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东部、东南部、南部、西部、北部和中部6个方言。彝族使用的音节文字在历史上称之为“爨文”或“韪文”。自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来，从丰富和发展彝族语言文化的长远利用出发，按照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的民族语言政策，有关部门及国内的有关彝学专家学者先后对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传统彝族文字进行了整理和规范，并在各省的彝族聚居区试验推行了各自规范（整理）后的彝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推行效果。特别是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颁布的四川凉山彝文规范方案，在四川凉山彝区推行取得的效果较为显著，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拟从彝族分布特点与社会语言使用状况；彝族语言文字的规划的背景；规范彝文的使用和发展；规范彝文与彝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教学）；规范彝文的实践效果与不足等方面对彝族语言文字的规划和使用政策进行讨论。
一、彝族分布特点与社会语言使用状况
彝族是中国西南地区世居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共有657万多人口（1990年）。其中云南有405万多人，占彝族总人口的61.5%；四川省有178万多人，占彝族总人口的27.2%；贵州省有70多万人，占彝族总人口的10.8%；广西有7000多人，约占彝族总人口的0.5%。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及路南彝族自治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等17个自治县是彝族主要聚居区。其余一般与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交错杂居。贵州境内的彝族主要与汉、苗、回、布依、白等民族杂居；云南的彝族主要与汉、藏、傈僳、苗、壮、景颇、藏、纳西、拉祜、蒙古、哈尼等二十几个民族杂居；四川彝族主要与汉、藏、纳西等民族杂居；广西的彝族少部分与汉、壮、苗等民族杂居。小聚居，大分散是彝族在地理分布上体现的总体格局。
彝族的社会语言使用情况与彝族的居住格局密切相关。由于彝语方言众多，差别较大，各方言之间难以用彝语交际，这种差别主要在语音和词汇方面，语法结构差异较小。根据彝族分布格局所体现的语言使用情况，可分为聚居区，杂居区和城区三种语言使用类型。在聚居区内的彝族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际，在聚居区边缘带的彝族主要使用本民族语外，与周边的民族交际时用周边民族语进行交际；杂居区的彝族在家庭内部使用本民族语交际，与杂居民族交际时则使用与之交际的民族语或汉语；居住在城区的彝族主要使用汉语交际，家庭内部主要以彝语或汉语交际。据抽样调查，聚居区的彝族99.94%的人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杂居区的彝族使用汉语者多，有的地区除老年人外，青壮年人一般不会说彝语而转用汉语。如云南省普洱、蒙自、开远、建水、镇雄、宣威和贵州的大方、毕节等县的部分地区。彝族的分布特点和社会语言使用状况决定了在进行彝族传统语言文字的整理、规划，以及在彝区推行双语教学过程中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彝语言文字进行规划，实施科学、可行的对策。
二、彝族文字规划的背景
彝族所使用的传统彝文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文字。它起源于民间，是彝族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彝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彝文的创制使彝族人民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
彝文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尚无定论。据民间传说，在距今约80代人的时期（也有人认为距今大约只有50―60代人的时间）就有彝文通行于世。若以25―30年为一代计算，这些传说的时间当在1500―2000年之前。学术界有的人认为彝文始于汉代；有的人认为彝文在隋唐时期已初具规模，后世又续有增补；有的人认为彝文起源于唐宋或稍晚的时期；有的人认为在明朝以后。明清以来的汉文史书《滇系》、《云南通志》、《一统志》等，开始出现关于彝文的记载，称彝文为“爨文”或“韪书”，认为创制于汉唐之际。明清以后又称为“罗罗文”。现在最早的彝文文物是明成化21年（1485年）大方铜钟铭文以及稍后的碑碣，其中著名的有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云南禄劝县的《镌字岩》和二十五年（1546年）贵州大方县的《千岁衢碑记》等。现今见到的彝文古籍，内容包括天文历法、占卜祭祀、谱牒、 神话、医药卫生、诗歌、格言谚语，是人们喜闻快见的民间文学作品。
历史上，主持礼仪、掌握经典唯物的祭司，彝族称之为“毕摩”或“贝耄”，他们是彝族传统彝文的主要传播人。他们一方面抄写整理前辈的著述和上层家族的谱牒，同时还要把用彝文记载下来的传统文化传授给后代子孙。云南发现的明代彝文刻记，贵州发现的铸有彝文的明代铜钟和彝文碑记，以及云南禄劝地区搜集到的清代有关奴隶买卖、土地房屋典当和各种借贷事项的文契约都有力地说明，传统彝文的社会功能并不仅仅限于原始宗教活动。
历史悠久的传统彝文在初创时期是表意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传播，表意文字的驳杂，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的缺点，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彝族先民大量采用同音假借的造字手段，从而造出８千～１万个重文和异体字，使传统彝文逐渐成为既有一定的表意符号又有大量的表音节符号的准音节文字。但这些音节文字在解放前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规范，云南、贵州、四川以及广西等彝区毕摩所使用的彝文几乎处于一种较为混乱的各自为阵的状况。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举国上下掀起的文字改革大潮。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的有关部门先后都对传统彝文进行了规范或整理。
1. 四川凉山规范彝文产生的历史过程
于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推行的四川凉山规范彝文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对传统彝文进行规范以后诞生的一种音节文字，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1951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川康工作队对四川彝族的语言进行初步调查研究后，设计了《凉山彝语拼音方案》。同年２月２日，在西昌专署召开的发展彝族语文座谈会，决定实验推行新创制的彝语拼音方案。 而后又在有关民族院校和民族小学进行实验教学，1957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今国家民委）正式批准推行《凉山彝语拼音方案》。1956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第四工作队，又对凉山彝语进行了全面普查，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从1958年开始到70年代初期，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一些坚持使用彝文的同志被扣人上了“民族主义”、“右倾保守”等帽子而受到批判。1960年政府作出了“直接使用汉语外的决定”。 新彝文被否定了，老彝文也不能使用，学校、扫盲、政府机关等各项工作都要使用汉语文，但是凉山大部分地区都是彝族聚居的单语社区，语言障碍使大多数基层干部的工作陷入困境，使广大儿童和文盲感到茫然。由于彝族群众学习汉语十分困难，广大彝族群众出于工作和生产、生活的需要，只好自发地学习和使用彝文。因此彝文在广大的农村又迅速传播开来。针对这种情况，1964年凉山州委深刻了解到彝文在人民心中的价值，知道人民群众自发组织学习、自觉使用彝文的生动事例。他们组织力量，对彝文进行初步整理，从8千多个传统彝文单字中选出8百多个汇集成《常用彝文》，并从1965年开始在凉山报的《彝文专栏》上刊登彝文教材，供农村干部和村民使用。“文革”开始后，推广彝文的工作有又被迫中断。但经过初步整理和规范的彝文赢得了广大彝族人民的认同，他们从60年代起到70年代初不断给四川省委和中央写信，强烈要求上级政府承认规范彝文。
根据彝族人民的意愿、要求和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对彝族文字问题的调查，中共四川省委于1974年批复同意省民委的意见，即在四川彝区继续推行汉语文，但对彝族固有文字进行必要的整理规范，使之完善，在此基础上，汉文、彝文同时并用。从《彝文规范方案》（草案，1974年）的起草、修订到中共四川省委批复同意在四川地区试行动，整整经历了两年。1979年凉山州总结了4年来（1976―1979年）的试行经验，写报告给四川省政府要求结束试行，予以推行。省政府同意凉山州的意见，并向国务院转报了《彝文规范方案》的报告。1980年，国务院批准正式推行。《彝文规范方案》的内容主要有包括以下几点：1）根据彝文的传统，规范后的彝文仍为表音的音节文字，彝文规范字表共选字819个（这是《彝文规范方案》的核心部分）。声调设计为高平（55）调、次高（44）调、中平（33）调、低降（21）调。2）方案以彝族语北部方言的圣乍话为基础方言，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3）规定书写和排印为从左到横行（字的笔画起落和顺序原则上从习惯）。4）借词处理原则上从汉语普通话借用。语音的处理上尽量使用与普通话语音相对应的字书写。5）标点符号与汉语的标点符号相同。6）确定了一套拼音符号，供注音、编制索引、语音教学和分析语音之用。
2．云南省彝文规范方案的产生与贵州省传统彝文的整理规范及其彝文字的推行
云南省和贵州省都是西南各省中民族成分较多的省。彝族在两省内都有广泛的分布。两省共有彝族480万人口，其中云南省为405万，占两省彝族总人口的84%，贵州为70多万，占两省彝族总人口的16%。虽然在人口比例上存在差距，但两省彝族都具有小聚集、大分散的分布特点。
云南彝族主要分布在两个自治州，即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14个自治县，全省几乎一百多个县市境内均有分布。由于彝语六大方言在云南境内均有分布，方言间差别大，加之云南彝族在境内聚居或杂居的情况不同，人口数量分布的多少及居住的地理环境不同，语言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也不同，受汉语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同时语言使用情况及对彝族文字的要求也不一。 因此，要对传统彝文进行整理和规划，存在着很多困难。而贵州彝族所操用的彝语主要是东部方言，但贵州省内的彝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北的毕节地区和六盘水等地区，以威宁和赫章为代表的黔西北次方言及以盘县、兴仁等地为代表的盘县次方言之间，内部仍然存在土语差别。同时，除黔西北次方言的威宁、赫章的彝族地区对彝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较全些外，盘县次方言的大多数地区或多或少受当地汉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再加上历史上各地毕摩在手抄彝文经书过程中，随意增减笔画，改变字形，一字多形现象普遍在民间代代传承。因此，传统彝文的用字各地不一，较为混乱，也给传统彝文的整理和规范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在四川凉山彝文规范方案成功推行的促动下，云南省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对传统彝文进行了整理和规范化。贵州省的有关部门和单位也对传统彝文进行了规范化整理，并用规范整理后的传统彝文出版大量的彝文文献和典籍。具体过程如下：
1）1982年6月，云南省民委、省语委召开会议，对彝族文字的规范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提出以老彝文为基础，规范一套适用于各方言的以表意为主的超方言彝文方案的意见。会后省民委、省语委向省政府写了有关云南省彝族文字问题的请示报告，省政府同意报告意见。 1983年7月，经云南省政府批准成立了以副省长刀国栋为组长的云南省彝文规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省民语委办公，开展彝文规范工作。在对省内各地彝族语言和文字进行调查收集、对比研究和整理的基础上，规范出第一批规范彝文常用表意字1675个。1985年5月，用规范彝文字编写出的试验教材，先后在楚雄、红河、玉溪等6个地州市13个县的18个点进行试验教学，试行效果良好。 认为这套表意的超方言彝文规范方案比较适合云南省的实际，是可行的。
1986年3月，云南省民委、语委和省彝文规范领导小组联和在昆明召开“云南省彝文规范方案讨论会”，与会代表一致要求将第一批规范彝文字上报省政府后开展试行。1987年2月，省政府（云政办函）41号文件批示：“为了逐步使我省彝族文字规范话，以便群众学习使用，省政府同意在全省试行第一批规范彝文方案，在试行过程中请注意总结经验，以便进一步修改，待报经批准后正式颁布执行。”
省政府批准第一批规范彝文后，在试行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对第一批规范彝文方案进行了修补，增补表意彝文字580个，书写借词350个，使表意彝文字达到了2258个。 基本上解决了用规范彝文表达现代彝语和新词术语的问题。
2）贵州省推行彝族文字和后来开展起来的彝汉双语文教学，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翻译、整理和规范省内的彝文古籍鸣锣开道，逐步发展起来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古籍的发掘、整理和规范工作。在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55年成立了彝文翻译组，翻译和整理并印刷了（包括后来正式出版的《西南彝志》在内）的一批彝文史书。 在60年代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1966年贵州省这个唯一的彝文古籍整理机构被撤消，彝族古籍的翻译和整理工作被迫中断。直到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恢复。随后贵州省六盘水市和大方、赫章、威宁、仁怀等县及贵州民族学院相继成立了彝文古籍整理机构，开展彝文古籍的发掘和整理工作。
随着翻译和整理工作的发展和深入，自发要求学习彝文的人越来越多。原有的彝语文工作队伍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贵州省推行彝族文字的工作由此应运而生。省内各彝族地区自发创办起了彝文学习班。很多彝文学习班在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协助下，编写了彝文课本供群众学习。1980年，贵州省根据群众的要求和意愿，在全省开展起彝汉双语文教学试点工作。并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写了全省的小学《彝文课本》（1~6册）和供学员学习用的《彝文字典》、《彝语千字》、《彝汉常用对话》、《彝汉常用词语》《彝语古今成语》，以及成人扫盲用的《彝文知字课本》等书，供小学双语文班和群众办的彝文班使用，效果很好。1983年，贵州省教育厅和贵州省民委联合发文，“决定在有关学校进行民族语文的教学实验”，此后贵州省的彝文（包括苗文和布依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开始正式进入中小学。据贵州省民委不完全统计， 至1987年全省有农村彝文学习班75个，学员3686人；实行双语文教学的学校27所共43个班，在校学生1182人。
三、规范彝文的使用和发展
1.凉山规范彝文的使用和发展
1980年凉山规范彝文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推行。随着凉山规范彝文在凉山彝区推行力度的加大，它的使用程度逐渐加深，它的社会地位也得到空前的提高。主要表现在：
1）规范彝文已成为成人扫盲的重要媒介。据1980年―1990年间的统计， 凉山州的无盲县已占7成，脱盲45万人。1978年―1990年，社会脱盲和受过学校彝语文教育的人数共有63万人，相当于建国初期识彝语文人数的31倍。二十年来，凉山州12岁到40岁的146．56万人中，已有128．6万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脱盲率占85．1%，其中有7个县318个乡镇近2000个村脱盲率达95%以上。全州先后建立了1436所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其中有296所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有1134所村级农民文化技术学校。
2）规范彝文已成为民族教育的重要媒介，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彝汉双语教学促进了民族教育质量的提高。规范彝文推行以来，凉山州已有329所小学，58所初中和6所高中开设了彝语文课。 为适应彝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于1985年10月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成立了四川省彝文学校，培养出大批的彝文师资和彝区各类所需建设人才。成立于1952年，并在1977年恢复招生的西南民族学院彝语文学系（2000年改为彝学系）。自恢复招生以来，共培养了近千名学过规范彝文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些人才遍布中央国家机关和西南各省的各行各业。同时先后吸引了美国、法国、德国、瑞典、波兰、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留学生来该系学习凉山规范彝文和彝族文化，对加强国际交流、传播彝族文化，推动民族教育和国际彝学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3）规范彝文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大众媒介。1978年创办了彝文版《凉山报》（现为日报），1980年创刊了彝文版《凉山文学》（现为季刊）。1980年到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文图书有110种，1300多万字，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彝文古籍和少儿读物等。此外还有80多种1000多万字的彝文中小学教材。大量的民族出版物为传统的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用彝文译制的电影达70多部，初步解决了彝族人民多年来看不懂电影的问题。
4）编写彝文教材和彝文工具书，推动彝语文翻译和教学工作的发展。为了满足广大彝族群众进一步学习文化的需要，有效的推动彝语文翻译和教学工作的发展，凉山州教育部门和彝文工作者共同编译了小学1―10册的语文和算术课本，以及思想品德教育课本、自然常识、历史教材、教学讲义（包括大纲）、彝文文选、农民识字课本等。记共发行220万册。编写了《彝文检字法》、《彝汉词汇》、《汉彝词典》、《彝文字典》、《彝语词典》等彝语文工具书（出处同脚注5）。
5）规范彝文推动了彝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系统的建设和发展。凉山规范彝文正式推行后，为了解决利用计算机处理规范彝文的彝语书面语形式和口语形式的信息问题，自1984年以来，沙马拉毅等彝学专家先后成功开发出了微型计算机彝文处理系统（1984年通过省级鉴定，1985年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计算机―激光彝文/汉字编辑排版系统（1986年通过部级鉴定，并获得国务院电振办公室颁发的科技成果三等奖）；计算机彝文/汉字/西文系统（1986年研制成功，并获得“全国‘六五’科技公关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1988年，国家标准局国标发（88）电科字0025号文件下达批准制定信息交换用彝文两项标准。1989年《信息交换用彝文编码字符集》和《信息交换用彝文15×点阵字模集及数据集体》这两项标准通过计算机专家和彝语文专家审定，并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实施。 最近（2000年），彝族学者沙马拉毅教授又研制和开发出《计算机彝文系统（网络版）Ywin2000》等彝文信息处理系统。上述彝文信息处理系统的开发和使用，极大地推动了凉山规范彝文信息处理的现代化步伐。）
6）《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1992年4月29日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2年9月26日经四川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会议批准。1992年10月31日年凉山彝族自治州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施行《条例》的决定。《条例》从1993年1月1日起施行。该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对彝语文在自治州各级国家机关执行职务中的使用、彝语文在社会各项事业中的使用、彝语文的规范和研究、彝语文工作的机构和队伍建设、考核与奖励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条例》在凉山州的颁布和实施，充分证明了凉山规范彝文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使用地位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以地区法定的政策形式确定下来，保障了凉山规范彝文在各行业和各领域使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7）彝语和规范彝文已成为党代会、人代会等全国性会议的8种工作语文之一，彝语文的社会地位迈上了新台阶。
2．云南规范彝文的使用和发展
1987年2月经省政府批准后的云南省的规范彝文，在昆明、玉溪、红河、楚雄、思茅、文山等彝族较为集中的地州市开展试行工作。经过十多年的试验推行，在双语师资培训、社会扫盲、双语教育等方面都得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现在：
1）立足省情，双语师资培训初见成效。1987年以来，根据省内彝语方言众多，方言或土语之间难以用彝交流的实际，云南省语委和各地州民委按照省、地、州、县分级培训和联合培训的办法，先后培训彝汉双语师资共34期（班），累计培训1226人。 这些来自省内不同方言和支系的双语师资，毕业后都成为了云南彝区彝汉双语教学战线上的“排头兵”，成为彝区社会扫盲的“开路先锋”。初步缓解了在云南彝族聚居区试行规范彝文和开展彝汉双语教学师资缺乏的实际困难。为云南彝汉双语教学的逐步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社会扫盲成效显著。自1987年以来，全省先后开办了彝汉双语结合的社会扫盲夜校140余班（期），学员达5100多人次。 双语扫盲以周期短，学习彝文与传授科普知识和文艺活动紧密结合，深受聚居区彝族人民的欢迎。彝汉双语扫盲不仅丰富了彝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同时也让大部分参加扫盲班的群众摘掉了文扫的帽子。
3）规范彝文推动了云南省彝汉双语教学的开展，以及教材和配套读物的编译和出版工作。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从开始学校教育（包括办私塾）以来，在不通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中，教师使用当地民族语言辅助讲解汉语文课程含义，使学生正确理解教学内容的民汉双语辅助教学手段，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教育方法。1987年，云南规范彝文经省政府批准，在有条件的彝族聚居区试验推行后，又为云南传统的“双语”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彝区试行以汉语文为主要教学同时开设彝语文课的彝汉双语教学以来，全省共有56个校点进行了双语教学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进行彝汉双语教学的彝区小学生成绩普遍比只学汉语文课程的学生好，如玉溪地区新平、峨山、华宁等县，红河州绿春县的牛孔校区纳卡小学，楚雄州武定县凤屯乡新房完小，大姚县昙华中心完小等彝汉双语教学试点及弥勒县五山乡法果哨村试办的全日制学前彝汉双语幼儿办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同时，云南省彝语规范办还根据各地彝文试行的需要与云南民族出版社合作编译、出版了全日制小学教材《语文》（一、二、三册），《幼儿看图识字》、《彝文扫盲课本》、《彝文写作》及工具书《简明彝汉文字词对照》、《彝汉字典》和一些政治读物，基本上解决了各地彝族群众学习规范彝文的需要。并与云南大学计算中心共同开发了彝文排版系统（该系统于1994年通过省级鉴定），解决了彝文录入、编辑、校对、排版难的问题。
3．贵州省彝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初，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了彝文翻译组（1955年），并着手对传统彝文进行规范化整理工作。如前所述，随着翻译和整理工作的发展和深入，自发要求学习彝文的人越来越多。贵州省推行彝族文字的工作由此应运而生，省内各彝族地区自发创办起了彝文学习班。很多彝文学习班在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协助下，编写了彝文课本供群众学习。
1980年，贵州省根据群众的要求和意愿，在全省开展起彝汉双语文教学试点工作。1983年，贵州省教育厅和贵州省民委联合发文，“决定在有关学校进行民族语文的教学实验”，此后贵州省的彝文（包括苗文和布依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开始正式进入中小学。贵州省在推行彝族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彝族较为聚居的毕节地区的效果尤为显著。
贵州毕节地区是彝族世居之地，拥有彝族45万多人口，占贵州省彝族总人口的64．3%。“90%的人都以本民族语言为主要的交际工具，50%以上的人不通汉语或半通汉语”。 1982年，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和省教委、省民委《关于在民族学校进行民族语文实验的通知精神》，毕节地区各县民委在不通或半通汉语的彝族聚居区开展了彝汉双语文教学，受到广大彝族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彝汉双语教学点曾一度发展到63个，产生了很好的推行效果。1991年6月，毕节地委根据国务院发（1991）32号文件，在毕节师专举办了两个彝语文师资班共98人，并把彝文列为毕节师专的选修课。1992年9月，地区民委决定在毕节地区民族中学高中部增设彝文选修课，1993年起，在毕节师范学校增设了彝汉双语师资班。同年双语教学点增到44个，在校生达4354人，其中彝汉双语班学生2227人。在各有关部门的协作和配合下，全区的许多彝汉双语教学点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如毕节县三官小学彝文点， 大方县天宝小学彝文点， 威宁县板底彝文点等彝汉双语教学点，自始至终得以坚持下来，并为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等高校输送了近三十多名大学人才。目前，贵州省毕节地区的彝汉双语教育工作在当地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已从乡村发展到城市，从民办小学发展到中学甚至中专大学，从短期培训发展到列入长期教学计划。同时，彝汉双语师资队伍也在逐步得以壮大，学生人数日渐增多，彝汉双语文教学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同时，贵州省毕节地区在彝族古籍和彝文文献挖掘、整理，彝文工具书、教材和配套读物等方面的编译和出版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四、规范彝文与彝族地区的双语教育
彝族地区实施的彝汉双语教育是伴随着四川凉山规范彝文在凉山彝区的正式（1980年）推行，云南规范彝文在云南省彝族地区试行（1987年），以及贵州省对传统彝文的整理、规范基础上所实施的贵州省彝族语言文字的推行工作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可以说规范彝文的推行（试行）极大地促动了彝族地区双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推行彝族语言文字的过程中，由于分布在滇、黔、川、桂四省区的彝族在语言环境、地理分布、语言基础和群众意愿等情况不一。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限于立足四省区的所使用彝文还没实现统一（或书同文），各省区只能根据的实际，即民族分布特点和社会语言使用情况，对彝族传统文字进行规范、整理，实施符合本省具体实际的规范彝文的推行或试行工作，推行符合本省实际的不同的双语教育模式。依据彝区双语教学实施中各有侧重的特点，四省区推行（或试行）规范彝文所实施的双语教育可概括为两种主要模式：一种是只有彝语环境的地区用彝语为教学用语进行教学，并开设汉语文课（简称Ⅰ类型模式）。 另一种是有一定汉语环境和与汉族杂居的城镇、农村用汉语为教学语言进行教学，并开设彝语文课（简称Ⅱ类型模式）。
1．四川“并行”模式
这种“并行”模式 主要用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及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等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并行”指的是在彝族地区中小学根据具体实际，实行以彝语文为主要教学用语的同时开设汉语文课（即Ⅰ类型模式）和以汉语文为主要教学用语的同时又开设彝语文课（即Ⅱ类型模式）的两种双语教学模式并举的体制。
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拥有彝族人口154万多人，占全国彝族总人口的24%，占自治州总人口的数（全州共有360万多人）42．9%。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原因，经济文化落后，彝族大多只通晓自己的母语。因此，早在20世纪50年代，根据凉山地区的社会实际，各级民族院校及部分民族中小学实行了彝汉双语文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于教学用语和学生的语言基础的衔接问题上严重脱节，致使彝区教育质量不高，导致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落实，彝语文教学又一次获得了生机。1987年彝语文作为一门主科被正式列入凉山彝族聚居区中小学的教学课程。1980年，国务院批准了四川《彝文字方案》。1984年，全省彝语文教学工作会议根据彝区特点，提出了在彝区实行两种不同的彝汉双语教学体制的计划。1985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根据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分类指导、循序渐进和讲求实效的原则，作出了《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决定》，规定：彝族、藏族地区实行“各科用汉语文教学，同时开设民族语文课”，“ 各科用民族语文教学，同时开设汉语文课”的两种教学体制并举的方针。由此，凉山州的彝汉双语教学真正地走上了名符其实的双语教育轨道，并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符合凉山彝区实际的两种双语教学模式“并举”的教育新体制，即两类模式（指Ⅰ类模式和Ⅱ类模式），两次分流（指根据学生的意愿，Ⅰ类模式的学生小学、中学毕业时一部分可以直接升入Ⅰ类模式的中专和大学，一部分也可以升入完全用汉文教学的中学，中专和大学；Ⅱ类模式的学生小学、中学毕业时，一部分升入Ⅱ类模式和完全用汉文教学的中学，中专和大学，一部分也可以升入Ⅰ类模式的中学、中专和大学，拓宽两类模式学生就业使用双语的渠道。），四级规划（指两类模式的规划、发展。乡政府规划小学，县政府规划初中，州政府规划大学。现在凉山已初步实现从小学到大学的彝语文和汉语文双语教学的接轨通车。），两次接轨（指Ⅰ类模式升学与全国统一考试的接轨政策。Ⅰ类模式高中毕业升学参加全国统考，从单独命题、单独划分数线、单独录取。到本世纪末对译全国考题，单独划分数线单独录取；到2005年，对译全国统一考题统一划分数线统一录取，分两次与全国统一的考试录取制度接轨。），二十年分三步走（指用20世纪80年代的10年时间做好打牢双语教学基础的各项工作，在师资、教材、生源、校舍、设备等方面做好必要的准备，并做好两类模式的宣传、组织、规划、试点工作。然后用6年的时间，即到1996年，便可初步建成用彝语为教学语言的模式，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全线通车”。最后，用5年或稍长的时间巩固、完善、提高和推广成功经验扩大效益和影响，建成具有凉山特色的完善的彝族教育双语教学体制）的新路子。
经过近20年的辛勤耕耘，凉山州的彝汉双语文教学“并行”体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双语教学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基本上初步实现了80年代打基础，90年代初步形成两种体制并举，21世纪初与全国统一的考试录取制度接轨的彝汉双语教育体制构想的新路子。
2．云贵“试行”模式
如前所述，云南省和贵州省都是西南各省中民族成分较多的省。彝族在两省内都有广泛的分布。两省共有彝族480万人口，虽然在人口比例上存在差距（云南省为405万，占两省彝族总人口的84%，贵州为70多万，占两省彝族总人口的16%。），但两省彝族分布的都具有小聚集、大分散的特点。
云南彝族几乎在全省的一百多个县市境内均有分布，土语众多，方言间差别较大。加之云南彝族在境内聚居或杂居的情况不同，人口数量分布的多少及居住的地理环境不同，语言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也不同，受汉语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同时语言使用情况及对语言文字的要求不一。彝区实施的双语教学很难用已经（1987年5月）省政府批准的“云南规范彝文”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试行，而只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彝族聚居的某村或某乡作为试点，进行试验性推行。在试行中采用的是Ⅱ类模式，即以汉语文为主要教学用语的同时又开设彝语文课的彝汉双语教育模式。这是单一型的双语教学，这种模式目前在云南彝族地区还处于试验推行阶段，加上在试行过程中未能具体落实教育规划、师资待遇，经费投入等诸多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云南彝区的彝汉双语教学还未能形成从小学到初高中，高中到大学的“一条龙”的双语教学“惯制”，其试行仅限于小学阶段的辅助性教学、彝文师资培训、社会扫盲和办夜校等范围。大多只停留在少数村寨办小学“试点班”的起始阶段，甚至有的教学试点已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面临的形式较为严峻。因此，转化决策观念，统一认识，上下一致，及时落实和解决好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已成为云南彝区彝汉双语能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关键。
而贵州彝族操用的彝语，虽然主要是东部方言，但贵州省内的彝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北的毕节地区和六盘水等地区，以威宁和赫章为代表的黔西北次方言及以盘县、兴仁等地为代表的盘县次方言之间，内部仍然存在土语差别。同时，除黔西北次方言的威宁、赫章的彝族地区对彝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较全些外，盘县次方言的大多数地区受当地汉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也较深。因此，也很难确定以什么地区的彝语作为规范的标准音点，推行彝语言文字，实施彝汉双语教学。只能根据本省彝区的实际，采取双语教育模式中的“Ⅱ类型模式”，即在具有一定汉语环境和与汉族杂居的城镇、农村用汉语为教学语言进行教学，并开设彝语文课的彝汉双语教学模式。
云贵“试行”模式虽然在试行规模、试行程度和试行效果等方面存在差别，但都处于一种试验或摸索中的彝汉双语教学阶段，还未能形成“惯制”。因此，要使云贵双语教学像四川凉山“并行”模式一样成规模、出效应，仍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按照两省目前的实际情况，这种“试行”的彝汉双语教学的Ⅱ类型模式，经过逐步规范是比较适合两省实际的，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大力支持，使之在彝区成规模出成效。
另外，分布在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的近7000多彝族，长期与当地的汉、壮、苗、瑶等民族杂居生活，受汉文化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较深，汉语接受能力相对较好，学校教育基本上均以汉语文教学，本文不再赘述。
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有赖于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又有赖于一点良好的教育体制和与之相应的双语师资队伍。我国彝族地区的“双语教学模式”虽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规范和完善，但经过十多年的耕耘和不懈的努力，已取得了可喜的效果，为中国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五、规范彝文的实践效果与不足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彝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规划工作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得到了开展。无论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四川省凉山规范彝文（1980年），还是云南省规范彝文（1987年）以及贵州省传统彝文的整理规范及其文字的推行工作，都在彝族聚居区得到具体的实践，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实践效果。特别是经国务院批准推行的凉山规范彝文的社会实践效果尤为显著，但也存在着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1．规范彝文的社会实践效果
1）规范彝文的推行，促进了彝族地区的政治建设。如规范彝文推行后，凉山州人民代表大会上都实行大会同声翻译和小组辅助翻译。同时，用彝汉两种文字印发会议的主要文件。不懂汉语的彝族代表可用彝文书写批评建议和会议提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也加强了彝文翻译工作。使不懂汉语的彝族代表能真正参与国家大事。自治州的自治条例和各项单行条例都用彝、汉两种文本予以公布，既有普及法制教育的作用，也让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民主监督的一项重要措施。极大地保障了刑事、民事讼诉活动中彝文和汉文的平等地位和法律效力。
2）规范彝文的推行，推动了彝区广大农村的经济建设步伐。如近20年来中央下达的一系列有关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加快农村发展的文件，凉山州都用彝文译件发到彝族村寨还印发了《农村经济政策活页学习材料》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基础知识》等彝文本通俗学习材料。这对推动彝族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商品生产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凉山州编译局还与农业、畜牧业等主管单位和部门合作，用彝文汉文对照的形式，系统地编译彝文科普读物，如《农业生产通俗读物》、《畜牧业科普读物》和《实用生产技术培训教材》等20余种科普读物，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农民的技术培训工作。又如贫困地区的昭觉县教育局同州语委等有关单位和部门合作，在充分利用省，州编印出版的各类彝文科普通俗读物外，自编自印了多种彝文科普学习资料几十万册，举办了1500多期农民技术培训班，培养彝族农民9万多人次，95%以上的农民和66%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学习，明显地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效益。
3）规范彝文的推行，促进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方面的推动作用在前述（即规范彝文与彝族地区的双语教育）中就得到了证明。如像各省根据本省实际实施的彝汉双语教育模式所取得的成效，双语师资培训和社会扫盲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为彝汉双语教学的开展而编译、出版的彝文教材和学习工具书等。
4）规范彝文的推行，彝区的各项文化事业得到了繁荣。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创了彝文新闻出版事业。1978年和1980年凉山州分别创刊了《凉山报》（彝文版，现为日报）和《凉山文学》（彝文版，现为季刊）；州电影公司从1977年开始译制了彝语影片，目前已经译制了近200部，使彝族群众看懂了电影，丰富了彝区的文化生活。与此同时，凉山州人民广播电台、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都设立了彝语广播节目，使不懂汉语的彝族群众从听彝语广播中及时了解到了国内外发生的事情和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二是推动了彝族文化遗产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为弘扬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为彝族古文献和古文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三是活跃了彝语文的科研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随着规范彝文的推行（试行）和使用，彝语文的各项科研项目和活动得到了积极的开展，各省都成立了彝学会，如云南彝学会、四川彝学会和贵州彝族学会，以及地方的红河州彝学会等。这些彝学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都开展了不同侧面的彝学研究项目，出版（或发表）了大量的彝学书籍（或学术论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在美国（西雅图，1996年）、德国（特赫尔，1998年）和中国（云南石林，2000年；云南楚雄，2001年）先后召开了4届重要的国际彝学学术讨论会，使彝学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
5）规范彝文的推行，促动了四省区（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和广西）彝文统一协作办公室的成立和具体工作开展。实现四省区彝文的统一，即“书同文”是广大彝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心愿。但由于彝族居住分散，各地方言差异较大，以及长期的社会、历史等诸多因素，给彝族文字的统一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统一彝文的心愿始终末能实现。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各省所推行（包括试行）的规范彝文的实践成效，特别是四川凉山规范彝文在凉山推行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极大地启发了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思路。从凉山推行规范彝文的成功经验中，他们充分认识到要实现彝文的 “书同文”老大难问题，不仅要改变过去各省区有关单位和部门各自为阵的规划意识，同时还必须根据彝文的实际，加强四省区彝文统一问题的规划和协作工作，才能逐步实现彝族文字“书同文”。通过协商，1992年滇川黔桂四省彝文协作办公室正式成立（办公室设在云南省语委）。协作办成立后，把分析研究各地彝语的特点作为基础来抓。在对比、分析和研究了各地彝语的基础上，从《贵州彝文字典》、《凉山规范彝文》和《云南规范彝文》中选出一批字编成《滇川黔桂彝文字典》一书。1994年4月在贵州省贵阳、大方召开了《滇川黔桂彝文字典》审稿会。在此基础上，协作办从四省区有关部门抽调的彝学专业工作人员编出《彝文字集》（包括《云南上、中、下卷》，《四川卷》，《贵州卷》、《广西卷》）。在1995年4月在云南昆明召开了有四省区彝语文专业工作者参加的第二次审稿会上，审定了《彝文字典》和《彝文字集》（共收彝文单字84329个，28495个义项）二书。 协作办的成立和具体工作逐步开展，为进一步弄清四省区彝族语言文字的特点，逐步实现彝族语言文字的“书同文”问题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6）凉山规范彝文的成功推行和实践，对新疆阿拉伯字母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以及云南西双版纳老傣文的恢复使用均产生积极的影响。国务院批准推行《彝文规范方案》之后，短短两年之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作出决议，恢复使用阿拉伯字母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把60年代创制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字（拉丁文字）作为拼音方案使用。规范彝文的成功推行和新疆阿拉伯字母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的恢复使用，又对云南西双版纳老傣文产生影响。1986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大代表大会决定恢复使用。
2．规范彝文在社会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规范彝文在彝族地区的推行工作虽然都取得了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成效效，对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建设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推行和使用过程中，同时也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综合起来主要表现在：
1）对彝语言文字的使用和规范问题，认识不统一。如在四川凉山州，一部分彝族精英阶层（主要是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对规范彝文，以及在彝区实施的彝汉双语教学等持有怀疑、担忧，甚至持反对态度和观点。提出如：“倒退论”、“分裂论”、“多余论”、“照顾论”、“强加论”、“有害论”、“局限论”、“用途论”、“前途论”、“唯心论”、“过渡论”等观点 ，这些观点概括起来就是对彝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的重要性和长远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反对规范彝文和使用规范彝文，反对由于学校引进规范彝文而形成的学校两类型模式的彝汉双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给具体贯彻和落实党的民族语言使用政策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对彝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造成了付面影响。
2）双语师资的培训工作有待加强，师资素质和待遇有待提高、改善。在推行彝汉双语教学过程中，虽然各省都根据本省实际加大对双语师资的轮流培训和培养，但由于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冲击和影响，彝汉双语师资队伍仍难于摆脱质弱量少和不稳定状况。如以毕节地区为代表的贵州彝区的彝汉双语教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目前的双语师资队伍状况而言，低学历或聘任的双语民办教师仍占相当大的比重。据统计， 贵州省1988――1989年度大方、黔西等县的彝汉双语文教师，属民委聘任的8位教师中，小学学历者占25%，达到初中学历者占62．5%，具有高中学历者占12．5%。而通过正规教育的双语教师数为零。受聘用的10位民办教师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0%，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70%，而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的仅为10%。教师达标率仅为10%。受聘用的双语教师属民办，加之工资待遇太低（每个月仅为60员人民币） ，双语师资队伍极不稳定，从而影响了双语教学质量和双语教学长期的、深入的开展。致使有些地区（如云南、贵州两省部分双语教学试点）的双语教学点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
3）双语教材和配套读物有待加强、规范和统一。双语教材接缺或不配套，一直是困扰彝区开展彝汉双语文教学顺利开展的老大难问题。就目前三省（四川、云南、贵州）的情况来看，除四川省的彝语文教材编译出版情况稍好些外，其余两个省的各级各类教材和配套读物，特别上是参考读物、辅助读物、各种练习册等仍难以满足或达到当前教学要求。就拿贵州彝汉双语文教材的建设情况而言，彝语文课本除由贵州民族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小学课本1―6册外，其余所使用的教材大都属双语校点自编的，如大方天宝彝族试点班所用的《彝文识字课本》，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写的《彝汉常用词语》、《彝文字典》、《彝文古今成语、《常用彝语对话》等。 教材至今未能统一和规范。而教材参考书和其他配套读物更是寥寥无几。另外边远地区双语教师的待遇、教师编制，资金投入、办学条件、校舍建设及其教学设备等一系列问题也困扰着彝汉双语教学的深入开展。这都是急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