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花鼓舞是一个典型的仪式灵舞，其传承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在彝族传统丧礼与地方开新街节俗上，彝族花鼓舞存在一种源于家族竞争、财富炫耀、两性交游的斗舞竞技传承，自然推动着彝族花鼓舞艺术的创新发展。随着当代彝族花鼓舞日益被资源化、遗产化，地方政府策划、举办了各级别彝族花鼓舞现代舞台比赛，它强有力地推动了彝族花鼓舞的标准化、精致化与艺术化发展，同时也使彝族花鼓舞的传承逐渐脱离其原生民俗文化，也远离了其民间传承群体。从斗舞到竞赛，表征了彝族花鼓舞传承的现代性变迁。当代民俗艺术的传承研究，应将诸如斗舞等传统竞技传承，与现代艺术竞赛结合起来整体考察，同时关照两条传承路径之间冲突与调试、对抗与合作等复杂的多重关系。
关键词：彝族花鼓舞；斗舞；竞技传承；标准化
彝族花鼓舞是以彝族祖灵信仰为核心的一个仪式灵舞，它起源于彝族远古始祖阿普笃慕在滇东鲁祖业山巅隆重举行祭祖大典，主持六祖分支，开疆拓土，辗转迁徙的历史记忆。作为一个祭祀性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彝族花鼓舞极具艺术学（舞蹈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体育学等相关学科研究价值。彝族花鼓舞历史悠久，舞蹈语汇独特，文化内涵丰富，社会功能多样，深得彝族人民喜爱，2006年入选《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彝族花鼓舞的传承，主要以群体性社会传承的方式进行，随着滇中彝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当前殡葬制度改革的全面实施，彝族花鼓舞面临传承困境。彝族花鼓舞传承研究，无论对民族民间舞蹈艺术史考察，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一、彝族花鼓舞传承相关研究综述
贝蒂·布洛克等将通过一系列艺术化身体动作展现的舞蹈，视作一种社会嵌入，视作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性社会活动。“被展现意味着同时被嵌入——嵌入到一个社会中，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我们的文化、语言和艺术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与他人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与他人在一起”的生活化方式，构成了民俗舞蹈的群体性社会传承。石裕祖认为民族民间舞蹈的真实性表达，依赖于特定的地方民族意识以及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要在尊重民族传统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舞蹈。杨德鋆以云南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与现状宏阔视野，总结民族民间舞蹈的特性与价值，提出要让群众热爱参与，以民俗滋养，按舞蹈特性保护传承民族民间舞蹈的观点。马盛德将吐鲁番地区舞蹈《纳孜尔库姆》婚俗展演分为一般性表演与竞技性表演，后者是整个舞蹈最精彩热闹的表演高潮，婚礼现场围观的人们往往和着有规律的鼓点节奏，呼喊“加根儿窘根儿加！阿拉勒麦斯嗨！”如此鼓动性激情呼喊，使表演者以各自高难技巧、不同招数相互竞争，表现为一种强将相逢，各显身手的情绪。吴兴帜等阐释民族民间舞蹈生活、娱乐与艺术三层价值论上的文化逻辑，指出作为日常生活的舞蹈是民族民间舞蹈存续的根基。三层价值，也是当前民族民间舞蹈的三态存在，同时它可作为一个分析框架，三层互构互动，推动民族民间舞蹈整体传承。
纵观彝族花鼓舞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起源与族属、展演本体、变迁与传承三个方面。康瘦华认为彝族花鼓舞是“被彝化了的汉族秧老鼓”，由明代南京“应天府”迁来。已故彝族地方学者聂鲁认为，峨山彝族花鼓舞是从高亢的彝族创世古歌中诞生的，即源于彝族手抄五言诗体经籍《笃慕罗思则逗》（译作《笃慕踩尖刀草经》或《笃慕创世纪》）。申波则从艺术发生学逻辑，认为彝族花鼓舞由明朝时期汉族移民携陕北腰鼓入滇，后被彝族兼收并蓄发展形成彝族花鼓舞。笔者10多年来追踪研究彝族花鼓舞，一直强调应重视并首先从彝族历史文化语境入手溯源，因为彝族是一个拥有悠久文字文明的民族。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笔者从一种文化主位的视角出发，以彝族花鼓舞彝名“跳鼓”的母语命名、丧礼五言诗体彝文古籍《笃慕拢细则兜》等，辨析提出彝族花鼓舞源于彝族始祖阿普笃慕祭祖分支，六祖开疆迁徙的历史记忆，后随文化交流，融入内地花灯小调的观点。
关于彝族花鼓舞艺术展演本体研究，1987年《民舞集成》搜集整理了35个套路，现已成为彝族花鼓舞舞蹈语汇记录描写的珍贵资料。石英从彝族花鼓歌舞的文化展演，阐释彝族花鼓乐的丧礼文化与诗学特征。笔者聚焦彝族丧礼花鼓舞仪式展演，深描了丧礼花鼓舞展演的民俗程式及其艺术表征。关于彝族花鼓舞传承研究，徐梅调查了峨山首届彝族“花鼓节”，提出要创新性传承彝族花鼓舞，如开展花鼓舞进学校、文化馆站推广、打造文化品牌等建议。王佳在价值论视野下，指出作为一种传统民族民间艺术，峨山彝族花鼓舞是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事实上，迄今峨山未形成彝族花鼓舞文化产业。李金发等以文化变迁的视角，呈现了彝族花鼓舞从传统丧礼仪式灵舞到现代舞蹈一系列复兴表征，强调现代彝族花鼓舞的族际共享及其公共性。笔者从一种整体传承考察出发，指出彝族花鼓舞传承神圣、世俗两条路径并行不悖，它们魔幻现实地相互贯通。这些研究主要基于一种功能主义的视角，为一种大文化传承的整体分析框架。如果从彝族花鼓舞的内部传承来审视，基于一种关系主义民族学的视角，彝族民间花鼓会之间为维护其社会荣誉而发生的竞争关系，彝族花鼓舞队之间活跃的传统斗舞与现代花鼓舞竞赛，构成并推动着彝族花鼓舞的整体传承，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空间。
二、彝族传统丧礼花鼓舞展演斗舞
彝族作为一个历史上的迁徙民族，对其远古祖先与民族迁徙的历史记忆尤为重视，对民族历史记忆的生活化贮存与激活，是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的一种文化机制。彝族不仅以经籍文献的形式书写与刻画历史记忆，同时以口头与身体语言的方式操演并激活历史记忆。彝族丧礼花鼓舞旨在“送灵归祖”的仪式展演，自古嵌于其传统丧礼民俗活动，自然形成了花鼓舞拜堂、闹堂、“踩尖刀草”、送丧、扫堂等一系列娱尸慰灵的展演程式，这些环节均与灵魂的最终归属息息相关。同时，彝族丧礼是生人对故人善终的一套既定礼仪，也是彝族人的一种天生义务。因此，由生人操办旨在送灵归祖的彝族花鼓舞，又有娱人的一面，花鼓舞展演斗舞，就是隐藏在彝族传统丧礼、开新街等民俗活动中的一种民间艺术竞争机制，其目的在于彝族花鼓舞队社会荣誉的建立与维系，并由其背后的家族（支）制彝族社会竞争推动。
彝族传统丧礼花鼓舞展演斗舞，发生在奔丧主客路遇与出殡前夜大联合跳两个环节。
（一）奔丧路遇斗舞
根据滇中彝族民间礼俗，老人去世时，其兄弟姐妹、子女等各家都必须请一支彝族花鼓舞队来吊唁送丧（灵）。如遇子女较多、家族庞大的老人离世，前来送灵的花鼓舞队有时达10多支，丧礼各个环节中彝族花鼓舞展演场面热闹，出殡时孝子、亲属加上花鼓舞队员，送葬队伍可达百人。场面越是浩大，越能确保亡灵顺利归祖，后人也赢得孝顺的社会评价，反之，被认为亡灵不能顺利归祖，即返扰作祟以致家道不顺。
彝族家中老人去世，主家要请一支花鼓舞队。过去主队要在村口迎接前来奔丧的亲属及其花鼓舞队。主客相遇跳“相遇调”，先进行礼仪性对白问候：
主队：辛苦辛苦，辛苦而来口干，三口冷水不得漱口，槟榔茶水不能解渴，请哥多包涵。
客队：禀报禀报！ 小弟来到村中，清甜凉水候到，小弟得漱口。槟榔茶水端到，小弟得解渴。
主队：迎接大哥花鼓，小弟住在深山，正街不平坦，石板没有镶，小街不宽敞，松毛没有垫。大哥花鼓会跳会耍，小弟街心不好跳来不好耍，请哥多多包涵。
客队：小弟花鼓来到村中，大街石板铺十里，小街五里铺松毛，街心好跳又好耍。小弟不会跳来不会耍，请大哥多多包涵！
主队：大哥花鼓来到村中，为老人升天，是奉XX亲戚而来敬香，三起三落，一点三炮，火炮连天；三点九炮，花鼓十分热闹！
客队：禀报大哥，小弟来到村中，火炮连天，热热闹闹，是大哥招待小弟，可是小弟的花鼓很平常。
主队：请吧大哥，花鼓来到小弟村中，小弟不能七十二只大船迎接，五十二匹大马候到。大哥饵块、猪羊抬到，辛苦你了！
客队：大哥七十二只大船、五十二匹大马一齐候到，小弟空脚空手，望大哥高抬贵手包涵。
主队：禀报大哥，山连山来水连水，山高路远，上坡三十里，下坡十五里，来了四十五里路，实在辛苦了！
客队：禀报大哥，山连山来水连水，小弟花鼓心连心，大路弯弯小路直小弟给大哥添麻烦了！
主客两支彝族花鼓舞队的问候，一是在丧礼这个特殊时刻亲属间往来示礼，一是舞队之间的探艺，前者是对亲人离逝时悲痛情绪的一种安慰，后者是对客队花鼓舞实力的一种试探。
随后两队迎头齐跳“拜四方”等常见套路。这种路遇斗舞，因时间有限，两支彝族花鼓舞队都不投入全部技艺及实力，反而要保留并雪藏“火力”，因为双方都只是在试探虚实，关键是要做到有礼有节。跳完一遍拜四方套路后，主队领客队进村入户报到，客队至灵堂前拜堂舞跳，主要跳“拜堂调”。主队接着迎接下一家。所有客队拜堂完毕，由“花鼓照应”安排就餐、住宿，并郑重交代花鼓舞队展演班辈顺序。丧礼花鼓舞队展演的班辈顺序，采用上辈、同辈、下辈亲属先后的顺序来排定。其中，尸亲最大，必排第一。尸亲即死者的兄或弟，如果死者是男性，尸亲不请花鼓舞，但要多出礼钱，主家花鼓舞队排第一。如死者为女性，尸亲则须请彝族花鼓舞队祭奠，在所有仪式展演环节中其花鼓舞队排第一。这应是彝族舅权制的一种遗俗。
（二）大联合跳斗舞
彝族花鼓舞大联合跳，彝语意为“鼓舞齐跳”，是出殡前夜所有前来吊唁花鼓舞队在晒场、公房等齐跳展演，这是彝族传统丧礼花鼓舞核心斗舞的场域与环节。在拜堂、闹堂、送丧、扫堂、谢厨等展演程式环节中，各支彝族花鼓舞队均以班辈大小顺序轮跳，这是各自分离、单独展演的。大联合跳是所有花鼓舞队同场亮相，对舞队及队员来说，都是一种观赏与被观赏的现场互动，大家都是花鼓舞艺人，代表着民间花鼓舞行业内部的眼光，因此这是彝族花鼓舞不断得以创新发展的一种民间机制。曾长期被安排担任丧礼花鼓照应的LKS说：“大联合跳时，我也要去看，这些花鼓舞队都来自各村各寨，都会把自己最拿手的特技跳出来展示，一个个轮着跳，看谁的花样多。跳完花鼓，接着跳大娱乐，有时闹通宵呢”。事实上，彝族花鼓舞在彝族村寨的艺术流动带来社会互动，恰好给跳花鼓舞的年青人们提供了交往时机。彝族花鼓舞跳得好，舞者深受喜爱，不仅可为本队赢得荣誉，也可给舞者增加个人魅力，而这是彝族民间青年男女传统择偶标准之一。
所有花鼓舞队在灵前依次跳完“闹堂调”，就到村组晒场或公房跳大联合。由尸亲或主家花鼓舞队领头，先跳“拜四方”“两头踩”等套路暖场，后排成一字长龙跳“螺蛳转”，模拟先祖开疆拓土、四方迁徙的路线，接着进行“勾担跳”“梅花步”等套路展演。接着各支花鼓舞队依次领跳，各家都领跳自己最娴熟、最拿得出手的套路，展示出最新的技巧。大联合齐舞，场面热闹壮观，往往吸引全村男女老少围观。在这些自发前来的观众眼中，所有花鼓舞队及队员，他们所跳的套路、动作与技巧，连同服装、样貌、气势以及全队配合度，所有与花鼓舞艺术展演相关的细节与信息，都是他们观赏和评价的范围。而这种现场互动式观赏与评价，又直接激励花鼓舞队对舞蹈艺术传承与创新的精益求精。同时，通过大联合跳的斗舞竞技，也给彝族花鼓舞队之间搭建了互相传习的媒介，其中既有竞争，也有协作，有时是暗暗偷学，有时是手把手教。虽然有时也会留一手，但除非他不跳，只要一跳出来，就没有学不来的。这种面对面的技艺切磋，不仅提高了花鼓舞展演的艺术技巧，同时也可能让队员收获友情与爱情。“出殡前夜大联合跳时嘛，就是花鼓舞队之间互相学习的最好机会了。就在现场我们教给他们一些套路动作，他们也教给我们一些。等第二天出殡路上跳‘过街调’‘穿花调’等时，就学跳这些新动作啦，还要比他们跳得好看一点才好。”因此，从第二天开始，花鼓舞队之间互相传习来的套路、动作与技巧就被反复练习了。丧礼毕归家，各个花鼓会往往用展演得来的水礼（一提箩米、一只公鸡、酒、糖等）打牙祭，这时会集体讨论、演示新学来的套路、动作与技巧，加上本队的改造和创新，突出花鼓舞队的艺术个性与展演技巧。
三、新街与火把节：花鼓舞斗舞与竞赛
开新街，指滇中彝族各民间灯会在春节过后第一个街日，隆重举行开街仪式，祈求风调雨顺，生意兴隆，开新街后，商人才开铺贸易，农民始下地盘庄稼。开新街是一个农商交织的集市习俗，又是彝汉文化交流的民间节俗。开新街是彝族花鼓舞从传统到现代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过渡性节点。随着彝汉文化的交融，彝族花鼓舞从祭祀性舞蹈，逐渐融入开新街迎神赛会的灯会展演，由此衍生驱邪、求丰、祈福的次生功能。火把节花鼓舞展演，在笔者看来则是放大版的“开新街花鼓舞”展演。开新街花鼓舞展演存在斗舞习俗，随着10多年前当地政府开始举办彝族花鼓舞比赛，传统斗舞逐渐走向现代舞台。彝族火把节则一度被地方政府策划成“峨山彝族自治县旅游文化节暨彝族花鼓舞艺术节”等节庆，彝族花鼓舞比赛则被组织成级别更高的“中国彝族花鼓舞大赛”。
（一）新街巡拜斗舞
新街行进展演时斗舞，主要是在各村寨前来赶新街的群众面前，与彝族花鼓舞队同行竞技。开新街当日，待彝族毕摩在街心广场举行开街仪式后，龙灯会的大、小舞龙在前导引，花鼓舞队紧随其后，20世纪90年代还有狮会、高跷会、“鹬蚌相争”、划旱船、“大头娃娃”、“灯姑娘会”等，所有民间文艺队从街头到街尾依次巡街展演，届时爆竹齐鸣，整条街子人山人海，热闹欢腾。开新街花鼓舞斗舞，主要发生在巡街展演与沿铺拜演时，前者由民间赛会变迁而来，后者由傩舞沿门逐户驱邪习俗演变而来。“每年开新街时，各支花鼓舞队之间也暗暗较量呢。主要比动作整齐、气势雄壮方面，跳得好的嘛来看的人就多，评价也多。这样好的评价，过完节一年四季都要被讲起。”开新街当日，街子两边早已挤满了等待看开街文艺展演的人，彝族花鼓舞队在行进中自由选择套路、动作来跳，遇到宽敞的地方展演时间长些，狭窄地方则短些。因为是同时行进展演，所以优劣、高下立现。各队都卖力展示本队高难度套路、动作与技巧，观众现场的喝彩和议论声，反过来激发各支花鼓舞队的倾情投入，各队之间常掀起一波波此起彼伏的斗舞高潮。
新街沿拜商铺，是花鼓舞队单独炫舞的一种斗舞，一般在巡街展演后各队独立进行。不像龙灯给家户、商铺拜年需提前递灯帖，花鼓舞新街拜演是现场直接进行，好在店主们早已熟谙巡拜传统，也希望得到彝族花鼓舞的祝福口彩，因此当天都会提前备好鞭炮、礼钱，空出场地候拜。一见彝族花鼓舞队敲着鼓来到，店家立即引燃鞭炮，花鼓舞队就在店前跳“拜四方”等套路，队员们动作整齐、气势激昂，花鼓舞队跳得越投入，店主越高兴，围观者越多，喝彩声也越多，预示来年生意兴路，财源滚滚。因为其他花鼓舞队或先或后也会在同一家店铺拜演，因此每支花鼓舞队都想在势头上力压群雄，便使出浑身解数来跳。等花鼓舞队跳完，全队面对店主齐祝：恭喜发财！店主将几十、上百不等的礼钱给花鼓舞队，店家开门做买卖，舞队接着拜下一家。彝族花鼓舞给店铺献艺拜年，表面上是每支花鼓舞队独舞炫演，但其实是舞队间一种“不在场”的“暗斗”，因为店家与观众会逐一评价各支花鼓舞队展演的技术与艺术，这些评价反过来影响彝族花鼓舞队的民间排名。另一方面，如花鼓舞队之间沿拜炫艺，接受拜年的店铺之间也趁此间接炫富，标准是谁家燃放的鞭炮多，谁家给的钱物多，说明谁家经济实力最雄厚，寓意谁家生意也最好。相应地，对各店家财富与实力的评估与排名，当然亦来自花鼓舞队及围观群众的地方性口头传播。
当天各支花鼓舞队结束开街展演后，回到村里一般用沿拜得来的礼钱采买酒肉等办伙食聚餐，在准备分工、伙食、聚餐期间，大家往往会谈论当天开街跳花鼓舞的见闻与感受，谈及各自看到别的花鼓舞队的新套路、动作与技巧等，这是花鼓会内部集体讨论和总结的时机，有助于提高队员的技巧，提升本会的整体实力。傍晚，各村寨花鼓舞队、大娱乐队，尤其是年轻人们又回到新街广场，围着熊熊篝火，齐跳或轮番展示各自的打跳套路与技巧，这时彝族花鼓舞队之间的斗舞竞技，比白天的斗舞更加激烈亢奋，其背后原始的动力，源自在场青年男女之间的暗中观察和会意，是彝族民间倚歌（舞）择偶习俗的生动展示。“男女共同参加跳舞，这种舞蹈大部分无疑是想激动性的热情。甚至男子的舞蹈也是增进两性的交游。一个精干而勇健的舞蹈者定然可以给女性的观众一个深刻的印象；一个精干而勇健的舞蹈者也必是精干而勇健的猎者和战士，在这一点上跳舞实有助于性的选择和人种的改良。”彝族花鼓舞作为一个迁徙历史的模拟舞蹈，除了激活舞蹈背后的历史记忆外，现场对彝族青年而言最大的吸引力，无疑就是通过花鼓舞展演的社会交游与两性缔结。如果说彝族花鼓舞展演的送灵归祖是一个神圣义务，那么两性交游则是一种世俗冲动。二者内外交织互动，神圣与世俗，一起推动彝族花鼓舞的内部传承。
（二）现代舞台竞赛
作为一个地方性传统节日习俗，开新街深受当地彝、汉各族群众欢迎，地方政府意识到其文化资源价值，自2005年开始策划组织塔甸镇“开新街暨原生态彝文化艺术节”，近年还结合当地山地油菜花农作景观打造“彝族开新街暨油菜花旅游节”，至今已连续举办15届。作为艺术节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彝族花鼓舞比赛已连续举办了15年。彝族传统丧礼花鼓舞的民间斗舞习俗，随花鼓舞流动到年度性新街赛会展演，又流动到地方政府为提振经济、社会发展打造开新街而创办的彝族花鼓舞比赛这一现代竞技舞台。自此，彝族花鼓舞内部民间传承与行政力量组织的外部传承两条路径开始融合，共同推进彝族花鼓舞的整体传承。
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塔甸镇一开始就制定了《彝族花鼓舞比赛评奖标准》。头几年，除了彝族花鼓舞集体奖，还特设彝族花鼓舞“金龙头”师傅奖。评奖标准强调传统套路，严禁照搬其他套路和技巧，具有视、听觉审美冲击与震撼力，规定参赛时间不超过6分钟，每支花鼓舞队人数不少于10人等。主办方重视传统舞蹈（套路、动作）传承，保持了舞蹈的传统性，这承接了彝族民间花鼓舞展演，使二者顺利对接并维系一种连贯性。但是，彝族花鼓舞作为一种生活化民俗艺术，舞台艺术竞技出于效率管理不得不剔除舞蹈的民间性与民俗性，6分钟的比赛时限，不论对35个套路还是原生展演程式而言，都只是花鼓舞文化整体的一个片段，这是赛制标准化与花鼓舞原生态之间不可避免的一种矛盾。2005年峨山彝族自治县火把节期间，举办了“惹波哔”彝族花鼓舞比赛。2006年时值55周年县庆，县里隆重举办县庆暨首届彝族花鼓舞艺术节。作为节日亮点，首届中国彝族花鼓舞大赛实行网上直播，增加了国际传播影响力。大赛级别高，奖金也高，一等奖10000元，故吸引来自周边晋宁、玉溪、通海、新平、元江等区县代表队前来参赛。岔河乡彝族花鼓舞队动作整齐，技巧难度大，舞姿优美，夺得一等奖。而“花鼓之源”塔甸镇代表队，因打击乐采用录音伴奏，仅获三等奖。由此，彝族花鼓舞的传播面和影响力随大赛连续举办，逐渐蔓延开来。2019年第五届中国彝族花鼓舞大赛评奖办法，首次邀请省级传承人lXG加入评委行列，实行评委现场打分电子屏亮分，接受社会监督，使比赛更加透明公开。化念乡彝族花鼓舞队因队员匀称，动作齐整，套路编排紧凑，舞姿优美，首次获得一等奖，为此乡里大受鼓舞。化念坝子是一个低海拔河谷热区，属古代茶马古道必经驿站，213国道贯穿其间，原住民多为傣、哈尼、彝族等，自古是一个文化混生型多民族杂居区，近几年才开始传播和复兴的化念彝族花鼓舞，首次摘得一等奖，全面激发了辖区内各民族对彝族文化的接纳与认同，促进了民族文化的深度交流与交融。
作为一种现代艺术竞技形式，彝族花鼓舞比赛赛制有时限、人数、套路等标准化要求，参赛花鼓舞队为了胜出，主动适应以舞台为中心的剧场空间与评委眼光。与民间斗舞的随意性相比，花鼓舞比赛中各队为满足观赏性与竞技性，不论从服装、化妆与表情，还是从阵型、套路到动作及其展演，都必须更突出艺术性与个性化。为鼓励创新传承，2019年赛制中板鼓为规定套路，同时要求1-2个创新套路。一等奖获得者化念镇花鼓舞队认真备战，赛前请省级传承人LXG、市级传承人LJAN各编创了1个套路（动作）传授，同时请LCQ、LMZ两位彝族花鼓舞师傅带队苦练。LXG根据民间惯用“拜四方”套路，编创了“四方踩”。“拜四方”逆时针拜跳东-北-西-南四个方向，每拜一方须停顿、甩龙头一拍。“四方踩”属于一种“快踩”，省去了民间跳4拍的过渡性颠脚步，一直跳，不停顿，往上跳紧接着后退，右脚往右，翻身，出左脚向后一步，打花，然后往复，左脚打花，每次8拍，每个方向16拍。LJAN编创的动作，先以左右脚交叉步出场后，左脚向左前蹬，右脚跟进，左脚抬起原地落，右脚后退，脚跟如蜻蜓点水轻点地，迅即抬起，接着180度左翻身，回原地双脚跳起蹲下，左、右脚各绕花1次，即右脚由里向外划回原位，同时左脚踮一下，左脚绕花则相反。再重复向右翻身跳一次。这本是板鼓套路中难度较大的动作，现以快踩紧鼓的速度加快一倍来跳，难度更大。两人编创的套路节奏轻快，动作连贯，观赏性与艺术性强。各参赛队把规定套路和编创套路动作组合起来，加上横竖排、圆形、菱形、三角形等队形变化，以及鼓点由慢到快的过渡变化等，使整个舞蹈节奏鲜明快速，动作变化连贯，形态丰富多样，舞蹈语汇丰满。事实上，所有的花鼓舞队开场和收场，还设计了舞台造型。有的花鼓舞队音乐伴奏剪辑采用当地现代民歌《大西山上草茵茵》《谚语彝人》《烟盒胡琴调》等，如此歌伴舞的目的在于营造舞台效果。当然，观赏性越强，技巧难度越大。舞台花鼓舞展演在艺术形态上对民间花鼓舞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1999年县里组织80人的彝族花鼓舞队赴京参加首都国庆50周年联欢晚会。当时将小街乡俗称 “花腰彝”的聂苏支系原地站立，下蹲、起立扭髋的大娱乐舞蹈动作加入花鼓舞，使表演更显欢快灵巧。经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传播，此后民间在开新街等花鼓舞展演中开始大量模仿该女性化动作。2019年8支参与决赛的彝族花鼓舞队，有3支亦采用该扭髋动作，说明20年来广受欢迎。
彝族花鼓舞民间斗舞与现代舞台竞技两条传承路径之间，随着近年彝族丧礼花鼓舞仪式展演的消失出现张力失衡。正如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所说：“舞蹈的最高意义全在于它的影响的社会化这个事实，解明了它过去的权威以及现在的衰微……现代的舞蹈只是一种遗迹——是因生活状况的变更而变成无用的退化的一种遗迹”。彝族花鼓舞的原生功能在于模拟踩尖刀草表征的送灵归祖，以实现社会凝聚和民族认同，但是彝族花鼓舞现代舞台竞技完全不需呈现该民族情感与社会意义，它只追求舞蹈形态上的日臻完备，通过专业化的艺术造型与快速的节奏带来审美快感。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说，“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可以是纯形式的东西，即没有任何象征含义。舞蹈的美学效果可能是以身体动作的快感为基础的，而这种效果常常在舞蹈动作所表达的感情中得到加强。舞蹈的形式越是完备，单纯的审美快感就越是强烈，而感情因素则与此相反”。随着彝族花鼓舞比赛对舞蹈套路、动作等形式创新的要求与追求，单纯的审美快感就像一只饕餮，胃口越来越大，反过来又刺激新一轮的形式创新，如此往复，不断推动彝族花鼓舞艺术的向前发展。好在彝族花鼓舞比赛要求创新也要求传统套路和动作，加上当地每年开新街节俗中仍然存在彝族花鼓舞活态的民间斗舞，彝族花鼓舞才完整呈现出现代与传统并行传承的整体格局，不至于使其迅速退化为一个无用的遗迹，虽然其安魂送灵的象征意义逐渐被消解，但是其艺术形态上仍以踩、踏、蹬、踢等主要脚部动作及其配合展演，贮存了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
结语
从远古走来的彝族花鼓舞，随彝族先祖四方迁徙辗转而来，其间曾有族内的文化失忆与历史淡忘，也历经20世纪“破四旧”时的全面禁止，但改革开放后如雨后春笋呈蓬勃态势。近年随着峨山县全面实施殡葬制度改革，作为丧礼仪式灵舞的彝族花鼓舞展演已然消失，送灵归祖的原生娱神功能转型为现代舞台艺术的娱人表演，逐渐成为文艺消费的艺术作品，导致彝族花鼓舞传承自组织民间花鼓会也面临解体。“现在殡葬制度改革了，人死也不让跳彝族花鼓舞了，花鼓舞这些礼仪都记不起来了，就连动作、套路都快要忘了，就像一下子静悄悄地歇火了。”除了在开新街这个娱人娱神的过渡传承场外，彝族花鼓舞逐渐转为以娱人为主纯粹审美的世俗化展演。彝族花鼓舞艺人深受现代舞台艺术审美标准影响，彝族花鼓舞舞台展演在台前或多或少都经过艺术编排和专业训练，这使过去花鼓舞艺人和民众的关系，变成了演员与观众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花鼓舞所涉彝族祖灵信仰、仪式与礼仪等独特民俗内涵也随之脱落，彝族花鼓舞正在逐渐蜕变为精致的舞蹈审美艺术。
千百年来彝族花鼓舞的传承，主要由民间花鼓会为单位组织彝族丧礼仪式花鼓舞展演从而实现其内部传承，而斗舞除了始于花鼓会作为民间文艺组织之间的同行竞争外，也源于彝族家族（支）之间的一种社会竞争，二者交织在一起推动了彝族花鼓舞的民间竞技传承。随着彝族花鼓舞加入地方开新街巡街展演，花鼓舞民间竞技传承叠加了外来走会、赛会，而沿街巡拜也交织着商户资本炫耀性竞争，进一步丰富并推进了彝族花鼓舞的民间竞技传承，这种民间竞技传承均属于在民族、地方原生语境下彝族花鼓舞的自我整体传承，传承本身自然融入彝族社会内部，嵌入彝族传统民俗生活。10多年来的彝族花鼓舞比赛，是外部行政力量组织的现代舞台竞技，虽然也在促进彝族花鼓舞艺术的传播，但其基本上与彝族花鼓舞传统民俗脱离，也与当地彝族民间生活脱嵌，属于一种标准化艺术竞技，它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彝族花鼓舞朝舞蹈艺术、舞台艺术专业化、艺术化方向发展的步伐。比赛评判标准话语权大部掌握在学院派艺术家手里，民间社会评价不再被需要，彝族花鼓舞渐渐远离群体传承与主体传承。
“民俗传承不是理论上概括出来的行为特征，它是来自人在实践中的具体行动。在习俗环境中，传送者传布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民俗知识和参与民俗活动的经验，而且还在社会群体中，在大多数接受习俗化养成的承受者（受众）中获得信赖、荣誉和崇敬。”民俗的传承，与其说是由民间自组织开展的行业传承，不如说是民间自组织及其背后整个社会群体互动展开的整体传承。由传承谱系、路径与模式等构成的民俗传承知识与理论，是民俗学者对民俗传承的一种专业知识生产与学术理论研究。研究像彝族花鼓舞这样的民俗艺术的传承，首先要持有文化整体观，其民俗的艺术性与艺术的民俗性合而为一，应尽量避免将其简单等同于舞蹈艺术门类的形态学微观析解，其次要将民俗艺术还原到原生民间生活之中，回复到民俗传承的社会群体，尤其是传承人群及其背后的普通受众，以及二者之间围绕传承环节的持续互动与有效联动。最后，不能忽视现代语境下民俗艺术的新型传承与传播，将现代传承方式与原生传承路径内外连接起来，才能构成当代民俗艺术的整体传承机制。这两条传承路径之间冲突与调试、对抗与合作的复杂关系，是当代民俗艺术传承研究的重点关照内容。
作者简介：黄龙光，男，彝族，民俗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艺术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字来源：彝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