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甘肃大地湾8000年前的彩陶刻划符号，很有可能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延续和发展。本文从彝文释读大地湾、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等地出土刻划符号和彝文与甲骨文的比较为例，认为彝文与刻划符号为同源文字体系，找到了打开远古社会和探寻中华文化源头的金钥匙，为研究中国文明和中国汉字形成找到突破口。
关键词：彝文；释读；大地湾；刻划符号；刻书契
文字起源于什么时期?一直是学术界无法解答的谜团，如何破解这个谜团，便成为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所关注的课题。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家们先后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甘肃马家窑、陕西临潼姜寨、湖南彭头山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青海乐都柳湾、江西清江吴城、浙江良诸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刻划符号，这些刻划符号便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古文字源头研究中，研究者们用不同的思维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刻划符号，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但大部分学者提出古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能是原始汉字。那么，这些刻划符号到底是不是文字呢？笔者认为，这些刻划符号很有可能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的“书契”。《尚书·序》中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彝文能对这些刻划符号进行音、义解读，证实了这些刻划符号肯定是文字无疑。在释读中，笔者发现彝文与这些刻划符号在形态上、结构上都具有一致性，两者属于同一文字体系，这一结果，无疑是一把打开中华文化源头的金钥匙，直接把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上溯到8000年前。
一、古籍文献对彝文的记载
彝族有着漫长的母系制记载，早在母系制时期，彝族先民哎哺部族就发明创造了“写形写影”的刻划文字，并用这些刻划文字来记录日常生活事务，主要记录彝族祭祀活动和历法。根据《西南彝志》《彝族源流》记载：“彝族先民中有19个哎哺氏族和两个哲咪氏族，在这些氏族中，出现了“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的人物群体。”[1]《西南彝志》卷三《哎哺九十代》里记载：“哎哺氏族到第十代，人们“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上写知识”。又说他们“绘天的光彩，绘荣日耀月”。2《苏巨黎咪》记载，在哎哺时期，“布僰举（耿）奢哲，不停地讲述，恒依阿买妮，不停地书写，僰雅纪优，在不停地读。”《西南彝志》卷五《天地进化论》里说：“哎君不知年，记年树上看，哺王不知月，记月石上察。”3这说明彝族早在哎哺时期就有了“写形写影”的刻划文字，并用这些刻划文字来记年、记月、记季节更替。
二、汉文文献对蝌蚪文的记载描述
《春秋正义》引用《晋书·束晳传》言：“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头粗尾细，似蝌蚪之虫，故俗名之焉。”
(1) 西汉学者孔安国为《古文尚书》作序：“虞夏、商、周之书或《传》《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字”。2汉史把彝文说成科斗文。
(2) 如虞（舜）夏商周的《传》《书》《论语》《孝经》用蝌蚪文撰写，表明在先秦时期，中原蝌蚪文是官方的通用语言；《滇志·羁縻志·种人》及天启《滇志·爨夷》等都说：“有夷经，皆爨字，状如蝌蚪。”郑康成《尚书赞》称：“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
(3) [1]《晋书·束晳传》：“漆书皆科斗字。”赵翼《题》诗：“何以孔壁中，尚有科斗字？”鲁迅《故事新编·补天》：“同时也就改换了大旗上的科斗字，写道‘女娲氏之肠’。”
(4) 《后汉书》卷九十四《卢植传》称卢植上书有云：古文蝌蚪，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也。形似蝌蚪，因以为名。”
（5) 上述引文已清楚地说明，中原官方通用的是蝌蚪文，只是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行文字统一政策，强制推进秦小篆。
三、彝文为何能释读这些刻划符号
一是远古的古夷人哎哺部族为后世创造了“写形写影”的刻划文字，并用这些刻划文字记录着祭祀活动、天文历法、物候变化、季节更替；
二是彝文具有神秘性，只为统治者服务，且这些文字都掌握在统治者和布（毕）摩手中，甚至有些统治者本身就是大布（毕）摩；三是根据文献记载，彝文发展历经了8次收集、整理，其文字的形态、结构、笔画更多地保留着初创时期的雏形；四是西南地处封闭，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彝文字发展也相对滞后一些，基本保留着初创文字的雏形；五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行文字统一政策，强制推进秦小篆，忽略西南地区一直在彝族群体中使用的彝文，彝文才幸免于焚书坑儒，一直延用至今。所以说，用彝文去释读这些刻划符号自然就容易多了，原本两者就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文字体系。
四、彝文释读甘肃大地湾、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等地刻划符号
（一）彝文释读大地湾8000年前的刻划符号
（二）彝文释读西安半坡刻划符号（6000-7000年）
（三）彝文释读甘肃马家窑出土陶器刻符（5000-4000年）
（四）彝文释读甘肃马厂出土陶器刻符（4300-4000年）
总体来看，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笔者能单独用彝文释读36个刻划陶文中的30个，占总字符的83.3%（含相同字符）；在36个符号中，个人认为相同的刻划符号有6、9相同，20、22、23相同，24、25相同，35、36相同，共有9字符重复相同。不能解读的部分刻划符号参照了彝学泰斗王继超，四川凉山州阿余铁日，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彝文室译审、研究员王昌富，贵州省彝学会副会长、原贵州民族大学彝学研究院院长陈世军，贵州省民委民语办副主任王秀旺等同志的解读。对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符号的释读有列表标注，在此不再赘述。
显然 ，大地湾出土刻划符号，在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遗址中也发现相同的刻划符号。可以说，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出土的刻划符号，是8000年前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继承和发展。难道大地湾8000年前的彩陶刻划符号是伏羲造“书契”的延续应用发展。彝文和刻划符号在形态上、结构上都具有一致性，两者属于同一文字体系，可以肯定地说，从刻划符号的反复使用来看，大地湾彩陶符号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刻划文字，而不是简单的“刻划符号”了。我国历史学家、现代文学家郭沫若谈到西安半坡刻划符号时说：“彩陶上的这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汉字[1])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中国秘书史》第一章说：“最早的文字产生于约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①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提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的文字。”②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中提出：“半坡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文同一系统。”③这些资深专家和教授研究指向已明确表明，这些刻划符号就是文字，只是目前还无法解读这些符号的形、音、义。在没有用民族文字对刻划陶文解读前，这些刻划符号成为无人能读、无人能释的“天书”。谁也没有想到，彝文恰好解决这些刻划符号具有形、音、义问题，更加证实彝文释读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符号不是偶然，更不是巧合，是彝文与刻划符号本来就是同源文字体系。因缺少刻划符号出土时的环境及刻划陶文刻在何器物等相关信息资源，笔者只能选取与刻划符号相同或相近的彝文字一一列举，暂时无法形成整句连读或完整句义。彝文对刻划符号的释读，直接揭开了8000年前大地湾彩陶上神秘刻划符号的面纱，有力地证明彝文与大地湾、马家窑、马厂出土的刻划符号系同源文化，一母所生，一脉相承。
五、彝文与甲骨文的比较
（一）彝文与甲骨文的形同、义同字比较
（二）彝文与甲骨文的形同、义不同字比较
通过比较研究，彝文与甲骨文首先在文字形态、字形结构上有完全相同或相近的文字，如上述5个字例在形态上、结构上、释义上完全一致；其次是字形结构相同或相近，但字义则不同，如上16个字例在形态上、结构上完全相同，但释义则不同；再次是两者都具有象形为造字基础的刻画系统。那为什么彝文能释读刻划符号，而甲骨文则无法解读呢？笔者个人认为，彝文与甲骨文属于同源异流的文字体系，彝文则更多地保留原来文字结构体系。至于两个同源异流的文字体系在什么时期分流？这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专家教授们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
结语
到近年为止，考古遗址发现的32处新石器时期遗址中的陶器刻符形体，目前尚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大家只认为这些刻划符号是文字最初的简单刻划形态。然而，用彝文对这些出土刻画符号进行比较释读后，惊人地发现这些刻划符号大部分与彝文的形态、结构一致。无形中，彝文揭开了8000年前大地湾彩陶符号及系列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也许，这些刻划符号是伏羲造“书契”的延续和发展，这说明了彝汉两个民族在文化上有过相当长时间的高度融合，是同源异流的文化体系。至于什么时候分流？这需要专家教授们不断深入研究，或许借助彝族文化，可能成为打开远古社会和探寻中国文化源头的钥匙，弄清中华文明的源头。
(1) 朱据元 《古彝文在中国文字史研究中的地位》，《彝族文化》1989年刊。
(2) 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
(3) 王继超 《大地湾二期刻划文字释读》
(4) 郭沫若 《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
(5) 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 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版。
(6)《西南彝志》第四至十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7) 阿苏达岭著《破译千古易经—兼论彝汉文化的同源性》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1版。
(8) 王继超 罗世荣主编《土鲁黎咪数》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
(9) 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编，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滇川黔桂彝文字集》2004.6。
(10) 马立三 陈英主编，由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通用彝文字典》2016.3。
(11) 贵州省彝学研究会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办公室 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简明彝汉字典》。
(12) 王子国编著《彝文字释》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11。
(13) 陈福来《浅谈彝族布摩与摩史》《试析彝文字产生的源头》。
(14) 夷吉·木哈《古彝文创始至今活态传承概述》。
作者简介：陈福来 男 彝名：课欧吉立 1974年生，贵州省大方县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大方县彝学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原大方县古籍整理所所长。研究方向：古籍整理，民族文化，文化旅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