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景东彝族自治县是云南省6个彝族自治县之一，彝族历史悠久，彝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40%。而景东彝族族源呈现多元化，其中江西籍汉族彝化是景东彝族族源的重要来源。本文将围绕“景东汉族彝化”这一社会现象，从产生这一现象的客观原因、历史背景、政治社会根源等方面分析论证，佐证“汉族彝化现象”这一客观社会事实，进一步诠释“景东彝族族源多元化”特点。
关键词：景东；江西籍；汉族彝化；现象研究
早在儿时，笔者就听父亲说，相传老祖宗是江西籍，到奶奶辈上家里还珍藏着一只小脚绣花鞋，家住江西柳树湾大田口，那丘大田很大，要犁七十二架牛。本来是汉族，后来“挨夷变夷”就变为彝族了。至于何时而来？为什么来也就不得而知。后来听说景东人有很多是江西籍，再以后参加了《景东彝族简史》【1】等地方史志的编撰工作；2013年6月间，我们利用举办全县村干部培训班的机会，对全县乡镇村（社区）干部进行了“景东姓氏族源问卷调查”【2】；2017年11月我们纂写了《景东彝族姓氏族源调查》一文【3】。通过以上实践，对景东彝族分布现状、姓氏、族源、习俗，以及“彝族族源多元化”特点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本文将利用自己长期的社会实践和调查资料对景东的汉族彝化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也是对“景东彝族族源多元化”特点作进一步诠释。
一、汉族彝化现象
在2013年6月的“景东姓氏族源问卷调查”中，接受调查的彝族231人，占被调查人员总数50.66%。在被调查彝族对象中，祖籍不明的122人，占被调查彝族总数的52.81%；祖籍明确的109人，占被调查彝族总数的47.19%，其中，自认为是江西籍的66人，占祖籍明确的彝族总数的62.26%；江苏、湖南、浙江、四川、安徽、广东省的12人，占祖籍明确的彝族总数的11.01%；云南大理籍3人，占祖籍明确的彝族总数的2.75%；景东土著居民28人，占祖籍明确的彝族总数的25.69%。从以上分析，自认为祖籍是江西、江苏、湖南、浙江、四川、安徽、广东的合计78人，占祖籍明确的彝族总数的71.56%，他们大部分认为原祖籍属于汉族，是进入景东以后变为彝族的。虽然少部分人没有明确自己祖籍的族别，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他们原来的祖籍应该都属于汉族。
以上71.56%的汉族彝化数据，远远高出蒙古族、回族、拉祜族、布朗族彝化，以及彝族汉化【4】的数据比例。这说明，在景东的民族融合历史长河中，汉族彝化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现象。汉族彝化情况梳理如下：
1、江西籍66人，占祖籍明确的彝族总数的62.26%。其中，锦屏镇5人：有杨、李、自、郭姓氏。杨仕章、杨爱萍（清末从江西流浪到云南）、郭福春（祠堂在大理）。文井镇6人：有李、罗、孙、谢姓氏。竹蓬村李学明（祠堂在镇沅里崴；因为当兵民国十九年﹤1930﹥到南华下庄街，后迁到者干大街，以后又迁到文井镇竹蓬松毛林）、罗明华（祠堂在安定）。花山镇7人：有李、钟、余、田、吴姓氏。余政（原籍江西九江，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离开江西进入景东，祠堂在花山文明村）、钟晓明（因战乱从江西进入云南）、秀龙村田国生（47岁，因为生计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从江西到云南）、李耀东（36岁，从江西上饶迁入景东）、吴晓（祠堂在玉溪，江西柳树湾人）、文俄村李文峰（39岁，祠堂在文岗车树，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从江西逃荒到景东；祖辈与彝族通婚归彝族）。大街镇2人：有罗、王姓氏。太忠镇1人：李姓。龙街乡2人：有杨、赵姓氏。赵宏（42岁，因战乱从江西九江到云南）。文龙镇2人：有李、吴姓氏。安定镇20人：有罗、杨、吴、俞、李、阿、自姓氏。罗景平（31岁，原籍江西柳树湾大石板）、李文进（57岁，从江西抚州府逃难到云南；祠堂在河底利月）、李明昆（45岁，原籍江西柳树湾大石板）、吴迅（37岁，从江西柳树湾石板桥到文山州，后进入景东；祠堂在民福）、罗亮（50岁，从江西柳树湾石板桥到文山州，后进入景东；祠堂在中仓；彭改罗）、吴银波（37岁，原籍江西柳树湾；祠堂在青胜龙潭）、民福吴钟有（51岁，原籍江西弋阳县；祠堂在青胜阿必务）、吴钟华（40岁，祠堂在青胜啊必务）、罗涛（51岁，原籍江西二十五都）、外仓罗允耀（祖籍江西戈阳县）。漫湾镇1人：兰姓。林街6人：有杨、蔡、罗姓氏。杨伟昌（祠堂在云县）、蔡德勇、罗明勇（43岁，原籍江西，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因战乱从江西到云南）、罗成海（祠堂在大街）。景福镇6人：有周、字、祁、李、何、罗姓氏。周元华（原籍江西逃荒到云南）、字忠（34岁；原籍江西，祠堂在公平村）、李应昌（58岁，原籍江西因战争迁到景东）、何明万（祠堂在公平村平掌小组）、罗开刚（祠堂在大街，因为明末清初战乱从江西进入云南经商）。大朝山东镇4人：有罗、阳、马姓氏。
2、江苏4人。漫湾镇杨某某、文井镇李政军（江苏南京应天府柳树湾石板桥；明朝洪武年间随军到景东；祠堂在文井大者吉）、文龙镇余开兴（47岁，原籍江苏南京应天府）、锦屏镇阿光和（53岁，原籍江苏南京应天府；祠堂在安定）。
3、湖南籍2人。锦屏镇董报村孔传学（59岁，随母归彝族）、曼等乡瓦窑李加策（50岁；由湖南到大理，再迁临沧，又迁景东；祠堂在大理；由汉族变为彝族，又变为汉族，再变为彝族）。
4、浙江籍2人。文井镇陈启良（28岁，随母亲改为彝族；祖籍浙江温州）、大朝山东镇李富强。
5、四川籍2人。漫湾镇孙华倩（26岁；四川籍汉族）、太忠自付良。
6、安徽籍1人。大朝山东镇程刚（祠堂在左所营，清道光工部左侍郎程含章一族；随母亲改为彝族；）。
7、广东籍1人。漫湾镇昔掌村李世德（45岁，父亲广东籍，参加中国国民党远征军，民国年间落籍漫湾昔掌）。
除以上问卷调查情况以外，其他途径了解到的汉族彝化现象也不少，举例如下：
清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科文举人张凤书一族，今文龙镇三岔河村张家村人，原籍江西南昌府洪都县大石板柳树湾；清光绪十七年（1891）景东直隶厅学廉生罗大任、光绪二十五年（1899）景东直隶厅学廉生罗忠良一族，今安定镇中仓村人，原籍江西广信府弋阳县二十五都（根据罗大任生前徒步到江西考证，安定中仓罗氏与大街三营汉族罗氏同族）；清朝末届景东直隶厅学生员（秀才）李文鑫（又名李贡三）一族，今安定镇鼠街村人，祖籍江苏南京应天府；安定镇中心校退休教师吴忠和一族，今安定界牌村人，原籍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二十一都。他们都是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随明军将领付友德、兰玉、沐英等入滇，后随副将沐英驻守滇西大理、洱源、巍山等地。在落籍蒙化城（今巍山县城）附近的两百余年间，娶当地倮夷为妻，久而久之，“着夷装，言夷语”。清朝康熙三十三年（1694）后陆续迁往定边（今南涧县），后又迁到景东安定小麦庄，以后又陆续迁居安定的老仓、中仓、外仓、民福、河底、利月等村；再以后，部分族人迁居漫湾、文龙等乡镇。为了纪念故地蒙化城，他们自称为“蒙化人”，又称“蒙化族”，1954年政府进行民族调查甄别时归为彝族。
安定镇东山芹河村施氏一族，原籍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二十一都人，初入云南时落籍南涧县阿六拉村，以后，先后迁居安定的撒拉倮倮村、青联播所地，再以后迁居弥渡县舍兔村当佃户。清光绪十六年（1890）又迁回安定菁平掌村定居【5】。原自称为“夷族”，1954年政府进行民族调查甄别时归为彝族。
大街镇昆岗村平掌田李廷相（原大街信用社退休职员）、大街镇平地村李成发（平地村主任）一族，原籍江西吉安府，明朝洪武年间随军入滇进入景东。清乾隆年间（1736～1795）先祖李宗宝落籍哀牢山西麓者干河畔今平地村迤竹山垦居，融合于当地彝族群体。今传十一世，子孙遍及平地、昆岗、气力等地。1954年政府进行民族调查甄别时归为彝族。
大街镇昆岗村大昆岗孙绍德（原昆岗村党支部书记）一族，原籍江西景德镇（传江西柳树湾大田口），明朝洪武年间随军入滇到景东，军屯于今文井镇孙家营，清朝初年迁至今太忠镇沾牛村，后又迁往今大街镇平地村迤平地。清光绪年间（1871～1908）孙应林由迤平地迁至昆岗村，今传七代。1954年政府进行民族调查甄别时归为彝族。
大街镇昆岗村大昆岗鲁益光（原任景东彝族自治县副县长）、昆岗村中山鲁顺明（原任大街公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一族，原籍江苏南京应天府，明朝入滇落籍大理宾居（祠堂在大理），明末清初辗转楚雄，清康熙年间（1662～1722）落籍楚雄双柏县鄂家镇后山。道光年间（1821～1850），先祖鲁本厚携带妻子和儿子鲁国明（1834～1932）迁入今大街镇昆岗村大昆岗落籍，由“虎”改“鲁”。清咸同年间（1851～1874）红白旗乱【6】时“汉改夷”，至今传七代。1954年政府进行民族调查甄别时归为彝族。
二、汉族彝化原因
（一）特殊的地理环境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汉族彝化现象。景东地处云南省西南中部的横断山系纵谷区南段，西有湍急天险的澜沧江和高耸入云而险峻的无量山，东有横亘千里广袤无垠气势磅礴的哀牢山。由于澜沧江、无量山与哀牢山的崇山峻岭茫茫林海的阻隔，景东自然成为古代滇西南地区商贸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大理南下至车里(今西双版纳)和八百媳妇国（今泰国清迈）【7】的唯一通道。凭借景东这南下的咽喉之地，靠内可以和大理、昆明等比较发达经济文化中心交流，向外可以与车里（西双版纳）、八百媳妇国（泰国清迈）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是极其重要的西南交通要道、贸易重镇和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因此，历史上景东曾被称为“勐谷”【8】，即“铜城”之意。
景东是傣族的古老栖息地和发祥地之一，是陶氏土司古老先祖生活了上千年的栖息地，是“土著”居民——黑齿蛮（傣族）、金齿蛮（傣族）、银齿蛮（傣族）、乌蛮（彝族）、和蛮（哈尼族）等民族相互交汇融合之地，是傣族等土著民族与外来汉族等民族交汇融合之地。唐初南诏国在境内设置了开南节度和银生节度之后到明朝初年，景东一直是西南傣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与内地政权（汉文化）争夺的地盘，拉锯式争夺也为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设府置卫，随即开展军屯、民屯、商屯，数万汉人迁入为景东这块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各民族融合的活力，成为汉族彝化的元素。
（二）政府的怀柔政策
历经南宋、元、明、清四朝的土司制度和明清时期“卫府参设，土流兼治”怀柔政策是汉族彝化又一原因。景东傣族陶氏土司，从南宋德祐一年（1275）设开南州傣族任土知州开始，经开南宣抚司、景东军民府、景东土府，直至清咸丰七年（1857）傣族陶氏土知府被回民起义军所杀而结束。历经南宋、元、明、清四朝，582年，传袭21代，27任土知府。纵观近600年的景东傣族陶氏土司制度，明朝虽然进行了改土归流，但景东一直是卫府参设、土流兼治，土官掌印。清雍正年间（1723～1735），又实行改土归流，朝廷规定以澜沧江为界，澜沧江以东设流官，澜沧江以西设土官。景东虽地处设流官之区，但朝廷认为景东傣族陶氏土官世代忠诚，对景东贡献极大，实施了特殊的“土流兼治”政策，即流官掌印，土官执政，设土官为知府、流官为掌印同知。此外，傣族土府启用今锦屏镇灰窑板桥村的彝族杨胜为三岔河土巡检，俄罗铺村彝族副头目阿赛为板桥驿土驿丞（后被朝廷赐为“云”姓）并赐予世袭，传10余代400多年。这些对景东傣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宽待”为明清时期汉族彝化提供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特别是1985年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景东彝族自治县成立以后，从就业、升学、提干等方面对彝族给予的优惠待遇，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汉族彝化提供了条件。
（三）彝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除了改朝换代战争和洪武十八年（1385）麓川平缅宣慰使思伦法发动的“景东之战”【9】外，景东境内还有各少数民族的对官府和土地庄主的压迫剥削反抗斗争，这些都或多或少影响或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也成为该地区汉族彝化的成因之一。例如：“明季戊子年（1648），罗舞、罗应奎、李大等，因时遭兵燹，赋役繁重。民多怨者，乃挟各种猓夷（彝族）为乱肆行，劫掠、焚毁学宫及土府大堂，遍毁民舍，将延一年。”【10】。清“嘉庆元二年（1796、1797），猓黑（彝族）杨扎度等焚抢杀人，聚集牛肩山，巡抚江兰带兵督剿，驻扎猛统，令官兵围困勿攻，日久不决，军需马夫浩繁……”【11】。
清咸同年间（1851～1892）杜文秀领导的回族人民起义、李文学领导哀牢山区彝族农民起义，以及田政领导哀牢山区哈尼族农民起义。其中，李文学领导的彝族农民起义军，在“铲尽满清赃官，杀尽汉家庄主”【12】口号下，联合哀牢山、无量山、六诏山区的各族贫苦人民对清政府和地主阶级展开了武装斗争，并在今弥渡牛街乡蜜滴建立了哀牢山彝族农民政权。清咸丰七年（1857）相继攻取了哀牢山西麓的今鼠街、龙街、龙街、太忠、大街、花山等乡镇，全歼了清军，顺势南下进入镇沅占领了者干河流域，并在今安定镇鼠街、大街镇下营设立了两个都督府。清同治三年（1864）八月至次年二月，杜文秀起义军大司阃马旭率4万余人围攻景东卫城，在李文学的援助下，驻守景东的清军“全军覆没，无一生还”【13】。以后以哀牢山西麓为根据地，积极配合杜文秀东征昆明，直至同治十三年（1874）李文学英勇就义而起义失败。李文学领导的彝族农民起义斗争时间长达20年之久（1856～1876），沉重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了哀牢山上段的封建统治政权，致使清末都未能恢复元气。人民的反抗斗争，加快了广大哀牢山无量山地区的彝汉等各民族融合速度，也使散居在彝族村寨的汉族融合于彝族中。
（四）民族的迁徙杂居
景东自古是傣族、彝族、哈尼族等土著居民的聚居地,汉族的迁入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根据史料记载，汉族的迁入最早在唐初南诏国前期。南诏赞普钟十四年（765）筑弄栋城（今姚安县），设弄栋节度使管诸族部落，把境内原住汉人迁徙到远处【14】。这里所讲的“远处”，很可能是指与唐境隔绝的永昌银生两镇。这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进入景东。到了元朝，景东境内哀牢山和无量山麓的今安定、文龙、龙街、太忠、大街、花山、锦屏、漫湾、林街等乡镇山区杂居着“大猡猡”（今彝族）、“小猡猡”（今彝族）、“白猡猡”（今彝族）、“罗婺”（今拉祜族）、“窝泥”（今哈尼族）、“小古猔”（今已经融入彝族等其它少数民族）、“蒲蛮”（今布朗族）等其它少数民族，从事狩猎、牧业，种山地【15】。河谷地带的坝区以傣族为主。第二次是明朝初年。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景东卫，在今锦屏镇和文井镇境内川河沿岸设置左、中、右、前、后五个千户所，军士分屯于川河与者干河沿岸，随之从内地迁来了士兵家属随籍屯种。
“景东卫，在景东府治西北，屯田40281亩”【16】。《新撰云南通志》载：景东卫分田屯兵二十处，“屯田47115．65亩，屯牛103头，屯军3405人”【17】。军屯之后，随即迁入了部分内地农民和商人进行民屯、商屯。通过上述三种形式，大量汉族人口迁移到景东屯植，汉族人口猛增，人口总数逐渐超过了当时景东境内人口最多的土著兄弟民族，成为景东的主体民族。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彝族等少数民族被赶往山区，也就逐步形成了坝区以汉族、傣族为主，山区以彝族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分布格局。
到了清代，由于改朝换代和战乱等因素，又有江西等省或者省内其他地方的汉族以避乱、逃荒、经商等形式陆续迁入景东，其中部分散居于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当地川河沿线部分汉族也因为战乱等因素分散迁入哀牢山和无量山麓的广大少数民族聚集地，逐步形成了“大聚居，小杂居”的汉族和彝族等少数民族杂居格局。在数百年的社会活动中，“挨夷变夷，挨汉变汉”，散居于彝族村寨中的汉族也就逐渐演化为彝族。
（五）汉彝的联姻通婚
通婚也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花山镇文俄村李文峰一族，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从江西逃荒到景东，因祖辈与彝族通婚而同化为彝族。至今有“讨汉变汉，讨夷变夷”“嫁汉变汉，嫁夷变夷”的俗语流传。当然在汉族比较集中的寨子，由于大汉族主义思想文化影响，如川河和者干河部分汉族聚居的村寨有不与少数民族通婚的习俗，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景东彝族自治县的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政策优惠，如就业、升学、提干等方面的照顾，以及社会的进步发展开放，文化的交融，交通信息的发达，科技的发展，人员的流动交融，大汉族主义思想逐步消失。目前，汉族与彝族通婚现象极为普遍。
（六）通商与友好交往
汉彝商业互通与友好交往又是汉族彝化社会现象的一个因素。在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和平的社会环境为各族人民互通货物，友好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也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有旧志载：“景属各圈，皆土著夷人，嗜酒而拙，不知久远营生之计，每有数十家村寨处，辄有江西人在彼开铺、熬酒、卖布，重利放债。二、三月一换，木刻不过期。年一两之银可至十数两。”【18】这一记载说明到了清代景东境内各彝族山寨都有做生意的江西籍商人。久而久之，这些汉族商人逐渐同化为彝族。
三、发展趋势
纵观景东民族融合的发展史，明朝以前进入的汉族，早已融入当地彝族等少数民族。明朝开始，汉族的大量迁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汉文化传入，特别是儒学的兴起，彝族、傣族等少数融合于汉族成了主流，但景东特殊的地理环境、政府的怀柔政策、彝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明末以后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而大量流入于当地彝族杂居、互市、通婚、交往，逐渐把以汉、彝为核心的民族融合推向高潮，哀牢山和无量山广大山区的汉族彝化也就成了民族融合的重要的社会现象。
至今70岁以上的部分老人还穿戴彝族服饰，大多数人的服装都已汉化；语言方面：还有部分中老年人汉彝两通，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已经汉化。今后，随着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对彝族等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政策继续推行，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交通的便利发达，信息科技的发展，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广大山区彝族人口的流动，彝族口头言语将逐步消失，彝族人民的吃、穿、住、行、婚姻等生活习惯将逐步汉化，但在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书面形式上的彝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会逐步增加。
参考书目与注释：
【1】熊建荣.颜仕勇.周德翰.李庭辉. 景东彝族简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3.
【2】【4】调查时间：2013年6月20～28日；地点：景东县委党校村干部培训班；对象：全县166个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副书记）、主人（副主任）；内容：民族、姓氏、族源、家谱、祠堂；方式：问卷调查。发放问卷601份；回收463份；有效456份。自认为是彝族变为汉族的23人，占接受调查的194名汉族中的11.86%。
【3】《景东彝族姓氏族源调查》发表于景东彝族协会主编的《景东彝族》（2017.12.）
【5】中共安定乡委员会、安定乡人民政府编.安定乡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
【6】清咸同年间（1851～1874）的杜文秀和李文学农民起义，俗称“红白旗乱”。
【7】【16】〔明万历〕李元阳.云南通志[M].昆明：民国二十三年（1934）重印.
【8】【9】德洪州傣族学会编.勐卯弄傣族历史研究[C].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10】〔清〕徐树宏、张问政.景东府志[M].景东：成书于清雍正十年（1732）.
【11】【15】【18】〔清〕罗含章.嘉庆景东直隶厅志[M].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
【12】【13】〔民国〕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C].
【14】詹全友.南诏大理国文化[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17】〔民国〕龙云督修.新撰云南通志[M].昆明：民国二十年（1931）.
【作者简介】
李庭辉（1956.2.～），男，彝族，云南景东人，中共景东彝族自治县委党校 高级讲师。联系电话：13577958706.
杨明哲（1975.4.～），男，汉族，云南景东人，中共景东彝族自治县委党校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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