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文献记载：兰茂《滇南本草》中部分滇药早在中古时期就与古印度有往来。印度和中国的传统医药均属于东方医药体系，具有东方古老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共性，这是中印民族医药文化能够相互依存，相互发展，取长补短的基础。新时期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云南的桥头堡建设将发挥出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为云南中医药走出国门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关键词：中古时期；《滇南本草》药物；与印度往来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和对外中医药的不断发展，云南在我国对外开放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下现代化建设中，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方针政策，使云南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大大推动云南桥头堡建设与周边国家的跨级合作和区域合作。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云南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拥有不可代替的重要地位，并发挥着重要连接作用和模范作用。怎样借助云南“桥头堡”这个大通道、大基地、大平台和大窗口，让云南中医药更快的走出国门，不断加强周边国家的合作和往来，已成为云南中医药工作者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翻阅《中国通史》，在中古时期云南就与印度建立起了友好往来的关系。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即位之初，遂派张骞出使西域，以此加强我国中原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丝绸之路”由此得以开通。通往欧亚各国的商路有两条，即北道和南道。北道和南道都地处高山、沙漠和高原地带。这两条横贯亚洲的中西陆路交通线主要是因运销中国的丝织品等而闻名于世界。因此被中外史学家誉为“丝绸之路”。[1]
印度是唐玄奘译经时，对印度河流域古国的翻译。但早在汉代或晋时，印度又被译作“身毒”、“天竺”、“西竺”等。《大唐西域记·印度总述》载：“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或云身毒、或云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我国传统医药学是各民族在长期融合过程中相互影响和交流产生的瑰宝，同时其还受到了周边国家和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的影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我国传统中医药通过吸收融合外来医药文化精粹，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其中古印度医学对中医药的影响尤其深刻。季羡林先生认为所谓的“国粹”中医药内实际上有许多印度医学的成分。[2]
日本正仓院珍藏的日本皇室宝物中存有唐代传入药物60余种，许多是东渡高僧带入日本的。显然，我国早期的丝绸之路起到了东西方医药学知识传递的桥梁作用，佛教在中国、印度、日本医药文化交流中具有关键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之前，《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有：“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见蜀布、邛竹杖，问得西南夷有通身毒国道路一事”。在云南确有一条通往印度的秘密之道，这条通道是云南马帮和缅甸、印度马帮互为开通的。那时，云南禄丰一平浪盐矿、禄丰黑井盐矿已是西南地区的主要产盐之地，大量的国外商人、小贩边民、僧人术士来此做生意，进行国与国之间的商贸和文化交流，同时在昆明等地做起了滇药材与印度药材的生意。一直到了清末和民国时期，这条“山间铃响马帮来”的通道都很红火。曲焕章生产的百宝丹也是通过这条通道，运输到国外的。另外，在7世纪前期，云南大理的彝族南诏国首领就派自己的使者与印度建立了友好的经济往来关系，开展了通商和药材等大宗生意合作。
曲焕章在民间对云南滇药的运用有着切身的体会，他曾经在回忆中写道：“滇以产药著称于世，李时珍《本草纲目》及《滇南本草》所收而外，尚未经前人发明者不知凡几。而世人皆对草药轻之贱之，不足一盼，其可慨也。殊不知草药之中功效有非常而不可思议之处，可能出手吾人意想者，村夫野老运用一草一木之微，常验如桴鼓，药到病除，良可叹也”。[3]
印度等国对云南的滇药十分认可其疗效和功用，云南中医药界的前辈们也认可印度医药的卓越疗效。据笔者统计，《滇南本草》中收录了余甘子、香附、胡麻、胡椒、天门冬、仙茅、土牛膝、罂粟、香草、莲子、还阳参等印度药材。《神农本草经》中也收录了：诃子、甘草、菖蒲、天门冬、葡萄、姜、决明子、菟丝子、蒺藜、毛诃子等印度药材。《中国药典》收载的印度药材有：菖蒲、香附、胡椒、余甘子、毛诃子、蒺藜、诃子等。
隋唐时代是古代中国最为开放的时期。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胡人既有外交使臣，也有商家医者、僧人术士等。在宗教、物品、生活习惯、人员交流等外来冲击下，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受到影响，形成喜好外方物、药材的社会风气，对医药文化的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外来医药知识的传播为我国传统医药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对中医药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唐代以后的药用植物也大大的增加，促进了中医药的快速发展。
随着“丝绸之路”和之前云南民间开通的秘密通道，印度药材开始进入中国和云南等地。在阅读兰茂的《滇南本草》中，笔者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秘密，细细讲来供同道鉴赏。
务本堂本《滇南本草》中卷记载：还阳参，一名天竺参、又名万丈深、又名竹叶青、又名独花蒲公英。性温、平，味甘。治诸虚百损、五痨七伤、气血衰败、头晕耳鸣、心慌怔忡、妇人白带漏下、损伤任督二脉。但肺热者忌用，误用，令人咳血，或咳嗽带血，或鼻血，或烦躁不安。[4]书中提到还阳参的核心作用是：治疗人体阳气受损、阴阳失调的患者，经还阳参治疗后，阳气可得到提升或使生病的身体重新恢复健康。书中有一段文字让人感到惊讶，在介绍还阳参时，还有一个外国的别名：“天竺参”。难道说这味药是从印度进入中国和云南的？张骞出使古印度，是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难道说是西汉或隋唐时期印度商人或医者通过“蜀身毒道”带入云南的？还阳参这种高30-50厘米，茎直立，深绿色，有纵槽纹，花呈黄色的草本植物，仅生长在于云南、四川、西藏的山坡、田边、路旁或荒地的草丛之中。而这些区域，都是“蜀身毒道”联系或辐射的区域。这就更进一步印证了，还阳参有可能就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植物药。但是，笔者认为，还阳参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云南等地产的植物药。其依据是：阴阳五行是中医的基础理论，还阳参是专门治疗阳气受损，阴阳失调的疾病，当人体的阳气得到提升，或者失调的阴阳重新恢复平衡后，人的身体就健康了。这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谨察阴阳而调之，以平为期”的道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还阳参是生产于中国西南地。经商人或医者传到印度，固疗效显著，印度医生就给它取了一个“天竺参”的印度名字，让本品在印度安家落户。在上千年的反复马帮驮运中，一些籽种撒落于潮湿的土地上所以在印度缅甸和“蜀身毒道”相联地域就有这种植物的生长。
让人惊奇和兴奋的是：《滇南本草》是唯一记载还阳参的古代文献。在《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这部被称为研究我国古代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历史植物及历史地理分布等提供详尽科学依据的重要著作之中，关于还阳参具体内容仅有“明·兰茂《滇南本草》务本堂本卷二，还阳参一名天竺参，又名万丈深，又名竹叶青，又名独花蒲公英。”以及“清朱景阳《滇南本草图说》卷三和还阳参图一幅。这等于说，我国古代关于还阳参的认识，仅有兰茂《滇南本草》有记载，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都没有关于还阳参的记载，《滇南本草》是唯一的也是最全面的记载还阳参的古代文献。由此可见《滇南本草》在云南中医药中的地位和作用。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曾指出：“仔细地比较中国和印度传统医典，来探究药物学中相互借鉴的地方，是急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5】时至今日，在印度仍有75%以上的人口应用传统医药治病防病。在仔细研究中国与印度植物药相互交流中，最常见的是四大类：一是滋补强壮药；二是妇女儿童药；三是香药；四是皮肤病用药。
（1）滋补强壮药：印度的健康产品市场中，滋补强壮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与生命吠陀重视人与自然协调、强调防病、抗衰老和保健的理念有关。这些药物主要有印度人参、印楝、还阳参、菖蒲、蒺藜、辣木、仙茅、黎豆、儿茶、异叶乌头等。隋唐五代时期，印中之间这一类的药物交流得最多，可能与隋唐时代人们追求长生不老的社会风气相互呼应，印度的滋补药受到中国人士的欢迎，中国的补肾壮阳药也同样受到印度人士的追捧。
（2）妇女儿童用药：妇女儿童用药是生命吠陀的中药组成部分。这些用药主要用于儿童感冒、高烧、惊厥、便秘、闭尿、消化不良、癫痫以及月经不调、妊娠反应、安胎保胎、早产通乳、眩晕、虚弱、贫血等。药物主要有：菖蒲、芦荟、天门冬、马齿苋、仙茅、姜黄、香附、余甘子、诃子、青牛胆、葫芦巴、香根草、印度人参、姜、葡萄等。
（3）香药：印度盛产各种香药，丝绸之路在古代被称为是一条香药之路【6】。香药不仅大量用于调味，还是宗教祭祀和彝药健身的重要原料。唐代李珣所著《海药本草》为收录外来植物药和香料药最多的本草专著。【7】药物主要有：香附、木香、丁香、沉香、檀香、栀子、菖蒲、姜、胡椒等。
（4）皮肤病用药：印度人常患皮肤病，生命吠陀中治疗各种皮肤病的药物甚多。药物主要有：磨盘草、土牛膝、胜红蓟、洋葱、白花羊蹄甲、香附、蒺藜、菖蒲、闹羊花、田基黄、番木瓜、芒果、白花丹、萹蓄、马齿苋、蓖麻、龙葵、万寿菊、酸角、夹竹桃、旱莲草、猪鬃草、柚木等。
务本堂本《滇南本草》自海外回归后，为我们梳理了中医药古籍向海外传播的历史过程，还原了我国和云南中医药文化在100年中经历的颠沛流离和风雨飘摇，也为体现了云南作为一个边疆省份，对中国文化向海外传播历史上占有的重要意义。务本堂本《滇南本草》从国内流传到法国，又从法国回到了云南自己的“老家”，这种穿越古今，横跨中西的过程弥留珍贵，也为我们打开思路，找到了一把研究西方社会文化的新钥匙。
总结回顾历史，是为了把握现在，开创美好的未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云南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对内联外引的综合交通体系进行了有效完善，注重对外对内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同时打造不同规模的开放开发载体，使云南桥头堡的建设得到了高度重视，展示出了新时代，云南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门户作用。尤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后，全国人民和国外许多国家都充分的认识到了中医药的作用和疗效，为云南滇药材走出国外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我们要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使兰茂的《滇南本草》在新时代背景下放射出新的光彩。
[1]邢涛、龚勋.中国通史[M].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5.
[2]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王敏.王敏彝族医药论文集[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
[4]兰茂.滇南本草[M].第3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5.
[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M].第1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6]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7]尚志钧.海药本草辑校本[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王敏，主任医师，云南省名中医，云南省第二批名老中医指导老师，研究方向：中医药和彝族医药。
王舒怡，楚雄齐苏堂彝医馆馆长，云南中医药大学毕业，研究方向，中医药和彝族医药。
联系地址：楚雄市龙江路翠湖雅园齐苏堂彝医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