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和西藏自治区语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举办的“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与文化发展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19日至24日在拉萨召开。来自挪威、芬兰、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国外专家及中国北京、广西、云南、西藏等省区的近45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这次国际会议有4位来自北京、四川凉山的彝族有关领导和学者参加，他们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刘宝明先生、国家民委国际司副司长巴莫阿依教授、四川凉山州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马尔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普驰达岭副教授（兼彝族人网主编）
“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与发展：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是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就“国际视角与中国实践”、“区域比较”、“西藏的实践”、“自治与语言”4个论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
在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刘宝明主任在开幕式上做了题为“语言平等观：中国的实践与经验”的学术报告并在闭幕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四川凉山州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马尔子教授做了题为“凉山彝族语言文字及其语言文字自制权面临的困难”的大会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普驰达岭副教授（兼彝族人网主编）在会上做了题为“彝族语言文字规划与实践”的大会发言；国家民委外事司副司长巴莫阿依为“自治与语言”做了总结和评讲。
四川凉山州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马尔子教授在题为“凉山彝族语言文字及其语言文字自制权面临的困难”大会发言中指出：凉山操彝语北部方言的彝族，除四川省的彝族外，还包括云南丽江地区、迪庆州、楚雄州元谋县、昭通地区永善县等居住的一部分彝族，人口近300万。1956年以前，这一地区内居住的彝族相对封闭，与外界的联系少，保持着有别于其他彝族地区的社会形态，学术界称为奴隶社会形态。民改前这个方言的彝人只会单一的彝语彝文，很少有人习得汉语汉文。正如彝谚所云：“彝操彝语在彝区，汉操汉语在汉地。”彝语作为凉山彝族唯一的交流工具，在彝族社区中尚未遇到挑战。民主改革后，推翻了等级剥削制度，建立了新的政权。50年代初政府颁布的法令、布告等使用双语即彝文和汉文。通过彝语文很好地在彝区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50年代末“直接过渡”的理论得到认可，彝文第一次在彝区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在去留的问题上，官方达成了共识，不走弯路，直接学汉语汉文。彝区的生活中介入了汉语汉文。官方的学校教育和扫盲都用单一的汉语。直到70年代中期国家的民族政策得到调整，官方才达成汉文、彝文可以同时使用的意见。彝语彝文成为凉山官方用语之一。从官方到社区的层面都赞美：“与彝人交道说彝话，与汉人交道说汉话”的双语人才。相继在中、小学、中专、大专院校设置了彝文课，设立了彝文专业。彝语彝文在彝区发展得很快，彝语彝文对彝人的身份升迁起着与汉语汉文相当的作用。可惜大中专分配制度改为自主择业之后，彝语彝文又走向低谷。本文列出几十年来，凉山彝族语言文字在彝区时价起落不定的客观存在：彝文时气好就遇上开明的政治和识相的领导，于是从发展或保护的角度给予推广普及。倒霉了就遇上激进的政治路线和极端的“改革者”，他们同样举起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旗帜，把彝文闲置起来或泼冷水或打击取缔。彝语文为什么出现如此这般冷暖的政治时序推移？是因为缺乏法律保障机制。他认为现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更应该理解和接受语言文字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随时都不能忘记对非主流语言文字采取保护和利用的措施，让经济文化处于滞后的少数民族在和谐的时空氛围中保护好自己原有的语言文字的同时，愉快地、自觉地学习培养接纳异民族文化的心态，克服闭关自守，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切忌更多地从负面去观察和描述少数民族弱势文化的现象。这种做法很容易伤害少数民族，从而对主体民族文化滋生排斥心理，对其先进性产生排拒思想，不利于民族间的团结互助。彝族有句谚语：“相互开亲方知差距，相互敌视则无高低”。意思是说，倘若以瞧不起或敌视的方法与弱者相处，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可能出现两败俱伤。提出不仅从运用的角度去谈论彝语彝文，而且要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立场建立健全操作性强的法律制度，真正地保障彝族语言文字的自治权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普驰达岭副教授（兼彝族人网主编）在所做的“彝族语言文字规划与实践”的大会发言中强调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彝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规划工作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得到了开展。无论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四川省凉山规范彝文（1980年），还是云南省规范彝文（1987年）以及贵州省传统彝文的整理规范及其文字的推行工作，都在彝族聚居区得到具体的实践，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实践效果。特别是经国务院批准推行的凉山规范彝文的实践效果尤为显著，但也存在着不足。他认为规范彝文的推行在以下几个方面区得了重要的实践效果：（1）规范彝文的推行，促进了彝族地区的政治建设。如规范彝文推行后，凉山州人民代表大会上都实行大会同声翻译和小组辅助翻译。同时，用彝汉两种文字印发会议的主要文件。不懂汉语的彝族代表可用彝文书写批评建议和会议提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也加强了彝文翻译工作。使不懂汉语的彝族代表能真正参与国家大事。自治州的自治条例和各项单行条例都用彝、汉两种文本予以公布，既有普及法制教育的作用，也让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民主监督的一项重要措施。极大地保障了刑事、民事讼诉活动中彝文和汉文的平等地位和法律效力。（2）规范彝文的推行，推动了彝区广大农村的经济建设步伐。如近20年来中央下达的一系列有关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加快农村发展的文件，凉山州都用彝文译件发到彝族村寨还印发了《农村经济政策活页学习材料》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基础知识》等彝文本通俗学习材料。这对推动彝族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商品生产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凉山州编译局还与农业、畜牧业等主管单位和部门合作，用彝文汉文对照的形式，系统地编译彝文科普读物，如《农业生产通俗读物》、《畜牧业科普读物》和《实用生产技术培训教材》等20余种科普读物，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农民的技术培训工作。又如贫困地区的昭觉县教育局同州语委等有关单位和部门合作，在充分利用省，州编印出版的各类彝文科普通俗读物外，自编自印了多种彝文科普学习资料几十万册，举办了1500多期农民技术培训班，培养彝族农民9万多人次，95%以上的农民和66%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学习，明显地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效益。（3）规范彝文的推行，促进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方面的推动作用在前述（即规范彝文与彝族地区的双语教育）中就得到了证明。如像各省根据本省实际实施的彝汉双语教育模式所取得的成效，双语师资培训和社会扫盲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为彝汉双语教学的开展而编译、出版的彝文教材和学习工具书等。（4）规范彝文的推行，彝区的各项文化事业得到了繁荣。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创了彝文新闻出版事业。1978年和1980年凉山州分别创刊了《凉山报》（彝文版，现为日报）和《凉山文学》（彝文版，现为季刊）；州电影公司从1977年开始译制了彝语影片，目前已经译制了近200部，使彝族群众看懂了电影，丰富了彝区的文化生活。二是推动了彝族文化遗产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为弘扬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为彝族古文献和古文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三是活跃了彝语文的科研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随着规范彝文的推行（试行）和使用，彝语文的各项科研项目和活动得到了积极的开展，各省都成立了彝学会，如云南彝学会、四川彝学会和贵州彝族学会，以及地方的红河州彝学会等。这些彝学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都开展了不同侧面的彝学研究项目，出版（或发表）了大量的彝学书籍（或学术论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在美国（西雅图，1996年）、德国（特赫尔，1998年）和中国（云南石林，2000年；云南楚雄，2001年）先后召开了4届重要的国际彝学学术讨论会，使彝学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5）规范彝文的推行，促动了四省区（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和广西）彝文统一协作办公室的成立和具体工作开展。实现四省区彝文的统一，即“书同文”是广大彝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心愿。但由于彝族居住分散，各地方言差异较大，以及长期的社会、历史等诸多因素，给彝族文字的统一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统一彝文的心愿始终末能实现。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各省所推行（包括试行）的规范彝文的实践成效，特别是四川凉山规范彝文在凉山推行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极大地启发了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思路。从凉山推行规范彝文的成功经验中，他们充分认识到要实现彝文的 “书同文”老大难问题，不仅要改变过去各省区有关单位和部门各自为阵的规划意识，同时还必须根据彝文的实际，加强四省区彝文统一问题的规划和协作工作，才能逐步实现彝族文字“书同文”。通过协商，1992年滇川黔桂四省彝文协作办公室正式成立（办公室设在云南省语委）。协作办成立后，把分析研究各地彝语的特点作为基础来抓。在对比、分析和研究了各地彝语的基础上，从《贵州彝文字典》、《凉山规范彝文》和《云南规范彝文》中选出一批字编成《滇川黔桂彝文字典》一书。在此基础上，协作办从四省区有关部门抽调的彝学专业工作人员编出《彝文字集》（包括《云南上、中、下卷》，《四川卷》，《贵州卷》、《广西卷》）。协作办的成立和具体工作逐步开展，为进一步弄清四省区彝族语言文字的特点，逐步实现彝族语言文字的“书同文”问题迈出了可喜的一步。（6）凉山规范彝文的成功推行和实践，对新疆阿拉伯字母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以及云南西双版纳老傣文的恢复使用均产生积极的影响。国务院批准推行《彝文规范方案》之后，短短两年之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作出决议，恢复使用阿拉伯字母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把60年代创制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字（拉丁文字）作为拼音方案使用。规范彝文的成功推行和新疆阿拉伯字母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的恢复使用，又对云南西双版纳老傣文产生影响。1986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大代表大会决定恢复使用。
他认为，规范彝文在彝族地区的推行工作虽然都取得了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成效，对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建设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推行和使用过程中，同时也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综合起来主要表现在：（1）对彝语言文字的使用和规范问题，认识不统一。如在四川凉山州，一部分彝族精英阶层（主要是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对规范彝文，以及在彝区实施的彝汉双语教学等持有怀疑、担忧，甚至持反对态度和观点。提出如：“倒退论”、“分裂论”、“多余论”、“照顾论”、“强加论”、“有害论”、“局限论”、“用途论”、“前途论”、“唯心论”、“过渡论”等观点，这些观点概括起来就是对彝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的重要性和长远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反对规范彝文和使用规范彝文，反对由于学校引进规范彝族文而形成的学校两类型模式的彝汉双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给具体贯彻和落实党的民族语言使用政策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对彝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造成了付面影响。（2）双语师资的培训工作有待加强，师资素质和待遇有待提高、改善。在推行彝汉双语教学过程中，虽然各省都根据本省实际加大对双语师资的轮流培训和培养，但由于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冲击和影响，彝汉双语师资队伍仍难于摆脱质弱量少和不稳定状况。如以毕节地区为代表的贵州彝区的彝汉双语教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目前的双语师资队伍状况而言，低学历或聘任的双语民办教师仍占相当大的比重。据统计，贵州省1988――1989年度大方、黔西等县的彝汉双语文教师，属民委聘任的8位教师中，小学学历者占25%，达到初中学历者占62．5%，具有高中学历者占12．5%。而通过正规教育的双语教师数为零。受聘用的10位民办教师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0%，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70%，而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的仅为10%。教师达标率仅为10%。受聘用的双语教师属民办，加之工资待遇太低（每个月仅为60员人民币），双语师资队伍极不稳定，从而影响了双语教学质量和双语教学长期的、深入的开展。致使有些地区（如云南、贵州两省部分双语教学试点）的双语教学点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3）双语教材和配套读物有待加强、规范和统一。双语教材紧缺或不配套，一直是困扰彝区开展彝汉双语文教学顺利开展的老大难问题。就目前三省（四川、云南、贵州）的情况来看，除四川省的彝语文教材编译出版情况稍好些外，其余两个省的各级各类教材和配套读物，特别是参考读物、辅助读物、各种练习册等仍难以满足或达到当前教学要求。就拿贵州彝汉双语文教材的建设情况而言，彝语文课本除由贵州民族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小学课本1―6册外，其余所使用的教材大都属双语校点自编的，如大方天宝彝族试点班所用的《彝文识字课本》，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写的《彝汉常用词语》、《彝文字典》、《彝文古今成语、《常用彝语对话》等。教材至今未能统一和规范。而教材参考书和其他配套读物更是寥寥无几。另外边远地区双语教师的待遇、教师编制，资金投入、办学条件、校舍建设及其教学设备等一系列问题也困扰着彝汉双语教学的深入开展。这都是急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