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史料和考古材料框定南诏大理时期岩画所在地的政治归属，然后根据刻画内容本身比对，认为博什瓦黑为南诏大理时期所开凿的岩画，由于当时西昌地区生活着大量汉民族，凉山地区生活着大量彝族先民，为了让当地人民更容易接受南诏大理所推崇的佛教思想，开凿者在岩画中添加了彝族、汉族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岩画；博什瓦黑；族属
博什瓦黑石刻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湾长（又称弯长、碗厂）乡博什瓦黑的南坡上，全部岩画均刻在这片山坡的十六块天然巨石上，刻画手法以阴线篆刻为主、部分造像面部采用了浅浮雕的手法，刻画位置多选在巨石的自然平面上，刻画面积约440平方米，年代约在大理南诏时期。当地群众很早就发现了这些壁画，1982年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凉山州文化局共同调查并发表了这批石刻 。自博什瓦黑岩画发表以后，由于其独特的风格，宏伟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很快就引发了人们关于是什么人创造了这片岩画的讨论。
但到目前为止，对于博什瓦黑石刻画像主人的研究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有彝人说 、多民族说 、僚人说 和白族说 。
笔者认为白族说和僚人说过于片面，只看到刻画所展现的一些因素。至于多民族说，虽然石刻画中能看到彝族、汉族、甚至白族的文化因素，但要说一个岩画群由汉族、彝族、白族和其它民族共同完成，视乎过于理想化了一些。但是不可否认，岩画展现了大量南诏大理的文化因素，应加以关注。要认清这批岩画的归属首先应该从这批岩画的所在地当时的政治归属入手。
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建立大蒙地方政权，初为蒙舍诏。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蒙舍诏首领皮罗阁在唐政权支持下统一六诏，是为南诏国，盛时辖地含今云南全部，凉山州除木里县外均属，贵州西部、缅甸北部、老挝东部等地区。延续198年，后蜀明德三年（公元936年）为段思平所灭，建立大理国、其疆域基本继承了南诏的疆界，延续317年，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为忽必烈所灭。南诏、大理共延续515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随越巂郡为巂州。其后唐朝经历着与吐蕃和南诏两民族的统治者长期战乱，接垠州县、时德事陷，兴废不常。尤其“安史之乱“以后，因中原动乱，西南疆域多存虚名，凉山地区多为南诏所辖 。这段历史，史书也多有记载。明· 范守已《建昌疆场考序》云：“ 建昌古邛都地，……自唐末为南诏漂信酋龙所陷， 改名建昌府， 历蒙、郑、赵、杨以及段氏， 久据其地， 与宋相为终始。” 《新唐书· 南蛮传》“劝丰佑于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7年）六月， 遣磋巅乃悉众掩邓、戎、鲁三州， 陷之”。《西昌县志》“昭觉者， 清之交脚汛防也， 地属西昌， 咸同间没于夷” 。以上史料显示，在南诏大理时期，整个凉山地区受其管辖，当然昭觉、西昌等地亦在其管辖之内。
从考古材料来看，整个凉山地区的墓葬，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多为竖穴土坑墓。战国至西汉时期，安宁河流域盛行大石墓；在雅砻江流域流行石盖墓，即竖穴土坑，石板为盖；昭觉地区发现大量石棺葬；东汉之后逐渐袭汉制，在凉山地区出现大量砖室墓，特别在昭觉地区，砖室墓、崖墓等大量发现。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在凉山地区还未发现确切的唐代墓葬。但宋代之前整个凉山地区从未有过火葬墓的先例，而从宋代开始，该地区主要墓葬为分布在西昌城郊的大量火葬墓（其中有一部分时代可能到了元代） 。无论是南诏还是大理，他们都信奉佛教，时兴火葬。另外在西昌桑坡出土了一件镌刻有大理国年号的墓志，墓志内容部分能辨识：“大理国建昌城西**/地段有胜杂国言****/便将**布燮廻到*山*/证佛果年有五十二谢世*/盛德二年丁酉正月十一日/谨记”。墓志虽部分字体难以辨识，至少我们能窥知当时西昌属南诏大理所辖和这批墓葬的大致时代。此外南诏王世隆曾在建昌为其母建造佛寺一座，名景净寺又名白塔寺，该寺现已不存，但现存明万历三十年一通残碑有“之白塔寺创自六诏景庄者也……”的记载。故可得出，凉山地区，特别是西昌地区在当时被南诏大理所辖。
无论从文献还是考古材料看来，在南诏大理国存在时期，其势力范围已完全吞没凉山地区，特别是西昌周边，包括昭觉等地区。
就岩画本身而言，81409刻石上所刻出行图中心人物第四人，此人头上有一龙，马前有一犬。《南诏国传》中绘有一犬，其形态与此犬相同，都为长腿细腰，大耳下垂，图中犬旁有题记曰：“奇王之龙犬”。奇王为南诏国开国主细奴逻。而博什瓦黑此犬，前肋处有鳞甲，似与“龙犬”之称呼有异曲同工之意。此中心人物虽不一定是细奴逻，但应为国王身份。此外，该人所带之高冠与剑川石窟石钟寺第二号王者造像中南诏王所带之莲花宝珠塔形头囊几乎完全一样，且两者均身穿圆领宽袖大袍。应该说此形象为南诏王形象无疑。另外博什瓦黑石刻中的带狗习俗， 在剑川石宝山第十和第十二地点摩崖浅雕和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也都有观音带狗的形像 ， 说明石刻与南诏大理的佛教造型艺术有密切关系。此外博什瓦黑石刻无论在表现内容、人物造型、艺术风格等方面都与南诏大理时期的佛教造型艺术有许多相同之处。
综上，笔者认为博什瓦黑岩画应为南诏国子民于凉山地区所开凿。
笔者虽认同岩画为南诏国所刻，但对其主人为彝族先民之说并不赞同。博什瓦黑岩画为南诏国时期于凉山地区所开凿的摩崖石刻，其风格与云南南诏大理的时期佛教艺术造像多有相同，想必工匠也源于南诏大理国。若简单因南诏蒙氏为乌蛮、大理段氏为白蛮（乌、白二蛮同为藏缅语族彝语支的民族，近世不少学者巳考证乌蛮为彝族之先民）。就将岩画作者与彝族先民画上等号，岂不是将南诏、大理所有人均视为彝族先民，势必是欠妥的。至于原报告中提出画像中的人物衣冠、马的品种、马镫及马鞭的形制，明王手拿的法论、“笔摩”像都透露出画像与彝族先民透露出的关系，笔者认为那是南诏国对凉山地区所统治的一种手段的体现，为了让凉山地区的彝族先民更容易接受所推崇的佛教，便将佛教题材的刻画加上本民族的文化因素，甚至宗教因素。剑川石窟中狮子关区第2号崖面正中上浮雕一梵僧观音像， 梵僧左侧浮雕一条狗颈戴一圆环圈，躯体壮实， 前身下倾， 后身弓起。此图的构图意境与81405.3刻石上的人物像与带念珠吼的图像组合有相似之处，不过将梵僧换成了凉山地区人民更容易接受得“毕摩”形象。
另外，在博什瓦黑岩画中出现过数十个汉字，汉字书法水平较低，像一般初学者所写，且文理不通。从行文可看出石刻的主人虽文化不高，却比较重视汉族文化。笔者认为，这也是南诏王推崇佛教的手段，整个西昌地区自从汉代以来，生活着大量汉族移民，南诏国为了便于其思想传播，加入了汉族文化的因素。
因此，笔者认为博什瓦黑为南诏大理所开凿的岩画，由于当时西昌地区生活着大量汉民族，凉山地区生活着大量彝族先民，为了让当地人民更容易接受南诏大理所推崇的佛教思想，开凿者在岩画中添加了彝族、汉族的文化因素。若要说岩画就是彝族先民所为，或许还欠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