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语翻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它既是中国翻译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彝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编年体史学的视角，从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彝语翻译史料入手，用文献实证、理论分析、归纳总结的方法，梳理论述了彝语翻译史的历史承续、实貌和脉络。
关键词：彝语；翻译史；概述
一、引言
彝语翻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译人之众、译作之多，令人服膺。不言而喻，自从操彝语的人和操其他语种的人有来往联系的时候就有了彝语翻译。彝语翻译具体何时起始的问题，目前尚无统一的说法。彝语翻译史作为中国翻译史的组成部分和彝学的分支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对其进行研究是有价值的和有必要的。但直到今天，除了几篇对某一时间段的彝语翻译史进行叙述性描写的文章之外，还没有比较完整的彝语翻译史著作或论文问世，这种状况应引起彝语翻译界的重视。
论及彝语翻译史就不得不提及彝语翻译的类别，彝语翻译从源语和译入语的不同上来讲，应由两部分组成，即彝语译他语和他语译彝语；从文本类型上来讲，应该包括彝文典籍的翻译、小说的翻译、现代诗歌的翻译、民间故事及民间歌谣的翻译（民间文学的翻译）、政论作品的翻译等；从空间地域上来讲，应该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部分；从翻译主体的族别上来讲，有彝族、汉族、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外国人等；当然还有笔译和口译之分。本文为了更好地把握彝语翻译的整个历史脉络，拟按历史时间的先后顺序，把彝语翻译史分成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历史阶段，并从编年体史学角度来进行梳理、考察和论述。
二、新中国成立前的彝语翻译
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彝语与国内其他兄弟民族语种之间有互译以外，西方的传教士和探险者也涉足了彝语翻译。
（一）国内的彝语翻译
从目前彝学专家的定论和史料记载上看，至少在西汉时期就有了彝语翻译活动。据普学旺先生研究，《史记》中的“昆明”、“嶲”等字词系彝语音译而来。[1]（P23-25）可以想象，《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深入今四川西昌和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了解调查时，如果没有懂当地彝语的人进行翻译，他就难以写出《西南夷列传》。
所以，普先生的论断是值得信任的。在东汉时期，田恭将三首汉语诗歌翻译成早期彝语并且献给东汉朝廷，这就是著名的《白狼歌》。[2](P78-79)也就是《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的《白狼王慕化诗》三章。此诗附有音写原文，夷汉文对照，甚是通顺完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据普学旺先生论证，晋朝时期，除了一些彝语被翻译成汉文并载入史志以外，有一些彝文书籍被当时的文人翻译并引用。[1](P23-25)除此之外，《蛮书》、《旧唐书》、《新唐书》、《云南志略》、《明史·土司传》、《明一统志》、《元史·地理志》、《蜀中广记》、《天下都国利病书》以及《读史方舆纪要》等史书，都采录有彝文典籍中翻译的材料。其中彝语词汇、彝语人名、彝语地名被翻译成汉语的事例为数最多，如：《蛮书》中的“弄”、“乌蛮”、“南诏王”、“南诏国”、“蒙舍诏”等，《新唐书》中的“信么”、“骠信”等，《元史·地理志》中的“洪农碌劵”、“罗婺”等。这些字词有的为彝语音译，有的为彝语意译。
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水西彝族土司安国亨（1542年袭职，1597年卒）翻译了“夷书九则”。
成书于明清时期的彝语叙事诗《西行取经记》中的《唐王游地府》、《刘全进瓜记》、《唐僧取经》及《赛特阿育》、《打凤救母》是用古彝文把汉族地区广为流传的《西游记》、《董永行孝》等故事翻译改写而成的。该书中的故事在彝族地区广为流传,成为了彝汉民族共有的喜闻乐见的故事。由于这类翻译作品是以彝族文化为背景，由汉语文作品翻译改写再创作而成，表现手法几乎彝族化，所表现的生活也有不同程度的彝族化，所以又可以称之为翻译再创作的作品，是彝族传统文学文献中的奇葩。
1936年1月，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组织搜集整理后，由贵州大定县的彝族经师罗文笔翻译的《爨文丛刻》甲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收录《千岁衢碑记》、《说文（宇宙源流）》、《帝王世纪（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下卷)、《天路指明》、《权神经》、《夷人做道场用经》、《玄通大书》、《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等11种彝语经典，内容涉及彝族的历史、宗教、天文、历法等。此书每句四行，第一行为彝语原文，第二行为注音符号音标，第三行为汉文字译，第四行为汉文意译。此书是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彝语古籍巨著，成为彝族古籍整理、翻译和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1936至1943年间，岭光电的《西南夷族史》、《倮倮经典选译》、《倮情述论》等书，是由彝族典籍和口传历史综合翻译而成的。1943年，傅懋勣先生在凉山冕宁小相岭两个彝人处口头收集、翻译了一本《古事记》，实际上就是凉山著名的《勒俄特依》之口头版，并为此专门写了《凉山彝族传说中的创世纪》一文发表在《边疆服务》上，对彝族口碑古籍的收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做出了开创性的尝试。除此之外，1946年方壮猷的《凉山倮族系谱》等也有对彝族口传历史的翻译。
目前发现的彝文石刻数量之多，仅贵州就有240多方石刻；时间跨度之长，自唐朝到清末均有；空间分布之广，在云南、贵州、四川均有发现。彝文石刻有崖刻、墓碑、桥碑、界址碑等，其中的碑文有很大一部分是彝汉文对照合刻。其中摩崖石刻有《罗婺盛世历史》、《普沙摩崖碑》、《新修千岁衢碑记》、《扯塏箐碑记》、《卷洞门岩刻》等；墓碑有《余母龙氏墓碑》、《小拢戛彝文碑》、《木的黑彝高氏祖茔墓碑》、《西扯邑普氏彝文墓碑》等；桥碑文有《何家桥碑》、《水西大渡河建桥碑》、《同结善缘碑》等。这些石刻用彝汉两种文字刻写，有的叙事、有的记载家族谱系或家支迁徙情况，内容涉及古代彝族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研究古代彝族社会以及当时当地整个社会的宝贵实物。
（二）国外的彝语翻译
19世纪中期，一些西方传教士、旅行家、考察者到彝族地区调查研究彝族的习俗、人文、历史状况，为传教服务的同时，也编写了一些双语词典和语汇集。从1852年开始，法国人保禄·维亚尔（PaulVial）就首先把彝文的《宇宙源流》翻译成法文，并在1898年用法文与彝语对照的形式出版，收录了《天地起源》、《洪水泛滥》等彝语经典；1905年又出版了法文与彝语对照的《法倮字典》，1909年重印了第2版。《法倮词典》是首部外文与彝语对照的工具书，也是第一次用彝文字模铅印的书籍。这一时期，法国研究彝语文和彝语典籍的论著，及用法文翻译彝语典籍的著作，公开出版的为数不少。法国人李埃达(Alfred Lietard)编译的彝语法语对译词典《阿法字典》、《法阿词汇》也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除此之外，1907年法国亨利·科尔迪埃（Henri Cordier）的《倮倮的现实形态问题》、1947年英国鲁豪尔的《坚固的堡垒》等书中也有不少的彝语翻译。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诏野史》、《滇系》被翻译成法文。19世纪末期，法国人保尔·维亚尔（邓德明）等西方人还组织把《圣经》、《教义问答》、《领圣体前后经》等教会读物翻译成彝语。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彝语翻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历史，各民族进入共同繁荣的新时代。党和国家把充分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权利列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并视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彝语翻译也随之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春天。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彝语翻译
1950年9月，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组织编写了《彝汉字典》。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开办彝文专业本科班。西南民族学院于1951年秋增设彝文推广干部班，1952年办彝文专修班，同年西昌民干校开设彝文课。这期间相继培养了彝文翻译、教学和推广人员2000多人，为后来彝语翻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彝语翻译人才，在教学和工作中也做了一些彝语翻译工作。
1952年9月，《西昌群众报》以副刊形式创办了彝文报纸。1953年7月，成立四川民族出版社，用彝文编译出版民族读物。1956年，四川省成立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在此期间，四川彝族自治地方的机关吊牌、印章、部分公文笺头都有彝汉文的对译，用新彝文（拼音彝文，于1960年取消使用）翻译了不少教材。当时的各项彝语翻译工作，对四川彝区生产和民族进步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6年11月，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内设置了彝文翻译组[1]，该机构的设立标志着彝语翻译从此进入了国家层面的高度，翻译出版了一批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文献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彝族地区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促进社会主义各项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贵州毕节地区彝语翻译组于1955年成立[2]。1956年，贵州毕节行署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成立彝语翻译组。1955到1966年间，他们整理翻译了《德施氏史略》、《德布史略》、《水西安氏谱》、《母系史》、《猿猴做斋记》、《奴仆纪略》、《人类史详论》、《德布氏谱》、《天仙世纪》、《安氏远祖考》、《寻药找医》、《天经地纬》、《精灵论》、《笃慕史记》等复写本各1卷，《六祖纪略》复写本3卷，《洪水前后轶事》、《阿者后裔迁移考》、《水西全传》、《水西制度》、《六国传》、《水西地理城池考》、《吴三桂入黔记》、《阿哲乌撒兵马记》、《泸祖论》、《洪水泛滥史》等油印本各1卷，《西南彝志》油印本26卷，共计25部，52卷，加上音标、字译、句译、注释，共200余万字。其中《天经地纬》、《德布史略》、《水西安氏谱》、《母系史》、《安氏远祖考》、《猿猴做斋记》、《奴仆纪略》、《人类史详论》、《寻医找药》共10部送中央第四语言工作队。这些彝文古籍的整理翻译成果，受到了国内有关社会科学研究部门、民族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的重视，特别是《西南彝志》被誉为“彝族历史巨著”和“彝族文化百科全书”。
20世纪50年代前后，部分学者以彝汉双语对比研究为基础，对彝区民间文学作了一些搜集和翻译的对比研究工作，如：袁家华先生的《阿细民歌及其语言》、冯元蔚先生的《妈妈的女儿》等。
（二）20世纪70年代末期后的彝语翻译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开始，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彝语翻译事业再一次蓬勃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相继通过了彝族自治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后，彝语文工作从法的层面得到了保障,彝语翻译工作也步入了正规化、制度化、法制化。
1. 相继恢复、成立和创办彝语翻译机构和与其相关的报纸杂志。
在我国民族政策的关怀下，在各界关心支持彝语翻译事业和彝学发展人士的努力下，直接或间接从事彝语翻译的机构和与彝语翻译相关的报纸杂志相继恢复、成立和创办。例如：1976年，开始在四川推行规范彝文，恢复、加强了彝族地区各级彝语文工作，新建了翻译机构；1977年，恢复贵州毕节地区彝语翻译组，西南民族学院开始招录彝语言文学本科班；1978年，凉山州教育局成立彝文教材编译室（现四川省彝文教材编译室），四川民族出版社开始出版规范彝文图书，《凉山日报》彝语版创刊；1979年，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开播彝语节目；1980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彝族历史文献编译组，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了彝语翻译组，1982年改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1984年，《民族》彝文版创刊；1984年前后，贵州威宁、赫章、大方、织金、纳雍等县相继成立了彝语翻译组；1986年，恢复设立彝文翻译室；1996年，中国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成立；2005年，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成立。禄劝县彝语古籍翻译组、江城县彝语古籍翻译组也相继成立，等等。彝族地区的市州县语委、民委也相继有了彝语翻译的职能。这些机构和报纸杂志的成立开办，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彝语翻译事业的发展，为彝语翻译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2. 彝文典籍的整理翻译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彝语翻译的有关单位和彝语翻译家、彝学专家整理翻译了大量的彝文典籍，为外界展示了绚烂多姿的彝族文化，为传承和弘扬彝族优秀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对彝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76年后，各地彝语翻译机构和翻译工作者积极努力，先后把彝族五大创世史诗《天地祖先歌》、《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和英雄史诗《支嘎阿鲁传》、《夜郎史传》、《益那悲歌》以及训世诗《玛木特依》再次或初次翻译为汉语并出版发行。彝族妇女文学典籍《阿依阿之》、《阿惹牛》、《阿诗玛》、《阿莫尼惹》、《逃到甜蜜的地方》等相继翻译出版。其中《阿诗玛》被译成英、俄、日等20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楚雄州彝族文化研究所收集了彝族古籍文献672册，并翻译出版《彝族文献译丛》、《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0卷）等。“中国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先后整理翻译了《苏尼源流经》、《招兵经》、《防癞经》、《凤凰经》、《招女妖经》、《调和阴阳经》、《除污秽经》、《间隔经》、《占算经》、《作净经》、《死因病原经》、《凉山彝族驱鬼经》、《彝族挽歌》、《招灵引魂经》、《判别清白经》、《姹女经》等数十部毕摩经卷文献。其中《凉山彝族驱鬼经》采用古彝语、国际音标、汉语文意译对照对译法，成书共9000多行，展示了彝族毕摩经典的丰富内涵，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被列为世界民间文学宝典。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凉山州语委组织人员整理、翻译出版了《彝语典籍系列丛书》、《中国彝语典籍译丛》等彝语典籍。其内容丰富，字数庞大。比如仅《中国彝语典籍译丛》一、二、三辑就收译了38卷彝语典籍，有420万字。2004年，由凉山州语委组织美姑、雷波、盐源等县和州级有关部门的专家和毕摩共15人，翻译、审定了《解秘经》、《诱送女鬼经》、《招兵经》、《禀神》、《指路经》、《祭家神经》等12部彝族古籍共77万余字。2009年，由凉山州内各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的专业人员翻译编写的《苏尼源流经》、《招兵经》、《防癞经》、《凤凰经》、《招女妖经》、《调和阴阳经》、《死因病源经》、《招灵引魂经》、《判别清白经》、《赎魂经》、《凉山彝族经籍举要》、《凉山彝族经籍目录》等，被收入由中央民族大学承担的国家211工程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经籍汇编•彝族卷》一书，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西昌学院的杨正勇等多位老师还共同将流传于贵州境内的《支格阿鲁王》一书转译为规范彝文，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编译了《彝族古代文论精译》，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2012年，由雷波县语委译注的《仙狐三姐妹》、《雷波彝族历算》、《麻风祭祖》（三部）被收入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族毕摩经译注》（100卷）系列丛书。
在彝语典籍翻译方面，贵州的彝语翻译机构、翻译家、彝学专家翻译的成果，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应该是较为丰硕的。除了工具书、民间文学（口传文学）等翻译以外，他们先后整理翻译了《尼能人》、《赫达以》、《鄂莫人》、《投确数》、《书文史记》、《丧礼歌》、《故事诗》、《洪水与笃米》、《彝汉常用语对话》、《彝语语音知识》、《乌娄鲁记》、《娄啥藉儿博》、《神奇的绵帛》、《恳咪》、《驿道纪》、《播勒娶亲》、《绣荷包》、《三才文史》、《凤凰记》、《恒斗特朵》、《细沓把》、《恒斗特朵》、《细沓把》、《举祖婚史》、《物始纪略》、《米斗头举》、《颂祖纪略》、《彝族指路地名考》《恒斗特朵》《细沓把》《纪斗纪局》《彝族婚丧诗文集》《举祖与婚姻》《尼曲乃吉》、《铁柱记》、《叟卡陡》、《阿买恳》、《谱牒大全》、《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语金石图录》、《物始纪略》、《彝族指路丛书》、《彝语典籍目录》、《黔西北彝族美术》、《西南彝志选》、《水西十三仓库》、《彝语金石图录》、《指路丛书》、《撮泰吉》、《宇宙人文论》、《土鲁窦吉》、《载苏》、《彝族古歌》、《爨文丛刻》、《彝族创世志》、《彝诗体例论》、《黔西北彝族美术》等大量彝文典籍。其中《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源流》、《彝诗体例论》、《黔西北彝族美术》、《彝语金石图录》等曾在全国和省级各类评比中获奖。
在彝文典籍的整理翻译过程中，不乏国外学者，比如：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等,于1982年将彝族叙事长诗《赛波嫫》译成英文，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由日中彝族经典抢救保护小组整理翻译的《滇南彝族指路经》，于2009年10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采用古彝语扫描、国际音标记音、汉语字译、汉语句译及整体意译等四行体对照翻译。
在彝文典籍整理翻译的工作中，岭光电、马学良、冯元蔚、罗氏三代（罗文笔、罗国义、罗正仁）、果吉宁哈等影响最大，他们为彝文典籍整理翻译做出了开创性的积极贡献。当然，在彝文典籍整理翻译的成果上，还凝结着其他许许多多翻译工作者的智慧和辛劳。
3. 工具书的编译
1976年后，随着彝语文工作的蓬勃发展，各种彝语工具书也相继问世。已出版发行了近百部各类工具书。如：《滇、川、黔、桂彝汉基本词汇对照词典》、《彝语四音格词典》、《汉彝成语词典》、《汉彝词典》、《汉彝大词典》、《彝汉词典》（云南）、《彝汉字典》、《云南规范彝文汉文字词对照》、《简明彝汉字典》、《彝汉简明词典》、《彝汉词典》（四川）、《彝文检字法》、《彝语字典》、《彝汉常用词语》、《彝语千字文》、《彝汉大词典》、《汉彝简明词典》、《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贵州彝族卷》、《彝文常用字表》、《彝族历典》、《马恩列斯毛经典著作汉彝翻译词典》、《汉彝翻译词典》、《彝语典籍目录》、《彝语文电子词典及辅助翻译软件》等。这些工具书的出版发行，极大地提高了彝语文工作效率，为彝语文学习、翻译和彝学研究提供了方便。
4. 民间故事及民间歌谣的彝语翻译
彝族地区流传着各种民间故事，也传唱着大量极具民族特色的歌谣。通过各方的努力，截止2010年，已翻译出版的民间故事及歌谣有：《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彝族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贵州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毕节地直卷》、《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毕节地区威宁县卷》、《彝族民间故事选》（贵州）、《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凉山谚语卷》、《彝族民间故事选》（凉山）、《楚雄州民间歌曲集成》、《凉山彝族谚语》、《克智》、《故事》、《民歌》（凉山）、《婚姻歌》、《丧礼歌》、《民歌》（贵州）、《情魂里的歌》、《彝族民间文学》、《史纳俄特与紫妮史色》、《凉山彝族克智精粹》、《哀牢山彝族神话传说》、《巍山民间谚语集成》、《昭觉县民间故事集成》、《彝族撒尼人民间文学作品采集实录》、《尔比尔吉》、《凉山民间文学集成·歌谣卷》、《彝山情歌》、《抗婚歌》、《所地民歌》、《原生态彝族民歌》、《甘洛县民间歌谣集》、《昭觉县民间说词》、《彝族阿哩》等。毕节地区彝语翻译组还为贵州大学中文系整理、翻译了彝族民歌4000首。这些民间故事及歌谣的翻译出版，保护和传承了彝族民间口头文学，为彝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田野资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彝族人民的生活风貌。
5. 汉语译成彝语的彝语翻译
随着彝族人民对外界了解、知晓的需求不断增长，“他语”作品特别是汉语作品被翻译成彝语的活动应运而生，出版和发表了许多译著译作。其中有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文学作品、科普读物、儿童读物和教材等。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先后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资本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等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其成果不仅在彝学领域里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在彝族地区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学作品的彝语翻译有：《欢笑的金沙江》、《猎村的歌声》、《云崖初暖》、《春的脚步声》、《民间故事选译》、《返老还童的扇子》、《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歌选译》、《吉狄马加诗选译》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行，极大地满足了彝语读者的精神需求。
儿童读物有：《儿童故事集》、《民间故事选译》、《蛤蟆和水獭》、《懒猴是怎样来的》、《十万个为什么》、《寓言故事百篇》、《蛤蟆和水獭》、《雷锋的故事》、《小仙鹤》、《学赖宁》、《幼儿看图识字》、《识字读本》等。这些极具趣味的儿童读物的翻译出版，让彝区的孩子增长了知识，培养了彝区孩子从小热爱科学、热爱知识的情操。
科普读物有：凉山州编译局和凉山日报社组织编译出版了大量的科技资料和其他彝族群众喜闻乐见的读物，如《科普知识》、《卫生知识》、《凉山马铃薯栽培》、《凉山玉米栽培》、《凉山油菜栽培》、《凉山燕麦栽培》、《凉山林果业丛书》等理论与科普方面的实用性著作，为凉山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凉山州编译局还翻译出版了一系列的畜牧科普丛书，编译出版了一系列农业生产通俗读物，丛书的翻译出版为凉山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文明知识简明读本》、《彝族医学》、《小凉山养殖业实用技术》等图书的编译出版，较为有效地改变了彝族地区生产技术、医药卫生等领域普遍存在的落后面貌，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彝语文教材翻译中包括中小学彝语文教材翻译和高等院校彝语文教材翻译两部分。中小学彝语文教材翻译是从现行使用的全国中小学汉语文统编教材中选择部分课文翻译成彝语，编入中小学彝语文教材。其中有很多翻译课文是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文学体裁的名篇，如鲁迅的《祥林嫂》、朱自清的《背影》、唐代诗人李白的《赠汪伦》等。彝汉双语大学及大中专教材的出版也有不少成果，其中有很多翻译作品被选入教材中，比如乌尼乌且的译作《香山红叶》被西南民族大学的彝语文教材收录。
除此之外，2005年文化宗教研究基金会——亚洲少数民族研究所在神学宗教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圣经•新约》。《民族》（彝文版）、《凉山文学》（彝文版）、《凉山日报》（彝文版）等报纸杂志发表了大量个人彝语译作。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彝语频率、凉山电视台彝语频道等传媒翻译了大量新闻进行播报播放，让彝族群众及时了解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彝山外面的世界。彝族聚居区的城市，通过各有关方面的努力，已设立了汉彝语对照的公示语，方便了彝族群众的出行办事。
注释：
[1]该机构在大跃进时期被撤销，1986年恢复设立，定名为彝文翻译室，隶属于中央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民族语文翻译局。
[2]1966年8月，撤销该彝语翻译组，1977年10月，恢复毕节地区彝语翻译组，现为贵州省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普学旺.略谈彝族语文翻译史[J].民族译坛,1989(9).
[2]杨凤江.用彝语探索《白狼歌》[A].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彝族文化研究文集（2）[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原载：《民族翻译》2015年第4期，责任编辑：吴婧。
作者：余华，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彝语文室、副译审。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吉差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