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彝族主要分布在藏羌彝走廊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彝族贫困具有面广、程度深、持续时间长且代际传递的特点。贫困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极端形式。文章利用2018年彝族长期贫困调查数据分析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现状、影响因素及代际传递机制。结果发现，彝族聚居区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较高。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均显著影响贫困代际传递，人力资本存量越低，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的可能性越高。贫困父辈的人力和经济负资本通过代际传递累积形成子代的人力和经济负资本，从而导致贫困代际传递。子代非农就业和兼业行为也会增加贫困代际传递的发生率。
关 键 词：川滇彝族聚居区，贫困家庭，代际传递，人力资本
项目基金：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彝族长期贫困及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编号：16AMZ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卓，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教授； 时玥，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研究背景
2012～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①。但是，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自然环境与社会发育程度的差距，以及贫困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贫困家庭禀赋的劣势等因素，地处深度贫困地区的彝族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在相当范围和相当程度上仍然存在，并严重制约中国民族地区精准脱贫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贫困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极端形式，是指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资产与资源的赤字从父辈传递到子代，即贫困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一些个人或家庭的长期贫困(5年以上)是由暂时贫困状态转化而来，另一些是由祖辈遗传而致，即贫困代际传递，代际传递一般在15年内完成。已有研究表明，与富裕家庭的子女相比，贫困家庭子女在教育、就业和健康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些弱势影响其未来的收入，并使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Rodgers，1995；Currie等，2007)。中国农村地区存在非常明显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林闽钢、张瑞利，2012；张立冬，2013；李长健、胡月明，2017)，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比东部地区明显(徐慧，2016)，少数族群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更高(Corcoran，2001；杨阿维、张建伟，2016)。
学界关于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将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是指家庭内部因素，包括收入、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营养投入、基因遗传与疾病等；外因包括制度环境(户籍、社保、土地、等级)、贫困文化、民族、劳动力市场、宗教信仰、邻里劣势等(陈文江、杨延娜，2010；徐慧，2016)。二是以资本视角研究贫困代际传递，认为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是资本缺乏，表现为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政治资本等方面的不利影响(Boggess等，1999；王志章、刘天元，2016；张望，2016)。人力资本是贫困代际传递中的核心变量，主要通过家庭经济状况发挥作用；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Li，2015；祝建华，2016)；父辈对子代的教育投入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最为显著(王志章、刘天元，2016)；儿童的教育环境恶劣也会造成贫困陷阱(Horii等，2012)；教育贫困是代际贫困的关键贡献因素(郭熙保、周强，2017)；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对家庭经济状况有显著影响，外出打工并不是家庭彻底改变贫困状态的有效途径(王金营、魏慧静，2015)。低学历者的工资收入更容易受到个人属性，如健康状况等的影响(邹薇、程波，2017)。
目前，国内已有研究更为关注全国范围内总体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少数民族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不多。人力资本已被大量研究视作贫困代际传递的核心要素，但人力资本对于少数民族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是否同样关键?本文以川滇彝族聚居区的建卡贫困户作为分析对象，在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基础上，结合调查问卷描述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现状，分析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及传递机制。
二、调研地基本情况和数据来源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彝族总人口为871万人，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集中连片特困的乌蒙山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云南昭通市等。四川凉山州总人口为521万人，其中彝族人口为276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52.89％，占全国彝族人口的31.6％，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州集中连片的贫困面积有4.16万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68.9％。按照国家扶贫标准2300元(2010年不变价)测算，全州贫困发生率约为25％，比全国高11％，比四川全省高5％(郑长德，2016)。到2017年底，凉山州尚有贫困人口49.1万人，贫困发生率11％，区域性、整体性贫困问题非常突出，被列为全国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之一。2017年年末楚雄州户籍人口为265万人，彝族人口为77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9.11％。楚雄州下辖1市9县，其中双柏县、南华县、大姚县、永仁县和武定县为国家级贫困县。昭通市是彝族的发源地，2016年年末户籍总人口为609.29万人，彝族人口为21.04万人。除水富市外，昭通市下辖的其余10个县区均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和乌蒙山片区特困县，是云南省贫困县最多的地级市。按照2014年建档立卡统计，昭通市有133.67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25.71％，比全国和云南省分别高17％和10％，贫困人口总数和贫困发生率分别为全省第一位和第三位(李宇卫、崔华勇，2016)。
综合考虑研究对象分布的区域、方位、民族人口比例、贫困程度等因素，本研究选择四川省凉山州的普格县、盐源县和喜德县，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威信县和楚雄州的武定县作为田野调研点，其中凉山州喜德县和楚雄州武定县为深度观察的田野调查点。2018年8月，“彝族长期贫困及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省普格县、盐源县、喜德县和云南省威信县、镇雄县的抽样过程均严格遵循概率抽样的原则，具有样本代表性：首先以5县所有彝族聚居乡(镇)为抽样框，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调查乡(镇)；随后又以调查乡(镇)中的所有贫困村为抽样框，采用系统抽样和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了620户建卡贫困户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95份，问卷回收率为95.97％。受访家庭的户主为研究中的子代，在问卷中设置问题项对父辈情况进行追问，以此形成了595组配对样本。考虑到当前中国彝族聚居区以父系制为主的财产分配和居住原则，在收集个人信息时收集户主父亲的信息。研究使用“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确定样本量，即获得足以反映研究主题的信息，且不再出现差异性信息而结束调查时的样本量；彝族乡村具有较强同质性，故达到信息饱和的样本规模有限。
本研究样本来自四川省的占52.4％，来自云南省的占47.6％。其中男性占88.4％，女性占11.6％；彝族占82.1％，其他民族占17.9％。样本子代出生年份分布在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初，平均年龄44.76岁，中位数为46岁。出生于20世纪30、40、50、60、70、80、90和21世纪00年代的子代占比分别为0.5％、5.1％、18.0％、34.2％、21.5％、14.5％、4.7％和1.5％。样本父辈出生年份分布在20世纪10～70年代，平均年龄为71.04岁，中位数为70岁。出生于20世纪10、20、30、40、50、60、70年代的占比分别为2.3％、6.1％、18.3％、27.8％、30.3％、12.6％、2.5％。60.5％的样本受访者是户主本人，17.5％的受访者是户主配偶，其余为户主子女等。
三、变量定义
本文因变量定义为“子代贫困是否来源于父辈”，即子代家庭贫困是否为贫困代际传递。2014年之前，中国并未全面开展对贫困农户的精准识别。因此，难以客观准确地测量父辈过去是否贫困。本研究采用受访者对目前及童年家庭经济状况的主观判断作为家庭经济状况的参考，以测算子代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问卷要求被访者回答：“户主15岁时家庭经济情况”，“目前的家庭经济情况”，答案选项为“下”“中下”“中”“中上”“上”，本文根据答案选项依次赋值为1～5。得分越高，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得分越低，家庭经济状况越差。由于被访子代全部为建卡贫困户，因此，将15岁时家庭经济状况(相当于父辈的家庭经济状况)与目前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凡是15岁时家庭经济状况差于或等于目前，认为其发生了贫困代际传递；若15岁时家庭经济状况好于目前，则认为并未发生贫困代际传递，子代贫困是由于偶发原因陷入暂时贫困。未发生贫困代际传递赋值为0，发生了贫困代际传递赋值为1。
根据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确定涉及父辈、子代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的7个自变量纳入回归分析模型。本研究中的人力资本是指两代人的教育和健康状况。两代人的健康状况划分为“差”“中”“良”“优”，依次赋值为1～4；两代人的受教育程度按“文盲”“小学”“初中及以上”，依次赋值为1～3，得分越高，教育水平越高。经济资本包含子代是否非农就业、是否兼业，以及父辈是否非农就业，“否”或“无”赋值0，“是”或“有”赋值1。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结果分析
(一)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现状分析
总体来看，受访彝族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比其童年时代的家庭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这一方面表明彝族聚居区宏观经济发展取得成效，另一方面说明贫困对象的精准识别相对可靠。在贫困代际传递上，表现出以下3个显著特点。
1.九成以上受访彝族贫困家庭出现代际传递，彝族聚居区的贫困具有长期性。调查数据显示，93.6％的受访彝族贫困家庭发生了贫困代际传递，其童年时代的家庭经济状况差于或等于目前家庭经济状况；6.4％的受访彝族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由其他原因所致，其童年时代家庭经济状况比目前家庭经济状况好。可见，彝族贫困具有长期性。从国家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贫困县的认定也可以看出彝族聚居区贫困的长期性。1986年国家开始大规模扶贫且首次制定国家贫困县标准，凉山州就纳入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持范围。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将包括凉山州、昭通市在内的乌蒙山片区纳入扶持范围。2012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调整时，凉山州和昭通市有21个区县依然位列其中②。
2.贫困代际传递存在民族差异。表2显示，彝族贫困家庭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较其他民族贫困家庭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高。历史上，彝族长期处于奴隶制社会，社会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目前在彝族聚居区居住的其他民族家庭，大多数为清代改土归流之后迁徙而来，其生活经历和文化传统与彝族世居群众有所不同，思想相对更为开放，经济发展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相对较强。
3.贫困代际传递存在地区差异。表2显示，四川省彝族聚居区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95.8％)明显高于云南省(86.8％)；四川省普格县(98.3％)、盐源县(94.1％)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高于云南省威信县(87.6％)、四川省喜德县(86.2％)和云南省镇雄县(85.2％)。这说明彝族聚居区的贫困程度和贫困持续时间不一。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高的地区，贫困程度深、贫困持续时间长，脱贫难度较大；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低的地区，贫困程度较浅、贫困持续时间较短，脱贫难度相对较小。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的地区差异与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和民族人口分布有关。历史上，云南滇池与四川邛都(今西昌市)等地，交通便利、资源丰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而乌蒙部(今昭通市)和凉山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低，其中凉山腹地比昭通更落后，其奴隶制直到1956年“民主改革”之后才得以废除。而从民族人口分布来看，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云南镇雄县彝族人口为72001人，占5.42％；威信县彝族人口为2263人，占0.59％。而四川凉山普格、盐源、喜德三县彝族人口占比均在50％以上。
(二)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本文中“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是一个二分类变量，故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其函数形式为：
式(1)中，ln[P/(1-P)]表示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与未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之比的自然对数；其中，为子代健康状况，为子代受教育程度，为子代是否非农就业，为子代是否兼业，为父辈健康状况，为父辈受教育程度，为父辈是否非农就业，μ为残差。这里重点考察彝族聚居区受访全样本与受访彝族样本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由于自变量均为有序多分类变量，变量中的各指标值之间虽然存在明确的顺序关系，但这些自变量却并非严格的等距变量。故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哑变量，用以准确测量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模型1结果显示，子代受教育程度、子代是否非农就业和子代是否兼业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影响。(1)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与文盲相比，小学和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子代不易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优势比分别为0.499和0.374。子代受教育程度各哑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逐步递增，表明子代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越低。(2)在非农就业方面，与农业就业子代相比，非农就业的子代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更高③，优势比为3.828。(3)在兼业性方面，与未兼业的子代相比，兼业子代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更高，优势比为5.513。当前彝族聚居区贫困子代的非农就业具有兼业性、低端化与短工化的特征。受访者兼业行为十分普遍，单纯务农与单纯务工人数很少。青壮年劳动力除了酷暑、农忙和节庆时选择返乡务农，其余时间均在外务工，每年务工与务农时间大体相当。有研究发现，兼业农民的非农工资收入和小时工资水平均显著低于纯非农就业农民，由兼业行为引起的歧视效应是产生这种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刘进等，2017)。在受访彝区贫困家庭中，非农就业和兼业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正向影响。
表3模型2结果显示，子代健康状况、子代受教育程度、子代是否非农就业和子代是否兼业对彝族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影响。(1)在健康状况方面，与身体残疾或健康状况很差的子代相比，健康状况中等的子代不易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优势比为0.344。(2)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受过小学教育的子代与文盲子代相比不易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优势比为0.343。与模型1相比，模型2是否受过小学教育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更高，是否受过初中及以上的教育对彝族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变得不显著。
表3模型3结果显示，子代是否非农就业、子代是否兼业和父辈健康状况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影响。(1)在父辈健康状况方面，与健康状况差的父辈相比，健康状况良的父辈将贫困传递给子代的概率更低，优势比为0.244。总体来看，受访贫困户健康状况较差，因病致贫家庭占40.7％。凉山彝族地区是毒品重灾区，“一病穷三代”，吸毒引发的艾滋病、肺结核、性病等是健康负资本代代相传的重要原因。另外，彝族部分聚居区残留的婚姻旧俗中的姑舅表近亲婚配增加了子代隐性遗传病的发病率，同时也增加了早产和流产、先天畸形、幼儿夭折的风险。(2)子代受教育程度在模型3中不显著，表明父辈资本变量的加入稀释了子代受教育程度的解释力。父辈资本对贫困代际传递产生直接影响，子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力被纳入父辈资本的影响中，共同对贫困代际传递产生作用。
表3模型4结果显示，子代健康状况、子代是否非农就业、子代是否兼业、父辈健康状况和父辈受教育程度对彝族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影响。(1)在父辈健康状况方面，与健康状况差的父辈相比，健康状况为优或良更不易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优势比分别为0.178和0.176。与模型3相比，模型4父辈健康状况优、良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这表明父辈健康状况对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更大，父辈健康状况越好，彝族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的概率越低。(2)在父辈受教育程度方面，与文盲彝族父辈相比，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父辈贫困代际传递概率显著降低，优势比为0.108。田野调查发现，父辈受教育程度低，使其缺乏对子代安全、健康、营养、教育、卫生等方面的科学意识和人力资本投资。子代人力资本存量低，致使其资源获取能力不足，难以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从而深陷贫困。
(三)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分析
经济学视角下的资本具有增值性，但贫困家庭中的资本并非都可以增值。本研究将资本以“是否可以增值”分为“正资本”和“负资本”。正资本可以增值可以积累，并通过代际传递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实现财富(可能的权力和声望)的代际传递；负资本也可以积累，并发生代际传递，传递的结果是家庭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负资本持有者落入贫困陷阱而难以自拔。
1.彝族贫困代际传递中人力负资本的作用机制
表4显示，在彝族贫困代际传递中，父辈的人力负资本发生了代际传递，并与子代人力、经济资本显著正相关，对子代正资本的积累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父辈健康状况与子代健康状况和目前家庭经济状况显著正相关；父辈受教育程度与子代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兼业、目前家庭经济状况显著正相关。尤其是父辈健康状况与子代健康状况，父辈受教育程度与子代受教育程度之间都为中等程度正相关。这表明父辈的人力负资本通过较差的健康状况和极低的受教育程度传递给子代，成为子代的负资本，并作用于贫困代际传递。
2.彝族贫困代际传递中经济负资本的作用机制
表4显示，彝族贫困代际传递中，父辈的经济负资本发生了代际传递，对子代的正资本积累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父辈非农就业与子代健康状况、兼业和目前家庭经济状况显著正相关；父辈家庭经济状况与子代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兼业和家庭经济状况显著正相关。尤其是父辈家庭经济状况与子代家庭经济状况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父辈的经济负资本通过其较低的职业地位和较差的家庭经济状况传递给子代，成为子代的负资本，并作用于贫困代际传递。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聚焦川滇彝族聚居区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分析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现状、影响因素和传递机制，本文主要结论是：(1)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突出，93.6％的彝族受访贫困家庭产生贫困代际传递。尤其是在深度贫困的凉山州普格县和盐源县，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十分严重，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高达98.3％和94.1％。这极不利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不利于民族地区精准脱贫和稳定脱贫，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2)彝族贫困家庭中父辈与子代的健康均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影响。相对于身体很差或残疾的彝族父辈，健康状况优良的彝族父辈不容易将贫困传递给子代。相对于健康状况很差或残疾的彝族子代，健康状况中等的彝族子代不容易发生贫困代际传递。因此，父辈健康状况处于良好水平以上，子代健康状况处于中等水平，可以显著降低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发生率。(3)彝族贫困家庭中父辈与子代的受教育程度均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影响。与父辈文盲相比，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父辈贫困传递概率更低。相对于子代文盲，受过小学教育的子代不容易发生贫困代际传递。因此，子代接受小学及以上教育，父辈接受初中及以上教育，可以显著降低贫困的代际传递。(4)彝族子代非农就业和兼业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影响。与农业就业的子代相比，非农就业的子代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更高；与未兼业的子代相比，有兼业行为的子代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更高。由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形式主义等问题，带来资源分配在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的较大差异，加上彝族青壮年外出务工的低端化和短工化，致使彝族贫困家庭子代从事非农活动显著提高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5)彝族贫困家庭父辈的人力负资本和经济负资本通过代际传递累积形成子代的人力和经济负资本，致使子代深陷贫困，并进一步固化彝族社会结构。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落实既有政策，制定新政策，多措并举预防儿童重大疾病的发生，保障并提高新生子代身体素质。一是政府应加大政策执行力度，严禁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对于拟进行婚姻登记者，可采取考察家谱和要求提供非近亲证据等有效鉴别手段，切实引导彝族群众抛弃“姑舅表优先婚”等婚姻旧俗，从源头上控制隐性疾病的发病率；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预防和干预出生缺陷，严格落实婚前检查和产前检查政策，严禁非婚生育，减少生育风险，提高生育质量；三是着力宣传推广免费儿童保健和一类预防接种，重视儿童疾病的预防和排查。
第二，倡导和推行新的生活方式，提高彝族群众健康意识。一是总结四川“彝家新寨”“四件套”做法和云南一些彝族乡村“板凳”工程做法，进一步在彝族贫困地区实施“饭桌普及”计划，引导彝族聚居区群众，尤其是彝族贫困地区群众通过坐板凳在饭桌边吃饭，逐步改变落后的生活习惯；二是广泛宣传合理膳食、讲究卫生的基本常识，动员彝族贫困地区群众开展“爱家园清洁卫生运动”，提高卫生健康意识；三是政府有关部门要深入乡村为彝族贫困群众讲解就医流程、收费标准和医疗费用报销比例等政策，鼓励彝族群众到正规渠道就医，控制身体不利因素在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影响。
第三，政府要提高教育扶贫政策的覆盖面和效率。一是针对彝族贫困儿童，进一步加大力度“控辍保学”，确保适龄儿童义务教育全覆盖。二是鼓励学生接受高中教育或“9+3”免费职业教育，并为有意愿接受这类教育的学生提供更加精准和优惠的就学资助。三是针对受教育程度低的成年人，尤其是成年文盲，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及时组织扫盲班，学习包括国家通用语言的千字文及科学育儿、卫生营养、家庭管理等基本知识，传播现代生活理念。
第四，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施彝族就业支持政策。一是统筹平衡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之间的资源分配。精准到户的扶贫政策应与贫困地区区域整体发展结合起来，在发展中兼顾区域内差异，确保贫困地区家庭有机会参与区域扶贫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共同奔向小康社会。二是通过就业支持，确保贫困家庭的收入来源稳定、多元、可持续。短期来看，政府通过对口帮扶等措施为彝族贫困家庭链接就业资源，鼓励其参加政府组织的外出务工，委派工作组负责并聘请法律顾问切实保障工人最低工资收入及有关合法权益。长期来看，政府应理性研判劳动力市场，结合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因地制宜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确保贫困地区农民工根据市场需要有能力自主择业。
第五，政府和社会应有效利用电视、广播、新媒体、绘本等多种工具，通过广泛宣传，引导彝族聚居区贫困群众摒弃安于现状的生活观、互相攀比的彩礼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和非理性的消费观，激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同时加大移风易俗工作力度，鼓励彝族贫困群众积极进取，全方位助力彝族聚居区群众逐步摆脱贫困亚文化的桎梏。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人》(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15_1649231.html)。
②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http://www.cpad.gov.cn/art/2012/3/19/art_343_42.html)。
③当前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大力向贫困家庭投入资源，父辈贫困农户从扶贫政策中获益多，其子代非农就业的机会增加，增收渠道变得广泛。相反，父辈非贫困农户的家庭，由于扶贫资源的制度性安排，其子代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如父辈贫困家庭的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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