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位于四川西部的凉山地区, 其地理自然结构具有一系列特异性。从地形上看, 大致呈现为北高南低的坡面过渡, 但整个坡面河谷深切, 地表相对高度差异极大。海拔虽高, 但因处于北半球的南坡, 而且面向海洋, 以至于光照相对强烈, 年降雨量也较同纬度、同海拔区域大。上述两个方面的自然原因, 使得这里的生态结构呈现为多样性和过渡性。从亚热带到寒漠带的植物, 在这里都有分布, 所有的生物群落年均生长量比同纬度、同海拔的其他生态系统要高得多。但因年均气温偏低, 又使得有机物的降解速度比同纬度海拔偏低地带低得多。换句话说, 从海拔高度看, 这里呈现为高山草甸生态系统, 但这里却能长出高大的乔木。按照所处的纬度看, 这里本该是生物的生长量和降解量都偏高的地带, 但这里的生长量却明显地大于降解量, 所有的生物群落都沿着等高线做垂直分布, 而且各种不同的生态系统都沿着等高线的提升而按垂直方向过渡, 生态系统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十分突出。同时又因地貌结构差异, 而呈现为镶嵌状分布, 生态结构具有明显的破碎化特点, 同质性生态系统的连片分布面积十分狭小。[1]
自然与生态系统的过渡性, 进而使得差异极大的民族文化也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定居, 并发展壮大。在历史上, 这里依次充当过藏族、蒙古族和彝族的密集分布地, 并延续至今, 形成这里多民族杂居分布的当代格局。[2] 彝族进入这一地区为时较晚。当地彝族同胞的回忆表明, 他们早年进入这一地区是靠依附当地藏族势力, 并向蒙古王公缴纳税赋, 才获得定居权, 这样的收税地点在当地彝语中还被称为“鬼门关”。蒙古人在当地彝语中也有特定的称谓, 被称为“特鲁人”。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对和硕特蒙古人的省译, 而对藏族的称谓则与其他地区的彝语相同。这种称谓上的差异,还可以折射出这三个民族在历史上政治权利的消长, 以及从彝族视角出发, 他们对其他民族评估上的差异, 而且可以充分表明彝族是非常晚才迁入的民族。结合上述两种背景作综合考虑, 初步可以判定, 当地彝族今天的生计特征显然属于彝族进入这一地区后文化再适应的产物。对文化适应已有成效的分析后不难发现, 其适应的机制, 及其适应的对象在适应策略上的灵活性。我们就是沿着这样的思路, 梳理了最近在盐源县彝族地区的相关田野调查资料, 从中证明当地最近一次彝族文化对生态系统适应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 可以成为探讨文化适应的典型个案。
二、适应对象清晰可见
盐源地区的彝族与小凉山地区的彝族都实施农牧复合生计, 作物秆蒿都要做牲畜饲料使用; 农田收割后都要开放作牧场, 持续多年的牧场又必须改做农田。[3] 这些特点在两地差异不大, 但对农家肥料的使用, 两地区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两地的彝族都不像汉族地区那样, 将牲畜粪便和吃剩的草料长期储存在畜圈中, 到春耕前才集中一次性运输到农田中做肥料。而两地彝族的做法则是将畜圈中的牲畜粪便和剩草不断地移出畜圈,并将这些牲畜粪便暴晒在强烈的阳光下, 有的牲畜粪堆甚至直接堆放在农户的家门口, 没有人会感到有任何的不妥。他们认为只有经过暴晒后,才能做肥料使用, 其原因在于给粪便加温, 促进其降解。盐源地区的彝族对这一点执行得更彻底,往往是每隔十天就要清理一次畜圈, 将粪便移出去暴晒。以至于到春耕时, 送到田里的粪便已经脱水成了干块, 甚至可以点火直接焚毁。
两地彝族的施肥办法一直受到农学专家的非议, 认为这样处理粪便会使肥效丧失。但两地彝族坚持认为不这样做, 粪便没有肥效。盐源地区的彝族甚至说: “山不过火, 土不肥。”山不经过火烧, 就没有肥效。对农学家和乡民之间观念上的冲突, 在我们田野调查的初期, 连我们也难以判断谁对谁错。只有当我们与盐源地区的彝族乡民一起收获马铃薯后, 才知道他们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当地彝族种植马铃薯都是用整个马铃薯做种子, 马铃薯种块一般都在200-300克之间, 每亩马铃薯地光种薯就需要1000公斤左右,而产量则是种薯的五到六倍。同时, 种下的种薯不会腐烂, 也不会长大, 还可以收回来喂猪。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种植时种薯是直接放在半腐烂的脱水牲畜粪便上, 因而所有的种薯表皮都呈现深灰褐色, 这是因为种薯下面初春时施放的肥料在收获时大部分都没有腐烂, 从而将种薯的表皮染上了较深的颜色。至于新长出的马铃薯, 表皮是较浅的黄色, 肉眼就可以分辨开来。对这样的现象, 彝族乡民习以为常, 但这样的景象却对我们具有很强的提示作用, 使我们联想到, 由于盐源地区的海拔在2700米以上, 土层下方都有较长时间的永冻层, 地下土层彻底解冻的时间, 在一年中还不到三个月, 因而牲畜粪便降解的速度极其缓慢, 有机物不能降解, 就不能给作物提供无机肥分。彝族乡民要将牲畜粪便暴晒在日光下, 甚至用火焚毁, 显然是对当地气温普遍偏低, 生物降解速度极其缓慢的一种针对性极强的适应手段, 他们的做法具有不容置疑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对各种牲畜粪便的肥效排序, 盐源地区彝族也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他们认为鸡粪的肥效最好, 其次是羊粪, 而猪粪与人粪几乎没有肥效, 因而也拒绝用这样的粪便做肥料。由于鸡粪的数量有限, 他们必须精心收集, 专门用来种园艺类作物。而羊粪主要用于种植园根, 施肥办法也十分特殊。他们往往是用活动式围栏, 在野外建构临时性过夜羊圈。在山上放牧时, 每天晚上都将羊群赶到这样的圈中。但这样的羊圈使用个把星期后, 就要将这样的羊圈移往他处, 同时也要将羊群赶到新的羊圈中过夜。以至于供羊圈使用的地块, 地表就会铺上一层半寸到一寸厚的羊粪, 这样的地块就成了秋季种植圆根的耕地。因而可以说, 圆根几乎是直接播种在羊粪上, 任其自然生长。令人惊讶的是, 这样种成的圆根产量极高, 每亩地收割的圆根晾干后, 还可以接近千斤。仔细观察发现, 圆根的根部不是向下生长, 而是分叉横向生长, 须根的分布往往在羊粪与土层之间展开。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 他们之所以这样看重羊粪,是因为羊粪中有较多的伴生微生物, 这样的微生物即使在气温偏低的季节, 也能缓慢的降解, 及时地为圆根的生长提供无机肥。同时在降解的过程中发出微热, 使地表不冻结, 以免窒息圆根的生长。同样的原因, 他们之所以这样看重鸡粪, 也是因为鸡粪在这样的高寒山区降解的速度比牛粪、马粪要快得多。猪粪由于含水量较高, 极容易冻结, 又难以升温, 才被当地乡民视为没有肥效的粪便。
仔细观察他们所种植的其他农作物, 也可以看到极其相似的现象。作物的根系, 不管是马铃薯、燕麦, 还是荞子, 其根系都表现为横向贴近土地表层生长, 生长的土层都是乡民频繁施肥的表土层。正是因为当地彝族对生态系统有了精当的认识, 因而这里的农作物产量高得令人吃惊, 马铃薯和荞子的产量比我国南方低海拔地区的马铃薯产量还要高。同样, 这里的玉米根系和其他地区的玉米根系不同, 这里也是横向生长的。 原因也是因为地下土层的地温太低, 深入土层的根会被窒息。为了照顾玉米的生物属性, 这里的玉米只能种植在海拔相对降低的滩涂地带。这些区段地下一般不会有冻土层, 玉米勉强才能较为正常生长。显然, 当地彝族是看准了这些区段水热结构的特异性, 才选择这样的区段种植玉米, 这同样是一种具有明确针对性的文化再适应对策。
盐源彝族的放牧方式与贵州毕节地区的彝族的放牧方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拥有的畜种与贵州地区的一样多, 马、牛、羊、鸡、猪, 甚至骡和驴一应俱全, 唯一不同的是盐源地区的彝族拥有牦牛,这是其他地区的彝族所没有的。
在贵州的彝族地区, 往往执行多畜种混合放养, 马、牛、羊、猪、鸡等各种不同畜禽多以家户为单位, 合成一个大的畜禽实施放牧。由于畜禽间物种的差异太大, 因而放牧半径很小, 对畜禽活动的限制也极为粗疏。盐源的彝族地区则不同, 对各种畜禽的放牧呈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有的家庭拥有较多的羊, 有的家庭有较多的牛, 至于放牧牦牛则是个别家庭的专利。最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对鸡和猪也放牧, 但却听任这些畜禽在村寨周围觅食, 一般对它们不加以特殊的限制。为了防止猪破坏农田, 因而农田周围要设置障碍, 甚至用土坯做成围栏。当然最经济的围栏建构办法是成行的种植低矮的灌木, 再缠绕带刺的藤蔓植物, 使其自然成篱。
与当地的彝族牧民交谈, 他们会十分自豪地告诉你, 他如何调教自己的牛和马。调教的内容包括牲畜觅食的路线, 觅食的时间和返村的时间,牧人指挥的口哨声或者专用彝语等等。目的是使自家的畜禽每天能按牧人规定的不同路线觅食,而牧人则可以三五成群地坐在河滩上, 悠闲地聊天抽烟, 因为一到时间, 自家的畜禽都会汇集到牧人身边来, 一道回家。这样的放牧手段表面上看,只是一个人与畜禽的关系问题, 或者理解为牧人为了放牧作业更加轻松, 而作出的适应。但若进一步考虑到, 在这里的彝族村寨、森林、草原、农田、水源、河流是相互穿插分布的, 牧人不仅需要紧跟畜禽移动, 监控畜禽, 不懂事的牲畜偷食作物, 破坏幼林的风险几乎天天存在。但经过观察,这样的破坏在当地几乎没有发生。要解读其间的生态适应价值, 绝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经过综合分析后发现, 这取决于好几个方面的知识积累:其一是, 当地的彝族乡民对自己生息地的生态结构几乎了如指掌。每一座坡面在什么季节,生长什么样的植物, 他们基本一清二楚, 并据此规定牲畜觅食的路线。其二是, 对各种牲畜的食性有充分地把握, 当地的口诀说: “羊爱浅草, 牛爱深草, 马爱独草, 毛驴只吃巴地草。”同样是因为他们对每个坡面的季节性每种动物所需产草量有充分地把握, 所以他们规定的牲畜觅食路线能保证不同的牲畜都能吃饱。其三是, 他们对头羊、头牛、头马都做过精心调教, 使这些带路的牲畜通了人性, 放牧路线都远离农田和幼林。当然, 为了以防万一, 农田和幼林往往需要用人工设置围障。但这些围障并不是那样牢靠, 牲畜也是能够强行穿越的, 但牲畜穿越的情况却很少发生, 这不能不归因于彝族农民对牲畜调教有方。
对牲畜的远程控制不仅是一项“创举”, 同时也是对当地生物物种多样性的精当把握。值得郑重指出的是, 在这里的坡面上, 牧草种类极其丰富多样, 季节的变化频度也极高。上文提到的“马爱独草”, 经过调查后发现主要是是菊科、十字花科和百合科的植物。因为这些植物在开花前都会长出高高的花径, 这正是马群觅食的对象。这里的牧民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两者的联系, 他们才有把握坚信自己的马匹不会丢开野生牧草, 而盗食庄稼。他们对畜群的控制, 才会做得这样精准可靠。应当看到, 彝族的这种牲畜控制办法, 不仅与蒙古草原上的放牧方式不同, 也与其他地区的彝族放牧方式不相同。只有通过这样的文化再适应, 当地彝族才能做到, 牲畜在穿越幼林和农田时, 一般不会偏离路线, 盗食农作物。
总之, 盐源地区气候偏于寒冷, 生物多样性明显, 日照充足, 而雨量适中, 高大乔木可以与各种草本植物混合并存, 这些特点与其他彝族地区都不一样。这才使得这些从小凉山搬迁而来的彝族移民, 在传统生计上与小凉山彝族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这些新起的内容无不表明, 他们对新环境的再适应表现出极其鲜明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