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凉山彝族学习新彝文
今年是《彝文规范方案》实施40周年。此方案是50多位彝文工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四川彝族传统文字使用不统一的复杂情况，经过深入广泛的田野调查、研究、争论、激辩最终达成定论的结果，是一代彝文工作者集体共同努力的成果。
从1973年的最初缘起到198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推行，几年时间内召开了上百次大小讨论会，征求各界意见，集思广益。四川彝族各方言区、各领域有影响力的彝族头面人物和知识精英几乎全都参与过对此方案的讨论，每个人都提出己见，或多或少贡献自己的建言。方案形成过程中的历次讨论大会，自始至终都有云、贵彝族代表和彝学专家受邀参加，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共商大计。因此，《彝文规范方案》也是彝族精英群体共同的智慧结晶，是各方人士在讨论争辩中求同存异达成的共识。
这一规范方案的最初缘起与当时在西南民族学院长期从事彝语文专业教育工作的冯元蔚（彝族）有直接关系。
一
1947年，冯元蔚17岁在西昌“省立第二边疆师范学校”就读时，跟随骆元章老师学习彝文，开启了他对彝文的兴趣。1951年初他在西昌民族干部学校短训期间，恰逢北京来的语言学家陈士林到民干校试讲《新彝文拼音方案》，这是新中国为解决少数民族文字问题创制新文字风潮中，陈士林牵头组织创制的一套新彝文，21岁的冯元蔚怀着学习新生事物的心态每节课必去听，成了新彝文的支持者和积极分子。《新彝文拼音方案》推出后彝族中出现两种对立观点，许多彝族头面人物持反对意见，坚持传统，而一大批彝族青年沉浸在对新中国新气象的赞美和新鲜感中，拥抱革新，将其视为新生事物而热情学习之。彝族知识青年谢志礼、边士林、沙如珍、骆元章、付能源等直接参与了《新彝文拼音方案》的整理工作，彝族青年在新气象新环境的时代氛围下，把新彝文视为新生国家推出的新生事物而欣然接受，所以1951年开始在西昌、昭觉、喜德等彝区掀起了学习新彝文的高潮，持续了几年。
规范彝文字表
冯元蔚于1951年5月调入正在筹备中的西南民族学院，从此开始了大学彝语文教育的教学、研究和行政领导的职业生涯，参与了在大学设立彝语文教育的创立、维持、发展的所有过程，起起伏伏，几经夭折之厄运，砺砺前行，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始终与各方压力抗争，竭力维持彝语文教育在大学的文脉，是改革开放前领导推进大学彝语文教育的灵魂人物（直到1982年因工作变动离开学校前，他一直是大学彝语文教育的职业领导人）。
从1951年起，冯元蔚便在西南民族学院教彝文。为了给西南民族地区及时输送干部、教师等各类建设人才，学校成立了彝语文专修科（中国大学领域的第一个彝语文专业），冯元蔚既负责行政教学管理工作，又要上课。最初的彝语文教学一直在试验探索之中，使用的是陈士林的《新彝文拼音方案》，该校作为该方案的实验点之一，冯元蔚是积极实践者。但在教学过程中发现这套方案的诸多弊端，尤其是方案屡屡变动，越改越脱离实际，引起大家反感。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让冯元蔚反思新彝文的合理性，由支持者转变为怀疑者，最终赞成在教学中放弃使用。学校因为彝文方案的争议，决定取消彝语文专业，停止招生，冯元蔚竭力抗辩，力陈彝语文专业的重要性，他和罗家修（彝）研制了一套新的拼音方案为彝语注音，在本校的彝语文教学中使用，保住了彝语文专业的延续，为彝族地区培养了一批批建设人才（冯、罗二人研制的拼音方案直到现在依然在高等院校的彝语文教学中使用）。
1958年，是冯元蔚学术生涯的一个拐点，从彝语文教学转向彝族民间文学领域。当年国家发起全国民间文学的采风运动，四川省委宣传部搞了一个彝族文学采风工作组，让冯元蔚当组长，带了十几人前往凉山彝区采集民间文学资料，他们走遍凉山各县，搜集了大量彝族民间文学素材，他用老彝文记录老百姓的口头文学，最珍贵的是从民间收集了两大箱彝文老文本带回成都，有的甚至是写在小张兽皮上的。根据这些资料，他利用业余时间整理、翻译，在60年代初期陆续出版了《勒俄特依》、《玛牧特依》、《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等彝族民间叙事长诗，1960年与他人合作出版了《大凉山彝族长诗选》、《大凉山彝族故事选》、《尔比尔吉》等书籍。在整理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时，第一步是辨认各种老彝文手写体，第二步是用老彝文书写自己梳理整理的文本，第三步是翻译成汉语。整理过程中他深刻体会传统老彝文才是彝族文字的正脉。
1966年文革爆发，大学的彝语文教学戛然而止，完全中断，冯元蔚作为"奴隶主文化的代言人"遭受批判斗争、抄家关押。1972年，正在简阳军垦农场接受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冯元蔚突然接到通知，由于其彝族身份被抽调到凉山美姑县觉洛乡，参加人民公社试点建立。在美姑，他召集有一定翻译水平的彝族知识分子卢占雄、曲比石美、陈占明等人，把中央的一系列相关文件翻译成彝文散发，并用彝语作口头宣讲。翻译要求文字通畅准确，不得走样，与当时彝族百姓生活口语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政治术语一大堆，难度较高。同时还被要求将一批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的文章翻译成老彝文，给彝族群众学习，在老百姓中流传甚广。其间，由于工作组是省里派去的，收到凉山各地彝族群众的告状信要求解决各种问题，全都是用老彝文所写。
美姑的工作经历，冯元蔚深切感受到在彝族地区恢复使用和普及老彝文的极端重要性与迫切性，极需抓紧解决。1973年春天回到成都，他立即提笔给四川省委写了一份呼吁报告，讲述彝族老百姓对本民族文字的迫切需求，回顾了建国以来新、老彝文争论和试验的曲折过程，指出在彝族聚居区直接推行汉文缺乏社会条件，行不通，老彝文则在彝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彝族文字的使用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恰当的解决。报告中介绍了彝族原有文字的优势和问题，老彝文历史悠久，使用时间长、范围广，具有很好的社会基础、实用功能和文化价值，同时也存在一字多形、一字多音或一音多字等问题，造成通用普及上的障碍，需要规范健全，因此强烈建议省委责成省民委牵头，组织有关方面人士对老彝文进行一次普查，在广泛收集彝文单字的基础上加以规范化，定型后正式推广。
冯元蔚将呼吁报告给同校彝族老师陈占明看后，两人共同署名直接送到四川省委。四川省委十分重视此报告所反映的情况，批转省民委抓紧实施调查，同时送交国家民委一份。1973年下半年伍精华从凉山调至成都，任四川省民委副主任，冯元蔚与老同学伍精华多次交流规范彝文的迫切性和具体实施方案，伍精华在凉山工作多年对规范老彝文有强烈的认同，这是大家的共识。
1974年5月，国家民委根据冯元蔚的报告，委派中央民族学院的李明等两位老师到四川调查，在成都与冯元蔚会面交流意见，并与四川省民委彝族干部马黒木呷等数人共同组织彝文调查组赴凉山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写成《关于彝族文字问题的调查报告》。省民委于同年7月据此报告向四川省委作了《关于彝族文字问题的请示报告》，并上报国家民委，提出立即着手彝文规范工作，获得省委批复同意。9月，由四川省民委牵头协同凉山州语委、西南民族学院等多家相关单位，成立了规范彝文工作组，由省民委干部马黒木呷担任组长，开始了50多人参加的彝文调研、整理规范工作（四川每个彝族县都派了1-2位代表参与）。当时西南民族学院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冯元蔚担任行政管理和教学工作，学校坚决不放人，他因此未参加规范彝文工作组，但参加了历次相关会议并提出意见和建议（西南民族学院的张余蓉、赵洪泽、郝树嘉等老师作为工作组成员参与了彝文规范工作的全过程）。冯元蔚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后，始终关注四川彝区和全国彝区的彝文规范问题，直到逝世，一直是中国彝学的领军者之一。他当年给四川省委写的呼吁报告，是第一份向国家提出尽快恢复使用彝族传统文字、规范老彝文的建议书，报告中溯前瞻后彝文的前世今生，有理有据陈述推广和规范老彝文的重要性、迫切性与可行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鸣笛作用。这份报告的内容成为后来彝文工作组实施计划的蓝本。在文革之末、国家巨变即将开始的前夜，工作组砥砺前行，几载栉风沐雨，彝文规范方案大功告成，静待中央审批，为四川彝族后来的改革进程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工具准备。
四川省彝文工作会议与会者合影（1975年11月）
二
彝族人口分布在川滇黔桂的广袤大地，彝语分六个方言区，方言差异大，四川这套彝文规范方案是根据四川彝族的实际情况整理归纳的，从一开始推出，彝族内部就存在争议，尤其是部分云贵学者认为不适宜在其他方言区普及。持反对意见的学者都是从学术的角度提出己见，是纯粹的学术争论，双方都是为彝族文化的大业着想。然近年来，少数人在网络上发表措辞激烈的攻击性言论，恶语诋毁四川《彝文规范方案》。坦诚地说，面对方言复杂多样、文字形体繁简不一的跨地域彝文生态，此方案的确存在地域的局限性、文字技术的一些瑕疵，但瑕不掩瑜，它是因应时代、满足彝族最大聚居区百姓实际之需的产物，它实施40年的历史作用，功勋卓著。它完成于文革结束之时，恰逢其时地为彝区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文字准备，是顺应时代之需而诞生的实用性少数民族文字规范方案。它对繁荣民族文化，对方便彝族群众的信息交流和获取，对推进彝区与国家改革发展同步前进，方方面面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惠泽彝族千家万户，甚至在提升民族文化素质上厥功甚伟。
正是因为这个方案的推出，传统彝文从手写进入印刷时代，彝文新闻媒体、出版业才迎来灿烂的春天和前所未有的高峰，彝文出版物才能够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出版领域成为翘楚之一，昂首挺胸走在前列。如四川民族出版社40年间出版了上千万册各类规范彝文书籍（包括各种教材），为繁荣彝族文化、提升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提供了重要而浩瀚的精神粮食和文化知识。正是规范彝文，为彝文书籍的批量印刷创造了必要条件，这是彝族文化史上一个质的飞跃。又如《凉山日报》彝文版为彝族百姓适时传递时代讯息，与民同行，与时代同步，留下四十载用彝文记载的彝区改革发展史。
正是因为这个方案的完成，彝文的大学本科或专科教育才有了最重要的教学武器和教材，各院校彝文专业才因此得以成立，为许许多多彝族学子尤其是农家子弟提供了从社会下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培养了一大批彝族精英人才。方案推出40年间，从各校彝语文专业毕业的上万学子，纷纷成为社会的栋梁才，成为彝族地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建设的骨干，在民族振兴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带头作用。尤其是在彝区脱贫致富的攻坚事业中已做出和正在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是在这个规范方案的基础上，西南民族学院彝语文专业毕业的的沙马拉毅教授，才得以研发出计算机彝文编码方案的"沙马拉毅输入法”，推动彝文信息处理有关国家标准及国际标准的建立，消除了彝文在网络上的应用障碍，使彝文进入现代化信息处理时代。沙马拉毅团队继而开发出的手机彝文，不懂汉语或汉文的彝族老百姓只要打开手机，就可以直接使用规范彝文进行文字交流，让彝族老百姓踏着数字化时代的节拍享受彝文信息化的福惠。每一位使用者都是规范彝文的受惠者。
正是依靠这套方案扫盲，四川彝族的文盲数量迅速下降，农村百姓读书阅报的能力大幅提高。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彝文扫盲和普及所产生的微妙影响。对许多底层百姓而言，这是个体文化素质的一个质变。很多彝族老百姓过去生活在口语状态下，《彝文规范方案》所掀起的文化波涛，带来新生的彝文书面文化和彝文数字文化，彝文扫盲为脱盲者提供了一种可能：从口语文化过渡到书面文化，继而过渡至电子文化。这种变迁改变了脱盲者以往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途径，会改变或重构他/她的意识，甚至有助于人们形成较过去更加精确的感觉和更为精致的思想。假如没有彝文的普及和扫盲，他们的头脑不可能具备今天这样的思维能力。诸多个体思维能力的提高汇集一起，就是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人类文明史已经证明：文字媒介改变人类意识的力量胜过其他一切发明。
规范彝文的使用，大大推进了彝族文学、音乐创作、影视、广播电视等等精神领域的繁荣，新人辈出，新作品层出不穷。这类文艺作品为不懂汉语的老百姓打开了一片新视野，充实人的心灵，鼓舞人的精神，滋润人的内心生活，还有可能塑造了人的新意识（尤其是青少年），对彝族文化以及传统意识的变革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如今，从事与规范彝文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达数万人，其中许多人来自农村，《彝文规范方案》给他们提供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条件，他们是该方案的直接受益人。他们的子女生长在更好的教育环境下，是隔代受益人。依照彝族习惯，每一个进城工作的人都要照顾、帮衬自己的家人和族人，这类人群是该方案的间接受益人。《彝文规范方案》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彝海，引起涟漪荡漾，其影响无远弗届。
一套文字方案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正确，不是专家说了算，也不是少数人的评判可以决定的，关键在于民众的选择和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广大彝族人民接受、认可这套文字方案。因为它对彝族老百姓来说简单易学，易于掌握，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普及上行之有效。如果它是脱离实际的，带有片面性的缺陷，彝族人民会像当年抛弃"新彝文"一样毫不留情地彻底抛弃它。最大多数民众的选择才是衡量它正确与否、合理与否的硬指标。彝族人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彝文规范工作组的50多位成员当年深入不通公路的山乡村寨八方采集文字、调查彝文使用情况，徒步而行，跋山涉水，辛苦之极。修订过程中大家为每一个字母的确定反复商议，争论不休，殚精竭虑。很多参与者家庭的子女因为父或母长期离家参与这个方案的调查、修订工作，过着单亲家庭式的生活，每个人都有牺牲和付出。工作组当时长期驻扎昭觉县的州委招待所，经常有当地彝族干部去交流关于彝文的想法，川流不息，州委招待所成了各路彝族精英的聚会处，所谈话题全是围绕彝文规范而言，凉山老州长瓦渣木基更是经常去参加挑选字母的检字工作，亲力亲为，倾情投入。彝族今天的进步和文化繁荣，包含着这些人的贡献和努力，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做了一个惠泽彝族百姓的文化工程，他们的作业承前启后，衍生出五彩斑斓的花朵和果实，年复一年开新花结新果，持续不断，他们是彝族文化的建设者、开拓者、承上启下者，我们没有理由去攻击和诽谤他们曾经的付出。这群参与者和相关各级彝族领导人，如今大多作古，健在者已是耄耋老人，如果说《彝文规范方案》是他们人生生涯中一座了不起的学术丰碑，一点不为过，向他们致敬!
（作者单位：西昌市彝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