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彝文字产生的那时开始，彝文书法艺术也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文字的书写自产生之日起就温含有一种艺术元素，这种艺术元素在人们长期的书写应用过程中，被人们美的意识所发现，并将书写者美的意识、思维和文字温含的艺术元素相结合，并应用到文字书写上形成了书写的艺术。彝文书法艺术目前还无法知道在历史上经历了多少个春秋，也不知道与其它民族文字和艺术有多少渊源。但至少说与汉文书法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目前正在探索和研究之中。在这里我把彝文书写和《爨宝子碑》的书写作一个比较分析。
首先说说《爨宝子碑》的历史背景。根据文宗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立于今曲靖的《爨龙颜碑》记载，爨氏的先世本是楚国令君子文之后，班固之裔。后来因种种原因“迁运庸蜀，流薄南入”，并逐渐统治了整个南中的彝区，再后来，又因与彝族通婚而自觉接受彝族文化生活习俗。
爨氏统治南中400年，后称“爨人”。爨氏所统治的居民中，彝族是主体民族。因此，爨氏势力的扩大就是彝族势力的扩大，爨氏势力的发展就是彝族势力的发展。所以，在以后的历史上彝族也称爨人。“爨龙颜碑“刻立于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在清朝乾隆四十三年出土于今曲靖杨旗田，该碑的出土震动了金石书法界蜚声海内外。碑记：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李雄派李寿率兵攻占南中，李寿被封为“建宁王”；以爨琛为交州刺史；霍彪为宁州刺史。到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建立太守岳、彦隆晋把霍彪缚送到晋朝，于是南中就被爨氏所独霸。
任何一种文化在任何区域的流传，都离不开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互学，对于文字的书写当然也并不另外。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爨宝子碑》出现在彝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结果。
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因此，二爨碑的历史文化遗存不仅是爨文化的结晶，也是彝文化的结晶。从二爨碑的形势、书法及碑文看，内容赋于彝人多元文化心理和气质，使爨文化具有不同汉文化的民族精神和标记（黑格尔）等；也具有农耕民族严谨务实的文化心理，又具有游牧民族粗犷奔放的彝族之气，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别具一格的爨碑艺术。二爨碑没有留下书写者姓名，至于出自何人手笔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是久居爨地汉化或彝化程度较高的人所书写，并非是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从“远道请外地人所写”，其理由很多。
一、在二爨碑前有《孟孝琚碑》、孟孝琚是三国初年孟获（彝族称阿武家）的祖先。《孟孝琚碑》根据考证为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 年）所立，是汉文碑，出土在光绪二十九年（1901年），今昭通城南的白泥中，碑文书体表现为成熟的汉隶特征，颇见篆情和曲动的书意，但没有爨味。这就说明该碑纯属汉文化的产物。而二爨碑与《孟孝琚碑》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从年代上也晚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这就说明：二爨碑不仅是爨人所书写，也是彝汉文化溶合的成功之作。
二、西汉铜铸擂体(永传祖祠手碓)；西汉“螳琅山统辖手印”；汉代一字格青铜剑“虎字”；汉代铜凉壶足圈铭文“水器”“又古”；毕摩传世骨卜等都出现在(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之间。其笔法中“善用曲”的特点可在其后的二爨碑笔法中寻找到，并成为二爨碑笔法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不会是巧合。应该是与二爨碑的书写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二爨的书写是彝汉书写溶合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