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于彝族宗教文化的专门研究,始于19世纪初叶的外国人开创性考察.彝族宗教文化研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单一性的田野调查记述转型为多元性的多学科弹性研究,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正在经历传统与现代的整合、重构、呈现出从封闭的多样性到多样的现代性的文化变迁研究.
关键词：彝族 彝族宗教 研究综论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
刊名：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年，卷(期)：2011, 1
分类号：B91
彝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彝族宗教文化研究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西南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巫术在内的彝族宗教研究作大致的回顾和评述，这无论对彝族宗教文化知识谱系的梳理，还是对学科学理方法的总结，显然都是很有必要的。
一、开创时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彝族宗教文化考察。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外国旅行家纷纷进入西南彝区游历考察，对彝族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毕摩文献发生浓厚兴趣，肇彝族宗教文化研究之先河。对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最早甚至可追溯至元代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东方见闻录》（Travels of Marco Polo），书中记述了建都州和云南大理的见闻。[1]随着鸦片战争后，到西南彝族地区的旅行者、探险家逐渐增多。1860年，布拉克斯顿旅行四川、湖南、湖北各地， 1862年出版《扬子江五月考察记》[2],书中详述了彝族民风民俗。1882年到1884年，英国亚历山大·浩熙率队考察西南三省少数民族地区，著《华西三年纪》。1867年法国人杜布益和罗毅也来西南考察，著《云南史》和《云南亲王史》，书中介绍了云南彝族习俗。随后还有其他外国学者纷纷赴中国西南考察，出版了彝族历史文化的著作。法国澳尔良亲王曾赴四川大凉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等地考察，搜集了大批彝文手稿返送回国，现为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珍藏。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在云南路南彝族地区传教三十年，对彝族文化有较深的造诣。[3]随后法国传教士利埃达尔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著《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记述了云南彝族的风俗。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4]1907年至1910年，法国人吕真达率考察队先后两次来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著有《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这一时期，还有英国人李特根据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考察著《滇西北旅行》一文，对滇西北小凉山区彝族作了介绍。这一阶段是彝族宗教文化的开创性研究。主要是外国旅行家、传教士等在彝族地区游历时对彝族人口的来源、经济状况、宗教文化和习俗考察和描述。这是为后人对彝族宗教、习俗进行较为客观而系统研究的重要资料。
二、民国时期： 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的彝族宗教文化考察及研究。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是人类学边疆研究风行时期，中国学者杨成志、丁文江、凌纯声、芮逸夫、庄学本、徐益棠、高伦、林耀华、雷金流、马学良、陈宗祥等分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田野调查，写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著述。其中不乏介绍彝族宗教文化、巫术活动方面的著作。
1928年7月12日，杨成志赴四川大小凉山、云南昆明及河口调查。翌年著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5]该报告中搜集了彝族宗教资料。他于1930年春在云南昆明县东乡大麻苴村调查，翻译毕摩经书《太上清净消灾经》，后来发表《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对译》[6]; 1931年又撰写《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7],文中考察搜集了130部彝族经书并将其分为十六种类。1934年春，雷马峨屏考察团深入云南、四川两省彝区考察，次年发表《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8],是现代学者研究凉山彝族问题重要的参考资料。丁文江收集整理《爨文丛刻》[9],收录彝族神话传说故事及毕摩经典数种，被认为是研究彝族宗教文化、彝族历史文化等的重要文献。随后，凌纯声、芮逸夫等赴云南曾经调查滇东南的彝族。
抗日战争期间，北方学术机构和大批学者相继迁往大西南，由于图书资料的匮乏促使他们转向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1938年11月1939年7月，庄学本在宁属周围的十二个彝族村落考察，此后，他将调查结果整理撰写《西康夷族调查报告》，该报告中搜集有彝族宗教丧葬、婚姻生育文化的情况。[10]1937年马长寿根据凉山彝族调查资料，撰写《凉山罗夷系谱》，遗憾的是，此数十万言的调查报告未曾公开发表。[11]后来他又撰写《凉山罗彝的族谱》。1939年至1943年期间，魁星阁社会学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费孝通的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许烺光的《滇西巫术与科学》[12],这本著作用一整章来阐述宗教与巫术的概念差异。1940年，金陵大学徐益棠参加四川省教育厅组织的“边区施教团”，赴雷波、马边、峨边等彝族地区考察，著《雷马峨屏纪略》[13],随后他发表论文《雷波小凉山倮族调查》，此文探讨了彝族的宗教文化，包括彝族巫教的神灵、宗教法器、宗教仪式等，是研究彝族宗教文化的必要参考资料。张云波著《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及倮倮文化概论》，也涉及彝族宗教文化内容。这些学者对彝族社会和文化作了不同程度的记录和研究，并用相当篇幅对大凉山彝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作了描写，他们对体验彝族文化感到自豪。1941年夏，高伦考察大凉山彝区，著有《大凉山彝区见闻录》[14]。1943年7月2日至9月26日，林耀华学成归国后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赴大凉山彝区腹心地带进行民族学考察，并于次年撰写《凉山夷家》[15]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有彝族社会组织、家支、宗教观念、巫术习俗等情况的介绍，这是建国前首屈一指的一份凉山彝族调查的学术专著。1939年，雷金流在云南彝区调查，发表《云南澄江罗罗祖先崇拜》[1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43年陶云逵根据云南彝族调查材料，著有《大寨黑彝之宗教与图腾制》和《西南部族的鸡骨卜》[17],这是在彝族地区发现并首次报道了图腾制的遗留，长期以来都被学界不断引用。马学良在云南从事彝族语言调查时，发表数篇有关宗教文化方面的论文，如《黑夷做斋礼俗及与祖筒之关系》、《黑彝风俗之一──除祸祟》、《倮族的巫师“呗髦”和“天书”》，《从倮倮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倮倮的招魂和放蛊》，《倮民的祭礼研究》[18]。1946年冬，陈宗祥对大凉山彝族社会组织和宗教的调查，撰写《倮倮的宗教》[19],文中探讨了彝族原始宗教信仰具体面貌。江应樑于1948年发表的《凉山夷族奴隶制度》，亦是与彝族文化研究有关的重要学术著作。
另外，外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对彝族宗教研究也作出了贡献和成就。主要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美国葛维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率考察团的中国西南之行，于1905年撰《倮倮的神话》，1926年出版《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他用科学的方法记录了中国西南诸族群的生活文化实况，其中有彝族族群的调查。[20]20世纪20至40年代，美国学者葛维汉（D. C. Graham），多次赴四川的藏族、彝族、羌族等地区进行考察，对彝族宗教研究也有见地。1928年夏，发表《四川的倮倮》，其中记述了今西昌、汉源附近彝族的宗教活动。
概括来说，民国时期的研究，研究者都意识到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为主，融合了历史文献地方史料对彝族宗教的原始面貌和基本精神进行了讨论，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加之，由于诸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他们治学独到，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也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著，从而开辟了彝族宗教研究的良好途径。这阶段大多数著述的内容涉及彝族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政治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史渊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见地。客观地说，这些前辈学者能在当时深入到经济社会条件落后，交通不便、生活状况相当艰难的彝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并整理出这些成果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其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努力，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由此，我国彝族宗教研究也取得一系列阶段性的成果，为后人的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时期：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彝族宗教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宗教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与20世纪前半期相比，毕竟有了比较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彝族宗教研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有价值成果。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强调的是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调查，加上意识形态反对宗教活动的存在，彝族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遭受以“扫除封建迷信”等为名的社会运动的抑制与涤荡，文化活动大多转入非公开或停滞状态。因而国内的彝族宗教研究因历史原因一度中断。
1956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国家民委的领导下，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识别调查、民族语言调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并提出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民族简史、简志的任务。其中云南、四川、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获得了彝族社会和民俗方面的大量材料。后由研究工作者整理出卷帙浩繁的调查报告，其中有不少关于各地彝区民族宗教、民俗、巫术活动方面的有价值材料，为以后彝族宗教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一批专家分赴云南彝族地区，在继续完成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组织有关专家编写《彝族简志》，书中介绍有彝族宗教方面的内容。1959年，马长寿撰写《彝族古代史》初稿，次年方国瑜教授写出《彝族史长编》。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结合彝区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云南社会历史调查组联合组织编写《彝族简史》，于1987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经历文革十年动乱之后，有关彝族宗教的研究得以复苏，并逐渐走上正轨。1978年出版了马曜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1979年出版了尤中的《中国西南古代民族》，这些著作包含了彝族宗教文化的内容。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后，彝族宗教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随彝族宗教研究的迅速发展，在全国逐渐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研究队伍的壮大，新生力量的成长，为彝族宗教研究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这一时期国外对彝族文化研究的学者较多，其中涉及彝族宗教方面的著作有日本白鸟芳郎著《关于四川省彝族独立地域的特殊社会结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次考察———彝族和苗族》、君岛方子《虚幻的夜郎国———论竹王神话的原乡》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后人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多元化发展时期：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彝族宗教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经过30年的沉寂后，我国的彝族宗教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步入了她的成熟期，达到了一个研究高潮。从以外国学者、汉族学者为主的客位立场的研究，转为有彝族本土学者参加的近乎主位立场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侧重于巫术仪式研究，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系列成果： 20世纪80年代，马学良、于锦秀等先后在川、滇、黔彝区对彝族原始宗教专题调查，出版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民族志资料《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其内容有丧葬、祭祖、作斋、作祭、招魂、咒术等仪式记述和研究。马学良从彝族语言和宗教文化的关系角度发表《彝族经典和彝族的原始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8月第2集），《明代彝文金石文献中所见的彝族宗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于锦秀《从彝文<指路经>看现存彝族原始宗教系统的类型》（《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王丽珠《彝族祖先崇拜研究》，探讨了彝族祖先崇拜在原始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朱文旭《彝族招魂习俗初探》（《彝族文化研究论文集》1993年7月）；巴莫阿依1994年著《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彝文古籍探讨与彝族宗教仪式考察》，以彝汉文本与调查相结合研究凉山彝族祖灵信仰，目前该书是此领域最权威的著作。《凉山彝族的“晓补”反咒仪式》（《毕摩文化论》1993年）；巴莫阿依发表《彝文仪式经书与彝文<驱鬼经>》（《凉山民族研究》1998年年刊）；巴莫曲布嫫发表《巫术咒仪于鬼板符画？ ?大凉山彝族鬼灵信仰于巫祭造型之考察》（《艺术研究》1998年第2期），该论文有关彝族鬼灵信仰、咒仪、咒经、鬼板等探讨非常有见地；巴莫曲布嫫《“画骨”传统与文化渊源？ ?彝族毕摩巫祭造型艺术探源》（《艺术研究》1998年第3期）；巴莫曲布嫫《神图巫符与仪式象征──大凉山彝族毕摩宗教绘画中的神话原型》（《民族艺术》1998年第1期）；巴莫阿依《凉山彝族山民的仪式生活》（《人文讲坛》2003年第2期）；巴莫阿依《凉山彝族的疾病信仰与仪式医疗》（上、下） （《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2期）；特此指出，巴莫阿依、巴莫曲布嫫、巴莫乌萨嫫组成的“巴莫姊妹彝学小组”是新时期彝族宗教研究中有影响的学术楷模，注重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学术研究动态和西方理论推动彝族宗教的发展研究。为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蔡富莲《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宗教学研究》， 2003年第1期）；《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期）；张祺亚《论民间巫术信仰的符号象征》（《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马长寿著《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上、下册）由李绍明、周伟州整理于2006年出版，这是马长寿在1937年和1939年两次考察凉山彝族获得的大量第一手的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完成于1940年年底。该书是目前国内外内容最为丰富的凉山民族志，加以调查时间较早而弥足珍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书中第九章《凉山罗彝巫术、祭祀与信仰》分别详细探讨凉山彝族对待自然的态度、罗彝巫术、祭司毕摩、祭祀生活、招魂与祈禳、诅咒敌人、解毁与修餐、占卜、苏尼与师娘、喇嘛咒敌仪式、民间巫术等内容。[21]樊秀丽《大凉山彝族的民族表象和宗教仪礼──-种动态的归属集团表象的租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朱文旭、余丽丽的《彝族“咒语”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该文也有涉及彝族巫术咒语的论述。
第二类侧重巫术占卜研究，主要有刘尧汉《彝族占卜与西方未来学》，安伍合《彝族虎星占的科学和哲学意义》；汪宁生《彝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毕摩文化论》1993年）；张纯德《彝族的占卜术》（《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龙倮贵《滇南彝族尼苏人的占卜》（《凉山民族研究》1998年年刊）。
第三类侧重巫傩文化研究，如庹修明《彝族傩戏撮泰吉的原始形态》，唐楚臣2000年著《中华彝族虎傩》，该书介绍彝族虎傩源于古氐羌虎傩。其中以云南彝族保留最多，又以双柏县小麦地冲彝族保留的最为原始、最为完整。和晓蓉《巫傩逐疫──彝族虎节仪式的巫术文化研究》
（《学术探索》2007年第1期）；杨甫旺《云南双柏小麦地冲彝族跳虎节历史文化考察》（2006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四川大学朱飞的2005年硕士论文《彝族地区的巫文化探析》。此外，这时期关于彝族宗教与巫术的研究也取得可喜成绩，其主要有吉克·尔达·则伙（口述），吉克史伙、刘尧汉等著《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杨学政1991年著《原始宗教论》，该书有关于彝族宗教观念、巫术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左玉堂、陶学良1993年编《毕摩文化论》，该论文集收集论文59篇，其中有探讨彝族宗教、毕摩文化、占卜文化、丧葬与婚俗习俗、经书翻译等内容。李世康1995年著《彝巫列传──禹步、巫步；步虚声、巫歌声》，书中详细地列举了24名著名彝巫的传记和从事巫术活动的情况，是研究毕摩文化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美姑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于1996年编写《美姑彝族毕摩调查研究》，此调查报告详细介绍当代美姑彝族毕摩、毕摩宗教活动、经书、法器等内容，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一手材料。
第四类侧重彝族毕摩文化研究。孟慧英《彝族毕摩文化研究》，重点探讨毕摩彝族宗教神职人员的体系。（《毕摩文化论》1993年）起国庆2003年著《信仰的灵光──彝族原始宗教与毕摩文化》，该书广泛援引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并通过一定的实地考察撰写而成。图文并茂地介绍滇、黔、川、广西四省区彝族的原始宗教，毕摩及其文字经籍、神秘的原始巫术，以及无处不存在的禁忌等方面的内容。
第五类侧重彝族宗教的比较研究。如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普珍《道家混沌哲学与彝族创始神话》，其二位学者开拓了彝族宗教比较研究的学术思路。蔡华著《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研究》，探讨了彝族宗教与道教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专门研究彝学的机构也成立，包括很多学术刊物的创办，如《云南彝学》、《贵州彝学》等，彝族宗教文化研究这期间是既充满活力又硕果累累。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的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呼声日益强劲，中国政府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艺术大师和民间文化传承人命名等一系列保护与建设工程，从而形成了政府与民间互动、保护传承与经济开发并举的格局，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制度环境。另外除了对传统研究领域继续进行深入发掘外，还开辟出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至此，彝族宗教研究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显示，学者们已经运用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法学、宗教学、人类学、生态学等相关理论展开对彝族宗教的研究。并提出了独到见解，丰富了彝族宗教研究的视野。
彝族宗教文化是奔流不息的河流，无法摆脱时间一维性的掌控。在现代社会，彝族宗教文化的重建不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再生，只能在现代性的时空坐标中探寻栖息的方式。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彝族宗教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如道教和佛教已经深深地对彝族文化产生了影响。“现代性在其发展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一方面它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重建传统。”[22]中国彝族宗教文化与现代性的整合及其现代重塑过程远未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其“现代性的后”尚未呈现，此时作价值判断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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