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和成果。同时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既是人类社会文化继承、发展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又是民族文化的凝聚体，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我们谈到文字，往往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种辅助性的交际工具，而对其文化属性的理解不够深入，因此，也就难以对文字进行深入而全面、正确的认识。彝族文字，作为一种自源文字体系，千百年来一脉相承，显示出它独特而顽强的生命力。彝族文字的产生是彝族人民，也是各民族人民在历史上创造的重要文化成果，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一、彝文的产生和发展
彝文，彝语自称Su Na “书眼”，即文字。明请以来的汉文史料称为“爨文”、“爨字”、“韪书”、“倮文”、“罗罗文”、“夷字”等。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彝文多为毕摩所掌握，故在汉文史书上也称为“毕摩文”、“西波文”等带有贬义或歧视色彩的名称。解放以后，随着民族族称的规范和我国民族平等、语言文字平等政策的贯彻落实，现已把彝族固有的文字统称为彝族文字，简称为彝文。
关于彝文产生的问题，彝学专家有不同的看法：有彝文起源于宗教之说；有天神传授彝文之说；有起源于大自然启示的摹仿之说；有社会需要创造彝文之说；有劳动人民创造彝文之说；有英雄创造彝文之说等。
关于彝文产生的年代，有说彝文产生至今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有说大约与仰韶文化同期；有说产生于先秦时期；有说产生于汉代或更早一些；有说产生于唐代；有说创始于唐而集大成于明代。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学术界大都能够接受的是，彝文产生于汉代或更早一些的观点。
（一）民众创造文字说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群众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讲到文字的产生，一般来说，文字是人民大众创造的。可是，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最初都只是由少数专门人员所掌握，文字能够通行于人民大众是很晚以后的事情，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有的文字始终没有走入社会和人民大众的生活。说文字是群众创造的，实际上也只创造了文字的素材（各种符号和图形），把这些符号和图形与语言结合起来，成为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那只是少数或个人的发明创造。各种符号和图形是世世代代人们逐步认识和积累起来的，当然是群众智慧的结晶。但符号和图形用来表音，总是先有少数人或个人的试行和提倡，总不能大家一起动手。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象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一个发明问题。首先应用表音方法的人，也就是文字的发明者。每个有文字的民族，都有自己象‘仓颉’那样的创造者。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留下真实可靠的姓名。如汉字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事件。中国古代传说，“古者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把汉字的创制视为一件感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东汉学者王充也认为汉字的创制是光照日月、功盖天地的宏业：“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①王充：《论衡?感虚篇》）可见，中国人很早就已认识到文字的历史文化价值了。
（二）毕摩创造文字说
彝文的产生和发展也经历了从刻木记事――图画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等过程。最初把图形和符号整理为彝族文字系统，并用来书写文献的人，是彝族的毕摩阶层，因此，我们认为毕摩是彝文的创造者。各地彝族传说中创造或找到文字的人名字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毕摩。毕摩是彝文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彝文使用者和彝族文化的传播者。毕摩的职业多为家传，彝族谚语说：“毕摩经书祖传给子孙，父传给儿子；诗词由祖宗嚼进子孙的嘴里，父亲嚼进儿子的嘴里”。“工匠的儿子有学工匠的义务，毕摩的儿子有学毕摩的义务。”所以，世代相传是毕摩传承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有拜师学习毕摩的。但是，彝文和彝文经书始终是在毕摩的父子相传和师徒传授的过程中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说毕摩是彝文的创造者，是毕摩把最初的图形和符号整理成彝族文字系统，并用来记录或书写文献的人。
（三）彝文起源于5000年之说
持此论者是陈英和丁椿寿二位先生。在这个方面，陈英在他的《彝族的起源和发展》（贵州日报1982年6月14日、6月28日、7月12日的《贵州民族史话》专栏中，结合彝族的起源问题对彝文的来源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四）古彝文有近9000年的历史，是西方文字的始祖之说
这是最近几年来所提出的最新论点，提出之后，引起了学术界和有关专家的极大关注。此论者为湖南省株州工学院考古学专家刘志一教授。
刘志一在他的《彝文，汉文源头，西文始祖》在（贵州民族报1991年12月16日）的文章中提出：“古彝文有近9000年的历史，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的理论。这个论据是他在近几年来所出土并且已经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和古彝文字资料，以及它们之间的时间顺序和空间传播，还有古文字的原始使用方式和原始民族语言、原始思维特征等诸多方面的严肃考证之后所得出的结果。文章指出：“大家知道，自从西安半坡刻划符号出土并公布之后，已有部分彝族学者和汉族彝学研究专家指出，彝文与半坡刻划符号有同源关系，并将古彝文的诞生时间上推至距今68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半坡时期。但不久之后，距今7400多年前的甘肃省泰安县大地湾遗址彩绘符号、距今7800年前左右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龟甲刻符和柄形石饰刻划符号、距今8200多年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石饰刻划符号出土并公布。这些古文字材料都可以用古彝文释读。特别是贾湖遗址的柄形石蚀上的四个刻划符号“荒野孤魂”，与云南省石林县古彝文完全相同；彭头山遗址的石蚀刻符“尼”与彝族古籍所载，彝族先民“尼能氏”的活动时间基本吻合。充分说明古彝文和它们的渊源关系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把古彝文的创始时间上溯到9000年前”。
另外，文章还进一步提出了古彝文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彝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彝文与汉文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彝文的创始问题，在彝族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例如，在四川凉山的传说彝文是由呗阿苏拉吉从洛龙歌布曲乌那里学来的；云南禄劝、武定和新平的传说，认为伯博伯梗根据鸟兽足迹和事物的形象创造了彝文；石林、弥勒等县的传说是阿山牧人为统计牛羊的数目和牧场的块数在石头上刻划了许多符号，在此基楚上逐渐发展成彝文；在贵州彝区的传说则古代有三位聪明的吉禄老人，从刻画六种家禽和六种野兽的形象开始，在树上记年，石上记月，形成十二地支的符号，后来逐渐发展成彝文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彝文产生的历史年代虽然久远，但目前仍然缺乏远古、上古和中古的文字资料及足够的科学依据，不能简单地或单方面的研究结果断言彩陶刻符就是古彝文，或者是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当然，在这些五彩斑斓的彩陶刻划符号中，有很多种符号确实可以用古彝文辨认、释读，这是事实。我们说它就是彝文，那至少还需要其它研究成果加于旁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说彩陶刻划符号是中国古文字的始祖，是汉古文字、古彝文或其他民族古文字的原始阶段，以此推论为彝汉文是否同源是说得过去的。
总之，彝文是广大彝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初创到完善，这样慢慢约定俗成的；是彝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彝族文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沿着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已经形成了表意文字体系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字。它的独特造字法和结构方式，不仅说明它是我国比较成熟的古老民族文字，而且说明在彝族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文化兴盛时期。
（五）彝族原始宗教与彝族文字的关系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人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面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时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因而祈求某种超越的力量（指超自然或实体，包括上帝、天神、鬼灵等），作为命运的依托和归宿，并对其产生敬畏和崇拜的思想情感。
彝族文字的创制和其它民族文字的初创一样，通常与原始宗教有着不解之缘。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在封闭的自然经济生活环境中，社会经济活动较为简单，人与人之间异地或隔代传递信息的需要并不迫切，相反，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自然的力量还十分强大，人与自然力的化身（各种神灵）之间的沟通十分重要。人们不仅通过语言向神灵表达愿望和要求，同时也迫切地需要用其他的符号形式与神灵世界进行各种交流。因此，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与神灵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通常是创制文字的第一需要。
如我国最早的文字之一――甲骨文。流行于殷商中后期（大约为公元前14世纪至12世纪，计270余年），流风及于西周初年。甲骨文是用青铜刀或碧玉刀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由于殷商统治者崇尚迷信、神灵，每临事则占卜以问吉凶，并把占卜的内容和应验的结果都刻在龟甲或兽骨上，因此甲骨文又称为卜辞。殷商时贞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的人，他们主持占卜仪式，解释占卜结果，并记录仪式进行及占卜结果之情况。我国的水族文字（属于受汉字或汉字系文字），也主要占卜。彝文、纳西东巴文主要用于书写经书（包括占卜、文学）；藏文、老傣文主要用来书写佛教经典。因此在宗教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文字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了文字，宗教才能形成自己的经典，促进宗教观念及理论体系的统一、发展和传播。对于世界上影响较大的几种宗教来说，更是如此。很显然，单凭口耳相传，世界性的这些大宗教或许不可能形成自己宏大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世界性影响的宗教。相反，一种文字的发展和传播在很多情况下又依赖于宗教，如拉丁字母之于天主教，斯拉夫字母之于东正教，印度字母之于佛教，阿拉伯字母之于伊斯兰教。因此，在世界文字史上，有“文字跟着宗教走”的说法，大概 指的就是文字传播对宗教的依赖关系。
毕摩产生于彝族的原始宗教，是原始宗教的祭师。毕摩同彝文、彝文典籍的产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写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上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个例子的。”“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据《易经》的作者所推断，‘上古结绳而治’，则连结绳就已是治人者的东西。待到落在巫史手里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酋长之下，万民之上的人。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者。至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限于资格，他不配。而且连书籍也看不见。因为，文字是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
鲁迅的这些论述，似乎同彝族文字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毕摩的社会职能作用、地位演变等情况，大体上是相符合的。彝文和彝文典籍的地位高了，掌握彝文的毕摩的社会地位也就随着提高了，可他们仅仅只是在“兹摩”（部落头人或部族头人）之下，位于奴隶、百姓、工匠之上。而且他们还享有很多特权。比如在公众的场合，“兹摩”来了，毕摩可以不起身让座，如果毕摩起身了，反而会使“兹摩”有失体面。俗话说：“调解人的知识上百，兹摩的知识上千，毕摩的知识无数计。”
毕摩一词见于汉文史志的记载，最早是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他在《南中志》中说到：“夷中有杰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喻事物，谓之夷经。”所说的“耆老”，很可能就是早期的毕摩。此后，元人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说：罗罗男巫，“号曰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缺，事无巨细，皆决之。”可见，毕摩出现的年代较早，到了元代其地位已经很巩固，成为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了。
据有关史料记载，彝文的使用和推广，首数贵州水西地区的彝族。即贵州省西北部，古称罗甸国，其政治中心即王国首府长期在白咋戈，即现在的大方县县城。元代以后，罗甸国取消，其首领被元王朝封为宣抚使，明以后改顺元宣抚使为贵州宣抚司，继而又改称为宣慰司，衙门设在贵州，安氏家族则仍在水西称王。据《大定县志》卷五《水西安氏本末（下）》所载：“安氏自汉后主建兴三年至康熙三十七年，凡千四百七十四年，世长水西。其受命于中朝，为蛮长、为罗甸王、为姚州刺史、为顺元宣抚使，为贵州宣慰使、为水西宣慰使，号凡六更。”水西留下的彝文遗存极为丰富，有金石铭刻，亦有彝文典籍。金石铭刻：有明成化二十年铸造（公元一四八五年）的水西铜钟，钟上有彝、汉两种文字对照的铭文；石刻有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一五四六年）刻制的《新修千岁衢碑记》和《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两块碑都有彝、汉对照的碑文，《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彝文长达1922个字，详细地记叙了罗甸水西彝族的历史和人文风情。著名的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就出自水西，据说是由古罗甸热卧土目家的一位慕史（歌师）编纂，姓氏已不可考。这部彝文巨著共分二十六卷，四百多个标题，彝文三十七万余字，是一部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西南彝族历史的古书，它表达了彝族先民关于清浊二气而生的哲学基本观点，同时也反映了彝族及有关部族的古代社会面貌，具体记述了西南地区彝族各主要分支的世系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源流。如果彝文没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丰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巨著来的。
二、彝文文献的形成与发展
彝文古籍的产生和形成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古籍的形成是在文字产生并定型之后的事情。
彝文古籍的形成问题，既有彝文书面记载，又有民间各种传说，但由于缺乏远古、上古、中古的资料帮助旁证，因此还不能确切地说明其由来。彝文古籍的形成也同样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完善过程。早期的彝文古籍主要是由彝族毕摩掌握并使用，“毕摩”是彝族祭师和彝文的主要拥有者和传播者。毕摩产生于彝族的原始宗教，是原始宗教的祭师。毕摩同彝文、彝文典籍的产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在古代的彝族社会里，精神和物质浑然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熔为一体，酋长既是整个民族的统治者，又是祭师。如彝族先民组成的‘罗甸国’，又称‘鬼主国’，有史料记载：“夷俗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故其酋长都是鬼主”。唐代樊绰在《蛮书》中对“鬼主”论述：“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除了贵州彝区“鬼主国”时期外，云南、四川彝区也有过漫长的“兹摩毕”的统治。“兹”即“君、君子”，在此统治期的阶层中还有“摩和毕”。“毕”即“毕摩”。这就是说彝族社会曾经历了由君长与毕摩联合组织统治集团的时期。由于有了诸如“鬼主国”、“兹摩毕”类似政治上相对统一的历史时期，所以才出现了彝文文献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这一阶段是彝文古籍发展的重要时期。
毕摩对彝文及彝文文献发展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和贡献，在“兹摩毕”制度时期，毕摩作为彝族社会的统治者（之一），他们利用特殊的身份极大地推动了彝文的传播和文献的发展。后来，毕摩从统治地位中分离出来以后，主要从事祭师职业，但不脱离农业生产，对推动彝文古籍的发展又一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上述所说，彝文古籍的产生与彝族毕摩或与宗教有着密切联系，文献的传播主要以宗教活动为载体，当时的使用范围也主要集中于以宗教这样一个特定的领域中，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彝族文字、文献的发展不是说完全依靠宗教的形式发展的，而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带有宗教性质，或在某种程度上从事宗教性质为从业的彝族毕摩起到了重要作用，彝文普遍运用于彝族社会生活当中是稍晚一点的事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文、彝文文献那就不能说是毕摩的“专利”了，而应该是全彝族人民共同的了。我们用传统分类法将彝文文献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彝族毕摩用于宗教方面的“毕摩特依”，即毕摩经书；另一类是“整整特依”，即大众文献。我们从目前所掌握的或收藏在各大图书馆、博物馆的文献情况来看，毕摩经书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因此，毕摩对彝文即文献的传播和发展所作的贡献是不能低估和怀疑的。
但是，彝族毕摩的作用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们始终没有从“宗教”的特殊领域中脱离出来，甚至没有向更广泛的世界拓展他们智慧和才华，只是为了顺应历史的潮流发展了下来。在后来的彝族社会发展中，又出现了在“毕摩文化”的基础上转向文学与历史方向发展的特殊文化工作者――慕史。慕史的身份相当于歌师的性质，其中有一部分慕史不一定懂彝文，但高级慕史必须懂彝文，而且对毕摩文献和相关文化有所研究。慕史的出现又将彝文古籍再一次推向了高峰。慕史撰写的古籍以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医学、天文等学科内容划分，而且彝文古籍所记载的时间和内容层次都很清楚，逻辑性大大加强了。彝文古籍的篇幅也长了，甚至出现了象《西南彝志》、《查姆》、《阿诗玛》、《玛木特衣》等大型长篇巨著，大大地增强和丰富了彝文文献的内容和可读性。
一种文字的发展和完善只有走向社会、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生存和发展，才有生命力；才会形成本民族的文献体系。彝族文字及其彝文古籍随着社会的发展从早期的毕摩、统治阶层、慕史等少部分掌握使用，后来才逐步向彝族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扩展，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彝文已经在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应用。如政府或官方颁布的公告、匾额，民间普遍使用的家谱、灵位牌、契约、记帐、书信、对联、配画书法等。从而大大地扩展了彝文古籍的内容，同时也推进了彝文的发展。
三、彝族文字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典籍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是语言书面化的体现者和传播文化的载体。古老的彝族文字，作为一种独立发展起来的自源文字体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记载了大量的丰富的典籍文献。以彝族毕摩卜辞、金石铭刻为发端，到凤氏土司刻板印刷的《尼木苏》彝文书；从普通百姓使用的彝文契约到政府官方的公告、布告等，彝族文字记录了千百年来的世间沧桑。经史子集，汗牛充栋，我们从上述大量的材料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彝族先民用彝文写下了数以万计的古籍文献；谱写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我们用事实说明如下：
（一）金石铭文
如云南弥勒县盘江东侧老虎山岩画（1982年发现）岩画组合图中有14个彝文和盘江东侧金子洞岩画图中有5个彝文；贵州威宁战国“矣诺”铜制印文；贵州赫章县西汉铜铸擂钵上有5个彝文，意为“永传祖祠手碓”（擂钵）；云南昭通西汉铜制“螳琅山统辖手印”（1988年发现于昭通市旧货摊）；云南个旧汉代铜凉壶足图铭文，意为“水器”；四川叙永天台山彝文“天根基（天梯）三字摩崖，镌于元末；明代彝文石刻，云南禄劝县《镌字崖》，上面刻有彝汉两种文字，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的石刻，马学良先生在他的《倮文作斋经译注》序言中，把云南武定一带称之为“云南迤东倮族文化最高之区”；贵州省大方县安氏土司彝汉文对照的《千岁衢碑记》，镌于嘉靖丙午年（1546年）；在贵州大方县发现的明代铜钟，钟面铸有彝汉两种文字，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这是迄今发现的彝族历史文物中唯一大型的钟铭实物；贵州大方县《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碑上刻有彝汉两种文字，彝文1922个。石桥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桥碑记述了明代以前水西彝族统治家族的历史和建桥经过以及落成后石桥的效用情况；《妥阿哲纪功碑》，原碑被弃置于大方县响水区青山彝族乡的一河边，因年代久远，仅剩全碑左下部一截，共有174个彝文。据《贵州名胜古迹概说》载：“相传为蜀汉时济火所立。碑上有建兴年号”。又据彝文文献《西南彝志》载：“妥阿哲之世，孔明子先生来临，出兵南征，祖先妥阿哲，率兵随汉王，背军粮给他们吃，紧紧跟随”。汉王帝说：“妥阿哲为人，真是位忠臣，爵禄和顶子，给予妥阿哲”。妥阿哲乃彝族六祖默部始祖慕齐齐第25代孙，即汉文史书所载佐诸葛武侯南征的济火。这是一幅迄今发现用彝文錾刻记事的年代最长的实物。其他还有《拦龙桥碑记》、《长寿桥碑记》、《祖原碑》等共20余个碑刻。
在云南省弥勒县西南方，地处崇山峻岭中的独家村发现了一面较大的配有彝文的岩画，据初步考证，弥勒独家村岩画产生于随唐时期。它的发现不仅是滇南彝族古代绘画的艺术代表，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对于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典籍
现存的彝文经典有木刻和手抄两种版本。比如，大家熟知的流传在贵州地区的著名彝文经典《爨文丛刻》、《西南彝志》、《彝族流源》、《宇宙人文论》、《彝族诗文论》等；流传在云南彝族地区的有《查姆》、《劝善经》、《阿诗玛》、《尼苏夺节》、《尼租谱系》等；还有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初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雨龙乡发掘了一部明嘉靖45年（1565年）的《彝文医药》专书，该书整理并公开出版之后，在中外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关注。本医书内容涉及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皮炎等科目，包括54个病种、87个处方以及324味中药，其立方配药都十分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是研究我国民间医药学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在四川彝区收集到的文献有《教育经典》（玛木特依）、《勒俄特依》、《妈妈的女儿》（阿母尼忍）、《尔比尔吉》、《古候》等。以上这些文献都是通过翻译整理出来的作品，大部分都已经公开出版。另外，大量的彝文古籍有的是正在进行翻译、整理或对作品的深入研究；而有的文献解放初就已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甚至有的还收藏在台湾、香港等地；而有的则早已流失到法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地，相当一部分至今仍然散存于彝族民间，保管条件极差，处于不断地散失和毁坏之中，急待着加于抢救。这些古籍文献，对于研究我国彝族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无疑是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三）政府（官方）文告
在云南省石屏县龙武区法乌乡撒白租村，彝族老人普保有收藏了一张乾隆五年间（1740年）用木板刻印的《清乾隆五年彝汉文布告》，共有400多个彝文，与900余个汉字并列。这是一份今见彝文古籍中使用彝汉两种文字的唯一官方文告。 （文告内容略）
简评：文告法乌村张贴，晓谕，毋致风雨损坏。原文告彝文、汉文均为直书，因排版困难，文告略。我们从文告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张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政策性和群众性的官方布告。由于封建反动统治阶级推行大汉族主义，使得当地的少数民族遭受到统治阶级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残酷杀害当地人民群众，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长期以来社会秩序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居于这种状况，清政府，为了安定边境社会秩序，改变社会治安，提倡各民族平等，改善人民群众利益，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而发布了这个布告，深受边民的拥护。本人认为：在封建帝王时期，能够用两种文字的布告，制约地方官员，宣传和教育民众，是有其缓和统治阶级的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从而达到共同相安，民族团结的愿望。这对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举措，影响是相当大的。
（四）社会生活当中人民群众普遍使用的彝文
在云、贵、川彝族地区比较久远的古墓碑刻有彝文。如贵州毕节彝族李氏祖茔墓碑，（公元1788年）碑联右“祖宗闪光亮”，左“子孙春日照”，横批“万世荣耀”；云南武定彝族那氏祖茔墓碑对联“寿延千百岁，子孙福绿长”（公元1728年）；在云南、贵州、四川各地彝区墓碑随处可见，是一种民间很普遍的使用方式。另外，在彝族人民家中供奉的祖灵牌位较早的写的也是彝文。
从上述几个方面大量的历史资料看，彝族文字千百年来深深植根于彝族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反映出彝文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
四、评彝文是“毕摩文”，“毕摩” 是纯粹的宗教职业者
千百年来，彝文在彝族地区生生不息地流传着，表现出植根于彝族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对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彝族文字是有群众基础的。可是，有些人却认为“彝文是宗教职业者毕摩文”，这种文字只限于“毕摩”搞宗教迷信活动时使用；或者在部分彝族家里父子相传。把彝文文献也当作巫师经典等等。我认为， 这种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在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下企图消灭少数民族文化、同化少数民族的突破口。彝族毕摩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过不同的作用，在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毕摩在统治阶级的集团中是一个智囊人物，他们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著述典章文物和主持宗教祭祀活动，或以宗教占卜的祭祀形式直接干预政治和军事活动。改土归流后，彝族的各种政治集团被瓦解，毕摩也不再是智囊人物。他们除了为土目或百姓祭祀外，编辑书籍，向人们传授彝文知识，传授历史和文化等。但他们从来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所以，过去有些历史学家误认为，彝族文献出自毕摩之手，文献的内容大多数都是宗教迷信的东西。从而对彝文文献的价值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对彝族毕摩也视为巫师或宗教职业者。文革期间被打入牛鬼蛇神“队伍”深受折磨。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不公正的结论。彝族毕摩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过不同的作用，但主要的贡献还在于彝文的传播和彝族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他们和广大彝族群众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下；在没有纸张和印刷条件下，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一次又一次地整理、研究和发展彝文，撰写文献，甚至创作出优秀的彝族文艺作品。冒着政治和生命风险珍藏和保护彝文文献。假如没有他们的努力与参与，彝文文献能否保存到现在这个程度是很难想象的。
彝文广为流传在彝区，彝文文献浩如烟海，文献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地理、天文、历法、文学艺术、医药卫生、宗教等学科；彝族先民留下那么多的金石铭文和文献典籍。彝文刻在石碑石岩上，应用在政府的牌匾、印章中；应用在重要的文告和各种教育宣传张贴中。用彝文写成的文学作品、历史、典故、医药学、天文历法等科学书籍数以万计，更为重要的是彝文文献中还记录了历史上彝族及其他民族的重要历史事件。彝族文字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在经历了上千年后的今天，有了很大的发展，对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在部分地区有报社、杂志、新闻广播、影视等都用彝文或彝汉两种文字并用。国内有近十所大专院校设有彝文或彝文文献专业，从事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为加强彝族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搜集、翻译、整理和研究以及为了推广和使用彝语文的需要，现已出版了《彝汉字典》、《彝文文献选读》、《现代彝语》、《中小学语文课本》、《农村科普读物》等各类教学读物；另外还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彝族民间文艺作品 ，深受彝族和各民族人民的欢迎。以上这些事实都进一步说明了彝族文字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
彝文有上千年的历史，文字和文献都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在生产、生活的斗争中依靠彝族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力量逐步发展起来的。并非是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彝文是宗教职业者毕摩所专用的。诚然，他们在祭祀活动中有些经文咒语是属宗教迷信的，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进而说彝文文献是“巫师经典”；是“毕摩文”的不实之词应该予以推翻。说彝族毕摩是“宗教职业者”的帽子应该摘掉！在这里要说明：彝文文献是祖国的传统文化遗产，而真正通晓文献的便是所谓的“毕摩”。他们是彝族的高级知识分子，可是，知识分子的政策至今还未落实到他们头上，这倒是很不公平的。他们生者为数屈指可数了，理应珍惜。记得藏族的大活拂还被《光明日报》某年某月刊载为“从活拂到教授”的文章，我认为这是合乎事实的公正评价，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然而，彝族的“毕摩”其宗教性岂能与“活拂”相题并论！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所谓的彝族“毕摩”还未公正的评价却一个个默默地归宗去了。
任何一种文字的产生，对人类的文明、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用彝文记载的彝文经典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彝族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反映了彝族人民的创造精神和民族风格。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纷繁的语言系统，表现在文字上的则呈现出巨树参天、百枝繁茂。在书写形式和用材上，或书于兽皮、刻于石骨，或施以绢绢，形神兼得。包括彝族文字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字及世界古文字的多姿多彩，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民族衍变，传播途径不畅或者文字自身的局限性等方面之故，有无数种文字已被岁月吞没；有很多古籍文献无法释读，无法破译。但尽管如此，它们都曾在历史上留下过印迹，永放光芒！挖掘和整理民族古文字，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人类文明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都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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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彝族语言文字》王正贤等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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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文的源流》孔祥卿著，2003年（博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