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村寨场景中，由于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显著，文化是人们建构族群边界的主要因素，也是族群认同的主要内容。在城镇情境，各族群文化差异逐渐消失，但是文化的趋同并没有导致族群界线的消失。在城镇，人们主要依据族源和血缘选择自己的族属身份，族源和血缘是族群认同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彝族；城镇；村寨；族群认同；文化差异；族源；血缘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彝族村寨，是个多民族多文化共生共荣的地方，在村寨的环境中，彝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在县城上中学时，我们把来自城里各个单位说彝语时要夹杂汉语的彝族学生称为“假”彝族。大学毕业后,回到县城中学教书，未曾想自己也被有些学生当成“假”彝族。居于这样的经历，人们对本族的认同方式以及与他族的界线划分一直令本人较为关注，也因而用我在元阳的生活经验和读硕士期间的田野调查资料作此文。
一、城镇彝族人及其族群认同的内容
元阳县辖2镇14个乡，乡镇政府所在地便是当地各族政治、经济和文教中心。这些地方原住民是哈尼、彝、傣各族。随着“走夷番”的内地汉族商贩、手工艺人的迁入，逐渐形成当地各族互通有无的贸易集市。汉族在与少数民族的互动中，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观念占据了优势地位，汉文化的介入成为各族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力。居住在这些集市上的汉族以经济交往、族际通婚等方式对周围各族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在，居住于这些城镇的彝族逐渐丧失了彝族的传统文化特征，更多地显现出汉文化特征。在此，把这些选择汉文化生活方式，但选择彝族族属的统称为城镇彝族。他们的来源可分为几种：第一，原来就与汉族杂居在集市上的彝族，这些彝族在日常生活中与汉族互动紧密，经过长期涵化，逐渐被汉文化同化。例如，牛角寨街上的彝族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多凭临街的地利做买卖，多数改为城镇户口。如今他们的生活方式与150多年前开始定居于此的汉族趋于一致。第二，彝族妇女嫁给汉族男子，其子女选择母亲的族属。解放前彝族男子很少娶汉族女子，但汉族男子娶彝族女子是平常的，由于我国现行民族政策对各少数民族在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的种种优惠政策，汉-彝通婚的后代多选择彝族族属。第三，解放后，到城镇工作的彝族及其后代。随着政府工作人员的扩充和商业、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许多彝族到城镇工作和定居。第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做买卖的彝族商贩、包工头等先致富的彝族人到城镇定居，以求发展事业。
这些彝族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已从村寨彝族人中异化出来，趋同于汉族。仅从文化表象来看，他们已脱下了彝族文化的外衣，穿上了汉文化的外衣。
从物质生活上看，城镇彝族人的衣食住行已完全汉族化。城镇彝族无论男女（除一些年老的彝族妇女）都穿流行服装，因彝族妇女的服饰已难以适应城镇的生产和生活。他们居住于自建或购买的钢筋水泥房里，与传统的土木茅屋告别。在政府部门和社会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则居住于集体公寓和宿舍。房内不再是人畜不分,堂屋里不再设供桌，家里完全是一派现代摆设，组合柜、沙发、各类电器是主要房内设备。城镇彝族不再自给自足，他们的生活用品到市场采购，食物种类更丰富,结构更加科学合理。
从节日习俗看，彝族的传统节日有祭倮、祭庙、包粽节、火把节、祭祖节、中秋、春节等。城镇彝族人放弃了祭倮、祭庙、祭祖节的庆祝活动，而增加了国庆、五一、元旦等政治节日和汉族节日。火把节和春节的庆祝中不再做繁缛的敬献仪式，节日祝贺方式已汉化。
从他们的社交网络看，村寨彝族的社交网络受族群疆界的限制，尽管彝族男子与汉族、哈尼族、傣族等异族成员之间不乏“结交朋友”的，但由于受跨文化交流中语言文化的障碍，族际交往并不普遍。牛角寨乡脚弄小学是脚弄村公所的一所完全小学，学生来自村公所的3个哈尼族村寨和4个彝族村寨，学生在课余生活中明显以族群为界。不同村寨的彝族学生交往频繁，而彝族和哈尼族学生之间的交往却并不普遍。笔者在此念小学是如此，10多年后再去，见到的情形还是如此。这是村寨场景中迥异的文化差异所致，其中语言交流的障碍是主要原因。在县城的元阳二小，观察到的结果就与此不同了。此校的学生来自县城各单位，汉语是他们交流的工具。所以，他们在课余时间以班级认同、年级认同，最主要的是以父母所在单位认同组成活动群体，族属丝毫未影响到他们的社交网络。这说明城镇彝族以汉文化为中介与异族成员进行互动交往，他们与人交往并不考虑对方的族属。
从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来看，村寨彝族除了耕种和收获的特殊季节外，人们随意安排每天的劳作，生活节奏慢，时间观念不强。城镇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快，时间观念强。村寨彝族生活自给自足，为人豪爽，消费不作周密的计划，节日或客人光临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而过后可能要为油盐发愁；城镇人按收入计划日常开销，不会作出吃了上顿不顾下顿的举动。村寨彝族有热情待客的传统，亲友光临会盛情邀请其留下来多住几天；而城镇的工作生活规律及居所条件都不允许主人这么做。为了适应生产劳动，同时也受物质条件限制，村寨彝族只是在节日或重要场合才穿好衣服，平时不会过多注重穿着；而城镇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却允许人们可以追求更好、更时髦的服装，平时的穿着也要比村寨人讲究得多。因为这些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村寨彝族和城镇彝族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
虽然城镇彝族的生活方式向汉族靠近，但是，他们作为彝族成员的意识并没有消失，这是因为文化的同化未必会导致原有族群认同的消失。美国曾被称作“民族熔炉”，早期社会学家断言，锐不可挡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同化将导致美国少数民族的消亡。然而，后来的事实却出人意料。以20世纪60-7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和黑人城区骚乱等事实为标记，人们发现，在美国，尽管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正在缩小或已经消失，但民族自我意识和争取民族权益的斗争却在高涨。[1]这也是当今中国民族（族群）发展的趋向。何润先生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民族发展的两个趋向，一个是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增多的趋向，我们称之为民族趋同性趋向；另一个方面是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进步和提高过程中日渐意识到本民族的价值的存在，这种意识越来越明显，我们称为民族意识增长趋向。”[2]文化认同是村寨彝族认同的核心内容，随着从村寨到城镇族群互动环境的转换和族群文化的变异、变迁，原有的认同依据已失去适应性。城镇彝族相应作出认同内容的调整，族籍追溯和血缘纽带成为城镇彝族选择族属的决定因素，族籍联系和血缘纽带成为城镇彝族认同的核心内容。城镇彝族的认同内容与村寨彝族的认同内容产生了变异。
二、城镇彝族和村寨彝族之间的认同依据
城镇彝族与汉族之间文化差异消失，而与村寨彝族之间文化发生变异的情况下，城镇彝族与村寨彝族之间维持着族群共同体的认同意识。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的血缘纽带，以及城镇彝族对共同文化的追溯和记忆，这成为他们认同的依据。城镇彝族和村寨彝族是一个大团体内部的两个小团体，小团体在大团体内部存在差异，但面对另外的汉族、哈尼族和傣族等团体时，两者合二为一。
1、城镇彝族的亲属网络。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汉族进入元阳的时间较晚；而且解放前，汉族散居于几个主要集市，人数也较少，元阳汉族人口的增多和少数民族的汉化主要是在解放以后。城镇彝族来到城镇并且汉化的历史比较短，一般都不超过3代人，还没有在城镇形成自己的亲属网络，他们的亲属网络还在村寨。城镇彝族与村寨彝族之间这种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是维持两者之间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原因。
在此，我们从村寨的角度来观察他们的人际网络，以笔者比较熟悉的牛角寨乡新寨为例。
李家昌，男，51岁，退伍后到小新街供销社工作，1986年把妻儿带到单位。现在其妻做小买卖，两个小孩上中学。其妻子还偶尔穿彝族女装，其女儿在村寨时曾穿彝族女装，到单位后不再穿彝族服装。在家里他们一般说汉语。夫妻双方的亲属关系都在村寨。
李庭亮，男35岁，在南沙税务所工作，其妻在乡卫生院工作，只穿汉族服装，他们有一子。在家里一般用汉语，有彝族客人时用彝语。夫妻都有亲兄弟姐妹在村寨，每年春节都要回寨子过年。
李华妹，45岁，嫁给乡镇上的彝族男子，由于街市扩展，他们家门前被辟为集市，凭此地利开起饭馆，现在建起了钢筋水泥房。仍然是彝族妇女打扮，但两个女儿都从不穿彝族服装，没有彝族客人时，家人用汉语交流。她及子女都时常回寨拜访亲友，还时常救济娘家亲人。城镇彝族以他们是我的亲人-故乡人-同族人这样一种方式认同村寨彝族。而村寨彝族则以他（她）是从我们家出去的-从我们村出去的-从彝族村寨中出去的这样一种方式认同城镇彝族。
2、城镇彝族中的彝文化痕迹及城镇彝族对彝族共同文化的追溯和记忆。城镇彝族汉化过程发生的历史尚短，而且他们的汉化是渐进的过程。这样，在城镇彝族中仍然保留有某些彝文化的痕迹，这种痕迹在他们身上的强弱程度依他们到城镇的先后而定。这些痕迹并不是城镇彝族所共有，显然也难以承担划分族群界线的重任。但是，在彝族群体内部，它们具有族群身份的象征意义，群体成员对本族文化敏锐的感觉能力使得它们成为“我群”的象征。
在城镇彝族中，最容易观察到的彝文化痕迹是服饰和语言方面。彝族妇女的服饰与汉族妇女的时装差异甚大，所以，到城镇定居的彝族妇女开始都保持着自己的服饰风格，即使到城镇定居几十年后，也会偶尔穿着本族服饰，尤其是回乡访问亲友时。跟随子女到城镇定居的老年彝族妇女则几乎没有改穿汉族服装的。城镇彝族与村寨的彝族联系紧密，而语言是人们传递信息和情感的工具，所以，语言在民族文化变迁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第一代到城镇定居的彝族能使用彝族语，第二代、第三代也基本能用彝语交流。在元阳县城日常交往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位汉族妇女与彝族妇女用彝语讨价还价，这位看起来是汉族的妇女十之八九就是个汉化的彝族妇女。笔者在城镇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向对方介绍到自己的族属时，对方会问:“会说彝族话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就用彝语交谈起来。“彝族话”成了彝族成员的一个标志，“我们用彝族话交谈”具有我们为彝族的象征意义。
城镇彝族虽然从传统彝文化转移到汉族文化，但他们对彝族文化仍然有记忆。第一代城镇彝族记住自己曾经实践的彝族文化，第二代、第三代也能从父辈的叙述和文字记录，更主要的是与村寨彝族的交往中，知道自己的父辈祖辈、更早的先辈实践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通过这样的追溯，认识到他们和村寨彝族历史上共享同一种文化，对共同文化的追溯成为二者寻求认同点的一种方式。城镇彝族处于有别于村寨族际互动的场景中，他们在语言、服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他们意识的底层，甚至日常生活中都与村寨彝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城镇彝族内部的认同
1、城镇彝族之间的认同方式。由于汉文化的特殊地位，在城镇环境中，汉文化成为各族交往互动的中介，彝族、哈尼族和傣族都像汉族一样居住于现代化城市建筑中，穿着现代时装，用汉语作为传递信息与交流情感的工具，过着相同的生活。在缺乏外显的族群身份标志的情况下，城镇彝族是怎样把自己归于同一群体，并得到其他群体的承认？
族群意识是在不同族群成员交往互动中，对彼此之间“差异”的认识而产生的。城镇场景中，认识到的“差异”之一就是族籍，或曰族源。城镇彝族就是以族源作为构建族群疆界的一种重要依据：我们为同一族群，因为我们有着起源上的统一；他们与我们不是同一族群，因为他们与我们有着不同的起源。元阳城镇人群中族群成份复杂，但是族群关系较为和睦，人际交往中没有明显的族群界线，所以，观察他们的族群性较为困难，只有具体地询问到某个人，才能弄清楚其“民族”身份。但总的说来，城镇彝族之间的认同都要把自己或他人的来源追溯到村寨，找到共同的起源。这也是城镇哈尼族和傣族的一种认同方式。
2、城镇彝族的族群意识表现。为了解城镇彝族的族群意识，我在县一中的师生中间进行了深入的观察。此校共112名教职工，其中彝族21人，哈尼族19人，傣族7人，其余为汉族。全校共34个教学班。生源来自全县各地,主要是哈尼族、彝族、汉族、傣族，也有少部分壮族、瑶族和苗族。
这些少数民族教师绝大部分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虽然经过汉文化的洗礼，但传统文化仍然存在记忆中。他们的人际交往未受族属限制，只要情趣相投，无论是哪个族籍，都会结成亲密伙伴；而情趣相左，同族同乡也难以交往。但是，交往甚密的朋友之间我是尼苏婆（彝族）,你是嘞呢婆（汉族）、窝尼婆（哈尼族）、摆夷婆（傣族）这种族属身份是清楚无误的；而与本族朋友交往时，偶尔用最简单的母语来强调我们的共同身份。与异族交往中对彼此族属的感知，与本族交往中对共同体象征性事物的寻找，这是在较为和睦的族群交往互动场景中对族群界线的强调方式。
该校学生对本族教师有一种亲近感，教师会经常运用这种亲近感来开展工作，加强师生之间的感情。许多教师认为，对本族学生表明族属身份，私下用本族语言交流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加强师生情感的方法之一，尤其在乡下学生中间。
前面提到村寨学校的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显现出明显的族群界线，而县城小学的学生人际交往中族籍不是依据。在元阳一中，城镇学生和村寨学生的交往中又明显呈现出族群界线，这就是城镇彝族学生与村寨彝族学生交往中对共同起源的感受及对彼此油然而生的亲近感，以及对族群一致和内聚力的感觉的表现。
族群意识是在族际交往互动中产生的一种群体意识，是族群社会存在的反映。族群意识包括族群成员的族体归属意识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对于群体物质、成就、地位和权益的认识和关切。
人们的族属是根据出身和世系来确定的，但是，在性质不同的族群交往互动场景中，出于权益上的考虑，人们可能会强调和突出自己的族群身份，也可能淡化甚至隐匿自己真实的族群身份。例如，在旧中国，做一个非汉族是受到歧视的。一些人为了谋得一定的职业，往往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族群身份。在新中国，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思想得到很好的贯彻的，政府在升学、就业、医疗保健、计划生育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以至许多过去隐藏自己真实族属的少数民族纷纷要求“返本归原”，使得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出现非自然因素的骤然增长。据我所知，元阳没有因“民族识别”错误而要求更正族属的情况。
元阳彝族在村寨以传统文化为认同的主要内容，但是，这种传统文化正发生迅猛的变迁，呈现出向汉族文化靠拢转移的态势，其标志族群身份的能力正在消失；而日益汉化的城镇彝族族群认同以血缘和起源联系为主来建构。说明从村寨到城镇彝族族群认同内容的变异。这也是村寨彝族被汉族文化同化后认同调适的方向。
人类是群聚性的动物，所以需要对群体的依附，需要各种形式的认同。认同“是一个行动诉诸的前奏，因之是一种‘能量’；虽然它经常表现在认识层面，但它对行动具有直接引导作用，所以这种‘能量’可以转化为各种有形的效益”。[3]因此，对中国各民族（族群）的研究中，注意群体认同的具体内容，分析把握族群认同内容的时空变异是很有意义的。
（原刊责任编辑：程苹）
参考文献
[1]潘蛟.民族定义新探[A].马启成,白振声.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何润.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发展的两个趋向[A].中央民族学院建校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3]彭兆荣.民族认同的语境变迁与多极化发展[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1).
（原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作者系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邱运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