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研究是建国初期全国的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也是一次重大的学术活动，面涉及很广，影响也很深，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的历史背景
2001年全国的彝族有776万人，四川的彝族有189万人。四川彝族主要聚居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川南的乐山和宜宾地区也有一些。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四川彝族人口没有这么多，大概接近一百万人。
现在的凉山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而以前没有行政区划的概念，“凉山”只是一个地方的概念。当时的凉山分为“大凉山”和 “小凉山”。大凉山指现在以凉山州为中心的地带。大凉山的东边是小凉山属乐山地区，小凉山有四个县，即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简称“雷、马、屏、峨”，这一片地方叫“小凉山”，是四川的小凉山。大凉山的西边，在云南境内还有三个县：华坪、永胜、宁蒗，这三个县也主要居住的是彝族，叫做“云南小凉山”。所以凉山包括了四川的大凉山和小凉山，以及云南的小凉山。这是一个习惯的称谓，并不是说大凉山就大，小凉山就小。有一个谚语，说是“大凉山山小，小凉山山大”，意思是大凉山的山脉比较舒缓，其中有还一些山间盆地，相反小凉山的山脉很陡峭。这一地区的社会制度与全国其它地方的社会制度不同，是奴隶制社会。
对凉山社会制度的研究从新中国建立以前就开始了，中国和外国有不少人研究凉山。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里的社会制度太特殊了，世界少有。用现在的行政区划的概念来看，凉山奴隶制的区域包括现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乐山市的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雷波已经划给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的宁蒗彝族自治县、华坪县和永胜县。这个行政区划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最初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只包括从西昌地区划出来的几个县，后来经过西昌地区与凉山州合并，成立了一个大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渡口市（今攀枝花市）成立时又将西昌地区的米易和盐边两县划归了攀枝花，所以凉山从地理概念和行政区划的概念来讲是不同的。
这一地区以前有两个特点：第一，除了交通沿线比较通畅外，其他地区的交通都不畅，外人无法进入。交通沿线一般是汉人的聚居地区，比如安宁河谷以前的乐西（乐山―西昌）公路沿线，也就是现在的成昆铁路沿线。西昌还有一条西祥（四川西昌―云南祥云）公路，这两条路加起来叫川滇西路。除这条线比较通畅而外，其他的都不通畅。其实乐西公路也不是很畅通，因为彝族的聚居区就在通道的旁边，而且相距很近，彝族奴隶主时常阻道。这就是解放前所谓的“夷务问题”。第二，彝族的腹心地区汉人进不去，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军队、官吏都进不去。因此外国人取了一个名字叫“独立倮倮”。“倮倮”是解放前对彝族人的称呼。
所谓“独立”，并不是说独立于中国之外，而是指这个地方中央政府的势力和地方政府的势力都达不到。解放前说的“夷人滋事”，就是指奴隶主抢夺掳掠行人的钱财以及人身，把人也作为财物来抢。只有奴隶社会才有这种抢人习惯，这是“夷务问题”的实质。当然这应由彝族奴隶主负责，其下层百姓参加，是在奴隶主的胁迫下抢人。从明代到清代的几百年间“夷人滋事”是经常的，不仅是汉人，周围的其他民族如苗人、傈僳人、藏人都深受其害。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凉山从明代开始就很有名，叫“巴布凉山”。“巴布”是个地名，现在写作“巴普”，朝廷通常对巴布凉山都谈虎色变，明清王朝都采取围堵的办法，在驿道的沿线设立了营、汛、塘、堡这些机构，加以防止。在明代和清初叶都起过作用，但是到明末和清末中央王朝势力衰落的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封建王朝内忧外患，军队抽去对付外敌，内部人民起义不断，也要镇压。再加上驻军本身的腐朽，拿军队的枪弹去换彝人的鸦片，助长了彝族奴隶制的发展。到了清朝末期咸丰以后，这个地方简直不可收拾。所以凉山之有名，就是因为它是奴隶制社会。
由于汉人一进去就出不来，所以关于凉山彝族奴隶制一直没有很详细的记载。最早对凉山奴隶制感兴趣的是外国人，派了一些探险家进去探险，其中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军官，主要是法国人和英国人。探险也是一种研究。1890年法国奥尔良亲王率领一帮人深入大凉山腹地探险。1906年法国有一个军官叫多隆（Dollone），带了一个考察队在凉山地区考查，写的书这几年我国才翻译过来。宣统时英国有一个叫巴尔克的胆子大，带了一两个人进入到了凉山的核心地带牛牛坝（位于现在的美姑县），进去以后被彝人杀死了，牵动了外交，这是清末有名的“巴尔克事件”。清朝政府派四川总督派兵两路围剿牛牛坝，一路从西昌进去，一路从雷波进去。进去以后彝族就退到深山里找不到，清军也就出来了，说是打赢了。这一事件导致在1910年（宣统二年）在大凉山腹心区建立昭觉县。
“昭觉”就是昭之醒觉的意思。昭觉县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县府又撤出来了，在里面只有一年的时间，修了一圈城墙，一个县衙门，还撰修了一部县志，但整个凉山的情况依然故我。
“巴尔克事件”后来说成是凉山人民的反帝事件，我在牛牛坝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了解到这个事件的真相。巴尔克到了牛牛坝以后，有两个黑彝奴隶主谈论说，这个人不象我们的人，鼻子高，眼睛蓝，问他是哪里人？他带有两个翻译，他说英语，一个翻译译成汉语，另一个再译成彝语。他回答说，我从英国来。彝族人没有英国这个概念，翻译就译成“从很远很远的天那边来的”，再转译一遍就成了“从天上来的”。一个彝族头人说，这家伙说他从天上来的，他是和我们不大一样。另一个头人打赌说，他说他是天上来的，你敢不敢把他杀了？这个头人说，我就敢把他杀了。拔出刀来从巴尔克的头上砍下去，这一刀没把他砍死，巴尔克有枪，给了这个头人一枪，也没有打死。头人旁边的侍从们涌上来几刀就把他砍死，并把随行的人全部杀死了。“巴尔克事件”以后，外国人也不敢进去了。
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那时候军阀混战,更没有人管这些事情。但有些“娃子”（奴隶）开始往外逃，出来后诉说奴隶制的压迫，在西昌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用笔名写了一本《倮区汉奴吁天录》，仿照《汤姆叔叔的小屋》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又叫《黑奴吁天录》，是写黑人奴隶的。这本书在民国初年的影响很大，是铅印的。这本书也引起当时政府的注意，比如当时的地方政府派了一些人到雷、马、屏、峨和大凉山去调查，但是深入不进去。这件事情除了引起政府和民众的关注之外，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
中国学者最早进入这个地区的是丁文江，他是一个地质学家，1914年在今凉山州会理、会东一带作地质调查，也涉及彝族人文的研究，但未深入；其次便是杨成志，他是很有名望的一个民族学家，后来做过很多大学的教授，1928年他从云南进入凉山进行调查；1934年常隆庆从雷波进入大凉山，他也是一个地质学家，攀枝花铁矿的发现者，他也作过一些人文调查；1937年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马长寿进去调查；1938年徐益棠到小凉山进行调查；1939年柯象峰、梁瓯弟分别到凉山调查；1941年庄学本《西康彝族考察报告》出版，江应木梁到大小凉山调查；1943年林耀华调查凉山的彝族；1944年马学良到云南调查彝族的语言文化；1948年胡庆钧去凉山调查；1951年赵卫邦到凉山调查。
当时这些学者是冒着生命危险和当娃子的危险进去的。当时要花钱请保头，这笔钱保头得一部分，另一部分用来买通当地的彝族头人。这些学者们进去调查以后回来都写了书、报告和文章。通过这些学者的调查，凉山的情况逐渐为人所知。这些调查的结果说明凉山的社会制度确实同外地不一样，是一种很特殊的制度，是奴隶制度，这在解放以前已是很普遍的看法。
至今一些小报经常登载的当时的轶事很能说明其社会制度的特殊。抗战时期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飞越驼峰，有几架飞机在凉山失事，美国飞行员跳伞后被当地彝民抓住了。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好，从地上来的也好，我抓住就是我的钱财。彝族头人认为是天公送下来的娃子，第一件事就是把飞行员的鞋脱了，强迫他做苦工。由于是盟军的飞行员，国民政府就通过汉源的地方军阀杨仁庵来寻找。先打听飞行员在哪个家支手里，然后拿银子去赎，谈价钱，赎一般的人如果是5坨银子，赎美国飞行员就给10坨银子，因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比较珍贵。赎出来飞行员就住在富陵。现在这个飞行员和当年进去赎他的人的后裔们还见过面，共叙中美之间的友谊。这件事情小报登得很多，说明了当时的奴隶社会性质。
有了学者们的调查，解放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否就按照他们这些调查结果去做？也不是。因为这些学者们所走的范围毕竟有限，是否整个凉山都是这样的？并没有把握。大家都承认凉山是奴隶制度，但奴隶制所占的比重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奴隶社会？没有人说得清楚。因为有奴隶制和奴隶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我们现在是多种所有制，不能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有其他的经济所有制，道理是一样的。
解放以后对凉山社会制度的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既是社会改革的需要，也是学术上的需要，但主要是社会改革的需要，因为这涉及到新政府对凉山彝区的施政问题。这是研究凉山奴隶制的背景。
二、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研究过程
1、 凉山奴隶制研究与民主改革
1950年国家派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大凉山去访问，第一个任务是改善民族关系，宣传民族政策；第二个任务就是了解当地的情况。解放以后工作队可以进去了，但也是逐步进去的，这个过程拉得很长。有些腹心地区到1953年、1954年才解放，才允许人民政府派人进去。
四川的小凉山地区由川南行署派川南民族访问团去访问。四川当时分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四个行政区，小凉山的雷、马、屏、峨属于川南行署管辖。大凉山当时不属于四川，属于西康省。当时到西康的是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团的任务之一就是调查这里到底是属于什么社会性质。中央民族访问团当时有两名有名的学者，都是中国科学院的副研究员，一个是胡庆钧，做彝族社会调查，这位老先生现在还健在；一个是陈士林，主要是做彝族的语言调查，后来他创造了彝族的新彝文。
这时关于凉山是否是奴隶社会有不同的看法。赵卫邦是我的老师，当时是华西大学教授，以后任川大历史系教授、川大图书馆的馆长。1950年他在成都《工商导报》的《学林》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凉山是封建社会，不是奴隶社会。因为赵先生在1948、1949年时去过凉山，那时他是辅仁大学的教授。而胡庆钧认为不仅是奴隶制，而且还是奴隶社会。
我于1952年到凉山，当时我还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念书，川南访问团需要调查雷马屏峨的彝族社会情况，我就被派到峨边去调查。峨边总的属于彝族边缘地区，但也有腹心地区。我调查了一个月以后，觉得这个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奴隶制，这是肯定的，但大部分边缘地区已经封建化。当时没有可能进到腹心地区，比如峨边有一个腹心地区叫西河，还没有解放，工作队也进不去，里面还有国民党的残余匪特，和当地的头人相勾结。边缘地区符合赵先生的看法。但赵先生的看法是整个凉山地区都已经封建化了。
除访问团以外，当时凉山还有许多工作团。解放初期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雷波设立有中共凉山工委，下面分3个分工委，昭觉分工委管西康大凉山；乐山分工委设在乐山，管雷马屏峨四川小凉山；昭通分工委设在云南永善县的黄桷树，管云南永善、巧家及金沙江沿岸一带彝区。凉山工委派出了许多工作团深入到彝族的腹心地区，形成了一批调查资料。参加调查的既有党政工作人员，也有许多学者。比如后来担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李桂英，他在昭通分工委当工作队队长；后来当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的王叔武教授，也在昭通分工委，他们都做过凉山社会性质的调查。从1950年到1954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党政部门的干部和学者们的主要看法是凉山不仅有奴隶制，而且在腹心地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封建社会是封建主占有土地，农奴附着于土地之上，通过占有土地来占有农奴，取得生产资料的占有；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直接占有奴隶的人身，人像物件一样可以买卖，同时也占有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我附带讲一个我经历过的笑话。1952年我们到峨边去调查的时候，一起有两个女同志，那时候都很年轻，女同志比我大一点，也不过20岁左右。一个奴隶主看上了我们这两个女同志，想拿银子来买。他的观念就是人是可以像东西一样买卖的。我们说，我们是政府派来的，人怎么能卖给你？我们又和这奴隶主开个玩笑，问他出什么价钱？他说胖一点的多些，50锭银子，瘦一点的少些，40锭银子。在那里买卖人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买卖奴隶小孩子几锭银子就行了。既然奴隶可以买卖，奴隶主对奴隶也可以任意处置。
到1955年，凉山社会性质的情况比较清楚了，民族关系也疏通了，自治州、县也建立了，凉山社会改革的条件比较成熟了。1955年12月，四川省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从1956年开始在凉山进行民主改革试点。当时是把凉山作为奴隶社会进行改革的，制定了民主改革条例，这也是经过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就是说这个改革和汉区的土地改革不同，关键是要解放奴隶的人身，不仅仅是土地的改革。土地是一种生产资料，要进行改革；更主要的是废除人身占有的改革，这一点是根据凉山的特殊情况制定的。对于阶级成份的划分也不一样，不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而是奴隶主、劳动者、半奴隶、奴隶。
“半奴隶”是指安了家的奴隶，其情况比单身奴隶好一点，有一点财产。这个称谓不太科学，当时为了对奴隶进一步细分所致，其实就分为“单身奴隶”和“安家奴隶”就比较恰当。按照当时的政策，占有土地和占有3个以上单身奴隶或3户以上安家奴隶就划为奴隶主；劳动者基本上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占有奴隶，也不被剥削；安了家的奴隶称为半奴隶；奴隶就是单身奴隶。这4个阶层基本和凉山原有的4个阶层是一致的，第一个阶层彝语叫“色坡”，意思是 “主子”，指黑彝奴隶主；第二个阶层叫 “曲诺”，指广大的百姓，也叫 “白彝”；第三个阶层叫“阿家”，指安家娃子；第四个阶层叫 “嘎西嘎诺”， “嘎西”的意思是锅庄,“嘎诺”的意思是围着锅庄转的手脚，指锅庄娃子，也就是家庭奴隶，这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这种划分现在看起来还是符合实际的。
1956年改革试点之初四川藏彝地区就发生了叛乱，不仅是彝族地区，还包括康巴地区。在藏区是农奴主的叛乱，凉山是奴隶主的叛乱，反对改革。因为改革把他们的土地分了，把娃子解放了，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虽然改革的条件很宽松，采取的是赎买政策，保留他们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不挖底财，政治上进行安排。这同汉区还不一样，汉区的地主是扫地出门，是敌对分子。这里是按时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奴隶主还享有正当的公民权。这是以缓和的方式进行改革。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叛乱，原因还是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既然发生了奴隶主的叛乱，所以当时是一边改革一边平息叛乱，但是效果不大。中央在1956年7月召开了一次关于藏彝地区改革的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周总理主持，毛主席一直参加，规格很高。会议检讨了这一段改革平叛的问题，毛主席作了结论。后来我们听了关于周总理对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其中有这样的话：不要太急，诸葛亮可以对孟获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不能十擒十纵、百擒百纵呢？同时决定由中央派出慰问团来协助这一工作。会议把以武力为主的平叛变为以政治争取为主的谈判。
当时一方面有粟裕大将坐镇凉山平息叛乱。另一方面于1957年初派出中央慰问团，下面有几个分团分别到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还有一个分团到云南的小凉山。慰问的目的主要是做政治争取工作，我在这时也参加了中央慰问团在凉山州的工作。
2、 学术方面的争论
1955年底通过在凉山进行民改试点决议以后，中央为了更加慎重起见，由全国人大民委派了一个调查组于1956年3－9月到凉山调查，进一步核实凉山的社会性质。调查组由全国人大民委的张英达率领，我没有参加这个调查组，我参加的是此后的社会历史调查组。1956年9月两个调查组在成都有一个交接的过程，所以这个组的人我全部认识。张英达的调查组到凉山调查以后整理出厚厚一本调查报告，调查时间也不短，有几个月的时间，但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凉山是封建制，并向中央作了汇报。这就出了问题，四川已经按照奴隶制的特点在进行改革，而他们调查的结论是封建制，是否四川改革的依据有错误？其实他们的调查还没有完的时候意见就反馈到北京去了。中央当时正在组织进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弄清楚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鉴于张英达他们的结论，全国人大民委领导的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再次来到凉山。1956年9月由中央民族学院的夏康农率领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成都，按照中央的意见，四川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全部到了凉山，没有到其他地方，就是因为张英达他们的调查结论还须再度核实。张英达他们选了几个点，我们选的点铺得更宽，时间更长。当时的改革已经暂停下来了，主要做政治争取工作，这也很有效，争取了不少叛乱奴隶主下山，对他们很宽大，只要把枪交了，一切既往不究，甚至以前的职务都全部保留。
我们于1956年10月下到凉山调查，1957年初我又到了慰问团，做了一段时间的争取工作。
1956年10月四川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下去以后，第一期选了4个点，有腹心区，有边缘区，有土司统治区，做广泛调查。通过半年的调查，资料大体出来了，我们向中央作了报告，结论是凉山是奴隶制。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前后一共做了３期调查，做了十几个点，可以说凉山的调查做得最扎实。这时就放心了：凉山的民主改革中没有社会性质认识上的错误。所以从1956年到1957年我们做的调查工作，实际上是对凉山的奴隶社会性质进行进一步确认。
虽然从政治上而言凉山民主的改革是按照奴隶社会的特点进行的，但是在学术界仍然存在分歧这也是允许的。对凉山社会性质的讨论从1956、57年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在张英达之前有几个学者都与他持同样的观点，比如江应木梁，云南大学很有名的民族学教授。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向千是奴隶制与封建制两种制度并存论。归纳起来1950―1970年代学术界对凉山的社会性质有4种看法：①奴隶制论，以胡庆钧为代表，四川民族调查组组长夏康农也持这个观点，我的观点也同他们一致。②封建制论，以江应木梁为代表。持同样观点的有我国有名的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世、张英达。束世有文章，张英达是调查报告。③并存论，认为凉山不能简单地说是奴隶社会或者封建社会，两种社会制度是并存的。这个观点以张向千为代表，他于1950年去凉山进行过调查。持同样观点的有西北大学民族学、历史学教授马长寿。并存论的问题在于没有分清楚哪个是主导的，哪个是次要的。凉山有少数的、边缘的地区确实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但在主要的、腹心地区仍然是奴隶社会。④过渡论，认为这个社会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期中。严格说来，在历史的长河里，任何社会都处于过渡期中。这个观点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里夫为代表，他的两个弟子施修霖、陈吉元也持相同观点。
关于凉山奴隶制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凉山是希腊罗马典型奴隶制，也有人以为是古代东方奴隶制。我提出一个观点，后来也得到大家的赞同，即凉山奴隶制既不是古代东方奴隶制，也不是希腊罗马典型奴隶制，它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凉山奴隶制，不一定非得用其他的概念来套它，套也套不上。凉山奴隶制是从原始公社末期保留了一个比较长的尾巴进入奴隶制的，而且发展不充分。这一看法中国科学院的刘尧汉也赞同，但他给它定名为“氏族奴隶制”。
这是1950-1970年代的一次大讨论，是史学和民族学的一件大事。后来我把这次讨论的文章选编成一本论文集名为《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讨论集》。在文革以前，虽然看法不一，但学术界已经有了倾向性的意见，即奴隶制。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研究本身意义重大，既涉及到这个地区的社会改革，也涉及民族学、历史学许多理论问题，通过这次大讨论对这两方面都有所助益。
我从1952年进入川南访问团接触这个问题，写了一些调查报告；1956我到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先做学术秘书。1956―1957年做社会性质的调查研究，1958―1959年做历史调查研究，彝族奴隶制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也做彝族史的研究，后来写出《彝族简史》。当时强调集体著书、集体编著。我是主撰人之一，1959年以后，我到了羌族组，搞羌族调查研究。以后又做藏族的调查研究。
1965年中国科学院决定要编少数民族三种社会形态的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中国少数民族的农奴制、中国少数民族的奴隶制。有些民族保留着原始社会残余。有几个民族是农奴制，如西藏的藏族、新疆的某些维吾尔族、云南的傣族。奴隶制就在凉山这一百万人口的地区，是最典型的，其他一些地区只是一点残余，如傈僳族。所以当时就确定凉山为一本，写作班子已经组成，四川的负责人是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历史组组长吴德让和四川省委民族工委的尚理，我是学术秘书，省民族研究所、省社科所历史组、四川大学、西南财大、西南民院都抽调了人，成员有十几人。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停了下来。一停停了10年，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由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抽人与他们一起继续做这项工作。当时确定的题目叫“凉山彝族的奴隶制”。我仍然担任学术秘书，最后做该书的总纂。原来这本书的计划很大，准备搞成几十万字的学术专著。但编成以后到北京去汇报，邓力群说，你们的书是“科学大厦的奠基石”，不要超过20万字，让大家都看。写成一本比较通俗的学术专著，但也要说清楚理论和观点。根据这个意见又对书稿进行重新整理。书稿很难压缩，我们几人在昆明住了两个月，后来我在北京又住了一个月，才将书稿压缩成现在的样子。书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书以后书名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这已经到1982年了。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书，就是要进一步从事实上、理论上把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性质阐述清楚。
除这本书以外，本书编写组有两个成员以他们个人的名义同时还写了另外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胡庆钧写的《凉山奴隶制社会形态》，一本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周自强写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这三本书观点一致，取材一样。同时还有不少学术论文发表，出版有一本图片集。这三本书于1980年代初出版，既有理论的探讨，又有实际资料的阐述，充分论证了凉山当时的社会性质，在学术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此后没有与这个观点不同的意见发表，关于凉山社会性质的研究就告一段落了。这个学术问题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为在20世纪中叶还保留了活的、完整的奴隶制社会，这在世界上都是没有的。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对历史学和民族学都是一大贡献。
〔口述者简介〕李绍明，四川省人大原常委、四川省社科联原副主席、四川省民研所原所长，研究员。
〔整理者简介〕王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