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既然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5千年之多。这点，没啥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有无夏朝，然后再涉有无夏朝的文字？有，又在何种范围？
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纪年》、《史记》、《尚书》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先秦百家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
《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
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
作者藏千古传奇的目国大禹神象
恰好天水傅家门遗址出土的六件卜骨，测定为距今5600－6000年左右，是目前存世最早的卜骨。上面的刻符，与八卦中的阳爻、阴爻及太极图相似，可作伏羲在天水创“先天八卦”的考古支撑。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尚书》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夏禹王岣嵝碑，碑原在衡山岣嵝峰，为蜀人杨升俺摹释作缩本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绍兴禹陵有，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图片，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
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但三星堆玉玺多见蝌蚪文，稽考通识甚难，则不能不能引人重视。其中一枚，余特别转让厦门正言基金收藏，置入博物馆，供大家赏析。此枚玺印，高达48.5厘米，长纽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纽，为头，为独，谙寓首始。
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
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作者藏蝌蚪文的龙玺，现归藏正言基金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
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象“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夷（彝）文释读，那么夷（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
我们这些傲慢所谓的“汉族”，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夷（彝）族是夏代的核心部族，属古光国，古夷（彝）文曾作为夏代的官方文字盛行过，余考鲧黾支系文字可证明这点（见它文），殷革夏后，夷族（谁呢？）便迁往西南高地，分布蜀、滇、黔，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当然，古史的夏朝并不等于今日的彝族，这是很明显的。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曾有“藏缅语系”的国家课题，确证过古夷（彝）语和汉语是同源关系，这点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破释了一枚古玉玺，用彝文直译即“鹰眼守家”。
这些稽考均非假设，但其衍变和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
这“夏－夷（彝）”古老的话语范畴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自然可成为一条线索，但并非是唯一的。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
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诸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作者藏三星堆古老的河雒部族酋首献龟书造像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
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晤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余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造像，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水秘诀的洛书给禹。
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种类型的造像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的离心力。
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诿，还更应该看清造像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肇始陇蜀荆，得五帝财富神翼，再北据中原，东下覆盖江南而出台海（否则卑南文化原型在三星堆不可理喻），造成“区夏”。
通过爱民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曾一度强大，最后留给我们兴灭的教训，自扰的难题和华夏宿命。可以说，三星堆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下的东亚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本土历史，文化的渊源和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遗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