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七，作为近年进入云南南部山区宁寨彝族村的农作物，它带来的影响渗透到当地乡村社会与文化的多个面向。以三七种植为中心，宁寨村民从原有的亲属制度中再生产出了一种基于姻亲亲属关系的三七地合作经营模式，同时也建立了与村寨外界互动、交往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三七有关的仪式、歌谣、药膳、行话等文化事象随之被创造或习得。当地人对财富梦想也有了新的诠释。三七种植、交易中存在的风险将可能对农户的生产、生活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当下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农作物；三七；彝族；农村社会；文化；变迁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2013上海市地方高校大文科研究生学术新人培育计划”《族群认同与祖先记忆：云南红河流域孔姓彝族人的民族志研究》（项目编号：B.16-0137-12-017）的阶段性成果。
三七种植园（图片来自互联网）
刚坐上从建水县城临安镇到青龙镇的班车，模样比较像外地人的笔者就被邻座的乘客问及，是否要来这儿栽种三七。街道上，遮阳网、三七杈的销售广告琳琅满目，似乎在告诉人们，此地三七种植业的蓬勃发展。这番情景，如果是出现在有着三百多年三七种植历史的云南文山，倒不足为奇。在文山，三七素有“生打熟补”的说法，即生服能消肿止痛，活血化瘀，对治跌打劳伤有效；熟服能滋补身体，提神补气。［注1］这表明，当地人对三七的药用价值早已谙熟于心。笔者所调查的区域，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南部，红河北岸山区，此处的三七种植于近几年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线。由于三七生长与土地循环利用周期长、雨季病虫害多发、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依笔者所见，尽管三七种植时间并不长，但是它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农作物与人类经济社会文化之间密切的关联性，历来为社会学、人类学学者所关注。譬如，罗素玫以1920至1930年代台湾台东县阿美人小米周期仪式为核心的年度周期仪式为例，讨论了农作物与社会文化建构的关系。［注2］也有学者探讨过云南茶叶、橡胶种植对西双版纳哈尼族僾尼人［注3］、傣族社会文化变迁所带来的影响。［注4］还有学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究了农作物如何被人们赋予新的社会文化意义。黄应贵曾以台湾布农人为例，描述了东埔社布农人经由原有的hanido信仰和人观来理解种植作物从小米、水稻、番茄到茶的转变，并进而创造出有关新作物的文化意义的过程。［注5］巫达则分析了荞麦在四川凉山地区消失和重生的“涅槃”现象，认为在全球化、商业化持续影响的因素之下，当地彝族社会重新选择荞麦作为文化认同的元素，是一种“文化再生产”。［注6］以上研究成果，所涉及的农作物一般都在当地具有较长的栽种历史，本文将以村落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探究三七这一对当地人而言尚是新事物，却又真实地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的作物的种植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村落社会文化的变迁。
一、三七种植与村落社会关系的演变
宁寨，是一个彝族尼苏人（nip su pho，亦记为聂苏泼［注7］）聚居的寨子。［注8］位于建水县南部山区，海拔在1800-1900千米左右，全村有104户，459人。整个寨子按姓氏，被划分为白家人居住的上寨，行政上归为宁寨一组，村民习惯称之为“白家寨”。下寨则是二组，也称“孔家寨”。下寨的孔家人有60多户，是宁寨的主体。孔氏又可分为四大家族，其中最大家族的户头占下寨所有家户的半数左右。上寨的白家人则由两个家族构成。目前，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两个寨子的房屋建筑已经连接在了一起，上下寨的地理边界日趋模糊。然而，由于姓氏差异产生的不同祖先记忆，人们心理认知上的两寨边界仍旧维持。宁寨通行彝语南部方言［注9］，村民均具有彝汉双语使用的能力。村中最年长者，生于1916年的耄耋老人尚能运用较为流利的彝语和汉语。中老年女性普遍身着红、蓝、绿、黑等色泽的右衽、开口处有刺绣花边的尼苏彝族传统服饰，头饰已由过去的齐额黑纱包头演变为红色或蓝色方巾。但凡举行葬礼，村民都会从相邻的官厅镇彝族村寨请来毕摩［注10］，念诵彝文典籍《指路经》［注11］，将逝者的灵魂送回祖先居住的地方。
宁寨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玉米，经济作物有烤烟、三七、粉丝瓜等。人们日常的主食已经由过去食用玉米面制成的“糕饭”转变为以食用大米饭为主。由于水源缺乏，寨子里并不生产稻谷，作为主食的大米必须从市场上通过交易获得。烤烟在这一地区有着较长的种植历史。据《建水县烟草志》记载，民国三十六年（1947），宁寨所属乡镇就已经大规模发展烤烟种植业。［注12］村民回忆，在集体化时代后期（约1980-198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地实施前夕，生产队曾试种过一轮三七。因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这次试种未能成功。2006年前后，宁寨南面另一山区村委会开始种植三七。经过几年观望，宁寨终于有一户村民于2010年率先种植三七。2012年秋季，这家人种植的三七获得了丰收。事实上，在这户人家刚开始引入三七种植时，就已有几家胆大的村民紧随其后，跟进种植。有村民将这类行为称为“红眼病”，大体是见不得其他人家发财的意思。从育秧开始，三七的生长周期一般是三年。也有的村民直接购置三七苗来引种。这样必须付出更多成本，但却节省了一年的种植时间。在价格波动频繁的市场环境下，抢占先机，是多数村民的选择。由于三七病虫害高发，一块土地种植过一轮三七后，要循环利用，再次种植三七，则须等上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恢复三七生产能力。依据现有的物价水平，在自家土地上种植三七，每亩地的投资在三万元左右。按2013年6月份的时价，建盖三七“天蓬”的遮阳网每顿价格为14600元，七杈每桩7元，较差的七杈则是2-3元。租地种三七，则根据土地质量的优劣和租种面积的不同，租户需向土地持有人支付从2800元至4500元不等的地租。自2009年开始，云南遭遇了历史罕见的四年连旱。严重的旱情反倒推高了三七的收购价格。2012年，文山三七市场的价格一路走高，达到了每市斤90-120元的水平。［注13］按这一价格水平计算，每亩地投资3万元，两至三年后，收获之时，将获得接近20万元的收益。如此高额的回报，让许多村民不惜冒险一试。
每亩数万元的前期投入，对于多数村民而言，自然是一笔不小的投资。于是，原本很少申请大额贷款的村民，纷纷卷入到信贷资本市场。贷款种三七的经济行为，还牵涉到了婚姻问题。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对于农户贷款有专门规定，已婚人士最高可以从银行贷到20万元，而未婚人士的贷款上限是4万元。4万元对于开发三七地来说，几乎是杯水车薪。对于一般已婚家庭而言，20万元的贷款也足以让人背负较大的还贷压力。前期资金投入大，还导致合伙种植的情况普遍发生。在合伙人的选择上，人们基于原有的亲属制度，倾向于选择“姨排”和“郎舅”这两种亲属关系。所谓“姨排”，即连襟关系。宁寨有一户人家所经营的三七地是出自同一父母的四姐妹家庭合作种植的。姐妹们的丈夫之间，互相称“姨哥”、“姨弟”，称对方则有大排、两排、三排等称谓。因三七种植重新集结的亲属关系中，最为常见的是“朗舅”关系，即丈夫与妻子的兄弟“舅子”合作。在宁寨，同胞兄弟之间合作种三七的仅有一家人的两兄弟，而且当中的一家还另在其妻子娘家所在的寨子与他的小舅子合作种有三七。对此，一部分村民的解释是，兄弟之间的土地通常连在一起，具有相同的土质和海拔高度，往往难以找到大面积适合种植三七的土地。也有村民表示，姐夫和舅子之间由于不涉及土地、宅基地的财产分割问题，在很多事情上更易于沟通，达成默契。实际上，这种说法反映的是婚姻关系与血缘关系之间的竞争。有合伙，必然就有散伙。一位未婚大龄男青年与刚刚从部队回乡的退伍军人合伙种植了五亩三七地，前者出土地，后者出除遮阳网以外的其他生产资料。棚里的三七刚刚长到三个月大，与三年的生长周期还有很长距离，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却过早地出现了裂痕。这位青年已经着手准备开发第二块三七地，并预期双方将以和平协商的方式，尽快终断这次令人不快的合作。
以三七种植为中心，除了传统的亲属关系以及村寨内部的社会关系之外，宁寨人也缔结了与外界的新的社会网络。三七棚建盖和根系果实采摘阶段，通常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这就催生出一种“请小工”的劳资雇佣关系，同时，也涉及到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来自红河南岸山区的哈尼族人为村民开发三七地提供了廉价而实用的劳动力资源。哈尼族人所获得的劳动报酬通常是每天60-70元的工资。彝族村民对哈尼族小工工作完成质量的评价是，哈尼人“很苦得起”，意为能吃苦耐劳。他们的缺点在于，干活不够精细，马虎大意。笔者在建水、石屏县城走访了解到，红河南岸元阳、红河等县的哈尼族人在北岸县市从事建筑工作的人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宁寨村三七地的开发与三七棚搭建当属这一劳动产业的延伸。平日，寨子里常常有从外地进入宁寨，租地种三七的“不速之客”。笔者调查期间，就曾遇到过蒙自、文山，甚至重庆的客商前来勘测土地，数次见到身着朴素的村民恭敬地领着衣着光鲜的老板们去看自家的地。十几年前，宁寨的二十几户村民合伙雇佣数台挖掘机开发了一片近百亩的荒地。最近，一位文山籍三七老板想以两年期每亩3200元的价格一次性租下这块地。村民们所了解的土地市场信息让其清楚地知道，文山境内可用于种植三七的土地已经极为稀缺，租地价格达到了每亩6000多元。然而，在当地，这位文山老板开出的价钱却能满足村民们的预期。最终，当初参与这块土地开荒的家庭每家派出一名代表，在一次深夜的协商会议中，集体表决通过了这个租地意向。事后，有村民不无自豪地戏言，自家即将过上靠吃地租过活儿的“地主”的日子。
二、有关三七的仪式、歌谣、药膳及行话
宁寨村民的信仰体系中，主要有祖先、山神、龙树、鬼、毕摩、司娘嬷［注14］、南海婆娘［注15］以及参加周边各种制度化宗教或民间信仰的庙会［注16］等内容。一些村民在自家的房屋大门上悬挂一块从庙会上求来的红布，俗称“挂财门”。有的人还会用一小块红布将6元、16元、26元不等的纸币包裹起来，缝制在大块红布上，以祈求财源广进，出入平安。三七种植进入后，这一民间信仰形式在三七棚内得到了再生产，即由司娘嬷来操持的对三七地的“挂财门”及敬献仪式。敬献三七地，一般是选择属马、猴的日子。敬献仪式采用的是“素献”［注17］，素献过程始终不得沾染油污。人们事先要准备好以糯米兑大米制成的蒸糕，在蒸糕表面撒上红糖。当地的红糖是圆形块状结晶体，须用亲橡树枝和清水清洗过油污的菜刀将之切成粉末状。蒸糕是举行各种仪式中最常用之物，在敬献祖先、山神、龙树、送鬼时，都是必不可少的供品。其他的供品，还有米饭、青菜、玉米酒、糖什等。敬献三七地之前，人们先是在三七棚入口右侧遮阳网的顶部悬挂一块红布。在红布最底部中间位置，事先已经缝制好了3.7元钱的小红布包。由于敬献的目的是祈求三七茁壮成长，获得丰收，人们创造性地取3.7元钱来代表三七。在一些人给三七棚“挂财门”的同时，其他人则忙着摆放供品。每样供品被分别装在三个小碗内，从最接近三七棚的位置开始，依次按玉米酒、米饭、青菜、糖什的顺序摆放在三七棚外。燃香插在三七棚入口内侧中央，供品之后是铺在地上、供人跪拜磕头的“松毛”。［注18］三七地主人下跪叩拜时，负责主事的司娘嬷在一旁念着口功，大体内容是祈求三七生长顺利，少受病虫害侵袭，祝祷主人家发家致富云云。敬献时，三七地的女主人显得很虔诚，而男主人则较为毛糙。行礼结束后，人们开始分食蒸糕。蒸糕须完整地敬献，却忌讳完整地带回，必须进行切割、分食。切割蒸糕的工具是一根由几股细线拧成的白线，通常由一位中年女性将白线从蒸糕底部穿过，再从两侧边缘向相反方向对拉。这一动作反复进行多次，一块完整的蒸糕就被分割成了大致均匀的小块。食用蒸糕时，人们通常有说有笑，已不像仪式进行中那般气氛凝重。仪式结束之后，人们收拾物品离开前，会放置供品中的少部分在敬献处，表示神灵已经受用，其他供品则被视为神灵的恩泽带回家中，供人享用。人们相信，食用敬献过的供品，人不会轻易生病。
几乎与三七种植业进入村寨相伴随，人们对三七这味名贵药材的药用价值也有了一定认识，通过耳濡目染，开始懂得三七各个部位的药性和治疗功效。一位老人在玉米地犁地时，突发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有村民就建议他的家人给他适当服用一些以三七作为辅料的菜品，以起到舒筋通络的作用。笔者在当地收集到一首葬礼上由妻子向忘夫吟唱，寄托哀思的歌谣，名为《黄花囡哭老公》。这首歌谣中，涉及三七的内容节选如下：
初三早上去看郎，郎哥睡在下摇床。
问声郎哥好不好，见着郎哥想断肠。
初四老早去看郎，郎哥睡在牙床上。
问声郎哥想吃样，百种百样我不想。
想点三七熬鸡汤，茶罐提来又嫌远。
手巾包来又嫌烫，还是三姐主意好。
背个背篓装点汤，喝了鸡汤把妹想。
这首悼念亡夫的歌谣所提到的菜肴是三七炖鸡汤。唱词中，妻子希望久病缠身的丈夫能借助三七的滋补功效，早日摆脱病魔，恢复健康。这首歌谣，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三七已经进入了当地人的精神世界。正是出于对三七疗效的认知，人们才会将三七编入民歌当中，以此珍贵药材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以三七作为食材的药膳也出现在办喜事的酒席当中，三七粉炖肉丸便是其中一道。这道菜的做法是，将肥瘦相宜的新鲜猪肉用快刀剁成肉末，加入适量三七粉、食盐和味精，再用双手手心将小份肉末搓成汤圆大小的丸子，沿着瓷碗的边沿依次摆放，后放入蒸笼内烹制。烹调好的三七粉炖肉丸，油汁金黄，香气四溢。置办这场酒席的主人家，特地向笔者推荐了这道菜，并委婉地强调三七粉的贵重售价，以此让人感到主人家招待客人的深情厚谊。在普通农户家中，三七药酒、三七干花泡茶已成为人们调剂日常生活的休闲保健食品。人们在一只空玻璃罐头瓶中放入两颗连着根须的新鲜三七根块，而后注满当地人称为“清酒”的玉米酒，假以时日，便制成了三七药酒。这种药酒性质温补，能起到预防和辅助治疗风湿病的作用。每年七月中旬，为了避免三七繁殖，让根块长得更健壮，人们将三七花掐掉，收集起来，放在浅盘内，于户外晾晒，制成干花后，泡水服用。据说，三七花茶具有消炎、解毒的功效。
宁寨的三七种植户既有从事开发、经营三七棚的本地人，也有从文山等地来此租地种三七的外地客商。随着当地人与外来人员联系的日益密切，一些原本在文山地区三七种植行业内广为流传的行话，也被当地人习得和传播，频繁地出现在宁寨村民的日常口头表达之中。三七按照“空”来交易。所谓“一空”，即是三七棚内每两根七杈之间空隙所占的面积。培育籽条，每空面积一般为3.78平方米。二年期和三年期的三七一般每空约为4平方米。插上七叉后，一亩地大约有120个空。正常情况下，每空三七地可收获14-15市斤的三七。三七棚，又被称为“天棚”。一年期的三七籽，被称为“绿种子”。二年期的三七籽，则叫作“红种子”。红种子较绿种子质量好，价格高。人们将培育好的三七苗称为“籽条”。根块果实饱满、硕大、质量上乘的三七称为“硬石头”，每7-8个硬石头就能凑满一市斤。相比之下，果实小，质地差的“软石头”则需要20-30颗才能凑够一市斤。销售三七时，市场上按“头”［注19］的数量来给三七定品级。每公斤三七当中头数越少，等级越高。丰收、出售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仍会有少量留在地里未能翻出、被称为“猫七”的遗漏三七。每当寨子附近的文山老板撤离三七棚之后，村民们就像过节一样，一哄而上，进入三七棚淘猫七。如果运气好，有的村民淘上一天，翻找到的猫七总数甚至价值上千元。据说，在文山的三七交易市场，搬运三七后，撒落在地上的泥土都会有人收集起来，用筛子筛出泥土内残留的三七根须，同样能创造价值。
三、三七交易的过程、风险与财富梦想
2013年7月，宁寨的几户村民曾进行过一次数额巨大的三七交易。这次出售的三七地总面积为17.8亩，由四家人合伙种植，宁寨村民占了三家。第四位合伙人，即其他村寨的土地持有人是宁寨一家合伙人的“舅子”。三年前，三家宁寨村民以每亩支付1400元的地租与这家土地持有人合作种植三七。平均下来，每家实际拥有的三七地占地面积约为4.45亩。这场交易是收购商连三七根块、红籽一起，以290万元的价格将17.8亩三七地上的所有产出物一并加以收购。出售后的收益，由四家人均分。以其中一户合伙人为例，三年前开始种植三七时，这家人投入了12-13万元，现在的收益是72.5万元，获得了很大的回报。参与这次交易的三七收购商是其中一位合伙人的亲戚。当事村民说，如果他们不通过中间人，自己去寻找买家，就难以达成这般理想的交易价格。之前，与村民接触的文山籍三七老板对这块地里的三七只愿意支付210万元的价格。当这位合伙人的亲戚出价280万元时，卖家又提出了再加价10万元的要求。最终，这场交易以290万元的价格成交。这笔款项，将按事先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分三次付清。第一次是在成交时，买家向卖家支付200万元。第二次支付是在几个月后，开始剪红籽时支付50万元。第三次则是在买家再次出售三七的前一天，支付40万元。这是三七种植业约定俗成的行规。
事实上，根据三七生长的规律，十月份前后才是根块果实最成熟、饱满的季节。村民急于在七月份将三七地整体转手，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三七种植即将面临两大风险的严峻考验。每年的七八月份是三七病虫害高发的雨季，这一阶段的农药使用技术对三七种植的成败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尽管农药厂家会举行各种类型的培训会，对七农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但是，正如一位长期从事三七种植的文山籍七农所言，农药的配制和喷洒靠的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这位七农甚至还不无夸张地预言，一半以上宁寨村民的三七种植都将面临失败。除了三七种植技术、管理上客观存在的风险，价格波动带来影响则更为严重。目前，三七的市场价格维持在鲜货每市斤100元左右的水平。云南四年连旱，推动三七交易价格维持高位运行的态势。2013年雨季来临后，降雨量是近几年来最大的一次，各地水源充足。当年的三七种植大体上可谓丰收在望。村民们担心，产量提高，供应旺盛，会使价格下降。此外，近年来的高价，导致以家庭为单位的三七种植散户数量陡增。在宁寨，三七种植规模最大者也不过20亩左右的面积。由于事先已经签订了销售合同，大规模种植的三七老板出现亏损的可能性较小，而散户由于议价能力差，经不起价格波动的折腾。最坏的一种结局是，散户的三七产出被实力更强的三七老板以低价吞并。笔者在一农户家见到，由于多数流动资金都投到三七生产当中，这家人的客厅陈设，除了一台年久失修而至黑白的彩电外，几乎再无其他家电。大门两侧的土墙也已经与门体脱离，中间隔着一道明显的缝隙。因为资金严重短缺，今年这家人玉米种植所用的化肥都得借钱购买。同时，也有许多贷款种三七的家庭面临较大的还贷压力。如此境况，村民对三七种植的风险应对能力便显得较为脆弱。
高风险的三七种植业给村民带来的，是短时间内迅速的财富积累，并催生出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上述那笔生意中的两家合伙人刚得到第一笔付款，第二天立即就去县城购买了一辆9万元的大货车和一辆价值24万元的小轿车。村子里的青年人有着强烈的财富梦想，他们对三七种植似乎有更多的期许。一位生于1992年、育有一个4岁女儿的青年人希望自家的三七获得丰收后，能在县城买套住房，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使全家人过上城里人的日子。也有人想继续留在村子里务农，但他向往的是，开着一辆越野车去地里干农活，并建盖一栋三层小洋楼。一位生于1995年、正在蒙自市读法律事务专业五年制大专的青年人的想法是，等他家三七收获后，去城里买房、买店铺。他预期，这些不动产的投资只升不降，将来依靠收取租金也能让生活得到持续改善。如果管理得当，价格稳定，种植三七，两到三年内就能给村民带来数十万元的收入，这确实是一条迅速致富的途径。但是基于三七种植的特殊性，即便不考虑风险因素，一旦适合种三七的土地趋于匮乏，村民又缺乏其他投资项目，建房买车，很快便会将三七获益消耗殆尽。数年后，村民的生活就可能回到原先以种植玉米、烤烟营生的状态。这样下去，除了一时提高了生活质量，三七种植业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村民的生活样貌。
结语
三七，作为新引入的经济作物，已经与宁寨村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紧密的关联。三七种植业也成为一种当地人农业生计方式结构中新的组成部分。虽然三七种植进入的时间并不长，但因其产业本身的特性，对当地人的社会网络、地方性的文化体系、人的行为方式、家庭生活以及思想观念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宁寨村民基于原有的亲属制度，依据三七种植的现实需要，重新组合出了一种以姻亲关系为主的三七生产合作模式。布迪厄曾指出，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不是机械过程的自动产品，而是通过行动者的各种策略和实践来得以实现。［注20］作为行动者的宁寨村民，在传统村落社会受到三七种植业的冲击时，正是通过实践策略将种植三七的活动纳入到原先的社会秩序中，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与此同时，宁寨村民将家屋大门上“挂财门”的传统风俗移植到三七棚上，并相应地把仪式的舞台空间也搬到了三七地。歌谣、膳食、生产销售的行话等文化事象，都留下了三七的踪迹。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注21］三七，原本是一种植物，因它具有较高的药用保健价值而成为名贵的食材，当三七与宁寨村落文化系统发生互动时，便被人们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意义。在西敏司看来，食物的“意义”内在于一个社群的礼仪和日程表里，内在于就餐或吃东西的场合中，内在于一个社会群体自身之中。当人们表现出某些事情和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时候，这些“意义”便透过人们的行动给反映了出来。食物的“外在”意义则涉及到特定的权力关系。［注22］三七也有着西敏司笔下蔗糖的相似遭遇。正是因为宁寨的三七种植是与外界，甚至是全球化市场紧密相连的。在整个三七产业链中，上游小规模种植的散户，仅仅提供初级三七原料产品无疑处于这根链条的末端，也是自我保护能力最弱的一端。农户获益最少，而风险最大。姑且撇开农户种植技术问题不谈，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才是决定他们三七种植成败的关键因素。理性选择的动因，让人趋利避害。当收益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许多人就会铤而走险。而一旦市场收购价格出现大幅跳水，或者三七地的病虫害失控，为种三七已经竭尽全力的农户必将遭受巨大损失，人们原本并不高的生活质量和满腔的致富信心也可能面临严重挫败。因此，解决三七种植农户所掌握的行情与市场实时信息的不对称问题，通过科学的市场预测，引导农户的投资行为，严控针对三七销售的人为炒作举动，进而帮助农户规避风险，是当下亟待多方努力解决的一个迫切任务。
注释
［1］马勤富：《开化府与开化三七》，《云南档案》2000年第3期。
［2］罗素玫.：《性别区辨、阶序与社会：都阑阿美族的小米周期仪式》，《台湾人类学刊》2005年第3(1)期。
［3］颜宁：《茶叶经济的兴衰与传统文化的调适: 西双版纳南糯山僾尼人的个案》，《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4］杨筑慧：《橡胶种植与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变迁: 以景洪市勐罕镇为例》，《民族研究》 2010年第5期。
［5］黄应贵：《作物、经济与社会: 东埔社布农人的例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6］巫达.：《荞麦、全球化与彝族文化再生产》，《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
［7］易谋远：《彝族史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8］按照人类学民族志的一般规则，涉及村寨一级的地名，本文使用化名处理。
［9］<彝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彝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339页。
［10］毕摩是彝语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是一种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仪式专家。因彝语各方言的差异，在不同地区，又被称为“贝玛”、“白马”、“贝摩”等。
［11］《指路经》是从古至今，彝族人给逝者举行祭祀活动时吟诵的一种古典彝文经书。其内容是为逝者的灵魂指路，并使之返回古代祖先居住的地方，与祖先团聚。
［12］包俊生：《建水县烟草志》，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3］在当地人种植、销售三七的过程中，有关三七重量，通常都以市斤（0.5kg）作为计量单位。本文按当地实际使用情况，除特别注明以外，所用计量单位都采用市斤。
［14］司娘嬷是能请神附体，祛病消灾的女祭司。尤擅于应对南海婆娘巫术所致的“害病”。根据不同类型的疾病，宁寨人有“神药两解”的观念。
［15］传说中的南海婆娘，是由“狐狸精”变成的人，会通过诅咒、放蛊等邪恶手段，让人患病。被指为南海婆娘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是女性，也不乏男性。据传，南海婆娘的巫术会传给其同性后代。被认作南海婆娘的人，其家庭将受到歧视和排斥。因而，在寨子里，对于某人的南海婆娘身份是讳莫如深的。据说，唯独司娘嬷能够识别。
［16］宁寨村民参加较多的庙会有：相邻的石屏县牛街镇的大冷山庙会和杨泗庙会。
［17］所谓“素献”，是指供品以素食为主的敬献。“荤献”，则是以荤食供品为主的敬献。例如，宁寨村民六月初六敬献山神时，早上先“素献”，傍晚再进行以整只公鸡、猪头、猪尾、鸡肝、鸡肠为主的“荤献”。
［18］“松毛”，即松针。当地人举行各种仪式、办红白喜事时，都要用松毛来铺设地面，供参加者踏足或就坐。
［19］“头”，即每公斤三七中所含的三七根块颗数。例如：20头三七、30头三七、40头三七。
［20］[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2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5页。
［22］[美]西敏司：《甜与权力》，王超、朱健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2-172页。
（原载《文化遗产》2014年第2期；原刊责任编辑：刘晓春）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讲师、人类学博士）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邱运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