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凉山州民族研究所联合主办召开的“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3日至15日在西昌召开，来自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宫，上海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新加坡点石文化机构，四川大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科协、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央民族语言翻译中心彝文室，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红河州文联，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室，凉山州文联、凉山州民族研究所、西昌学院、凉山州语委等单位以及部分文化创业公司代表、企业集团代表、三星堆文化研究专家、古蜀文化研究专家、民俗文化学者、三星堆文物收藏家、古彝文专家、彝族青年学者计8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国旅游报、南方周末、中国第一财经报、科学中国人、四川民族杂志等十余家媒体单位派出高级记者参会并对大会作深度报道。
三星堆遗址位于距成都市20多公里的广汉市西7公里处,从1929年发现第一块玉器到现在,经历了几代学者的辛勤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已探明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古城城址面积达3平方公里。特别是1986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从中出土了大量金器、青铜器、玉器、石壁、陶器、象牙等文物。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震惊了世界，各国报纸称这一发现可以改变人们对上古文明的基本看法，日本人称这是南殷墟，英国考古权威称这一发现所表现出来的物质文明比兵马俑还要不同凡响，堪称世界奇观。它的发现足以和发现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和玛雅文明相提并论。其出土文物赢得了无数个世界之最和中国之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其文物的出土，不仅震惊了世界，而且还使史学界、考古学界无不为之尴尬，它的主人是谁？它从哪儿来，又去了哪里已有的学说都似乎难以自圆其说，人们在寻找谜底的同时也在反思过去的研究是不是过分依赖了“华夏中心”论的学术理念，求诸四野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关于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源流的关系，早在2003年10月在德阳市召开的“三星堆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有学者将三星堆青铜神树与彝族神树信仰加以比较，提出三星堆神树与彝族神树交通天地灵气极其相似，而交通天地所体现的是天意与君权神授。有学者提出，“纵目”的正解，可以在彝语支几个民族的神话里找到。蚕丛纵目，表明三星堆文化的主人与彝语支先民族属相近。近几年来凉山州州语委古籍科研究员，著名古彝文专家阿余铁日运用古彝文文字学知识，破解三星堆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和玉器上的铭文与古彝文的关系影响最为深远。他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部分文物铭文与古彝文字有很大的渊源关系，认为古彝文字和古汉文字也有同源异流的关系。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鉴定组组长、中国宝玉石协会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周南泉，原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雷从云在会上充分肯定了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渊源关系。
10月14日上午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凉山州人民政府赵世勇常务副州长、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王洪君主任、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徐希平院长分别致辞。
在这次研讨会上，很多国内专家学者就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渊源等关系提出了独到的学术见解。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雷从云指出，这次会议在研究三星堆文化史上，取得了新的进展，过去的研究参与者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考古界和史学界，从来没有一次会议像此次会议集中那么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来探讨三星堆文化和古彝文化之间的联系，这种多元学科、互为弥补的研究必将给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使之出现新的研究格局和面貌，这无疑是研究三星堆的一个新进展。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洪君教授认为，古彝文化的经典传承、谱系、观念、符号，绝对与三星堆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古彝文化的丰富性、地域性对提高其自身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很有帮助。一个学科就是一个通向历史的窗口，虽然真正发生的历史只有一个，但只要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参与，得以看到这个真相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古代文明史将在多文化、多学科不断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呈现出她美丽的画卷。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陈保亚教授、汪锋教授，通过对古彝语和汉语的同源关系、原始羌夏语的研究，认为蜀、夏、彝和三星堆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为研究三星堆文化、上古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位教授认为，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碰撞与分裂，对夏、商、周的研究有可能带来新的希望和突破。可以说，这次会议首次彰显了在研究三星堆文化中，古彝语的特殊地位及其重要性。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猛认为，古彝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文物上看有惊人的相似，从文化上看，很很强的说服力，从文字上看，惊人一致。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抛弃陈见，有利于解放思想，有利于科学探讨。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教授和西南民族大学祁和晖教授，从文化想象力的角度呼吁立足本地文化，为复兴中华文明，在全球范围内树立自己的话语权，他们从三星堆和金沙的环境、遗物、生态分析，指出自然世界无边的神奇、文化世界无穷的神秘、心灵世界无尽的神妙，正是巴蜀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以三星堆、金沙和战国船棺葬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既是有着神奇神秘神妙特征的地方性文明，又应是当之无愧的有特殊代表性的人类遗产，古蜀文化与古彝文化都是炎黄文脉上的重要分支，具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资质。
谭继和指出，这次会议传递了这样的信息：
第一，在研究范式上预示着重大转变，即在研究过程中，坚持对本土文化的解读。他继而指出，把考古材料、历史文献和民族学等联系起来研究是个有益的尝试。此次会议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是个很好的开端。
第二，古彝文化里有古蜀人的文明和活态基因，三星堆是古蜀人的家园。对三星堆文化、巴蜀文明的解读不仅要研究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更要研究和解读古蜀人的精神家园、精神考古。
第三，参加此次学术会议的最大教益是感受到古巴蜀文化可以从古彝文化中找到渊源，研究材料是取之不竭的。
上海大学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巫达教授从语言学、人类学的语言、基因和文化等多重证据讨论了古彝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发生学关系，四川师范大学王小盾教授从兽面图像这个大量出现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符号出发，深入探究了这一古老神秘符号与古彝文化的关联。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李祥林认为这次会议给了他三个强烈的感受：
第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方对话的一个平台。当传统规范陷于僵化时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时，打破界别研究的籓篱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此次会议提供了自由交流的空间。学术交流涉及面广，古彝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是个很大的话题，内部空间很大，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坦陈己见，交流是平等的、开放的。
第三，提供了一个有待深化的课题。
凉山州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马尔子认为，从语言学解读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巴”、“蜀”、“濮”、“华”、“夏”等词在古彝语甚至在今天的彝语中都是常用词汇，这是个新的学术视角，有待深入研究。
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根据彝文古籍《考妣变换》大胆提出三星堆即为古彝人群传统祖灵安葬之处的新观点，《考妣变换》中提到“玉石做祖脸、丝绸盖考身；金片饰妣头，变换祖变换，不变则难迁……祖头像，出玉石，做祖像，出兔子，垫祖下。用银接祖骨，用金贴祖脸，金片祖下垫，丝绸裹祖身。”阿余铁日认为，三星堆是古彝人安葬祖灵的二次灵魂葬之处，出土的大量青铜和玉像为祖灵偶像。四川大学李春霞副教授提出在讨论古彝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关系的过程中，除了二者的历史渊源外，还应该关注同为文化遗产，该如何在当下得到恰当的理解、解释，进而确定、评估、保护和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普驰达岭副教授通过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与彝族文化元素共性与相似性的文化特征比较后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与彝族文化元素共性与相似性除了表现在彝人原生图腾的龙、鹰、虎文化崇拜之外，一些出土的器物所传递的信息，不仅在彝文化中找到对应且可能只有在彝文化中找到影子。如在青铜鸟爪人身像、金杖、玉璋、玉璧、金箔鱼形饰、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神树、青铜公鸡、纵目面具、青铜菱形眼形器、青铜等腰三角形眼形器、石蟾蜍、金面罩人头像、金冠带、巴蜀图语、青铜铃器物上都有彝族文化的共性和相似“基因”元素。古蜀三星堆部分文化与彝族文化属于同一文化，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中的彝文化相同或相似“基因”很多，并非“巧合”二字所能概括。他认为彝族是祖灵崇拜最厚重的民族，而祖先崇拜的直接宗教表达形式就是彝族宗支氏族共祭大典“耐母”分支习俗。他指出彝族祭祖大典“耐姆”习俗是彝族宗教活动中“祖先崇拜”的具体体现和缩影，被视为是支系宗教活动的头等大事，是彝族最高级别的祭祀礼仪和彝族氏族宗教活动的重要支柱及纽带，体现的是“天、地、人”三位一体之间的和谐共处理念。祭祖大典“耐姆”仪式在彝族社会现实生活中，仍然被视为以氏族宗支为单位的对全氏族宗支祖先的最大的集体共祭礼。彝族祭祖“耐姆”共祭仪式，除了具有缅怀祖先业绩、为祖先解除各种“罪过”、超度祖灵以求得子孙兴旺发达为目的外，最主要的而且最重要的目的是氏族分支，叙谱续谱。从这一角度，可以说彝族的历史就是祭祖分支的历史。
在谈到为什么三星堆祭祀器物焚烧后埋坑的缘由和宗教性质时，普驰达岭副教授阐述了他的见解。
他指出在彝族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彝族公认的父系始祖希慕遮传至31世孙笃慕（父系社会）后，彝族开始以父子连名的方式按血统关系记载谱牒。根据许多彝族古文献记载，古夷人（彝族）每隔七代至十代，都要举行一次宗支氏族祭祖大典“耐姆”分支仪式。祭祖分支大典是彝人生活中一件极其悲壮的事件。举行仪式时，天地烟雾沉沉，世间毕声朗朗，哭祖泣别之声感天动地。因为同祖同宗的亲人们将对共同的“祖先祖灵们”——塑俑雕像等进行具有诀别意义的焚烧毁埋，彝谚语说：“先辈不逝，后辈不旺”，对祖先的雕塑偶像等进行焚烧毁损埋葬，寓意“先辈逝去，后辈兴旺”，以此祈求分离后的各家支兴旺发达；同宗兄弟们将告别骨肉之连，各赴东西，开拓疆域，自立门户，成为不同的支系。同一大的支系在分支前，同系一个支系或家支的人，因为是同一祖先的后代，视为是同一血缘亲属，禁止通婚。祭祖分支后，各支的酋长、头人，便可以帅领家支族人，远距离迁徙他乡，各自寻求生活地域和开发新的生活领地，继续独立发展和壮大。这是彝族祭祖大典完毕为什么将祭祀器物全部焚烧填埋的重要原因。这种祭祀习俗至今还在鲜活在彝族祭祀大典活动中，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后焚烧填埋的性质上具有相同的宗教性质。
彝族青年学者安东对三星堆出土的器物进行了探究，认为古蜀三星堆部分文化与彝族文化属于同一文化，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中的彝文化“基因”之多，非“巧合”二字能够概括。其根据是：
第一，除了作为彝人原生图腾的龙、鹰、虎之外，一些器物传递的信息，不仅在古彝文化中找得到对应且可能只有在古彝文化中找到影子。如青铜鸟爪人身像、金杖、玉璋、玉璧、青铜神树、青铜公鸡、纵目面具等。
第二，三星堆部落有可能消失，但三星堆部族并未消失。拥有与三星堆文化共同“基因”的彝人，从未在滔滔的历史长河中消失过，并在世间生生不息。
第三，古蜀三星堆族人“与众不同的巫鬼文化”与凉山彝人的“与众不同的苏里、毕摩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
第四，三星堆的两个器物坑在两个不同的文化层上，属于两代祭祀所遗。有专家说是三星堆部族遭遇洪水之灾之后迁徙金沙所致，这和彝族在蜀地曾有的三次“祭祖分支”大典中“第一、二两次分支是发生在遭受‘洪水泛滥’之前，第三次分支是在遭受‘洪水泛滥’之后”的记载不谋而合。
在多方对话和自由交流的气氛中，研讨会达成了以下共识：
第一，这是三星堆文化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变，坚持用本土文化来解读三星堆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和话语权的把握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学术平台。在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上从古彝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关系入手，具有开创性。对三星堆文化的解读，不能仅仅停留在器物的物质文化层面，还应该兼顾精神文化遗产的角度，应该充分肯定彝族文化具有非常突出的古巴蜀文化之活态基因。
第二，这次研讨会对传统彝学研究带来了重大影响，过去彝学研究主要局限于今天的彝族，研究者也较多局限于本民族学者。此次研讨会让传统彝学跳出了过去就彝族谈彝族的窠臼，通过多学科的对话，让研究者认识到，彝学的研究是跟中华文明史研究直接相关的。
第三，三星堆文化是历史的遗存，当下的彝族文化则是活的基因，这提醒我们保护和保存彝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与会代表强烈呼吁彝族文化尤其是母语文化得到动态的传承，及时、妥善地保护和保存。
第四，此次会议认识到，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再次提醒我们，“礼失而求诸野”，边缘、地方、民族、民间文化应该在文化多元、文化相对论的语境中真正得到关照。
第五，这次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学术研讨，其研究成果的传播，自然会引发大众对彝族聚居地的关注，增强地方的文化厚度和文化魅力，促进地方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地方文化软实力。
第六，这次会议及其成果从历史文化根源上充分肯定了中华民族同源异流、多元一体，各兄弟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渊源，必将对加强国内各民族团结、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与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七，三星堆考古发掘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实物和研究成果已经雄辩表明距今4800年历史的三星堆遗址是一种高规格的人类史前文明的重要遗址，而不是什么“中原大国周边的邦国文化”或“地方古蜀文化”之类的狭隘定性所能够包涵和掩盖其万丈光芒的。
第八，“三星堆”的发现，让世人震惊的众多的青铜文物的出土，将夏朝之前的700年辉煌文明史，活生生地摆到世人的面前。可以说，三星堆的发现，与人们以往对中华文明起源学说的认识从客观上时具有颠覆性的，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和审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冶金史、艺术史、宗教史以及长江上游大西南这片惯以蛮夷居所之称的土地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主要地位。
第九，文化多元的发展自古亦然，至今也是一个无争的事实。要孤立地看待一种文化体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在当下，文化多元性正为世人所认同，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不少主流的史学专家依然固守着中华文明“中原核心”观念。显然，中国学界对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上所应具有的重要环节上还没作好客观面对的心理准备。随着对考古实物和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关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环节，会在中国文明史册上写上重重的一笔，在人类古代文明史上会铸上中国三星堆文明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