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绍军（1977—），云南禄劝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南联大及其相关研究。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内迁，使其成为中国彝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以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陶云逵、高华年、黎宗瓛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罗常培、马学良以及西南联大袁家骅、曾昭抡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学者，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对川、滇、康等西南诸省的彝区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彝学研究者，为中国彝学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西南联大；彝学；研究；贡献
彝学作为研究彝族共同体发展规律的科学，虽是现代出现的学术名词，但对彝族历史的研究，却见诸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在《尚书·牧誓》、《史记·西南夷列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樊绰《蛮书》 和李京《云南志略》 等文献中都有古代学者对彝学研究的记载；而《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水西制度》、《笃慕史记》、《洪水泛滥史》、《德布史略》、《德施氏史略》、《水西安氏谱》、《勒俄特依》、《玛姆特依》 等则是古代彝族知识分子留下的译文文献。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彝学研究迎来重要的发展时期，以杨成志 、林耀华、马学良、 曾昭抡、庄学本 、徐益棠 、任映沧 、袁家骅等学者为代表，同时有凉山彝族学者岭光电 、曲木藏尧等的积极参与，他们 “以新的立场和方法，改变了以前以外国人研究为主的局面，开辟了彝族研究的良好途径，为研究彝族留下了丰厚成果”。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由北大 、清华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避乱内迁，使得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来到西南边疆，他们在滇、川、康等彝族聚居区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将现代理论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可以说，西南联大的内迁，促使更多的专家学者将彝学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国彝学研究的极大发展。
一、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彝学研究
1942年6月，南开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在昆明成立，研究室下设边疆语言、人类学 （包括社会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人文地理和边疆教育四组，聘请陶云逵教授为主任，成员有邢公畹、高华年、黎宗瓛、黎国彬等。
研究室刚一成立，即根据计划和安排，积极组织实施与石佛铁路委员会的调查：1942年分期分段调查石佛铁路沿线的物产贸易、社会习俗与方言，时间是7月10日至9月15日;1943年分期调查石佛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时间是2月底至5月底和9月至12月底。据此，陶云逵调查了鲁魁山彝族的社会组织与宗教；黎国彬调查了红河上游的物产与人文地理；高华年调查了鲁魁山彝族的语言与文字；黎宗瓛调查了新平杨武的社会经济概况，都写出了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
1942年7月，陶云逵到云南新平县鲁奎山彝区进行了两个月的田野调查，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当地16个黑夷寨子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组织等情况，根据调查写出了《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对大寨黑夷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宗族及其图腾制度进行了全面分析。在鲁奎山大寨和元江三马头等地的调查中，他发现宗族是当地黑夷的最大团体组织，在宗族内部，维系宗族各支主要依靠族谱和族祭。
在当地的宗族制度中，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族长，族长负责保管族谱和主持祭祀活动。族谱不仅记录有祖先起源和迁徙的路线，而且记录有各祖先的名称和最近死者的姓名，是维系宗族各支的精神纽带；各宗族定期举行祭祀，祭祀的时间 、地点和内容各有不同，但都需对祖先功德和祖先渊源进行回顾，用以增强宗族的团体意识和集体感情。
作为彝学研究的开创性成果，这篇文章登载在《边疆人文》第1卷第1期上，受到了研究室同仁高华年的高度评价，认为“倮倮部族的图腾的发现，是先生在社会人类学上的第一次大贡献”。
在对彝族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陶云逵注重把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进行统一考察，注重把文献记载与少数民族的具体事象比照进行研究，进而提出自 己的独到见解。 《西南部族之鸡骨卜》 是他生前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最后贡献，这篇文章是根据 “西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Nasupuo）部族 （即黑夷） 中盛行的鸡股骨卜。作者卅一年 （1942年） 夏曾实地调查”完成的。鸡骨卜作为古老而常用的卜法，最早记载见于《史记 ·孝武本纪》，在《汉书 ·郊祀志》 中也有记载，唐、宋以后记载逐渐增多，但在传统文献史料中对 “鸡骨卜”说得模糊。因此，他请教当地毕摩对鸡骨卜的卦象进行了认真描述，对所占卜的事项进行了归类，计有献神、送鬼、叫魂、出行、婚姻、疾病等 14类；同时他还将彝族的鸡骨卜与阿卡 （哈尼族）、窝尼 （哈尼族）、摆夷 （傣族）、青苗 （苗族）、卡瓦 （佤族） 等其他民族的鸡骨卜进行比较，得出结论：
综据现在调查及以往记载，鸡股骨卜分布于粤、桂、湘、黔、川、滇，其最北之分布止于川南，亦 即我国西南。西南非汉语部族之三大族群，每群均有若干部族行用此种占卜方式。此种占卜方式为非汉 语部族之文化产品。汉语社会中行用 “鸡卜”乃自非汉语部族传入。
《西南部族之鸡骨卜》 是集中体现陶云逵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章，也是他学术生涯中重要代表作。 虽然当时身处相对封闭的战争环境，但是该文还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的同事邢公畹多年后 认为： “其重要性在于指出我国西南藏缅、苗、傣诸语族人民都有或曾有鸡骨卜的风俗，并且详细记载 了鸡骨卜的方式，是从文化人类学上研究鸡骨卜的第一篇论文。”
1940年9月，刚到昆明的高华年就被罗常培派到昆明近郊的核桃箐村进行两个月的彝语调查。他找 到当地彝族杨富顺作为发音人，记录了30多则故事，2000 多个词汇，利用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从音系、 借词、语法、故事、词汇等撰写《昆明黑彝语研究》，对彝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该文后来由南开 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油印，其中借词一章相当精彩。在田野调查中，他主张以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民族交 往中出现的借词现象，不仅要以语言学的视野，而且要以社会和文化的视野来研究借用来的外来词汇。 对此，他完成《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通过“研究汉语借词和汉文化在当地彝族中传播的关系，从 语言借词的分析说明文化的接触和民族的关系。以后，他又进一步发挥，写成《论汉语介词与汉文化的[4] 传播—一个倮族实地调查的统计和研究》”。可以说，他利用实地调查得来的材料，对彝语中汉语借 词现象所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1942年7月，他又与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同事从昆明出发，一路上克服交通不便 、气候不适应、民情 风俗不熟等多种困难，来到新平县杨武镇。其时，杨武及其周边地区，气候特别炎热，但他一到即投入对纳苏语的调查。纳苏是黑彝的自称，其语言和昆明附近的黑彝稍有方言上的差别，分布于云南新平 、 峨山、元江、墨江、江城和把边江沿岸等地 。在调查中，他 “每日上午六时即起首，常已晚间八九时， 且极颖慧颇难得”，[5]受到陶云逵的赞许。根据此次调查，他先后完成 《鲁魁山诺苏语言与文字》、 《鲁魁山倮倮的巫术》 等文章。
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即以“习民情、察风土、采标本，了解少数民族生活状态，进而了解中 国现 状”为目的，同时得益于石佛铁路的资助，因而他们调查范围相当广泛，不仅限于民族语言、宗教、 习俗等，而且对经济、社会、民情等亦有涉及。黎宗瓛随陶云逵等到新平杨武后，得到当地居民郭子正 父子的热情相助，迅速展开工作，确定了调查的对象： “以杨武区域的社会经济情况为调查的对象，并 以本区域之农、工、商、业为经，而以部族、文化为纬。”对新平杨武所属区域的环境、农业、工业、 商业和人口、部族、文化、政治等进行调查，同时对当地 倮、山苏等彝族和汉人以及傣族的经济交往 情况进行深入了解。1942年9月，他在杨武的调查顺利结束，完成调查报告《杨武社会经济概况》，利用 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对杨武的经济与贸易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
他以红河上游彝区的杨武为个案，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精辟 的论 述。可以说，黎宗瓛和他的同事们不畏艰难，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穷乡僻壤进行的调查研究，为中国现 代学术的发展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彝学研究
1939年6月，北京大学在昆明恢复文科研究所，聘请傅斯年为所长，郑天挺为副所长，聘陈寅恪、汤用彤、李方桂、丁声树、罗常培、向达、唐兰等任导师，但由于傅斯年不常在昆明，后改聘汤用彤为所长。研究所恢复的办法规定：（1）招收研究生， （2）设立工作室， （3）成立编辑委员会。研究生招考的部门分史学、语学、中国文学、考古学、人类学、哲学六门。工作室分文籍校定、中国文学史、中国语言、英国语言、宋史、 明史、中国哲学与宗教七室，各由文学院教授负责主持。
作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罗常培与赵元任、李方桂一起合称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 “三巨头”。到 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为他提供了从原来的汉语音韵学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实地调查的重要机遇。他积极利用云南丰富的语言和方言展开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调查的足迹遍及云南大理、兰坪、宾川、鹤庆、剑 川、洱源、云龙、泸水、贡山等地，涉及的民族有彝族、摆夷 （傣族）、傈僳、麽些（纳西族）、俅子 （独 龙族）、怒子 （怒族） 等，先后发表《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 《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布》 等文章。
他在撰写《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之前的1943年，曾到滇西的鸡足山进行考察，在山上一座叫悉 檀寺的庙宇里，他发现丽江木氏土司的《木氏宦谱图像世系考》。回到昆明后整理滇西考察材料，经与陶云逵教授讨论并参考董作宾、凌纯声等学者的说法写出《记鸡足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在文中首次 提出藏缅语族“父子连名”现象。文章发表后，他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继续搜集资料，此后数次到滇西考察，又得到学生马学良、吴乾就等的资料帮助后，陆续写出《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 及 《再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 《三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 等文章 。此后，他将3篇文章综合成《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敬以此文哀悼陶云逵先生》 一文。在文中，他写道：
父子连名制是藏缅族 （Tibeto_Burman family）的一种文化特征（cultural trait），靠着它可以帮助体质和语言两方面来断定这个部族里许多分支的亲属关系；并且可以解决历史上几个悬而未决的族属问题。
该文通过对藏缅族“父子连名制”的研究，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分布在云南西部的民家（白族） 应属藏缅族；二是古南诏国的建国者，应为具有“父子连名制”特征的藏缅族中的彝族，而非无此特征的摆夷 （傣族），自此形成南诏国建立者为彝族的定论。由此可见，他当时的研究不仅注意到语言学和 民族学的问题，而且还利用语言学和民族学的相关知识来解决分析民族历史文化问题 。对于他运用语言学理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文章，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建民说：
他注意到利用语言资料考虑民族分类，从语源看文化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文化，考察借字和文 化接触的关系，由地名推论民族迁徙踪迹，通过姓氏别号分析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进行亲属称谓和婚姻制度的研究，一些文章甚至基本上通篇都是以语言人类学家的面目讨论文化人类学问题，与民族学家直接对话。
1944年，他在《云南史地辑要》 第五辑发表《云南之语言》 一文。该文是第一篇运用现代语言学的 理论和方法，系统研究云南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成果。全文分为叙论、汉语方言、台语、藏 缅语、苗瑶语、孟吉蔑语、民家语、结论8章，其中藏缅语一章，将云南境内属藏缅语系的语言分为五 支，对彝族的音韵和语法等进行了集中探讨。
可以说，在西南联大期间，他充分利用地处西南的机遇进行广泛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使自己的治学兴趣先由汉语方言发展到少数民族语言，再由语言学涉足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不仅增强了学术界因得不到第一手资料而显得略为单薄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而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939年8月，马学良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罗常培和丁声树，专攻汉语音韵学和训诂学。此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奉令由昆明向四川南溪李庄转移，马学良被两位导师推荐给中国少数民族 语言研究的先驱李方桂，到四川李庄随李方桂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研究方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 和语言学习后，李先生把他带到田野考察点——云南路南县 （今石林县） 彝区进行语言学调查。
撒尼是彝族的支系，他们居住的区域以云南的路南、宜良、泸西、丘北等县和昆明近郊的几个村落较多。在路南县的尾则村和黑泥村等地，他们师生深入少数民族家中，不畏生活的艰难，如实地记录撒尼人的语言和许多传说、故事，搜集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民俗。1941年，他的《撒尼倮语语法》 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成为我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描写实地语言资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的论著 。该著分音韵、语法、句法三部分，对撒尼语言的音位、音值、词类、句子的结构特点等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分析。根据李方桂的指导，他将撒尼语言的词类分为名词、数词、谓词、助词、感叹词等；把句法分为主 要成分、附加成分、疑问句、复句和重叠语五类。
可以说，他对撒尼语法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除了对撒尼语言的词法、句法和构词法等作深入细致的审慎研究外，还将撒尼语言与彝族其他支系的语言进行比较分析，然后运用归纳法和描写语言学的理论 进行系统研究。因此，罗常培在评定这篇论文时就认为：“他（指马学良）这篇论文在已经出版的关于倮倮语的著作里算是顶好的。”
在研究生期间，他先后发表多篇研究和介绍彝族风俗的文章，如《宣威倮族白夷的丧葬制》、《 南土民的神话》、 《云南倮族（白夷）之神话》、 《宣威河东营调查记》(与傅玉声合作） 等。他调查彝 区的民俗风情、社会历史、神话传说、宗教典籍，不仅大大地丰富了彝族调查研究的内容，而且对考察 语言和领会经籍，都是非常重要的。
三、西南联大其他学者的彝学研究
在当时的昆明，除北大和南开的研究机构外，西南联大其他院系的学者同样利用西南少数民族众多 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少数民族调查，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改善西南各民族关系，发展各民族经济文化，凝聚各民族共同抗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5年，云南省路南县政府编修县志，邀请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袁家骅到路南县担任语言方面的调查。当时，路南的语言除汉族外，还有撒尼、阿细、白夷、花苗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撒尼和阿细语言 同属彝语，阿细人大部分聚居在路南和弥勒两县之间的深山里。他到达目的地后，在路南的凤凰山、浪 泥箐、散坡、磨香井、野猪塘等比较著名的阿细部落中进行调查。
到当地村子的第三天，他就跟随向导到阿细青年男女交往的“公房”中听歌。这些阿细男女对唱的题材非常广泛，以天地宇宙的创始、人类社会的形成开始，加进歌唱者对于现实人生的希望，以及歌唱 时的种种情景。虽然，阿细人没有文字，没有过去历史的记载，但是，他敏感地意识到阿细民歌是研究 彝族语言的重要材料，因为其自阿细青年男女口中唱出，是民族性格的真实表现，而且能反映阿细人的 过去或现在的生活情状、历史形态和民族风俗等。同时，在路南调查期间，他还读到光未然与阿细青年 毕荣亮刚刚合作整理出版的《阿细的先基》，当时他们只记下汉译文。因此，他在路南又找到毕荣亮， 用国际音标记下毕荣亮歌唱的内容，又到阿细人的几个村落里搜集 、记录阿细人的长诗 、短诗和故事 等，采用直译法进行字译和意译，并对音系、词汇、语法等进行研究，完成《阿细民歌及其语言》，发表在南开大学《边疆人文》 第3卷第5、6期上。
可以说，他对路南少数民族口头流传作品的调查与分析，不仅为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记录 与整理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为彝族民间文学作品研究提供了原始素材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的作家、 艺术家和学对流传在路南境内的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进行搜集、整理和翻译，就深受他的这种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1941年7月，西南联大化学系曾昭抡教授任团长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从昆明出发，去大凉山彝区进行考察。考察团成员有裘立群、陈泽汉、钟品仁、戴广茂、周光地、马杏垣、黎国彬、李士谔、康晋侯等10人，其中大多是西南联大化学系的学生，也有地质系、生物系的学生。
此次考察共用时101天，他们沿途结合所学专业进行考察，并了解沿途彝族社会、文化情形等 。如在昭觉县，他们考察了两处矿区：八嘴山煤矿区和乌坡铜矿区，还采集了若干标本。
回到昆明后，考察团成员整理考察材料，于1942年2月印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展览会特刊》。该刊收入考察团成员的文章，对大凉山彝区考察活动的沿途经历和不同感受作了记录。如裘立群的《大小凉山见闻记》，详尽地描述凉山彝区衣食住行等情形；周光地的《越西保安间的五十四里》，记述考察团乙、丙两组同学，从西昌到雅安途中经过越西的经历；李士谔的《十二点四十三分》，记述考察团在竹黑与甲组分开后，从四块坝到玄参坝途中走夜路的经历；康晋侯的《宁属漫谈》，择要介绍凉山地区的气候、地貌、矿产、农业等状况。[11]同年5月，考察团还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和昆明武成路举办西康科学考察展览。展出考察团所获的资料、照片和实物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根据此次考察，曾昭抡先后完成《滇康道上》 和 《大凉山夷区考察记》 两本专著 。前者分为引言、 鲁车旧道、会理及其附近、西会道上等5篇，详细地记述了川康科学考察团从昆明到西昌沿途的所见所 闻；后者分为西昌见闻、凉山夷区概况、昭觉途中、横越黄茅埂、雷波剪影、凉山尾声、东下叙府，详 细地记载了考察团从西昌经昭觉等地到大凉山的过程 。在《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的“凉山夷区概况”中，他对凉山彝区的地理、交通、生活、家庭、习俗、社会制度等进行了详细论述。
可以说，该书对大凉山彝区的历史由来和现时状况，作了全面详细的记述和分析，“其观察角度之多样，记述内容之广泛，细节描写之真实，思考问题之深刻，堪称 曾昭抡旅行记中的精品。它既是中国现代有关大凉山地区的地理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著述，也是描述准确、文笔生动的游记作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
四、西南联大彝学研究的学术史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者辗转流迁来到西南边疆，逐渐认识到边疆民族地区历史 、文化 、语言、民族等的重要性，进而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成 果，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们深入西南彝族聚居区，以田野调查为主，对彝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字、宗教民俗等进行调查，其研究成果不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反响，而且促进了中国彝学研究的极大发展。
第一，西南联大的彝学研究，奠定了中国彝学发展的重要基础。1928年9月，杨成志深入大凉山彝 区进行调查，开辟了民族调查的先声，但他只是单枪匹马。事实上，真正推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彝学研究走向高潮的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学者对彝族的调查研究，不仅调查范围广泛，而且调查内容全面。当时，他们调查的足迹遍及滇、川、康等整个西南地区，内容涉及彝族语言、文学、经济、地理、宗教、习俗等多种事象，学科则涉及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经济学、宗 教学等众多学科。可以说，正是西南联大学者的调查研究，为以后中国彝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在1958年，高华年的《彝语语法研究》 在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著在分析彝语的语法现象和规律方面富有独创性，是学习彝语和研究藏缅语系语言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在海内外影响颇大。该书的材料就得自当年在西南联大的田野。此外，黎国彬教授出版的《云南撒尼与阿细人的体质》，同样得益于当年的调查。
第二，西南联大的彝学研究，代表了当时彝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学者中，许多学者少时在国内接受传统教育，及至年长负笈海外留学，“中西合璧”的教育背景，使他们的彝学研究具备深厚的学养 。陶云逵早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体质人类学，回国后他不满于当时中国社会学研究现 状，决心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以中国境内各种社区类型为对象，阐明中国的社会实际，发展中国的社 会学。因此，在西南联大期间，他转向社会文化研究，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以严谨的方法 治学，用功极勤，先后写出《西南部族之鸡骨卜》、 《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 等名篇 。据罗常培回忆，他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 远不及陶著的《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 和《西南部族之鸡骨卜》，但陶云逵执意留出刊物版面刊登他的文章，甚至陶云逵住进云大医院已经谵语神昏的时候，还念念不忘罗的这篇文章 。[9]由此可见，陶云逵的论著在当时就得到国内知名专家的重视。同样，马学良运 用现代语音学理论，对彝族撒尼语言进行全面系统调查，完成《撒尼倮语语法》。1951年，该文以《撒尼彝语研究》 为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彝族语言的专著，在国际上引起重 大反响。可以说，在当时的西南联大，无论是陶云逵的社会文化研究，还是马学良的撒尼语言研究，都拓宽和丰富了彝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代表了当时彝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三，西南联大的彝学研究，培养了一批彝学研究者。在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者身处自然资源丰富、地理环境特殊、民俗文化多样的西南边疆地区，促使他们对西南边疆这座民族富矿进行 集中开发，在开发的过程中，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彝学研究者，而马学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李方 桂和罗常培的高足，马学良跟随导师在西南联大系统学习语言学理论，又阅读国外著名语言学家、民族 学家、人类学家的著作，使他能以语言学和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熟练地运用到彝族本土文化的观察与研究当中，并发表许多重要文章。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他毕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和研究工 作，尤其是 “对彝语 、彝文的调查研究有开拓性的贡献，为藏缅语言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新的论证”，[12] 使他成为国际上彝族语言研究最著名 、最卓越的学者。与马学良一样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胡庆钧， 在 1945 年毕业后先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调查，继而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任教， 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 自1950— 1982年的30余年间，他8次深入大凉山彝区搜集奴隶制社会形态资 料，同时对民族学界已有 的调查资料反复核对，在此基础上写出40万字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 一书，对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民族学材料，被认为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大成果”。1981年4月，他又利用明清时期的大量实录、档案、地方以及私家著述等材料， 研究明清两代贵州水西 （毕节）地区、云南小凉山地区等类同地区彝族的社会情况，出版著作《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