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欣逢百年南开和南开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庆典。年初，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奉命编辑校庆丛书，其中一种便是《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丛书策划者之一的梁吉生教授在本书“后记”中写到，编辑本书用力最大，而且“最初构想是要将西南联大时期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编的《边疆人文》所载学术文章汇辑起来。由于六十多年前这个刊物是油印本，至今不少字迹已经模糊难以辨认，加之不少文章内又有标记少数民族语言的特殊符号，出版社表示难以在短时间内制版印刷，因此汇辑《边疆人文》学术文章的动议只好搁置起来”。不过，好在梁吉生教授多年来研究南开校史，对西南联大史及有关人物不仅有着深入研究，还收藏有相关的历史资料，他决心将南开的联大老人的历史回忆和与“边疆人文”相关的资料收集起来，汇编成书。在梁吉生教授带领下，笔者及文物与博物馆系的李少龙老师把尘封的资料从遗忘的角落中清理出来，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物。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陶云逵教授在云南对少数民族进行的体质测量和社会情况的调查材料，及其与罗常培、陈梦家、李方桂、马学良等学者的往来书信均极为珍贵。有心人如果能将有关资料与南开大学档案馆收藏的档案和收录于该书的《冯文潜联大日记》结合研究，定会有所新见、新得。再进一步讲，如果研究者将这些资料置于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学术史领域进行考察，进而将其与抗战时期相关学人的日记、回忆录等资料相对照研究，想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一份仅仅发行了四卷十九期，而且已经变得灰黄、益脆的《边疆人文》，现在正静静地躺在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书库的一隅。多年来，因很少有人去翻阅它们，以至那几本杂志落满尘土，很不引人注意。这样一种学术期刊，可能现如今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它，但当人们翻开这一页页故纸，跃入眼帘的却又是一个个让学界知识人既熟悉又多少有些模糊的名字，闻一多、罗常培、罗庸、陶云逵、邢公畹、马学良、高华年、张清常、袁家骅、杨志玖……。这份学术杂志的文章内容涉及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人文地理、语言与民俗等方面，研究范围涵盖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它是抗战时期中国较有影响的社会学、民族学研究期刊之一。当年，《边疆人文》的创办人在筹划杂志时，因经费拮据，最初只是想将其办成一份同人刊物，每期印数也仅仅两百册。但刊物一经刊发，却引起了不少学人的重视和兴趣，他们不仅阅读，提出意见，而且还热心地为刊物撰稿。
提到《边疆人文》，不能忽略一个机构和一个人，那就是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和陶云逵先生。作为当年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群体中一员的邢公畹先生，曾在《抗战时期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文中详细谈及这个研究室建立过程和工作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南开大学与云南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合作，由后者提供经费，委托前者派出调查人员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俗、语言文化，以作为修筑铁路的参考资料。“南开大学的黄钰生教授和冯柳猗（即冯文潜）教授在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先生支持下，取得了石佛铁路的委托和经费，便决定创办一个边疆人文研究室”。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的时候，人不满十，物质条件又不尽如人意，但研究室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都信心十足，很快投入到调查研究之中。在陶云逵的带领下，邢公畹、黎国彬、高华年等年轻的工作人员，先后深入贵州、云南的定番、新平、罗平、元江、车里、佛海、峨山、路南等地调查少数民族语言、经济、地理、宗教、礼俗等情况，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仅黎国彬先生一人便收集到一百六十个少数民族的体质个案和大量傣族器物，如摆夷鼓、饭盒、小佛像、摆夷经、女衣、女裙等等。
历史上，云贵边疆向来被汉人认为是蛮瘴之地，很受轻视，只是到了近代，随着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日益受到威胁，边疆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作用才渐渐被朝野有识之士所认识和关注。抗日战争期间，云贵边疆成为中国的大后方，大批学人因战时流转迁移来此，逐渐地他们开始认识到边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学人虽然素来注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但历来多限于个体的行动和认知，而现代中国真正意义的群体“行知”则首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部分师生西迁昆明的湘黔滇之旅。这次旅行是在硝烟战火中的文化撤退，尽管是家国的不幸和学人的无奈，但对于久囿书斋的师生们来讲又不乏一定的积极因素，那就是让学人们接受一次接触社会的机会，达到了“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的目的。而联大时期，南开学人的边疆人文调查活动则更是从“习民情、察风土、采标本，了解少数民族生活状态，进而了解中国现状”的目的出发的。1946年，黎国彬先生发表《摆夷（傣族）的人文地理》一文，他讲“十年前，汉人毫不注意这些蠕伏在西南边远的残山剩水间的特种民族，一任他们处服于地理上的离隔下”，“惯常在经院里研讨的学者们，面临这广漠的洪野，在经院里研求出的理论，一点一滴地在野外工作的搜求中证实了”。这篇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文章，独到地概括出当时傣族的生活地理范围，傣族不同族群的语言特点、生活习惯、经济状况，傣人的体制特征等等。当年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学人们都雄心勃勃，曾制定计划逐步建立边疆人文博物馆和边疆人文研究院，以期将边疆调查研究工作坚持开展下去。不过，因时代因素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当年的扩展计划只是空留纸表，终成那一代学人的遗憾。2003年、2004年，黎国彬、邢公畹两位先生先后辞世，边疆人文研究室健在者只余现居中山大学的高华年先生。白云苍狗，世事沧桑，岁月之轮滚滚向前，老一辈民族学者的凋谢，多少会让后人感到些许苍凉。
作为研究室实际负责人的陶云逵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师从德国人类学家Fisher，归国后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德国学派的代表，先后服务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所。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的民族学研究，深受西方民族学思想的影响。那时，中国“民族学经常是‘文化人类学’的同义词”。当时诸多中国学者在国外接受了不同国家、不同学派导师的教诲，学习了多种西方民族学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学术倾向，逐渐形成了若干个中国早期民族学学派。王建民在其《中国民族学史》中将其大致分为“功能学派”，这一派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人为代表；“文化学派”，这一派以孙本文、陈序经等人为代表；“历史学派”，这一派以凌纯声、陶云逵等人为代表。当时各派学者均学有专攻，且又坚守各自师承，所以在学术领域中常有论辩发生。费孝通先生在《物伤其类――哀云逵》中回忆，抗战时期，他和陶云逵等人同在云南呈贡的魁阁社会学工作站从事研究，常常因学术见解不同而论辩、切磋。尽管，“我们在讨论会中，谁也不让一点人，各人都尽量把自己认为对的引申发挥，可是谁也不放松别人有理的地方，因为我们目的相同，都在想多了解一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情。”在费孝通看来，陶云逵不仅是他的畏友，而且陶本人又是个“要求丰富生活的人”，与他在一起研讨学问，阐述见解，可以不断有创新，有新的领悟，陶云逵是一个可以与之相互砥砺学行的人。读着费孝通那饱含真情的随笔，足可感受到陶、费等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折射出的一种人格力量和他们执著的学术精神。
战争年代，时局动荡，物资匮乏，可身处西南边疆的那批知识分子依然能以平静的心态去对待学术研究，依然积极面对和探讨各种学术问题，精神饱满，激情如火，而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萦绕脑际的问题意识并非是脱离现实社会和生活的。近代以降，随着中华帝国天朝中心观的破灭，对于周边所谓“蛮夷”之邦的传统怀柔之术和朝贡体系都已成为过眼云烟，中国的外交策略已不再适应近代世界体系的政治要求。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民族危机日渐加深，列强瓜分、鲸吞中国不假，周边国家蚕食中国也是事实。作为中国民族学历史学派的代表，陶云逵受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影响，较为重视民族历史与现代民族问题的研究，他曾撰述《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从民族团结和边疆建设角度入手阐述边疆少数民族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稳定的重要性。陶云逵时时将现实与历史、民族等问题结合考察，关注边疆各民族情况。他在1942年8月给冯文潜的信中提到，“总之，此次工作尚好，唯因生活过高，用款数目甚大，心中颇感不宁，亦实不得已也。唯有吾人努力募款，俾可继续工作，完成吾人理想。不来边疆不知边疆问题之严重，磨沙至元江之摆夷村对泰国已有羡慕之思，而思茅且有摆夷自设傣语新式学校。无论从学术，从实际政治边疆工作实不容缓”。这其中的“不来边疆不知边疆问题之严重”、“从实际政治边疆工作实不容缓”等语至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如果说武人弄墨尚可称附庸风雅，而文士抗枪只能归咎于时代的残酷。比起抗战时期千万从军报国的知识人来讲，边疆人文研究室的一群学人所做出的贡献看似不那么壮烈，但价值却远远超出学术意义之外，他们文章中反映出的历史警醒意识正是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写照。
回到《边疆人文》的话题，这份杂志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乃至作为一件历史文物的价值在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眼中，也许会有各自的认定标准。但从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角度着眼，其价值就不可估量了。其实，选入《边疆人文》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还只是当时学人撰述的论文及调查资料的“冰山一角”。其中大部分资料因随人员流转、学校迁徙，而遭到损毁，大量文物资料已经湮没不闻，幸存的文字和文物还有待后人进一步整理。中国国境线蜿蜒曲折，与十数个国家接壤，民族众多，语言文化迥异，当年就那么五、六个学者，为了实现一番学术报国的理想，为了坚守一份学术志业，深入边陲，考察风土，记录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和社区、教育制度内容等。调查期间，研究人员所遇到的艰难困苦固不必多言，有时还要受到死亡的威胁。1943年，黎国彬先生在深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对傣族的生活、语言、文化等开展调查时，身遭不测，几陷死地，后经多方营救，才得以脱险。这些学人对边疆的研究与调查，其范围从人口调查到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调查；从考察少数民族的日常起居至考察他们的文化概况，如民间神话、歌谣、语言等；从史学研究而扩展到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他们沿途搜集、记述、绘制、拍摄了丰富而又珍贵历史资料，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地图、照片资料和研究成果，这些成绩足应在中国文化学术史、民族学史、社会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翻检一页页灰旧的纸片，真是睹物思人。1944年陶先生英年早逝于昆明，身后十分萧条。如今，陶先生墓前的哀草几度青黄，墓木早已成荫。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再次成为学界研究热点的时候，陶云逵的学术贡献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后世学者评价，陶云逵当年不畏艰险地在云南调查彝族的鸡骨占卜及其传布，其成果《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已经使其名垂史册。真是造化弄人，陶先生一缕英魂过早地驻留在了苍山洱海，如果天假以年，如果南开大学的边疆人文研究室和那份学术刊物能够延续，恐怕中国现在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将会出现另一番景象。作为一份学术杂志，尤其是战时出版物，《边疆人文》的命运多舛，不是件易让人慨叹的事，星散、毁弃，而至不闻本是常事，但其所承载着当年的一些人与事，乃至一种学术精神确实是不应该被后人遗忘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