由鸡和蛋演变而成的。《勒俄特依》讲天地演变，经历了十代；《莫棉巴》中讲天地万物由产生毁灭到重生的演变，经历了二代。
《莫棉巴》“造天造地”篇目，文字上独立的阅读，好像天地是人来造的，其实不能如此理解。这个问题在采访中，葛泼(白彝)老人和毕摩，一直在强调，白彝人从远古时代或者是上古时代就传下来说：天和地不是人造的，而是天然生成的。《莫棉巴》在“造天造地”篇目中讲：来了九千女来了八千男造天造地。我们不能简单从文字上理解为是人来造天和造地，史诗中九千女和八千男的文字，其实是远古时期彝族先民表达阴和阳的意思。《莫棉巴》“造天造地”篇目之后的“造人”篇目中，是月亮和太阳兄妹来造人，其实质和根本的含义是指阴和阳互动产生人类，而不是天上下凡的男人和女人来造人。
从人文哲学的层面讲，《莫棉巴》“造天造地”“金鸡熬鱼”“造人”等篇目，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在这方面是其很鲜明的特点，需要重点关注。把这几个篇目进行连续、系统的理解，她最原始的意思就是，阴和阳互动、互变，才产生了天地万物和人类。尽管这些思想观点在过去没有形成文字记录和经史书籍，但它与《周易》《道德经》等典籍讲所阐述的“一阴一阳谓之道 ”“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等观点有相同或者相通之处 。
还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莫棉巴》虽然与多数的彝族史诗一样有神话内容，但根据白彝毕葛和葛泼老者的讲述，其创世部分不仅具有原始和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观念的起源与形成，与伏羲《周易》思想理论的形成在时间上较为吻合，这对研究人类学、彝学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关于人类起源和发展问题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关于人类起源
《莫棉巴》中关于人类起源(造人)讲述了二个层次的内容。而且二个层次的内容又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
一是阴阳(月亮与太阳兄妹)造人。《莫棉巴》“造人”篇目中记述，月亮和太阳兄妹互动才造出人。月亮是兄长代表阴、太阳是妹子代表阳，月亮(兄长)晚上行，太阳(妹子)白天行，阴阳变易、转化，才造就了生命、产生成了人。也就是说人类生命的起源首先是由于阴阳(月亮和太阳)变动而来。
二是人类起源于水(大海)，由青蛙演化而成。在走访白彝同胞(史诗传唱人)时，一些“葛泼”老者讲述：人来源于大海，海边有沙滩，沙滩上有青苔，天长日久青苔孕育出生物，其中有大头鱼(蝌蚪)，大头鱼(蝌蚪)长大变青蛙，青蛙变成人，青蛙是人类的祖先，现在的新生儿屁股上都有青蛙皮胎记。所以，白彝人以青蛙为图腾崇拜，以表示对生命起源的崇拜和尊重。史诗传唱人的意思是，天地生成后，阴阳(月亮和太阳)变动有了水有了大海，海中才有青苔和大头鱼(蝌蚪)，进而产生人类。“葛泼”老者由于自身文化素养等因素，当然不可能知道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的理论观点，但他们传承下来的具有原生性人类发展与进化的思想观点，值得引起关注。
白彝人关于人类起源的史诗记述，由于考虑文字编辑连贯性等原因，暂没有列入史诗正文，只在注示中反映，但这个记述不仅从一个侧面映证了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的理论，更是突破了原来的一些传统理论观点。这是《莫棉巴》在人类起源理论观点上的独特之处。
（二）关于人类发展
《梅葛》讲天神撒下了三把雪，人间有了三代人，第一代是“独脚人”，"只有一尺二寸长"，第二代人“有一丈三尺长”，第三代是“竖眼人”等等；《查姆》讲人类发展经历了独眼睛时代、直眼睛时代、横眼睛时代；《阿细的先基》讲人类经历了蚂蚁瞎子人、蚂蚱直眼人、蟋蟀横眼人和筷子横眼睛四代人。《莫棉巴》在“造人”和“兄妹成亲”的篇目中，讲人类主要经历了无声和有声(不讲话和讲话)两个时代，这是她与其他彝族史诗不同的地方。
《梅葛》“兄妹成亲”篇目中讲，兄妹成亲后，人类分别先后走出汉族、傣族、彝族、傈僳、苗族、藏族、白族、回族等。《莫棉巴》“兄妹成亲”篇目中讲，兄妹成亲后，生下了九对男女，就是九个族别。正文中记录了汉、彝、壮三个族别，但采访中，关于九对男女，白彝老者和毕摩都讲：一层意思是指人类散开向九洲发展，另一个意思主要指汉、彝、壮、哈、苗、藏、羌、回、傣九个族别。
五、关于地方彝族历史文化的价值
图腾崇拜是地方民族文化起源与形成的标志性符号。云南彝族有多个支系，由于支系的起源、迁徙和分布不同，图腾崇拜和地方彝族历史文化的起源与形成也自然不同。三十年前，有人提出泸西和弥勒等地的白彝和撒尼支系主要以老虎为图腾崇拜，并依据彝族史诗《梅葛》，提出了这些地区彝族文化的主流文化为虎文化的观点。泸西县因此还命名为了“虎城”，在县城中塑建了老虎雕像。那么，这些观点在学术理论层面是否能成立？《莫棉巴》所反映出来的彝族图腾崇拜和地方彝族文化起源和形成等方面的内容，是否具有参考和实证作用？围绕这几方面作一些分析和说明。
一是，按《红河彝族文化史》《广西府志》（康熙版）
《广西府志》（乾隆版）等文献和资料对比分析看，红河州北部的泸西、弥勒一带彝族支系起源、迁徙和分布，在明代前主要有经过民族识别归并的白彝、阿乌、阿哲、阿细和黑彝，撒尼是明代后搬迁进入的。就泸西县而言，白彝(葛泼)人数占彝族总数的半数以上。她的文化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二是，从《莫棉巴》的记载和采访过程分析看，白彝的祭龙(祭山)、祭祖和祭龙背袋，都反映出他们有以石崇拜和生殖崇拜（龙崇拜）为主的民族文化习俗现象，这些民族文化习俗是具有原生性的地方彝族文化。现在许多彝学专家都认可，龙崇拜的核心就是生殖崇拜和生命崇拜。祭龙的实质就是生殖崇拜文化和男根文化，跳火等都是阴阳(男女)交媾外象的高潮表达。三是，从现有文献、研究资料及祭祀等民族文化习俗分析看，泸西、弥勒等地的白彝、阿乌、阿哲等支系，以石头、生殖器为原生性图腾，以青蛙、龙、羊、牛和马樱花等为次生性图腾，而不是以前所讲的以老虎为主。弥勒阿哲支系的祭龙已经是省级非遗，他们祭龙活动中以展现男性生殖器为主。泸西白彝支系祭祖、祭龙(山)时，也要寻找和放置像男性生殖器的石头。这些地区彝族自古以来的生殖崇拜是自然崇拜和生命崇拜的一种特殊形态。她作为当地彝族(白彝、阿哲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从原始社会起源并普遍存在一直延续至今的民间文化习俗，在实质和根本上与现代所谓的性欲无关，她既不是色情更不是淫荡的表现。
四是，《莫棉巴》史诗最具有独特性的是白彝祭龙背袋。按照红河学院平慧博士和张双祥老师在《白彝人螺女型故事“龙背袋”的文化阐释》中所阐述的观点：“龙背袋”故事与龙女、大海中的鱼、贝等有关，“龙背袋”是远古白彝人的保护神，海中动物是维系他们生命延续的主要食物，“龙背袋”、鱼、贝等都与白彝人生命维系和延续的图腾崇拜相关联。按照白彝毕摩和葛泼老者讲，白彝“龙背袋”中最重要的一定要放置是代表生命起源的鸡蛋（亦称龙蛋）。她同样是以龙崇拜(生殖崇拜)形式表达和反映自然崇拜、生命崇拜的彝族文化习俗活动。《梅葛》是彝族虎文化的代表性史诗，但她诞生和流传在云南的楚雄州，而不是红河州的泸西和弥勒一带的彝族地区。著名彝学家刘尧汉老先生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杨继林和申甫廉老师《中国彝族虎文化》等书籍，都表明了彝族虎文化主要起源于楚雄州的姚安、大姚、双柏、盐丰等地的彝族地区。《阿细的先基》虽然有彝族虎文化观点，但弥勒彝族阿细人普遍以火为主要图腾崇拜。《莫棉巴》是起源和传唱于泸西、弥勒、丘北、师宗和罗平几个县市彝族聚居的地区，她从头至尾没有虎崇拜和虎文化的痕迹；她所反映出来的图腾崇拜和地方彝族文化形态和内容，对泸西和弥勒地区的白彝、阿乌、阿哲等支系而言，具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
综合前面的几点讨论和分析，可以肯定地说：彝族虎文化是泸西和弥勒等彝族地区主流文化的观点，至少在族群起源、迁徙发展、史诗传承、地方彝族历史文化起源与形成等几个方面的依据上是不够充分的，还需要进一步商榷。事物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在彝族历史文化研究和挖掘中同样适用。用没有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的图腾崇拜，推断红河州泸西和弥勒等地多数彝族支系的图腾崇拜，显然是牵强的；以一部彝族史诗解释大多数彝族支系文化起源与形成的方法，也是不够客观和辩证的。这从一定程度上讲是对彝族历史和史诗的误解。我们应该客观和理性地了解与认识彝族各支系的历史文化及其不同的史诗，这对保护、传承和弘扬地方彝族历史文化与搞好文旅融合工作都具有许多好处。
1.《梅葛》，云南人民出版社，楚雄调查队搜集整理，1978年10月。
2.《查姆》，云南人民出版社，郭思九、陶学良，2009年4月。
3.《阿细的先基》，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搜集翻译整理，1959年9月。
4.《勒俄特依》，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冯元蔚，2016年3月。
5.《史记》，中华书局，司马迁，2009年2月。
6.《汉书》，中华书局，张永雷、刘丛，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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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红河彝族文化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师有福，2006年12月。
10.《红河彝族支系及其历史源流略考》，龙倮贵，《彝学研究网》，2010年2月。
11.《广西府志》（康熙版），云南人民出版社，蒋敷锡，2016年7月。
12.《广西府志》（乾隆版），泸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周采，2010年10月印刷版本。
13.《泸西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14.《滇 、夜郎、句町、漏卧、哀牢的王侯来源》，杨帆，《云南考古》，2016年5月。
15.《白彝人螺女型故事“龙背袋”的文化阐释》，平慧 张双祥，《毕节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16.《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云南人民出版社，刘尧汉，1985年8月。
17.《中国彝族虎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杨继林 申甫廉，1992年12月。
18.《彝族虎图腾崇拜与虎文化》，张纯德，《彝族人网》，2012年3月。
19.《漏卧几个相关问题的探寻》，高洪春，《彝族人网》，2020年6月。
20.《云南彝族“葛泼”族群认同的考析和意义》，高洪春，《彝族人网》，2020年9月。
作者简介：高洪春，1968年生，泸西县政协四级调研员，长期从事经济工作。近年来，任泸西城子古村文旅融合领导小组副组长、阿庐文化研究会名誉副会长、泸西彝学会成员；主要致力于本土历史文化、彝族历史文化和文化创意的学习与研究，主持编写了《城子古村历史文化解说词》，多次为参与城子古村保护与发展的高等院校、设计方和施工方的相关人员，开展城子古村文化创意专题讲座与培训；在中国《彝族人网》上发表了《泸西彝族阿庐部与自杞国之间的关系》《漏卧几个相关问题的探寻》《云南彝族“葛泼”族群的认同考析和意义》等研究文章，引起了彝学界的关注。]
图片来源：泸西县摄影家协会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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