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时期，滇南地方社会儒家文化兴盛，与各民族传统文化发生融合，并对各民族间的交流、互动产生影响。代表中央王权的临安府与彝族纳楼土司的政治角力亦相伴始终。清乾隆年间，彝族尼苏人中的一支由普姓恢复为孔姓，建构孔子祖先记忆。文章依据口述记忆、碑刻墓志铭及田野调查资料，简要勾勒出孔姓彝族人孔氏祖先记忆的社会历史脉络，分析了其改姓的行动逻辑，指出这一现象与滇南地方社会发展进程紧密相关，是文化多样性交融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滇南；彝族；孔氏家族；祖先记忆；文化融合
【基金项目】本文田野工作曾由2012-2013上海市地方高校大文科研究生学术新人培育计划“族群认同与祖先记忆:云南红河流域孔姓彝族人的民族志研究”（B.16-0137-12-017）资助完成。
云南有着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在中国历史上“中心”与“边缘”持续的社会文化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族群文化多样性。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各种特殊知识系统的多元化、各类特定价值体系的多种选择齐聚于此，使云南成为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信息系统最重要的交汇节点之一，成为当今人类社会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共生宝库之一。［1］（P.260-261）云南的族群文化多样性主要表现为多种语言、宗教、生计方式的并存，族群间的文化互动、涵化与文化融合现象长期存在。具体到滇南地区，古代中央王权对这一地区的直接控制始于元代。在此之前，当地世居的族群主要由使用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语言的族群先民构成。明清两代，汉族人口由被本地民族融合，变为融合本地族群而成为新的云南汉族群体。［2］大量汉族移民涌入滇南，使该地的生产发展、文化教育大为改观。民间谚语“金临安、银大理”，多处“文献名邦”屹立，均是当时滇南社会面貌的反映。中原汉文化与边疆各民族传统文化交流、碰撞，发生融合的程度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至今有迹可循。滇南地区的孔姓彝族人，是彝族尼苏人支系（nip su pho）【注1】当中姓孔的一支，分布于滇南建水、石屏、开远、元阳等地。孔姓彝族人共享的集体记忆，视其祖籍山东曲阜，原本为中原汉族，明代迁徙至云南后，融入了彝人，并由孔姓改为普姓，与滇南最大的彝族土司纳楼普氏土司同姓。清乾隆年间，孔姓彝族人恢复为孔姓。从此，人们建构孔子祖先记忆的过程一直延续至今。本文将结合滇南地方社会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通过田野调查，试图研究和解释孔姓彝族人“孔子祖先记忆”背后的社会历史脉络和祖先记忆建构的行动逻辑。
（在建水文庙参观的孔姓彝族女性文艺队）
一、滇南地方社会与文化融合
云南的古代族群，汉晋文献多记为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叟等。［3］（P.2991）［4］（P.364-367）东晋、南北朝时期，南中大姓爨氏割据云南。《蛮书》有云：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南至步头，谓之东爨，风俗名爨也。［5］（P.82）步头所指何地？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建水州“古称步头，亦云巴甸”。［6］（P.1477）明人杨慎《南诏野史》记载：“于是急趋而前，借兵于东方黑爨三十七蛮部，会于石城（今曲靖境内）……所向皆克，遂进攻大理，讨干贞……（建国后）封爨判为巴甸候”。［7］（P.74-76）可知，南诏、大理时期东爨乌蛮、三十七部在滇南有广泛的分布。13世纪，蒙古人统一云南后，元宪宗六年（1256年），在通海置千户所。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改通海千户所为通海县，属临安路。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王朝在建水设立临安府。［8］（P.6-8）建水旋即成为滇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明洪武年间，大举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使得滇南地区的“夷多汉少”人口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9］滇南的汉族移民带来的农业生产技术、儒家礼制规范，促进了当地的社会发展与民族文化融合。临安府庙学始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经过五十多次增修扩建，成为云南文庙之冠，属全国大型文庙之一。［10］（P.3）明清两代，建水共出文武进士109名，次于昆明、大理；出文武举人1273名，仅次于昆明。［11］（P.43）清雍正九年（1731年）《建水县志》记载：士秀而文，崇尚气节。民专稼穑，衣冠礼庆与中州埒……俗喜向学，士子讲习维勤。人才蔚起，科第盛于诸郡。［12］（P.156）清康熙《石屏州志》记述：屯军皆江南北人，与土著之民错杂而居，由是，熏陶渐染，习俗丕变，文物冠裳，彬彬与中州侔矣。［13］（P.53）《石屏县志》统计，明清两代，石屏共出现文进士65人，其中入院翰林院者16人次，武进士11人，文武举人638人。［14］（P.518）石屏以其地诞生过云南科举史上唯一一位状元袁嘉谷而闻名全滇。【注2】
明清之际，滇南儒学繁盛，深刻影响着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各民族青年才俊亦不乏登科榜者。清乾隆《石屏州志》记载：至山寨夷众皆居茅屋土莝，语言、服饰、婚丧、饮食，犹仍旧习。其英俊者习诗书，学文章，游泮者岁不乏人，现有登甲榜者。非圣朝文件之隆，曷克臻此。［15］（P.31）在石屏县众多进士当中，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第三甲第四十一名进士李云程系出自彝人家庭。［16］清康熙年《阿迷州志》记述了少数民族受到儒家文化影响而“移风易俗”的情形：自裁土归流历年，涵儒渐摩，乃渐知诗书之宜读，而礼义之可行也。故每考皆有夷童数十。视其俗，则向之婚尚财物者，今亦从俭。向之葬从火者，今亦用棺。向之相仇杀者，今亦相亲。［17］（P.118-119）儒学教育的发展对滇南地方社会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文教成就上，更加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习俗风化。
明清时期，彝族纳楼土司的政治过程对滇南地方社会发挥过重要的影响。据明天启《滇志》记载，临安府瞎纳楼茶甸、教化三部、溪处甸等九长官司。［18］（P.55-57）实力最为雄厚的彝族纳楼茶甸土司源于南诏大理交替之际，乌蛮三十七部中的纳楼部，其领地号称“三江八里”。【注3】明洪武十七年（1384），土官普少归顺明王朝。元明时期，纳楼土司驻今建水南部官厅，统治重点在红河北岸。明朝中叶以后，纳楼土司统治的重点逐步向红河南岸转移。［19］清光绪八年（1882），纳楼土司的领地被一分为四，其中长舍驻吉祥寨【注4】，分管永顺、乐善二里。纳楼土司的领地逐渐从红河北岸退缩，同时深入红河南岸扩展。至解放前夕，红河北岸已不复存在纳楼土司的领地，而红河南岸，则纳楼长舍的势力依然存在。民国年间，纳楼长舍普国泰仍是红河南岸势力较大的土司。［20］如今，在建水县坡头乡回星村尚有修建于清光绪末年的纳楼长官司署，其构造精致，气势恢宏，既有彝族土掌房的特色，又大量采用了汉式官署建筑的装饰风格。
明清两代，中央王权在滇南地区建立了稳固的统治，经略历年，兴盛文教，使这一地区的社会样貌有了明显改变。与此同时，归顺王权的彝族纳楼土司等各民族土司的控制范围受到挤压，不断往红河南岸移动。滇南各民族民众都无可避免地不同程度受到这个政治角力过程的左右。此间，民族文化融合得以生成和延续。本文的研究对象孔姓彝族人的集体记忆显示，其家族姓氏曾在明代由汉姓“孔”改成彝姓“普”，清乾隆年间又由彝姓“普”恢复为汉姓“孔”。通过细致梳理滇南地方社会史可以看到，孔姓彝族人先后两次改姓的过程，恰与滇南地方社会的政治沿革、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后文将对孔姓彝族人祖先记忆从古至今的建构、演进经过做更为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二、孔姓彝族人的祖先记忆
一般认为，某个族群应当自认为和被认为拥有共同的起源、世系（descent）与祖先。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e）社会生物学研究范式主张将人类行为置于基因、生态和文化等三个层面中进行分析，认为人类倾向于选择共享基因较多的人作为亲属，以进行协作和相互适应。族群的形成，类似于亲属选择(Kin Selection)，是亲属制度的延伸。［21］（P.5-8）共同血缘、世系与祖先常被研究者视为一个族群建构身份认同的生物学基础，这对于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尤其适用，在以父子关系这条轴线为核心的家庭关系中，所有活着的人是生活在他们祖先的庇荫之下的。为了实现大家庭的理想，中国传统社会尤其强调生者与去世亲属之间的联系，即祖先崇拜，特别看重祖先的“权威”地位。［22］零散分布于云南红河流域“文献名邦”建水、石屏等地的孔姓彝族人严格地遵循着中国孔氏家族的字辈排序，追认其远祖为儒家文化的缔造者孔子。孔姓彝族人对族群迁徙和姓氏变换过程的叙述，既有口述材料的记忆表述，也有墓志铭文等碑刻为证：
我们孔家的祖先，原本是两兄弟，最早是住在山东，就是孔夫子、“孔老二”的后代。后来他们犯了法，被充军，逃到云南来了。这里是彝族在的地方，为了求个平安，其中一个改姓普，随了彝族姓。这样要是一个被抓，整个家族的血脉还能在。听老人款，官厅大凹子【注5】的孔家祖先后代共有七房，三房、四房迁到业租、新寨，七房住在法依。【注6】解放前，石屏的孔家人常常赶着马帮来到官厅大凹子上坟。葬在大凹子的老祖公，叫孔载物，原本就是我们新寨的人，只是去大凹子那边干活计，不小心死在了那儿，就葬在了大凹子。新寨的孔家人是官厅大凹子那位老祖公七房儿子中的第三房。【注7】
从元代受封开始，直至云南解放，红河两岸建水、元阳的部分区域一直为彝族纳楼普姓土司的辖地。彝族普氏家族盘踞在此，有着较大的控制势力。这似乎为落难的孔氏家族改姓为普，提供了某种合理化的解释。滇南一带的孔姓彝族人都追认他们的第一代直系祖先是安葬于建水县官厅镇大凹子村附近山坳的孔载物。笔者曾到大凹子实地了解了几座孔家祖坟的情况。大凹子附近的地貌石漠化明显，岩石裸露地表，是一个缺水严重的村子。孔氏祖坟位于村子东北方向，坐南朝北分布着三处坟茔，分别是一世祖孔载物与妻子孙太君合葬墓、二世祖孔一德及其妻子赵太君的坟墓。三座墓葬直径约300cm，墓碑高160cm，目前左右两侧立有华表及一对石狮，华表顶部的装饰已脱落在一侧的地上。孔载物墓有《族谱明辨纪略》、孔一德墓有《尊谕辟论族规》铭文。三墓立于明嘉靖元年（1522年），墓志铭为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重修墓时所撰。《族谱明辨纪略》为清乾隆乙酉（1765年）科乡进士孔宗圣所撰，叙述了一世祖孔载物从南京，经贵州普安州【注8】来到云南的经过：
族之有谱，犹国之有乘也。乘以纪累朝之始终，谱以传阖族之源流，二者为家国之切要焉。观夫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木本水源，物且有然，而况人乎哉？追溯始祖，原是姓孔名厚【注9】，乃山东籍贯，南京应天府人也。曾荐贤书仕于黔之普安州。奈时逢改革，岁荒民变，甚至兵火延年，于祖有碍，不得已改姓普，由黔入滇至临潜居。孰意方出天罗，旋入地网，倏值流贼作乱，吾祖乃旧逃奔。偶适此地，见山势盘桓，林木幽静，爰立宫室遂家焉，自此始祖厚娶孙氏，生二世祖一德；二世祖娶妻赵氏，生三世祖七人，分派七房。【注10】
孔宗圣撰写的《族谱明辨纪略》显示，一世祖孔载物籍贯山东，南京应天府人，曾被举荐到贵州普安州（今六盘水）做官，遭遇民变，隐姓埋名，奔逃到云南，选择大凹子作为安身之所，并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在孔载物之子孔一德的墓碑上，有其七位子嗣的姓名，分别为孔卓、孔哲、孔杰、孔长、孔槐、孔溥、孔豪。长子孔卓的墓葬在石屏县坝心镇孔家村的西北角，墓碑上也刻有一篇墓志铭，记录了孔一德长子孔卓从大凹子迁出的情况：
卓公始由大凹子迁居大坡，继由大坡迁居垤莫。【注11】及卒，卜葬于垤莫之右畔。经今历数传矣。而宗支朴茂，子姓蕃昌，想亦祖功宗德庇荫之所致也。夫爱人怀树，甘棠且犹勿剪；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况兹瓜瓞所兴实肇于斯者乎。爰镌诸石，以垂不朽。
大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葬
至大清乾隆甲戌年（1754年）安碑
今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一阳月初九日阖族重修。【注12】
从内容上看，孔姓彝族人有关孔氏祖先的集体记忆大致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对祖先迁徙路径以及如今族人分布区域形成过程的记忆，即孔氏祖先原籍山东，自南京、贵州普安州到云南建水定居下来，逐渐繁育出如今滇南建水、石屏、开远、元阳等地区的彝族孔氏后人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内容在口述材料与碑记资料中都能见到。其二，是孔家人对最初的三代世祖孔载物、孔一德、孔卓的记忆，这三代始祖的墓地至今都得以留存，并不断加以修缮，受到人们的供奉和祭祀。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23］（P.3）孔氏祖先记忆内容通过讲述、修谱、祭祀等活动，不断在孔姓彝族人之间传递和共享，起到了强化孔氏家族认同的作用。这种归属感不仅是出于个人情爱、实践需要、共同利益或应当承担的义务，而且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持这种纽带本身的某种不可言喻的绝对重要性。［24］（P.295）
（建水县官厅镇大凹子村孔氏家族一世祖孔厚孙太君合葬墓）
三、“孔”、“普”二姓之间的记忆表述
普姓为滇南彝族尼苏人家族姓氏中的大姓。当地有“十普九彝”的说法，意思是普姓人家当中十有八九是彝族人。此外，有关“孔普二姓是一家”的传说，也一直在当地有着广泛的传播和认知。以滇南孔姓彝族人的视角，其集体记忆表述认为，孔姓彝族人本是源于山东的汉族，融入了彝族尼苏人当中，改为普姓，后又改回孔姓，但民族身份仍是彝族。虽然对于孔姓与普姓之间的渊源到底因何而产生，调查中并未获得准确的说法，多半是猜测性的言辞，然而，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同属彝族尼苏人的孔姓与普姓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联系。在孔氏先贤孔宗圣撰写的碑记《族谱明辨纪略》中，通过“族谱明辨”，为孔家人的姓氏正名，是其所题墓志铭中另一项重要的内容。1765年，孔宗圣在清乾隆乙酉科乡试中得举人，在赴京城会试时，途径贵州，在当地做了一番寻访，进而听闻当地的孔氏族人叙述了祖先孔厚出逃至云南的说法，这正好与他所认为的先祖姓孔相一致。于是，孔宗圣推断，孔家人由孔姓改为普姓所言非虚，以此强调由普姓恢复孔姓的正当性。
兹为孔普两姓因辨明之。孙宗圣于乾隆乙酉科叨蒙祖宗默佑，己登乡荐赴京会试。寓于黔中，访我宗支。见有姓孔者，相叙及族谱，其人答曰：“我族谱由海岱而入于建业，虽南京人也，本山东籍也。先祖姓孔名厚者仕于普安州，闻知避乱入滇，未审落籍何处。”试考其备细，乃一祖之孙，方知先祖姓孔，良非虚也。又知山东籍贯，洵不诬也。于戯！系出一脉，居分两地；人虽散处，谊属同宗。倘非先祖之灵验，其谁能知。且先祖曾仕普安州，间有以普为姓者，又以普安州为祖之姓名者。或又曰：“普是真姓，孔乃冒姓也。”若然，真是姓普则姓之矣，又何乐而姓孔乎？要之：先祖姓普不得已也，今复姓孔不忘本也。特辨明而敬述之，俾后世知所由来矣。［25］（P.35）
碑文所述表明，在孔宗圣所处的时代，对于孔姓彝族人，至迟在清乾隆年间，人们已经有了“普是真姓，孔乃冒姓”的质疑。为了破除这种疑虑，身为“乡进士”的孔宗圣提出了自己的假设。孔氏先祖曾在贵州普安州为官，时人可能以“普安州”来称呼孔载物，后又逐渐演变成了“普姓”。古时候，以地名来称呼人名的情况，确实是较为常见的。同时，孔宗圣还认为，如果祖先真是姓普，又怎么会乐意改为姓孔？最后，孔宗圣认定，孔家人姓普是迫不得已，恢复姓孔才是“不忘本”的体现。至此，归结起来，孔氏一世祖孔载物从贵州逃到云南的经过，是孔宗圣在贵州考证时，听闻当地的孔姓人家所言，进而做出的推断。孔氏祖先由孔姓改为普姓的缘由也是一种假设性的观点，且对于恢复姓孔的动因则显得较为牵强。当然，如果以现在的学理标准去苛求乾隆年间的举人孔宗圣能为后人呈现出更为有理有据的内容，来证明其所述的真实性，显然是不当的。因此，笔者以为，暂且抛开这篇《族谱明辨纪略》内容的真伪纠葛，把它看作是古代孔氏家族精英对其姓氏沿革所做的一种合情合理的努力，也许更利于我们的讨论。
笔者在新寨和孔家村调查时，曾见到孔姓彝族村民同时敬奉普氏祖先和孔氏祖先的情形。在石屏县坝心镇孔家村北面山上的杨梅地附近，笔者见到了几座清代雍正、乾隆、道光年间的坟墓。尽管墓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是雍正年间的坟墓却依然能清楚地看到“普公某某之墓”的字样，而到了乾隆、道光年间的墓地，墓碑上显示的便全是孔姓人士的姓名。在此地劳作的孔姓村民告诉笔者，这些墓地的主人都是他家的祖先，每年清明节期间他和家人都会前来祭扫。对于墓碑的姓氏差异，这位村民的解释是：“孔普原是一家，因为征丁的缘故，被迫改姓”。巧合的是，从雍正年间的普家墓地到乾隆年间的孔家墓地的时间过渡期，正好发生了乡进士孔宗圣“族谱明辨”，由普姓“恢复”为孔姓这件对孔家人而言意义重大的事件。
（石屏县坝心镇大湾子村孔氏家庙正殿）
按照石屏县一位退休孔姓彝族干部的指引，笔者走访了该县牛街镇尼腊、松子园、迭亩龙、棕园等村的普姓人家。当地普家人的情况，为“孔普二姓是一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与碑刻资料相互印证。有关“孔普二姓是一家”的说法，石屏县牛街镇尼腊村的普家人认为，普家人救了逃难中的孔家祖先的性命，并由此结拜为兄弟。孔家人与普家人都是从建水县官厅镇大凹子发迹，普家人先在大凹子落脚，孔家人于其后到来。孔家人是带着自家字派来的，以前普家人没有字派，于是就借用了孔家人的字派。牛街镇迭亩龙村委会棕园村共有孔、李、白、何、普等五个姓氏，然而，在村寨中央有一座悬挂有“四姓宗祠”牌匾的家庙。对此，一位普姓村民说：
孔普本来就是一家，所以家庙才叫“四姓宗祠”。只要有普家老人去世，孔家人也要去披麻戴孝。孔普两家人办喜事，会先找孔家、普家人来帮忙。实在不行，再找其他杂姓的人来帮忙。普家老祖公叫普峩，生于嘉庆十二（1807）年，爷爷叫普西，墓碑上有年代记载。普家人从官厅迁来这里，已经有五百多年的时间。我们普家与纳楼土司有关系，势力很大。普家人与松子园普家是一家人。从官厅迁来松子园，又从松子园迁来棕园。孔家普家以前都是普家人，为了躲避抓丁，兄弟改姓。一个姓普，一个姓孔。我们家是没有改姓的那一支，只认得姓普。孔家人可以说姓普，但普家人不能说姓孔。【注13】
笔者看到，棕园村有一位老人名叫普敬保，然而身份证上却是孔敬保。该村有一户普姓的兄弟俩，于近年改为了孔姓。原因是一位个旧锡矿的老板孔庆珠让他们改为孔姓，兄弟俩追随了家族精英的做法。普家人说，2003年修纂《石屏县孔子世家谱》时，根据自愿原则，棕园村的普家人也可以上孔氏族谱。至今，在松子园仍有几家普姓人家与孔家人共用相同字派。例如：普宪安、普宪贵、普宪恩、普宪珍、普繁顺、普令和等人。松子园有一户普氏教师家庭四代人严格按照孔氏家族的字辈取名，按普庆章、普繁顺、普祥明、普祥勇、普令昌来排序。然而，如今松子园普氏家族的字辈较为混乱，并非所有人都严格遵循孔氏家族的字辈，例如普宪珍的儿子叫普金。另有一户普家人按自家编写的字辈：家、朝、金、银、忠来排序。总而言之，在石屏县棕园、迭亩龙、松子园等地了解的情况是，彝族普氏曾经有一支家族确实改为了孔姓，并且现在还有两姓混用的情况，普姓孔姓均被视为一家人。
（石屏县坝心镇大湾子村孔氏家庙正殿的孔子圣象）
结语
从调查获得的碑记、家谱和口述记忆资料，可以获致以下基本事实：孔姓彝族人古代家族精英人士、清乾隆乙酉（1765年）科乡进士孔宗圣曾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通过“族谱明辨”，将整个家族的姓氏由“普姓”改为“孔姓”。直到如今，滇南红河北岸县市彝族尼苏人中的普姓一支与孔姓一支依然联系密切。至于孔姓彝族人先贤与近人所认同的更为久远的“孔子祖先”集体记忆，目前既无从证实，亦无法证伪。景军曾对甘肃永靖大川村孔氏族人村落、孔庙被毁又得以重建的过程进行研究，试图表明集体记忆是与国家政治、地方冲突、道德理性、社区苦难、宗教信仰和仪式行为交织在一起的。［26］孔姓彝族人孔子祖先记忆的表述，正是深嵌于地方社会历史进程，随着中央王权与土司势力的消长而做出调整和改变的。儒家文化的涵化影响、临安府的管辖控制与彝族普氏土司实力之间的力量角逐，是孔姓彝族人建构祖先记忆的历史脉络。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指出，自我不是原初的或单一的建构，而是在许多变化的，常常相互冲突的表述网络中建构的。他建议，从这种流动的表述网络中来理解民族认同的原动力。［27］（P.5）从滇南地方社会史，特别是明清以来儒学的发达繁盛和民族文化融合的普遍发生可以推知，无论是原籍山东曲阜的孔姓汉族移民融入了彝族，改了彝姓“普”，后又适时恢复“孔”姓，还是彝族尼苏人族群精英攀附汉文化，出于理性选择随了汉姓“孔”，都是儒家文化和彝族传统文化所建构和生成的滇南地方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石屏县彝族孔氏后裔参加祭孔活动）
注释
【注1】本文参照1980年国务院颁布的《彝文规范方案》，使用其母语彝语南部方言自称nip su pho进行标注。为行文简便，后文不再标注。
【注2】袁嘉谷（1872-1937），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经济特科试一等一名。曾执教于云南大学。
【注3】“三江八里”为江内的复盛、钦从、崇道三里；江外有永顺、乐善、敦厚、太和、安镇五里。三江茶甸的范围包括红河、李仙江、藤条江相间的广大地区，历史上称为三勐。参见刘茁生、王寅生、杜玉亭.元阳马街彝族社会调查［C］.//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修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323-324.
【注4】吉祥寨：即今之元阳县马街镇。由于本文涉及县、乡（镇）、村数量较多，为方便读者对孔姓彝族人分布情况有整体上的把握，全文出现的地名，均为实名。除历史人物以外，全文出现人名，均作化名处理。
【注5】大凹子村系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官厅镇磨玉村委会下辖自然村，为纯孔姓村。
【注6】法依村、业租村同系建水县青龙镇业租村委会下辖村，均有孔姓彝族人分布，人数约占全村一半。
【注7】报道人：孔庆生，男，1936年生，小学文化，务农。笔者于2013年7月21日在建水县青龙镇业租村委会新寨村二组记录。
【注8】普安州，即今贵州省六盘水市一带。
【注9】孔氏始祖墓碑上的姓名为孔载物，铭文上为孔厚。根据铭文叙述的内容以及孔家后人的看法，孔厚与孔载物为同一人。
【注10】《族谱明辨纪略》是孔氏先贤清乾隆乙酉科（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乡进士孔宗圣（时周）所撰。《纪略》原文出自大凹子村孔氏先祖孔厚（载物）之墓志铭碑刻，建水文物考古部门已做铭文拓片。本文转引自石屏县续修孔子世家谱指导小组.石屏县孔子世家谱［M］.内部资料，2003: 35.
【注11】垤莫，今已经记为底莫，系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坝心镇底莫村委会，其下辖的孔家村、大湾子、普天冲、凤凰山均为孔姓彝族人村寨。
【注12】《孔卓墓志铭》是孔氏家族三始祖孔卓墓葬碑刻上的铭文。该墓葬位于石屏县坝心镇底莫村委会孔家村后山。本文附录转引自石屏县续修孔子世家谱指导小组.石屏县孔子世家谱［M］.内部资料，2003: 40.
【注13】报道人：普繁亮，男，1942年生，初中文化，务农。笔者于2013年9月5日在石屏县牛街镇宗园村委会新寨村二组记录。
参考文献
［1］缪家福.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方铁.云南古代民族关系的特点及形成原因［J］.社会科学战线，2013，（7）.
［3］（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晋）常璩.华南国志校注•卷四南中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5］（唐）樊绰.蛮书校注［M］.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6］（明）宋濂.元史［M］.中华书局，1976.
［7］（明）杨慎.南诏野史［M］.清乾隆四十年石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8］建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建水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
［9］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10］杨丰.教育圣地：滇南邹鲁［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
［11］杨丰.教育圣地：滇南邹鲁［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
［12］（清）祝宏.建水县志（1731）［M］.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重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1.
［13］（清）程封.石屏州志（1673）［M］.佘孟良标点注释.石屏县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1991.
［14］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石屏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15］（清）管学宣.石屏州志（1759）影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16］杨开达.论云南清代彝族教育家文论家李云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17］（清）王民皡.阿迷州志（1673）影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18］（明）刘文征.滇志［M］.古永继校点.王云，尤中审订.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19］尤中.红河彝族纳楼土司史略［J］.思想战线，1989，（6）.
［20］尤中.红河彝族纳楼土司史略［J］.思想战线，1989，（6）.
［21］PierreL. Van den Berghe. TheEthnic Phenomenon, New York, Elsevier, 1981.
［22］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M］.王芃，徐隆德译.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1.
［23］[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4］[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5］石屏县续修孔子世家谱指导小组.石屏县孔子世家谱［M］.内部资料，2003.
［26］景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M］.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27］[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王宪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邱运胜，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讲师，人类学博士）
（文字来源：彝学公众号，主编：巫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