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学良）
万斯年先生去世5年了。
回忆1942年我和万先生在云南彝族地区相处至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听说《北京图书馆馆刊》行将复刊，约我写篇小文，忽然想起当年与万先生在彝区的一段往事。
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自己的古老文字和浩繁的彝文典籍，是研究彝族和有关民族文化的重要资料。由于历代民族歧视的反动统治，彝族文化已经湮没无闻。直至1930年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在贵州以一个偶然的机会收集当地的彝文书籍，约请大定县（今大方县）的一位70岁的彝文经师罗文笔翻译成汉文，集为《爨文丛刻》，共收《千岁衢碑记》、《说文(宇宙源流)》、《帝王世纪(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卷》、《解冤经下卷》、《天路指明》、《权神经》、《夷人做道场用经》、《玄通大书》、《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等11种经典。据自序中说:“爨文丛刻共十一种，除去夷人做道场用经＇是谭锡畴先生从四川西部带回来的以外，都是我自已从云南、贵州所搜集的罗罗文。”可见《爨文丛刻》所收的彝文经典可以概括川黔滇彛族的重要文献。《丛刻》编入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一，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此，到彝族地区调査彝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字的中外学者逐渐多起来了。但多为匆匆过客，而对彝族经籍能潜心研究者几希。
1941年，我奉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派遣，到云南禄劝、寻甸、武定等彝族集中的几县，从彝文经师专门学习彝文，研究彝文经籍。期年，我去武定县慕莲乡土署，在土署藏书楼中发现大量彝文经典及文物，这是老土司那靖保生前的藏书。他以土司的权势，收集民间善本书籍，并供养知名呗耄（彝族司祭经师）讲经，一时弦诵之声，传于乡里，据云颇极一时之盛。土司死后，其妻那安和清继土司职，从此诵声中辍。我去那里时，藏书楼已封闭几十年了。我同几位经师到土署去，说明来研究彝文经典，那安和清表示欢迎，颇有中兴彝族文化之志，同意藏书楼启封。我们一进屋迎头是鼠跳虫飞，书香气已变成了霉臭味了。旧籍多为鼠啮虫蚀，有些已纸黄页碎，无法翻揭，眼看彝族祖传精华，毁于一室，令人叹息不已。为保存彝族这份文化遗产，因函告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建议把彝文经籍转移到公家图书馆，妥为保存。傅先生同意我的意见，即与当时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议定由该馆收藏，并派万斯年先生亲赴武定慕莲乡与我洽商购置彝文经书事。
万斯年先生当时任职于北京图书馆，是一位热心于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学者。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文化单位，避地西南边陲，万先生只身深入各民族地区，为北京图书馆搜集大量行将遗失或被外国人掠夺的民族遗产。如万先生先后在云南丽江纳西地区收集的近三千余帙纳西图形文字就是美国人洛克劫余的珍品，洛克久居丽江，专事搜劫纳西文字经卷，而今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1984年我在美国，专程去国会图书馆参观纳西经卷收藏室，但见室内庋藏纳西经卷高大的书架壁立室中，据管理员说，现正由台湾纳西文专家李霖灿先生在编目，面对祖国稀世文化遗产，长嘘不已。当时我立即想起万斯年先生跋山涉水在玉龙雪山收集纳西文残卷，虽说是劫余，也算得为祖国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建立了奇功！
万先生在收集纳西经卷之后，接着又奉命收集彝文经籍。彝族视其经典为神明、多供奉于其家中的神龛上，因而我和万先生几经周折，我们晓以传授彝文、保存彝族文化的意思，才取得土司那安和清的应允。
在接洽彝文经书的过程中，曾有段小插曲。彝族自称“纳素”或“馁素”，旧时代多称之为倮㑩，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诬蔑的称呼、尤其在所谓土司官家面前更不能呼为倮㑩。万先生因为不知道这是侮称，所以与土司面谈中，曾以倮㑩呼之，因而引起土司的大忌和反感，要家奴转告我勒令万先生立即离开慕莲辖区，否则不负责他的安全问题。这不但是下了逐客令，而且有生命的危险，我想种种办法遣人保护万先生安全到达昆明。后来我们在昆明重聚，万先生感叹地说，为了这批经书，险些丧了性命。这虽是事后戏言，犹有余悸，也说明当时取经之艰难。
万先生安抵昆明后，我才如释重负，但这批待运的彝文经书的梳理、查对、装箱等工作重担就落在我一人的肩上了。彝文经书多为手抄本，当我从残缺的书堆中突然发现几部木刻本，且完好无损时，真使我喜出望外。后经考证，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一部明刻彝文本。书中以道家《太上感应篇》的章句为母题，于每章之后加释义与解说，全文约22900字，为今存明版彝文古籍中内容丰富、字数最多的一部彝文著作。继而又于丛书堆下发现书的刻版十几方，证明该书原是由土署刻版印行的。
现存的手抄本彝文古籍，多为记述原始宗教的祭经，而这部《劝善经》内容多为宣教说理，传授知识，通篇以《太上感应篇》为题，结合彝族风俗说教，可谓借题发挥。名为劝善，实为宣扬忠君（奴隶主）效命、因果报应等迷信观念。如说“世上奴隶的主人是主，百姓的主人是君，奴隶不忠于主，不听使唤，顶嘴触犯主人，反叛主人，主人就要给他降罪；不忠于主人反对主人的，天地也要教训他。”因此教人“忠于主”，“鈉赋税，上粮要晒干，不捣乱，莫反叛”，这样做就可以得到“天神的保佑，所有福禄，都随他而来。”另一方面，也劝说官吏、奴隶主不要虐待百姓、奴隶，如说“官民主奴都是人，有身体生命，不应该胡乱虐待他，刑罚他，胡乱使用民力，使他饥寒”，甚至对牲畜、昆虫蚂蚁也劝人莫乱伤害它，似为仁民爱物，实际是为官吏、奴隶主效忠。此书已由我和几位同志合译名为《劝善经》，于1986年出版。
书运到昆明后，经过整理，发现复本较多，因分出几部，每部约500余册，每册有的包括几种类别，共合1000多种，归北京图书馆。其余复本分别归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图书馆收藏。
解放之初，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约我为北京图书馆的彝文经书编目，我初步分为9类：1.祭经；2.占卜；3.律历；4.谱牒；5.诗文；6.伦理；7.历史；8.神话；9.译著。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成立了彝文文献翻译组，分别邀请四川、云南、贵州的知名彝文经师，共同为北京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和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所藏的彝文经书分类编目，参照我的分类加以补充，并在每类经书之前加以提要，说明经书内容，编出《北京现存彝族历史文献的部分书目》一书，包括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彝族地区的659部1000多册的彝文书目。有78%的书是我在40年代从云南武定、禄劝等县收集的，其中大部分是武定土署的藏书（现藏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民彝文化宫和中央民族学院分藏的123部是解放后彝族人民作为珍贵礼品献给毛主席的，也有的是其它单位转来的。从内容来看，在这659部北京现存彝族历史文献中，有历史书56部；哲学书28部；文学书35部；历算书43部；作经书91部；作祭经211部；指路经49部；占卜书22部；百解经70部、福禄书47部；其它的7部。编纂这样套书目，一方面可提供彝文研究者按图索骥，一方面也希望其它地区现存的彝文书籍在这个基础上陆续补编，以期集成一部比较完全的彝文书目。参加这次编目的是川、黔、滇第一流彝族经师，有的已70高龄，在炎热中挥汗编目。在编目期间，承北京图书馆领导允许他们到馆藏善本室参观，当他们看到彝文经典列入善本室，保存完好无恙时，泪水在每个人的眼眶中滚动，表达了他们幸福和感激的心情。
从这次彝文经书整理编目来看，我们发觉有很多有价值的彝文经书，因年代久远，日渐湮没，所以散失在各地的彝文经书，为继承弘扬彝族文化必须及早抢救。
为保存整理古籍，中共中央发（81）37号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彝族历史文献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它不仅是研究彝族文化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彝族自古以来就与其他民族有密切的关系。丰富的彝文古籍，其中也包括我国远古的文化和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史。因此，可为研究其他民族的历史、社会生活提供重要的史料。为此，国家民委早在1979年特发出341号文件，指出“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有关科研、教学单位，都应根据自己的人力和藏书条件，把整理和研究彝族历史文献的工作列入本单位的科研规划，并迅速付诸实施。这个文件下达后，很符合彝族人民的要求，各彝族地区先后建立彝文编译组，很多彝族经师应邀参加编译彝文工作。仅几年的时间，发掘和翻译整理了大量的彝文经书，如贵州毕节地区民委会彝文翻译组翻译的《西南彝志》，全书26卷，30余万字，是一部彝文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内容涉及历史、哲学、科学、天文、工艺、宗教等各方面。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双柏县发掘翻译了明代的彝文医药书。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文翻译组和云南禄劝彝文翻译组也发掘翻译了不少的彝文经典。中央民族学院翻译出版了《增订爨文丛刻》、《劝善经》等。
在我国50多个少数民族中，原有文字的占少数，像上述纳西文和彝文较原始的古文字，而且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在国内民族文字中是少有的。因而进一步做好收集、整理、翻译工作，不但可为整个中华民族增添新的史篇，而且也无负前贤冒酷署、顶严寒，历尽艰险，为保存民族文化遗产的愿望。
（原载：《北京图书馆馆刊》 1992年02期，文字来源：阿细先基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