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日”模式作为亚洲最成功的戒毒模式，在于以人类学的理论为切入点，以恢复一种家族仪式为契机，调动和激活了凉山彝人来自家族组织、信仰仪式、伦理道德、习惯和民俗教育等层面的文化遗产诸要素，进一步激发出战胜人类生物成瘾性的坚强毅力，有效地提高地方人民的戒毒成功率。同时人类学的介入，也为戒毒提供了另外的一种形式。
11月17日下午2点，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庄孔韶和他的一位学生富晓星走上了设于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台，在播放了他们这个团队共同摄制完成的纪录片《虎日》之后，便开始异常简练地介绍了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的亚洲地区最成功的戒毒模式“虎日戒毒”――1999年，参加“虎日”仪式盟誓的吸毒者戒毒成功率为64%；2002年，另一组人员的戒毒成功率为87%。而在世界各地，复吸率徘徊在80%~90%之间；中国的成功率更低，显然，庄孔韶公布的这组数据再一次令台下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为之动容。
来自美国、德国、奥地利、法国、日本、韩国、越南等2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150多位代表出席了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显然，庄孔韶的演讲内容在所有讨论里面算得上异数，他说：“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性的，不能简单地说好，也不能简单地说坏，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把那些重要的文化要素激活和调动出来，为现代所用，从而使人们保护与利用各种文化遗产的思想从被动变为主动。”
禁毒：维护家支的战争
2000年，庄孔韶招收了一个名叫嘉日姆几的博士生（汉名为杨洪林），来自云南宁蒗跑马坪乡沙力坪村，是当地彝族的一个年轻头人，他也是那年宁蒗县唯一的博士候选人。在一次闲聊中，嘉日姆几和庄孔韶说起了家乡毒品泛滥的情形。
云南省宁蒗县，是境外金三角等地毒品进入中国的南大门，而且这里历史上就曾经有种植罂粟的历史。1980年代以来，为了保护生态，长江源头禁伐，所有木材厂、造纸厂关闭，一直延续到攀枝花一带。这一来，自然涌现了大批的失业者，原本有鸦片历史的宁蒗，似乎一下就回到了从前，但现在已不是鸦片，而是新的毒品海洛因流入。在大、小凉山一带的彝族地区，依旧传承着古时的家支体系，所谓家支，简单说即放大的家族，各个家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古老传下来的“习惯法”组织运作，加上彝族的宗教师“毕摩”作为其信仰的象征、人与神的中介以及法律的仲裁者，整个社会便严密地运作起来。
而古老而严密的彝族家支网络却为毒贩所利用，毒品因此迅速泛滥。金古忍所家支的人遍布云南四川两省的23个县市，其中宁蒗彝族自治县是最大的聚居区。地处宁蒗县跑马乡沙力坪行政村的金古忍所家支的嘉日家族是典型彝族社群。1994年，海洛因在跑马坪乡首次被发现，同时有部分人员开始吸食，1997年至1998年间，毒品在该乡开始泛滥，贩卖和吸毒成风，至1999年初，全乡共有吸毒人员86人，仅沙力坪行政村的嘉日家族就有22人，占该乡20岁~40岁男丁人口的20％左右，给跑马坪乡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1999年1月，嘉日家族首次择“虎日”举行戒毒盟誓仪式，同时采取有关措施以隔绝毒品。
彝族历法中的“虎日”，是举行战争或集体军事行动的日子。在“虎日”这天举行盟誓大会，象征彝族人将消禁毒品视为维护家族生存的战争。发现了民间这一借古老的习惯法以及信仰仪式的力量以与毒品抗衡的实践，庄孔韶兴奋不已，因此委托杨洪林在家乡做铺垫性调查。当地族人自行确定了第二个戒毒“虎日”（2002年5月22日），庄孔韶带着学生们到当地进行拍摄。
“虎日”模式在寻找传毒、吸毒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民间自救的有效方法的同时，以人类学的理论为项目切入点，以恢复一种家族仪式为契机，调动和激活了凉山彝人来自家族组织、信仰仪式、伦理道德、习惯和民俗教育等层面的文化遗产诸要素，进一步激发出战胜人类生物成瘾性的坚强毅力，有效地提高地方人民的戒毒成功率，以应对“世纪瘟疫”――艾滋病。
与民间文化对接
“当古老的习俗与现代文明发生某些冲撞，譬如复吸者认定为保留尊严、在族群的无形约束与自律之下只有死亡一途时，一些建议和商榷是必要的。作为人类学的小小介入，一项新增的担保人制度被添加到仪式中。”庄孔韶说。
所谓担保人制度，即戒毒者的亲属以及其他几位当地德高望重之人会成为戒毒者的担保人，盟誓后，担保人负责了解吸毒人员每一天的行动，帮助他，开导他，并且避免吸毒者在毒品依赖下发生极端的行为。2002年6月至7月，《虎日》电视片在丽江地区连续播放了一个星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随后，地方政府也开始积极行动。
2003年5月宁蒗县召开全县人大、政协会议，有议案要求成立“民间禁毒基金”。“由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教授庄孔韶及其学生们倡导的民间家支禁毒模式对我县的禁戒毒工作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一模式适合我县的县情，有必要在全县大力推广。考虑到我县财政困难的实际情况，我们建议成立民间禁毒基金。每年从县内享受财政工资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中每人集资2元人民币来支持和推动民间禁毒的工作……”――这正是该报告的原文。
“民间禁毒基金”和筹到的其他资金在当地新建了水泥砖厂和小型榨油厂，许多当年的吸贩毒者就被安置在这些地方工作，因此也再无生计之忧。庄孔韶对记者说，至2003年6月，参加这次“虎日”仪式的16人中，只有2人复吸，其余14人都已融入正常生活。今年9月，当庄孔韶重访金古忍所家支所在的跑马坪乡时，这里已成无毒社区，更重要的情形是这里再没有出现新的吸毒人员。面对强大的家支，毒品贩子也不敢再进来。
介入控制艾滋病的传播
比起“虎日”戒毒来，庄孔韶正在主持的另一项研究显得更加有战略意义，具有“全国的覆盖性”。他的这项研究以人类学方法介入控制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它与“虎日”一样，同属以人类学的理论转入应用的具体研究。
中国解决好艾滋病传播的最大问题，就是摸清‘性工作者’的流量问题，于是我们想到了以人类学的方法来介入。”庄孔韶说。
首先联系上五六个从事娱乐性服务行业的女性，并指定其中一人为小组长，定期给她们一些工资，并给她们开班讲课传授相关知识，而她们则有义务向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办公室汇报：哪些人来了？哪些人走了？后来地方经验发现这个办法有些问题，因为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流动性都比较大。于是，紧急改换策略，研究组成员开始寻找一些年岁较大的人组成核心小组，这些人往往流动并不频繁，这样一来，两三年所需的数据就拿到了。
“这样，我们把老板、小组长和核心成员拴在一起，当地政府也十分配合，甚至给她们安排一个工作室，让她们定期办公。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摸清了这一行业的基本行规，以及这些工作者的流动原因，庄孔韶认为，只有总是能控制性工作者的进出量，才能控制性病和爱滋病的传播，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和卫生部们就可以采取相应的组织形式来回应它。”庄孔韶说。
据悉，目前该方法已经推广到一些地方。庄孔韶认为，等这一模式更加趋于成熟之后，甚至可以在各省推广，而对于2010年中国将可能有1000万HIV感染者与艾滋病患者的预测，这一新模式的出现似乎带来了一丝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