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彝学研究的厚实基础及多元化特点为我们分析讨论当前背景下的中国学术研究的多元化与本土化问题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案例,本文尝试以云南彝学为例,在云南彝学发展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分析研究彝学研究的多元路径与本土化问题。
[关键词] 彝学;多元路径;本土化
革开放近30年来,随着我国对外文化和学术交流的增强和深入,外来的各种思想文化、学科理论不断被引入并应用于国内的各项社会科学研究中,各类内容多样、方法各异的学科知识理论一方面使得社会科学研究更多地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另一方面这些外来知识理论如何同国内社会现实相结合,如何同国内本土传统的研究经验相融合,就成为当前国内学界广泛讨论和争执的热点问题。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在西南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当中,彝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支系最多。由于各种社会历史原因,彝族或彝学研究开展时间较早,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彝学研究不但受到包括彝族学者在内的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而且国外学者较早涉足,相关的研究十分系统和深入。另外,彝学研究还涉及众多的学科,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知识被广泛应用于彝学研究中,彝学研究对推动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彝学研究所具有的多元化特点,及相关研究基础的厚实,为我们分析讨论当前背景下的中国学术研究的多元化与本土化问题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案例,本文尝试以云南彝学为例,在云南彝学发展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分析研究彝学研究的多元路径与本土化问题。
一、20世纪初期的西方社会科学中国化与彝学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等现代科学相继传入中国,一批接受过西方现代科学教育的学者从国外留学回来同国内致力于边政研究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借助国外现代科学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对西南边疆社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调查研究,彝族的研究是其中的重点,其中又以杨成志、林耀华和马学良的研究最为突出。杨成志被称为彝族研究的“开拓者”,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贡献巨大。杨成志对彝族研究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他积极倡导并亲自实践人类学的实地田野研究方法,将人类学、生物学、考古学、语音学等学科的知识运用到民族调查研究中,促进了以后的彝族研究、民族研究理论与田野对接融合的规范和路径。[1]
马学良是国际著名语言学家、中国民族语言文字学科创建者,对彝族语言有深入研究,对研究彝族语言、文献等方面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
在多年大量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马学良完成了他钻研彝文经典的结晶———《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这部文集充分体现出马学良的彝族研究特点:将语言学和民俗学结合起来研究。马学良除了对彝语进行起源、语音、语法和句式特点的分析研究外,更把彝语放在彝族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调查彝族社会历史,广泛搜集资料,作为翻译彝文经典的参考。[2]
林耀华是中国民族学的奠基者,对中国民族研究有重要影响。虽然林耀华研究彝族的代表作《凉山彝家》的调查地是位于四川凉山地区的彝区,但《凉山彝家》在彝族研究史上的地位远远超出了他所研究的地域。林耀华在美国哈佛大学接受了系统的人类学训练,深受美国社会学社区研究方法以及英国社会人类学结构功能方法的影响,他把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实现了对彝族社会的系统研究。林耀华将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和社区研究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并运用到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为系统深入研究彝族社会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典型研究实例。由于社会政治变化,虽然这些研究路径没有得到延续发展,但他的《凉山彝家》已经成为研究彝族社会的经典。[3]
20世纪30-40年代经过若干学者、学术团体的努力,已经初步建立起一系列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运用于彝族研究。从早期的粗略描述介绍,到以后的系统调查研究,学者们开始自觉地结合中国乡土实际,运用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宗教学等学科理论来研究彝族社会。在方法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研究方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社区研究以及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的探究,文献研究的追述都充分得到实践。彝族研究也成为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宗教学等西方社会科学实现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实践领域,相应的学科规范体系也开始建立起来。虽然这时期的彝族研究在理论方法上仍不成熟,在研究内容、研究方式上仍有不足,但必须肯定的是这时期积累的知识经验成为以后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化,这一时期开创的关于民族研究、彝族研究的路径被打断了。新中国成立后,在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取消了社会学,把人类学归于生物学门下,只保留了民族研究。马克思经典理论成为各项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民族研究、彝族研究以另外一条路径开始展开。
二、20世纪中期的民族调查与彝学研究
早在解放初期,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有关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开展民族工作,就曾组织民族研究方面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作过调查。从1950年至1955年,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对全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主要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也不同程度进行了调查。
1956年,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同云南省有关部门配合,对云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1958年,为配合编写各族简史和简志,继续进行了各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
有关云南彝族社会历史的调查成果于1963年5月刊于《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彝族调查材料之一)中。1986年,在此资料基础上,增录了有关云南彝族历史、彝族人物传记、南诏与蒙岁巂诏遗址、南诏统治者族属、彝族历史神话、彝族丧葬、宗教习俗及彝族打歌等13篇调查资料,汇总收集有关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31篇,成形《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正式出版。《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各地的彝族社会历史调查、彝族地名人物、土司制度、彝族神话文学艺术和社会风俗等等。[4]以其中收录的《巍山县举雄村彝族社会调查》为例,通常的社会调查内容包括:土地的一般情况;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劳动力与劳动组织、手工业、工业和副业情况;生产关系包括土地、牲畜、农具占有情况,雇工剥削,高利贷剥削,地租剥削情况;家庭、婚姻和生活习俗情况。《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收集的有关云南彝族的资料非常全面,是迄今为止收集范围最广、最为丰富的云南彝族的材料集。同期通过历次调查资料先后整理出版的丛刊还有《云南小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历史调查》、《云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四川广西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这些丛刊也收录了不少有关云南彝族社会历史、文化习俗的调查资料。
与50、60年代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相并行的是关于民族史的研究。传统上,中国史学非常发达,许多汉文献中的断代史、地方史料里都有关于少数民族包括彝族的史料记载。通过史料来考察彝族社会的发展变化情况非常有效。严格意义上的关于彝族历史的专门研究从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开始。50年代,在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基础上,相关研究者还展开了对各少数民族简史的研究工作。系统编纂彝族史,目的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彝族历史的发展脉络。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所内外一批专家,分赴西南彝族地区,在继续完成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组织成完《彝族简史》的编写。《彝族简史》主要包括几方面内容:关于彝族的族源和族称;彝族原始社会;彝族奴隶制封建制的形成发展;彝族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彝族的科学文化和宗教习俗。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彝族简史》着重研究彝族社会制度发展的进程,通过史料重点考察了彝族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是最早的关于云南彝族历史的系统研究之一。
在彝族史研究中,马长寿、方国瑜先生的影响最为显著。方国瑜、马长寿是首先被委托撰写彝族通史的史学家。1959年,马长寿先生写出《彝族古代史》。马长寿在30、50年代曾两次亲自到四川凉山彝区考察,1959年又赴云南进行彝族调查,书中所用资料大多来自于他调查所得。《彝族古代史》分析描述了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奴隶社会的演变和凉山彝族奴隶制的延续等问题。[5]
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以后的中国民族研究影响深远。这时期的调查规模是空前的,调查的地域包括了主要的少数民族聚集区,调查内容几乎涉及彝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说之前的彝族研究更多体现出的是典型地域、个案研究的色彩,对彝族社会的认识仍是不完整的,那么50、60年代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收集到的大量丰富的资料首次为我们全面认识彝族社会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不同于以往所做的相关民族研究,50、60年代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有明确的指向性,最终的目的就在于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和为相关民族工作服务,这些调查研究资料成为后来划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现实依据,直接决定了未来相关民族研究的概念框架和范畴。就彝族研究来说,通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彝族各支系的识别,对彝族各支系关系的确定,基本决定了未来彝族研究的范围。事实上,受当时社会政治影响,在斯大林所界定的民族概念指导下进行的民族识别,不可避免带有相当的局限性。
但民族识别一经确定,相应的国家就在社会体制上、政治身份上给予了保障,民族就不单是一个文化概念,更体现出相应的政治身份、社会权利。因此,今天在讨论民族概念时,应注意到中国社会历史现实下民族概念发展、确立的逻辑,不能简单以“族群”或相应的概念来取代长期以来人们确立的民族观念。事实上,50、60年代确立的彝族主体其内部差异极大,各支系在语言、文化上都有很大不同,对彝族的识别确立,也正反映出当时关于民族概念认识的种种不足。但是,今后对彝族的研究,我们在更多关注其内部差异时,还是必须注意到彝族作为整体社会政治概念在现实中的社会影响,不能完全脱离目前所处的社会现实。另外,30、40年代的民族研究更多体现出学者个人的研究特点,而50、60年代的民族社会调查由国家实施,这时期的民族研究也更多体现出集体研究的特点。事实上,两类研究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各自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推动了中国的民族研究。因此,这些研究虽然有种种不足,如50、60年代的民族研究过于重视对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研究,调查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但都共同构成中国民族研究的宝贵经验。令人遗憾的是,文革十年打断了中国民族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步伐,虽然经过80年代的恢复发展,但半世纪积累起来的民族研究经验相当多的已经遗失,而进入90年代后,中国民族研究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林耀华在后续重返凉山彝区后研究关注点的变化,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彝族社会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下一阶段彝族研究的重点。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彝族社会变迁与彝学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的彝族研究主要以彝族文化研究为主,以刘尧汉为代表的彝族研究学者掀起了彝族文化研究的一次高潮,彝族传统文化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以往更加显著,另外在研究内容上也更加专门化、类别化。这时期研究成果以刘尧汉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为代表,该丛书所收入的几部著作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另外,以往的彝族研究的一大差别是:相当一部分彝族研究学者其本人就是彝族,从本民族的视角来研究彝族,实现彝族研究的本土化,无疑是彝族研究的重大进步。
进入9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彝族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成为这一阶段的主流。90年代后,有两次大规模的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调查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所主持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以及由云南大学组织的云南民族村寨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是中国国家“九五”规划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实施完成。开展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的基本目的,是通过客观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现实成就和存在问题,深入地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加快发展的思路,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意见。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民族调查的目的同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调查的显著差异,更多强调民族调查对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其中完成的《昭觉县彝族卷》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昭觉县为调查点,其调查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云南彝族地区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状况。总体而言,昭觉县彝族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侧重于对当地彝族社会的描述,重视强调经济层面的调查研究,相应地缺乏对社会文化变迁发展的研究。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受制于调查研究的目的,另一方面,同这时期政治政策层面对经济发展的强调也不无关系。由云南大学组织的云南民族村寨调查研究与上述的民族调查研究有相似的目的,“系统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服务于党政部门的决策。这次民族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的调查,而是每个民族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的调查。两个“综合”,一是调查内容的综合,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6]选择峨山县双江镇高平村开展彝族村寨调查研究的理由在于该地“属山区,可以通过典型村落个案来研究山地民族经济、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关系。”[7]从云南现实情况来看,以“典型村落个案”或社区研究的方式来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云南彝族的社会发展状况非常恰当,不但符合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生活实际,也便于调查研究的深入。从这次调查研究的内容来看,涉及到高平彝族村寨的人口、经济生活、文化、政治、社会结构、法律、婚姻家庭、教育、宗教、科技卫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内容,范围广泛,资料丰富,也具备一定的研究深度。另一方面,云南村寨调查与“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也有相似的问题,在调查研究目的上侧重强调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指导意义,虽然提出“研究山地民族经济、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关系”,但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并没有体现出明确的理论支持,这样导致各部分的研究内容缺乏一定的相关联系,各部分内容的孤立使我们难于从整体上来认识当地彝族地区社会的变迁状况。从彝族研究的学术角度来看,这些调查研究更多是为政府民族工作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经验知识,因此,不可避免略过对彝族社会内部以及彝族社会与外部社会之间变迁关联的深入讨论。未来需要在相应的理论支持下,从彝族社会内部的某一部分,如家庭,组织或生活方式的调查研究出发,进而认识彝族社会整体变迁发展状况,弥补传统开展的关于彝族社会经济调查研究重面不重关联,重经验不重理论的不足。
四、总 结
20世纪80-90年代的彝族研究主要以彝族文化研究为主,进入9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彝族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成为这一阶段的主流。受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影响,90年代以后的相关社会科学研究注重强调研究的应用性,相当一部分研究属于对策性研究,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持,只能满足于短时期的需要。应该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云南广大彝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在新的形势下还要面临社会发展的艰巨任务。
然而,目前相当一部分关于彝族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或者仅仅停留在以往民族社会历史的简单资料整理分析,或者满足于短时期社会政策需要,缺乏对彝族社会内部以及彝族与外部社会之间相关关系的深入研究,难于从整体上、深度上来反映彝族社会变迁发展的历程以及其间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对外开放、对外交流的扩大与深入,国外各类流行的理论方法也不断传入中国,而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文化背景,成为这一系列理论方法的实践地。这些理论方法虽然丰富了本土学者研究少数民族社会的视角,但应该看到,这些外来的理论方法在反映和解释包括彝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上有一定局限。应该认识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民族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是开展中国民族研究的重要基础。未来的中国民族研究需要吸收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和经验方法,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反思和总结中国民族研究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增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解释力,这是本土民族研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彝族研究由于其长期以来的积累,正可以成为未来民族研究理论和经验方法的主要来源,实现开放的本土意识,多元化研究路径,未来彝学研究可以率先在这条研究方向上作出成绩。
参考文献
[1] 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Z].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30.
[2] 马学良.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C].成都:四川
民族出版社,1983.[3] 林耀华.凉山夷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4]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5] 马长寿.彝族古代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昭觉县·彝族卷[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7] 高发元.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彝族:峨山双江镇高平村[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谭庆莉(1980—),女,云南陆良人,云南财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谷 禾，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云南昆明650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