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四川凉山美姑的调查与思考
刘朝晖：（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四川凉山美姑县的实地调查，从民间观察的视角，分析了生态移民生活重建与缓解贫困的相关性。文章认为，生态移民过程中出现“移得动，稳不住”的尴尬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把“人的问题”当成“环境问题”来看待；二是移民实践中的“主体错位”，为此，要引入“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帮助民众培育和强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本上缓解贫困，实现自主、自立、自强的目标。文章最后提出了应对策略，并讨论了缓解贫困中的“文化生态”问题。
关键词：生态移民 生活重建 缓建贫困 参与式发展 民间视野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视角
1、生态环境、贫困与非志愿性移民
中国目前尚有2800万未解决温饱问题人口，其中相当部分居住在生态条件恶劣的地区。在过去的十几年扶贫开发过程中，已经完成移民270多万人，但将来的十几年内仍然还约有700万贫困人口将分期分批移民。中国政府最近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贫困人口的移民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在环境偏僻、人数较少的地区，一方面现有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不足以让他们奔向小康，另一方面，就地扶贫的成本太高：据了解，每个移民的成本大约在5千到１万元人民币左右①。换言之，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劣而导致的移民是缓解贫困的必然选择。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这种生态性移民应该是人们自觉的选择，但是由于人们往往对自我生存的环境产生较强烈的适应性和依赖性，要脱离居住已久的社区，使原有的生产体系解体，让他们搬家以及与亲邻好友分离等都是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因此，这类生态性移民常常以“非自愿性”（Involuntary Resettlement）的状况表现出来。所谓“非自愿性”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强制移民（Forced Migrant）”。它包括两个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社会过程：人口搬迁和生活重建②。这两者几乎都是由移民计划和政策制定者来具体实施的。人口搬迁和生活重建是移民过程的两个组成部分，但是在实际的对非自愿移民安置的移民规划中，往往是对移民搬迁时的赔偿和规划考虑较仔细，而移民搬到新地点后的重建和生产恢复往往并不是很成功，常常造成“移得动，稳不住”的尴尬局面。笔者认为，造成此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非自愿性移民”存在两个“误区”：一是把“人的问题”当成“环境问题”来看待；二是移民实践中的“主体错位”。
长期以来从事移民研究和实践的人类学家迈克尔?塞尼（Cernea, M.）曾尖锐地指出：“非自愿移民”常常作为“环境问题”来处理。但是，从其性质来说，搬迁是一种发生在移民们身上的社会---文化---经济过程，而不是他们对环境的认知过程。因此，对非自愿移民社会性的正确理解，以及对超越环境问题的文化、经济和心理方面上的理解，是要有策略的，因为它将直接导致处理移民过程的不同行动③。另一方面，移民过程中的“主体错位”常常使我们“听不到”移民的声音。在“非自愿性移民”中，各级政府部门完全在主导从移民规划到具体实施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前期的规划设计，还是中后期的移民安置、补偿方案，以及项目的选择等，鲜有或者根本就没有作为 “实践主体”的移民的参与，这就不可避免的会造成政府的“好心”常常办不成“好事”的窘境。
中国政府实施的各类生态性移民安置计划，比如“新村建设”，“天保工程”，“退耕还林”等项目的推行和实施，就是基于要缓解生态环境恶化的认识出发的。诚如前言，这类生态移民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移民的社会、文化、经济和心理因素，而不仅仅是“环境问题”。那么，我们应该从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和认识来理解这些因素呢？本文试图应用参与式发展的理念，从缓解贫困的视角来阐述和回答。
2、何为贫困
如何界定贫困？其标准和界线是什么？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政府以及大多数学者都接受以人均纯收入水平为标准来划定一个贫困线，以此作为衡量贫困的办法。尽管世界各国对贫困线的划分标准不同，但是基本上是以家庭收入能否达到维持正常生存需求的最低生活费用支出来衡量的。一般地，我们可以把贫困划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指的是家庭收入不能满足生存需要，处于吃不饱、穿不暖、居无定所的状态，在生产上缺乏扩大再生产的物质条件；相对贫困指的是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不同地区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异明显，低收入的个人、家庭和地区，相对与全社会或区域社会而言处于贫困状态，即所谓相对低收入型贫困。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均纯收入是一个可变的因素，贫困线的划分不仅有空间上的差异，而且也有时间上的变化。比如，1979年，联合国确认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为人均年收入200美元，世界银行规定的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线是人均年消费支出370美元。
我国政府确定农村绝对贫困线的标准，是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指标。所谓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指总收入扣除相应的费用支出以后，归农民所有的可支配收入，一方面可用于生活消费，另一方面可用于扩大再生产，所以，农村贫困线就是指达到维持农民最低物质消费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费用的年人均纯收入。1984年，中国政府划定的农村贫困线为199.6元，1985年为206元，1986年就没有再划定贫困线的“国家标准”，而是依据县一级的行政区划来核定贫困线，于是就开始有“国定贫困县”和“省（自治区）定贫困县”的分类。1994年9月，中国开始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贫困线定为320--400元，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贫困线在700－1000－1300－1400元之间波动，2000年贫困线由1400元提高到1600元。2001年针对具体情况，规定625元以下属绝对贫困，626―865元属低收入水平，并且规定，如果全县人均年纯收入在1600元以下的就确定为“国定贫困县”，1600―1800元之间的可以确定为“省定贫困县”，对于有些人均年纯收入超过1800元的县，确实存在少数的人均年纯收入在1600--1800元之间的乡镇，就确定为“省级重点扶持乡镇”。
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贫困有两个特征：一是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生产生活资料极度缺乏而导致的绝对贫困，笔者称之为“原生型贫困”；二是由于生产生活资料的相对缺乏而导致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思想观念落后等原因引起的相对贫困，可以称之为“发展型贫困”。前者主要发生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后者则在我国中、东部地区表现比较明显，突出地表现为：收入增加了，但是由于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一定时期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产业结构的局部调整、思想观念的滞后等原因导致生活指数下降，生活质量下降，使人们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
贫困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贫困，它还包括社会、环境、思想观念、消费结构等生活质量因素。因此全面把握贫困的意义应该要从三个层面来认识：①人均纯收入的“数字标准”（官方的）；②作为家庭财富象征的“物质指向”（民间社会的）；③人们心目中的“贫困认知观”。本文主要拟从后面两个层面来阐释生态环境与缓解贫困的相关性，自然地，这是一个来自民间观察的视角，为此，笔者认为，“参与式发展”的理念是该视角的最好切入点。
3、参与式发展：视角抑或方法
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看，参与的概念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的末期，在其后的20世纪50～60年代逐渐发展到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参与式的方式。此期间，“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是当时国际发展的主流思想。社区发展的框架主要支持在发展中国家的城乡社区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多动员和鼓励地方群众参与管理这些设施，同时，支持开发当地群众的能力，鼓励他们在社区事务中发挥作用。但是这些实践活动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或者说缓解当地群众的贫困现状，于是引起了20世纪70～80年代对这些实践活动的反思，人们最终认为，只有充分实现人民的自决、自立以及自身的最终解放才是解决贫困的根本措施。20世纪90年代以来，参与式发展的理念更趋于成熟和理性，成为当代国际发展领域最常用的概念及基本原则。
参与式发展的概念在理论上包括了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对弱势群体赋权；第二，强调在发展进程中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平等参与；第三，追求项目实施所产生“效率性”。而从具体的内容上来看，主要包含四个方面：⑴ 参与意味着发展对象在发展过程中的决策作用，他们不仅执行发展的活动，而且还具体参与决策的过程；⑵ 参与主要是指在特定社会状况下发展的受益群体对资源的控制和对制度的影响；⑶ 参与是政治经济权利向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进行调整的过程；⑷ 参与意味着在社会中建构社会角色相互平等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不仅意味着磋商，而且意味着社会角色的基本愿望和地方性知识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利用④。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参与式的含义在实践上发展成为“利益相关各方（Stakeholders）”共享资源，共享决策。由此可见，参与式发展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既是视角又是方法，因为它是发展实践更有效率，使“弱势群体”本身的发展能力得到培育与强化，从而从根本上实现自立、自强的愿望和目标。本文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参与观察移民群体的生产生活，跟他们进行深度的“个案访谈”，以此来审视普通民众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主位”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思考。对移民、少数民族、社会的边缘群体这类“弱势群体”的研究和关注，一直是人类学家擅长的研究领域，并且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从下往上的研究法（bottom-up study）”。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是重视研究对象的，特别是基层研究对象的意见，能从被研究者的实际情况出发，倾听他们的声音，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研究策略和政策实施办法。
二、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的生态环境与贫困状况调查
1、美姑县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与资源状况
⑴ 地理位置。美姑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东北部，大凉山黄茅埂西麓。东邻雷波县，西接越西县，南连昭觉县，北毗峨边彝族自治县，西北与甘洛县连界，东北同马边彝族自治县接壤。县境南北长94.8公里，东西宽46.4公里。全县辖8个区，1个镇，44个乡，291个村，1475个村民小组，有34276户，152024人，其中彝族146649人，占总人口的97.1%。这里是最为典型的彝族聚居县，彝族本土的传统宗教与民俗文化在这里保存得最为系统和完整，20世纪的30--40年代中国国内的学者就开始进入美姑进行实地调查，其中以林耀华先生及其所著的《凉山夷家》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姑逐渐成为中外学者考察研究凉山彝族的一个热点地区。
⑵ 生态环境。美姑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横断山脉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交汇处，属大凉山中山山原地貌，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境内以中山山体为主，沟壑纵横，河流深切，山川并列。地质构造属川滇南北构造，东沿部分的凉山褶断带，褶皱多，断裂次之，断层发育，褶皱背斜紧凑。东北部最高海拔4042米，东南部最低海拔640米，相对高差3402米。境内地貌基本类型有：阶地、台地、低山、低中山、中山、山原和高山原等。
美姑县大部分地域处于2000～2500米之间。境内属低纬度高原性气候，立体气候明显，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1.4℃，常年日照充足，年日照1790.7小时。雨量充足，年均降水量814.6毫米，但分布不均，北部多南部少。冬季长达135天，年均霜期125天。境内自然灾害频繁，主要有冰雹、暴风雨、泥石流、干旱、寒潮霜冻、低温等，由于山势陡峭、高差悬殊，河流谷窄幽深，落差较大，流俗湍急，洪枯水位变化明显，河面大大低于耕地，加之水利设施差，资源利益甚微，雨量集中，植被破坏严重，全县全年水土流失量达608吨。
⑶ 资源状况与产业结构。县域实辖面积2731.6平方公里，常耕地面积24.3万亩，农村人平占有耕地1.69亩。境内有大小河流159条，其中流域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7条，全县河流年径流量29亿立方米。林业资源比较丰富，全县森林覆盖率为34.5％，但是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北部，南部少，高山地区多，河谷地区少。林副产品主要有核桃、花椒、蜡虫、生漆、油桐、竹笋、天麻、虫草、贝母等。
产业结构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经济结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0％以上，粮食生产以大春粮食作物为主，播种面积占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95％。大春作物以玉米、洋芋、荞麦、燕麦为主，小春作物主要以小麦、大麦、豌豆、芫根为主。全县耕作多为一年一熟制，仅少数耕地为一年两熟制，复种指数极低，土地利用率低，主要原因是冬春干旱，热量不足，生产水平低下等。养殖业是除种植业以外的最大产业。全县天然草地面积152.66亩，占全县土地面积的37.26％，如果加上人工草地、地边、坡地和零星草地等，草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47.19％。全县主要养育美姑山羊、岩鹰鸡、牛、猪等禽类，到2002年底，四类牲畜存栏64.28万头，其中牛猪存栏达19.77万头；为市场提供活畜31.68万头（只），其中猪出栏16.47万头，牛出栏1.35万头，羊出栏13.86万头，还有92.67万只的活鸡出栏。养殖业成为美姑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2、美姑县的贫困现状与原因分析
1988年，美姑县被国务院列为全国“27个半”农牧区贫困县，当时农民人均纯收入100元，人均占有粮食仅200公斤。1992年人均纯收入200元，人均占有粮食仅600公斤，到2002年底，美姑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20元，其中人均纯收入低于1000元的有93246人，占全县人口的52.2％，人均纯收入在625元以下的就有3327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6％。由此可见美姑县贫困面之广，程度之深。
这些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全县的“二半山区”（当地人普遍把海拔在1800至2000米左右的山地地带叫做“二半山”）和高海拔地区等，而在低山河谷地带的贫困人口就比较少。贫困人口分布的区域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海拔高、气候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缺水严重；土地相对较少；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等。可见，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源于生态环境的恶劣而导致的“原生性贫困”，因此改变生存环境就成为首选之急。
3、来自两个村落的实地调查
峨曲古乡雷觉莫村和井叶特西乡采主村是笔者在2003年11月调查的两个村庄，前者位于高海拔高寒山区，后者属于中海拔贫困地区。这两个村庄尽管不是“移民新村”，但是都有少数人响应政府“退耕还林”的政策，从海拔较高的山上搬迁下来，他们跟村里的其他人一样，对政府的生态移民政策表现出既欢迎，又对未来产生迷惘的心态。下面是两个村庄的基本情况：
⑴ 峨曲古乡雷觉莫村。全乡有5个村，243户，999人，其中劳动力690人。雷觉莫村是一个纯彝族村庄，无村教学点，无村医疗点。全村通电，26户通电话，330人饮水困难，352头牲畜饮水困难。农民人均纯收入745.68元，其中人均纯收入1000元以下的823人。该村的收入在俄曲古乡的5个村庄中列第一位。雷觉莫村地处高海拔高寒山区，距离乡政府1公里左右。全村耕地面积882亩，全部为旱地，林地3155亩，规划退耕还林还草1458.18亩，已退耕还林还草797.78亩。
产业结构。1）、农业：农作物（玉米、洋芋、荞麦、大豆、芸豆）占全村总收入的32%；经济作物（花椒、核桃和少量水果）占全村总收入的0.09%、畜牧业（猪牛羊为主）占全村总收入的28.1%，其他(酒厂、商店、务工、运输等)占全村总收入的31%。2）、劳务输出：已输出劳动力97人，季节性外出务工161人打工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11%。
⑵ 井叶特西乡采主村。
全乡4个社，95户，445人，其中劳动力320人。采主村是一个纯彝族村庄，无村教学点，无村卫生所。各自然村之间不通公路，但是采主村1组离公路不到1公里，而且通电。全村有368人饮水困难，575头牲畜饮水困难。农民年人均纯收入512.07元，其中人均纯收入1000元以下的380人。该村的收入在井叶特西乡的11个村庄中列第10位。采主村地处高海拔高寒山区，距离乡政府3公里左右。耕地面积191亩，全部为旱地，林地3882亩，可利用草地1800亩，规划退耕还林还草853亩，已退耕还林还草853亩。
产业结构。1）、农业：农作物（以洋芋、燕麦、荞麦为主），占全村总收入的11.8%；畜牧业（以猪、羊为主），占全村总收入的88.2%,其中养猪占全村总收入的45.9%，养羊占全村总收入的35.3%。2）、该村目前没有输出的劳动力，季节性打工30人左右。
三、生态移民的“地方话语”：民间智慧与地方性知识
1、毕摩的“咒语” 与国家的政策
由于地理、历史、文化、语言、社会、传统等诸多方面的特殊因素，美姑一直被视为“义诺”彝区的腹地，尤其是因为这一带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毕摩和世传的毕摩家支，美姑也因此被誉为“毕摩的故乡”。毕摩是彝族传统社会中掌管文化的神职人员，职能涉及宗教、医学、天文、文学等广泛的文化领域。建国以后，尽管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雨，毕摩仍然活跃在彝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为了祈祷一年的平安吉祥，普通彝族农民家庭一年要在春、夏、秋三季聘请毕摩为其做法事三次。家中有老人去世，还要举行更大规模的送灵仪式。据统计，截至2002年，美姑县大约有8000名毕摩，其人数之众居全国之首。
彝族的毕摩多由男性白彝担任，掌管文书和主持祭祀仪式，多系世承家学，也有拜师学业者。毕摩一般不脱离生产，家庭经济来源多从为人做“法事”中索取报酬，比一般农户富裕，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较高的威望。毕摩识古彝文，通晓经书、唱念经文、画符念咒、占卜吉凶、主持安灵牌、超度送灵、禳灾、驱鬼、祈福、招魂、合婚、咒人、算命、选择吉日、神明判决等活动，有的毕摩还懂得律历、地理、伦理、医药、谱牒、神话方面的典籍。毕摩被誉为彝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每个有彝族居住的村庄就有毕摩，在纯彝族的村庄中每个组都有毕摩。
毕摩对村庄生活的影响是十分深厚的。峨曲古乡一位乡干部说，彝族村民过完年后每家就开始做毕摩，平时有点小病大灾，或者一点小事，比如下山突然遇到一块石头落下，尽管没有扎到自己，只是被吓了一下，也要请毕摩来做法事。做一次毕摩法事至少要花费近千元，杀一头羊要三四百，给毕摩的现金五十多元，还要给他一些物品，所杀羊的羊皮也要给毕摩，有的法事做一天，有的要两三天，这是迷信，但是老百姓很信，没有办法，他们再穷，也愿意花这个钱。
畜牧业在彝族传统生产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畜类以牛、马、山羊、绵羊和猪为主，各类牲畜不圈养，习惯敞养，放于山坡和草坪上。牧人多为老人或小孩，在盛夏，“二半山”以下的牧民多赶着羊群上高山草场放牧消夏，也有以代养的方式委托高山农户代为放牧的。最近几年，政府要求农户采取圈养的方式以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不过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放养模式，农户很难接受圈养的方式。但是，峨曲古乡的一位文化专干“略施小计”就解决了这个难题：请毕摩作法。他说，我建议请一位毕摩在林子边作法，把场面搞得很热烈，全村的人都知道，那天也有不少人去看，完了就通过毕摩告诉村民，这片树林有“山神”护佑，不能“侵犯”，不但人不能上去砍伐林木，而且连山羊也不能上去，否则就会给家庭带来祸害。此后至今，那片林木一直是“人畜无犯”。凡是了解彝族文化的人都应该知道，彝族人认为，林木密集的地方是神灵居住和活动的场所，神圣不可侵犯，而“通灵者”就是毕摩。这个例子说明，地方性的“小知识”完全可以用来干“大事情”的。
2、政府的“规划” 与百姓的选择
我国退耕还林政策指出：水土流失严重的；沙化、盐碱化、石漠化严重的；生态地位重要、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耕地应该纳入退耕还林规划，其中江河源头及其两侧、湖库周围的陡坡耕地以及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严重等生态地位重要区域的耕地，应当在退耕还林规划中优先安排。⑤
美姑县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退耕还林的重要区域。退耕还林政策对美姑县的影响主要有：一是项目区25°以上的坡耕地面积大，如果严格执行退耕还林政策（25°以上的坡耕地进行退耕还林），县内的耕地就会大大减少，粮食产量将会受到极大影响，当地政府把退耕还林标准放宽到了30°以上的坡耕地。
二是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粮食和现金补助的兑现，促进了解决项目区民众温饱。四川省退耕还林政策指出，国家按照核定的退耕还林实际面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补助费和生活补助费。粮食和现金补助标准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粮食（原粮）150公斤；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现金20元。粮食和现金补助年限，还草补助按2年计算；还经济林补助按5年计算；还生态林补助暂按8年计算。美姑县井叶特西乡乡长指出，前几年，本乡有很大一部分农户到每年的二三月份就开始断粮，2001年退耕还林的实施，农户吃饭基本不成问题。退耕还林之前本乡人均耕地面积达到3.8亩，目前人均耕地1亩多。现在全乡吃不饱饭的大概还有1000多人，主要原因是人多地少，没有退耕还林或是参与土地少。
但是，一般老百姓对国家的政策有自己的“看法”。峨曲古乡雷觉莫村的村民勒格伍来(音译)是典型的“生态移民”，2001年从“二半山”迁下来的。笔者跟他做了详细的交谈。
问：你们家现在的生活怎样？
答：我家现在有2亩地，退耕还林6亩，每年每亩地国家补助270斤粮食，大米一半和小麦一半，还有每亩20元现金补贴，一共补助8年。现在吃饭不成问题了，每年的粮食还有剩余，我就拿来加工后喂养牲口。
问：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了？
答：如果说吃饭穿衣，可以这样说。以前每年要断粮三四个月，现在都有剩余了。现在的问题是将来怎么办？只出不进，很快就会吃光的。找不到好的门路赚钱，这里的条件这么差，前几年政府号召种干果类，我们大家都种了，结果价钱太低，都亏本了。
问：你们自己当时也想种吗？
答：政府号召的，不种行吗？！再说我们也不知道干什么好，想想政府肯定不会害我们大家的，亏本也不能全怪政府，只怪运气不好。
问：你们自己当时想干什么？
答：我自己想养牛羊，想贷款办一个养渔场，销路肯定好。我们这里70％的村民想发展养殖业。政府提倡圈养，退耕还林的土地多，乐山、峨眉山等地的人都到这里买牛羊，市场不怕。就是没有钱，又贷不到款，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问：政府不支持你们发展养殖业吗？
答：也是支持，但是怕我们还是上山放养。曾经有补助我们建羊圈，说是要保护生态环境，好是好，就是投劳太大，要有专门的人来看管羊。
问：你们，或者说政府有没有想出其他的好项目？
答：我们自己怕看不准。政府有号召我们养猪的、种傈子的、种药材的，现在我们种烟叶也是政府号召的，但是据说政策可能有变，烟叶产业不支持了。如果不种的话，我们就全完了。可以说，全村村民的家庭经济收入基本上是靠烟叶的。
问：那现在怎么办？
答：出到外面打工。本村初中生高中生应该到外面打工，在家待着富裕不来，光靠土地富裕不起来，不认识字的在家喂猪喂牛羊。
问：将来怎么办呢？
答：不知道。我们也只是干着急，这几年生活没有问题，过了这几年后，到时候国家没有给补助了，就不知道咋办。但总不至于看到我们饿死吧。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如果我们了解当地的实质情况，就不难理解村民的这种无助与困惑。
彝族以粮食为主的种植业，是彝族保障温饱的产业。主要种类有玉米、洋芋、荞麦等，极少彝族有种水稻，耕作技术简单，一般浅耕粗种，缺乏水利设施，多为“靠天吃饭”，许多彝族村民因此而吃不饱饭。退耕还林措施实施后，许多彝族村民获得了国家补助的粮食和现金，明显缓解了彝族地区缺粮局面。
彝族具有饲养牲畜的传统，牲畜为视为彝族最重要的家庭财产。但是彝族养殖牲畜传统上采用放养的方式，对生态环境存在潜在的破坏，事实上许多彝族村庄的生态环境已经表现出脆弱的迹象。大规模的发展养殖业势必需要改放养为圈养，但是圈养的话还要建畜圈，一般来说，建一个12平米的羊圈要500块左右，还需要种草养畜等等，所需花费的时间、本钱和精力大大超过了原来的投入，调查中发现，政府官员不否认现在如果要求农民圈养的话，他们还会找机会放养的，仍然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孩子是彝族家庭重要的劳动力，彝族放养牲畜的劳动主要由老人和孩子来承担，孩子一年四季在林中的采集所得都是彝族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以至出现彝族家庭让孩子辍学帮家里放牲畜、干农活的情况。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生态移民的生活重建基本上是建立在改变他们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比如，号召发展养殖业，目的是要促使牛羊等牲畜的商品化，这对传统的“自养自吃”的消费观念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彝族村民养殖的猪、牛、羊一般都是自己消费，很少拿到市场上出售，商品率较低，他们的消费很大，过年过节要杀牛羊，亲戚朋友的婚丧嫁娶要送牛羊，毕摩“作法”要杀牛羊，有远方的客人来也要杀牛羊，以表示好客和热情等等，造成百姓商品交换的意识较弱。美姑县的县长说，现在还有的彝族村民连卖鸡卖蛋都不敢，到了集市，把鸡揣在“察尔瓦”（彝族男女的一种外用长褂子，一般用羊毛制成）里卖，鸡屁股对着人表示不卖，鸡头朝人则表示肯卖。
商品意识的薄弱还表现在彝族对钱的观念上，美姑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对本县的无偿扶贫力度一直很大，百姓习惯了“救济式”的扶贫，缺乏贷款还款的观念。美姑项目办在实施外资“救世军项目”的过程中，就采取了实物放贷还贷的方式，也就是说，贷2只羊还3只羊，就受到了农户的普遍欢迎。
3、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
① 村民的贫困认知观
峨曲古乡雷觉莫村的村民认为：
● 家里有10头牛以上，20只羊以上，5－6头大猪就是富裕的人家，村里有5户人家已经达到这种水平，要达到这种标准至少要有2万元的家产。这几年户人家主要是做木材生意，办酒厂，读过书，懂得养猪牛羊来卖。
● 村中借钱的人多，向信用社借钱很难，多是向亲戚朋友借。
● 今年遭受洪灾，主要是借钱修房子。
● 很少出门打工，出去了也找不到工作，连路费也找不到，还欠钱。
井叶特西乡采主村村民认为：
● 只有二三十人在外打工。
● 1个组通公路。
● 1个组通电。
● 有十七八户吃不饱饭。
● 有8户人家种庄稼的肥料都买不起，每年的2月或是5月就没有粮食了。
● 4社是最差的社，公路不通，庄稼种不起，冬天草场干枯，牲畜没有草吃。
● 1社是最好的社，离公路不远，村民可以种莲花白、养猪羊来卖。
● 家里穷赶场都很少去，婆娘几乎就没有去过。
② 为啥贫困
峨曲古乡雷觉莫村的村民认为：
● 没有工厂厂矿。
● 钱很难找，打工一天只有十几元钱，还不一定赚得到。
● 没有读过书，文化素质低。
● 粮食不够吃，没有猪牛羊。
● 自然条件恶劣，不是水灾就是旱灾。
井叶特西乡采主村村民认为：
● 不通路。
● 没有文化、素质低。
● 土地少，退耕还林的土地少，●粮食不够吃。
● 山高寒冷。
● 贷款贷不到。
③ 村民的建议：
● 改善村庄基础实施。村民们对村庄落后的道路、饮水、灌溉、电力等基础设施感受至深，每个调查村庄的村民都表示，村庄基础设施的落后是造成本村贫困的关键原因，要帮助村民改善村庄的基础设施，村民们没有钱，但是大家可以出劳出力。
● 改善村庄教育环境。很大一部分的村民都认识到了孩子念书的重要性，许多村民反映孩子上学路程远（上学的时间和路上的时间差不多），到寄宿学校念书费用太高或是孩子太小不放心，没有钱给孩子念书等等问题。每个村庄都有村民建议项目应该改善村庄的教育条件。村民的建议包括增设或是恢复村庄教学点，减免学费，改善学校的教学环境，保证教师数量和质量等。
● 生产性项目的选择。农户建议政府要多支持村民从事“短、频、快”的生产性项目。不过，这些建议主要是基于各自的家庭发展规划，每个村民对自家的发展都有各自的规划，而不一定与政府规划的项目相一致。按照参与式扶贫的程序，在制定详细的村级规划的过程中，政府应该要广泛收集这些意见，经由科学论证，再与农户讨论最终确定所要实施的项目。
● 赋予“选择权”。生活重建过程中，要实施具体的项目安排，要本着“先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程序，要赋予群众充分的“选择权”。
四、余论与探讨
1、参与式发展理念下的缓解贫困：困境与策略
采取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扶贫方式，与以往的自上而下的扶贫项目有很大区别，有助于广泛的征求农户的意愿，提高项目的成功率，从而改善移民的生活重建机制，但是如何实现上下结合，推行真正的参与式扶贫，仍然要面临诸多的困境：
① 农户个体需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每个县都有县域经济的发展规划，村民各自的生活重建理想如果能与本县县域经济的总体发展规划相结合，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生活重建项目的效益，但是，实际上许多农户的发展意愿与政府的发展规划有出入，有时甚至出现农户不接受政府发展规划中提及的项目。面对这种情况，主要措施是加大对农户的宣传。
② 如何面对分散的农户。参与式扶贫开展后，政府要面对的是千家万户的农户，这就使得政府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大大增强。对此的建议是要充分重视乡政府、村支两委项目管理机构的作用，以及传统的社会组织，如“家支制度”等，并考虑组织产业协会、技术协会等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③实践“一次定规划，分期实施”的模式。这种模式要求村民参与，制定详细的村级发展规划。“参与式”村级规划的制定工作要求很细致，也造成了项目规划不够灵活的弊端，致使今后项目难以到户或是效果不好，多需要调整。建议项目规划制定的过程中，应该制定较为模糊规划，以方便根据情况进行调整，同时也减少了有关政府部门的工作量。
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长期得到国家优惠的民族政策和无偿的扶贫投入，但是贫困问题仍然突出。笔者认为，除了少数民族聚居区起点低、基础差、生存条件恶劣等等因素外，问题的关键在于其发展的内源不足，体现为一种原生性的贫困――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观念意识等等方面均与贫困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2、“文化生态”与贫困的依赖性
近些年来，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取向，一是把文化看成是一个认知分类系统，或曰文化地图，它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之中，并通过象征性的编码符号来传播的。个人认知地图中的大量重叠部分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文化；二是把文化看作是一套生存的适应策略，它通常与特定的可欲的资源环境和外在压力相联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生态方法⑥。像美国人类学家史徒华（又译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就认为，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产物，它包括劳动方式、人口结构、社会关系、活动技术、环境资源等组成要素⑦。这其中尤以劳动方式和社会关系为根本的基础。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 ?Harris）也基本上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劳动方式和社会关系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一般是人口结构、社会关系、环境资源等的连接点，特别是容易直接受自然环境影响的简单社会，大都在生产方式上汇集着与食物获取及与消费有关的社会、文化特性⑧。
人类文化生态的适应是人类以其生产技术开发环境资源以谋社会生活的过程。显然，在这里的文化充当了人和自然的“媒介物”。文化人类学上所谓的文化，一般指的是某人群共同体“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的文化⑨。质言之，它是人类在谋求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通过上述所言的“文化手段”，内化为对各种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心理反映，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所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产生顽强的惯性，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成果，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活动，不同民族的生活模式造就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模式。这些民族文化模式又反过来影响甚至制约和规范着民族生活模式。“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本民族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整套适应系统，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最佳适应选择”⑽。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被牢固地保留下来，形成长久不变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在这种文化个性中很难从其内部自行生成出一种创新的因子，于是，便形成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依赖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文化依赖性是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研究美国和墨西哥的都市社会时，发现了社会发展中的文化依赖性问题，并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认为，贫困不单是经济上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生活在贫困状态下的人群所拥有的一套价值观、规范和行为模式的整合体系。 “贫困文化”的形成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一旦形成，便会通过社会化的过程代代相传，使整个社会处于对“贫困文化”的依赖性，从而阻碍社会的演化⑾。当然，这里的文化单指的是精神层面的，但这与我们上述所言的文化适应并不矛盾，相反，它给我们有更深一步的启示，那就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适应的结果，它具有体系性、结构性和相对的稳定性，社会文化的任何结构性变迁都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互动系统。认识到这点，对我们的实际工作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尤其在目前的西部大开发和反贫困战略中，单击一点而不及其余，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必须要认识整个的文化体系，制定短期和长期的战略，由表及里地打破对“贫困文化”的依赖性，促进社会文化的变迁。
注 释：
本文的实地调查（2003年11月）得到四川省凉山美姑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调查过程中，中山大学杨小柳博士与笔者的合作和讨论，激发了本文的思路，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的直接指导，在此一一表示谢意，当然，尤其要感谢的是两个调查点村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但是本文的文责完全由本人承担。又，本文于2004年7月30―31日在北京召开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和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生态移民：实践与经验国际研讨会”上交流，得到与会同仁的诸多指点，在此深表谢意。
① 东方网2003年3月9日：“关注西部大开发，中国700万贫困人口要迁移”。
② 迈克尔·M·塞尼《移民与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第87页，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③ 迈克尔·M·塞尼《移民与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第53页，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④ 李小云 著《参与式发展概论》，第2页，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耕还林条例》，2003年1月20日实行。
⑥ Edwin Eames and Judith Goode：“The Culture of Poverty: A Misapplication of Anthropology to Contemporary Issues”, George Gmelch & Walter P.Zenner, edited URBAN LIFE: Readings in Urb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P276。
⑦ 史徒华 著 张恭启 译《文化变迁的理论》，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⑧ [美]马文·哈里斯 著 张海洋、王曼萍 译《文化唯物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
⑨ [英]爱德华·泰勒 著《原始文化》，第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⑽ 徐平 著《羌村社会》，第2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⑾ Oscar Lewis：“The Culture of Poverty”, George Gmelch & Walter P.Zenner, edited URBAN LIFE: Readings in Urb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PP263―272。
作者简介：
刘朝晖，湖南衡阳人，人类学博士，讲师职称，现供职于福建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主要研究领域：都市人类学、农村与农村问题、人权和社会评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