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都以为南方少数民族没有史诗,尤其缺少英雄史诗。然而最近二三十年来,在南方各民族中不断有史诗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包括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迁徙史诗等,2009贵州西部苗族的《亚鲁王》,震动学界。如今,贵州民族大学肖远平又以在贵州流传久远,并已整理翻译出版多年的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和《支嘎阿鲁传》为蓝本,写了一本《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研究》,对彝族史诗展开系统深入地分析论述。在这样的研究面前,南方各少数民族是不是有史诗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对大量存在的南方少数民族史诗,如何通过理性去丰富、深化,继而完成自身的理论建构,以完善对史诗的科学阐释、评价与认识。而从这一意义说,肖远平的《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研究》非常值得关注。

 

　　《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视野开阔,有一种理论建构的胸怀与眼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尤其具有启示意义。我们知道,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学样式,史诗研究涉及的方面太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入口。从文学的角度看,文本的种类和属性只是一个方面,甚至只是一个较小的方面。作为说唱艺术,史诗与其他文学体裁的一个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还有一个口头性与书面性问题,即口头演唱与书面记录问题,而这就关系到文化仪式、演唱语境、表演、师承等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口头程式理论,甚至除了形形色色的各种文艺学理论、文化理论等,研究史诗还可以有很多方法,还可以立足于很多不同学科,用不同学科的理论作支撑进行研究,比如人类学方法、民族学方法、文化学方法、宗教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等,也可以采取综合的方式,在传世文献的记载及历代考古发现之外,亦采信田野作业观察到的民间口头传播的活态文化,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实物与图像材料,包括考古新发现的和传世的古代艺术品、文物和一切古物等。这就是叶舒宪所说的“四重证据”。肖远平对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的研究,正是一种综合的方法,其理论视野的开阔,方法的灵活多样,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呼应和自洽等,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具体说来,在“支嘎阿鲁”文本的梳理和考察这一部分,肖远平主要采用的是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但在论述的后面,明显有人类学、历史哲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背景。论述“支嘎阿鲁”史诗与彝族历史文化,尤其是与毕摩文化的关系那两章,四重证据均有交叉,理论方面则涉及了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甚至彝族的天文历学。“支嘎阿鲁”史诗的母题研究部分,立足点在文本,但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等比较文学理论方法的运用也非常突出,亦可谓恰到好处,特别是彝汉文化间祖先崇拜、日月神话等的比较,论述得较有深度。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还以彝族传统诗学的眼光,对“支嘎阿鲁”史诗的艺术表现方法作了一番探讨,认为彝族独特的毕摩文化与古代诗学体系及其美学思想,对“支嘎阿鲁”史诗的传唱和文本整理有着极大影响,比如史诗的叙事,与彝族的毕摩叙事、数字叙事,史诗故事情节、人物、抒情造境与彝族诗学中“主”、“味”、“魂”等理论范畴,均有密切的联系。这是全书较有特色的部分。肖远平的重要结论是:“支嘎阿鲁”史诗源于云南古滇部落的部落叙事,形成于乌蒙山区,发展于征战频繁的夜郎古地。

 

　　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推断,可能仅仅凭这一个观点,就会在学术界引出一些争端。能够引起注意,进而将讨论引向深入,总比了无声息强要很多。尤其贵州的学者,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前提下,真的要敢于立论才是。肖远平所说的夜郎古地,很大部分就在贵州黔西北地区。在西南诸民族中,贵州一直少为人知。1982年,美国学者W·艾贝尔哈德在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史诗时,曾这样说到贵州:“早在一九三一年,居住在贵州、云南和广西三省交界处不远的贵州朗隆(译音)地方的Dioy人,就有一部史诗问世。这部史诗深受汉族的影响,它以描写创世发端,叙述历史贯穿始终。它堪称一部史诗,因为它的语言符合诗歌的韵律,故事所描写的历史时期很长,而不是仅仅描写一个英雄及其事迹。”在提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搜集整理出版的西南少数民族史诗时,艾贝尔哈德又说:“我手头的史诗,都以找新娘或者挑选新娘为主题。至今,我尚未发现贵州省的‘家族史诗’,即描写一个家族中的一名男子或几代人中的多名男子的英雄事迹,并‘证明’该家族地位的史诗。”我们不知道艾贝尔哈德所说的“贵州朗隆”所指何处,“Dioy人”属哪一个民族,他所说的“家族史诗”到底又是哪一种类型。但反过来想:这不正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吗?这不正好说明,贵州的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正大有可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