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何处去？这个世界上永恒的话题，至今仍然困惑着分布在大西南各地的彝人。

 

    水西曾经是乌蒙地区乃至贵州省的政治、文化、艺术中心。贵州有史以来，汉文献记载了那些纵贯古今的水西彝族著名人物的名字，他们是：蜀汉济济火、唐朝阿佩、宋朝普贵、元朝阿画及夫人奢节、明朝霭翠及夫人奢香、清朝安坤及夫人禄华等等……一个时代过去了，叱咤风云的人物过去了，对一块旧地的缅怀，何曾不是对一个时代，对一种文化，对一种文明的呼唤和反思？

 

    从黔西县城水西公园的奢节墓到素朴灵博山的古象祠，从中建的反字岩到谷里的古驿道，从锦星的内庄到永兴的以著则溪旧址，无一不昭示着黔西是水西的中心腹地。

 

    探讨、研究和弘扬水西文化，是一群有识之人追寻水西文化渊源的心路发端，是几代有志之士匡扶水西历史根骨的信念所指，是黔西这块土地上八万多彝族同胞的共同愿望。

 

    遥想当年不如谋划未来，回溯历史更要立足现在：为此，我们编辑了《水西传说——黔西诗文集》一书，分《文学作品选》与《彝学文选》上下两册。这既是概览水西的传说，也是在传说水西，体现了热爱水西文化贤人智士的忧心和激情。

 

    一、水西的情结

 

    水西是一座城。

    遥想当年，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明朝远征云南的将领在“郭张”（即今黔西）修筑驻军屯粮的城池，因其座落鸭池河之西取名“水西城”。此后，“水西”取代了“郭张”名称。奢香夫人所建“龙场九驿”设在水西城的驿站亦称“水西驿”。明崇祯三年（1630）至清康熙四年（1665），水西宣慰使司以水西城为设治地，辖11个则溪四十二目。清康熙五年（1666）吴三桂平水西后，奏请以则窝、以著、雄所三则溪置“黔西府”。自此，“黔西”名取代“水西”名。

 

    本书既冠名为《水西传说——黔西诗文集》，读者通览一遍就会看出：作者是以黔西彝人为主，题材多半不离黔西之地。

 

    水西是一方土。

    追根溯源, 水西土司始于蜀汉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终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从一世济济火到八十五世安胜祖，从最初的蛮长、罗氏鬼主、水西安抚使、顺元路宣抚使、亦溪不薛宣慰司使到贵州宣慰使，其自号、封号六次变更，历时长达1474年。

 

    “水西”地方，在史志书籍中有两指：一是专指今天的黔西城，有时还以“水西”作安氏的代称。二是泛指彝族安氏土司的十三个则溪地，即水内（水西）四十二目，包括现在的黔西、金沙、大方、织金、纳雍，毕节，水城、六枝，普定等地；水外（水东）六目，如今贵阳市的贵阳城区、开阳、修文、息烽，清镇等地，合称为“水西四十八部”。

 

    所以，在《文学作品选》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并不止是黔西籍彝人，还有其他水西故地的彝人，还有汉、苗、布依等民族的作者；在《彝学文选》里，我们可以读到奢节抗元、安邦彦起义、安坤抗击吴三桂等水西重大事件并非是彝人只身作战，还有其他民族的团结协助。

 

    水西是一种情。

    时至而今，作为生活在水西故地上的黔西人，无论是彝人，或者是汉、苗、布依，各民族都在述说水西，以致众说纷纭。水西是黔西人绕不开的话题，割不断的情结，由此反观，黔西人具有直面历史的勇气。

 

    读者若掩卷寻思，可知奢香夫人的大义非忍辱负重一言可蔽之，止兵戈、开九驿、扶农桑、兴儒学当是立千秋功业为水西各族人民造福，故而为文作诗赞誉者既有居庙堂之高，更有处江湖之远；听内庄论道，你可以对王三善祸福水西暂存疑；闻水西悲歌，也可对吴三桂为祸水西有立判。

 

    二、第三次思乡

 

    人类的第一次乡愁是离本土：

    乡愁几乎是人生的一种境遇，乡愁更是文学的一个母题。在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诗歌里，思乡之作比比皆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阿哥别出门，出门别过河，过河到他乡，见到他人房，你会想家乡。”这些诗句主题相同，言说身处异乡的郁闷或是警醒出门在外的烦恼，不同的是，前一首唐朝李白的《静夜思》已是我们耳熟能详，后一段彝族的三段诗《别出门》则少为人知。

 

    彝人当初离开祖地，迁徙至水西开疆拓土，曾经血雨腥风，曾经偏安一隅，曾经辉煌百世，我们在《指路经》里都可读出浓浓的乡愁；现在黔西人外出水西经商打工，都可说是离开本土，你或许一夜暴富，或许暂得温饱，或许不名一文，但谁又能没有思乡的情愫？

 

    现代人的第二次乡愁是离本身：

    就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而言，我国大西南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狩猎文化强调的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那些高原上的山川河流，那些开阔处的坝子海子，或为播种之土，或为牧马之地，人们自身脚踏实地，与自然须夷不离。

 

    在当代高科技的虚拟世界里，网游网恋都只是表明人的生命将离开肉体的故乡；在彝族人原始的宗教信仰中，魂守魂离都说明人的生命已离开肉体的故乡。扪心自问，在人与自然隔绝状态下精神漂泊或旅行的路上，我们如何获得心灵的慰籍？

 

    彝人的第三次乡愁是离本族：

    清朝道光年间黔西州学正余上泗《水西竹枝词》开篇一首是：“风烟济火旧岩疆，礼乐千村变卉棠。际得承平遗事远，部人犹自说奢香。”历史已证明，水西彝人千百年来既有自在的民族认同感，更有自觉的国家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凝结为忠于国家、热爱民族、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善于学习、自强自立的“奢香精神”。这种精神世代相传，在不同的时期或隐或显，但从不曾断绝。

 

    吴三桂剿水西后生灵涂炭、十室九空，彼时的人们为避祸，有的改名换姓，有的改变族属，至今还有“三辈还宗”之说；现时的黔西彝人要么同化要么异化，不懂母语，不辨彝文，绝大多数人已没有水西诺苏的文化身份，只是在居民身份证上保留印记，为进仕求学获得一些政策照顾。在不能苛求与指责人们对现代化生活与主流文化追求的同时，我们仿佛听到星空上的祖灵发问：疏离父族母语的你，是否刻骨铭心？

 

    在这里，回答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们只知道，乡愁是一种激流，是出门人无法遏制的对家的思念，诗人们对它常常放任四流；乡愁是一种暗疾，是一个生病的人因为他并非身处故乡而感觉到的痛苦，医生们到目前都没有找到治疗的良方。读一读《文学作品选》里陈英奉、吴德芳、阿诺阿布等人的诗词，看一看《彝学文选》里李庆熹、李家祥、安文新等人的文章，对离本土的那种牵挂、离本身的那种惶惑，离本族的那种痛楚自然会感同身受。

 

    三、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何处去？人生三问涉及源流、本体和归宿，这对每个愿意思考的人而言都存在现实意义。在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今天，对黔西彝人来说，我们到哪里去？

 

    传统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如何来保护和展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维护和显示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立独行？当然，讨论这个话题的语境必需是非民族主义的。在疏离父族丧失母语（相比而言习俗的变迁和服饰的功利都不值一提）的环境中，黔西彝人无坚可守，但是，放弃是否会让我们如释重负，是否感到生命之轻？在我寻访黔西彝人布摩的过程中，听到一个并不久远的故事，那场景对我的震撼久久不能平息：老布摩故去，经书已无人爱惜，子孙们站在高高的山上，把经书一页页的撕下，让强劲的山风吹卷而去……他们以为，那不过是一场游戏！

 

    传承是生活不能负担之重？

    对此话题，似乎已没有引经据典的必要，我以为，照录一段在黔西最后一个布摩家里的一场谈话，完全可以诠释当今黔西彝族文化的现实处境：

 

    “你有好多年没有操持（布摩）这个行业了？”

    “十多年了。没有人来请，大家都觉得听不懂彝家先生讲的是哪样，觉得还不如请佛教先生，叮叮当当的热闹。”

    “你教没有教娃儿说彝语？”

    “没有。一来没得用，考试又不考；二来会了也不好意思说。现在左邻右舍都没有说彝语的，连我都好久不说了。”

    “你现在做什么？”

    “原来修手表，后来手表都不兴修了，人人有手机。现在做水电工，搞装修。当初做三天法事才几十块钱，现在嘛……总之好得多了。”

 

    传说是生存的一种本能应急。

    不时听人在讲：水西文化遥远得象一个传说，在现实经济浪潮中，传说中的水西文化本身还有多少价值？争辩这个话题难免会陷入利益与意义孰轻孰重的漩涡。只想说，人言之利非我言之意，《水西传说——黔西诗文集》的“传说”并非习惯上与“神话”孪生的“传说”，我们的本意在宣传，言说，如前所述是在追寻文化渊源和匡扶历史根骨。《水西传说——黔西诗文集》中对水西的历史和文化，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仍然让人欣喜，其观点有相左之处理应存史待争；其错乱讹误在所难免，正好求证于方家；各说各理总好过缄口不提。其实，这倒是显现出地域写作的一种性情，正是对地域文化守护的一种态度，这是因作者对水西历史的荣耀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使然。

 

    也许，如此“传说”是一种激励，对于传说中的水西文化保留了一线生机；可能，如此传说是一种建设，它延伸和平衡了一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历史或文化只书写在书本而不留存于心里，迟早会变成常言的传说。

 

    四、跨出水西，到达彼岸

 

    不为怀古之幽，聊解思乡之愁。

    在《水西传说——黔西诗文集》里，无论是文学作品的直抒胸臆，还是彝学讨论的以理服人，我们都是在用汉语写作的方式来言说水西彝族文化。在指向目标时，文学固有的抒情与彝学常态的论理这两个途径并驾齐驱，诗意的栖居和史论的顾盼这两种心态并行不悖。

 

    本书作者们的目光所及、足履所到、心生感触的点点滴滴，几乎遍及黔西一城广而水西一地的遗事遗物遗址，包括遗人。在此之前，这类写作都是各自为伍，准确的讲是单兵作战，他们的诗文散见于最早的《黔西报》、《杜鹃诗刊》、《水西文史资料》和《贵州彝学》等报刊，点缀在后来的《黔西》与最新的《花都文艺》等杂志，还有是存放在自己的书桌抽屉里，且以纸质文档居多，所以，搜集编辑都来之不易。但是，此次结集出版并非为广发怀古（遗人、遗事、遗址）之幽，或者是一解思乡（本土、本身、本族）之愁。

 

    当初编辑《水西传说——黔西诗文集》的初衷只为汇集黔西籍彝人所写关于水西的文稿，算是作一次文化遗存的探索。谁都没有想到，就题材来选诗文，作者就慢慢超出了原定范围，继而决定不再心胸狭隘的婉拒“非我族类”，也不再目光短浅的“画地为牢”。正因如此，这本诗文集无论是文学作品选还是彝学文选，作者既是以黔西彝人为主，也有兄弟市县和兄弟民族的作者为辅。现在看来，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他者”眼光，才避免了我们的自娱自乐和孤芳自赏。

 

    于是，情不自禁地想：视野和胸襟何尝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首要？水西在历史上长期偏安一隅而自顾不暇，更多的隔河观望以至于固步自封，这也许是历史上水西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吧！

 

    不再望穿秋水，定要跨出延江。

    “山河千年万劫，生灵涂炭狼烟。水西万里战回还，何取中原一片?”这是本诗文集文学作品选中彝人陈乐光借古人之口咏史的半阙西江月，“又见苦荞花/不由人抚着脉管/我这彝人之血/——是否异化?!”这是彝人吴德芳写物的一段新体诗，都充分表达了当今黔西彝人在内敛与张扬之时、坚守与拿来之际、传统与现代之间何去何从、孰优孰劣、进退两难的纠结心理。

 

    诚然，因地理、实力或性格，历史上的水西彝人似乎除奢香与安邦彦外，无论是抗暴还是反剿，其足不涉延江（鸭池河旧称），其心不觎龙庭，都希望是“拒敌于国门之外”；为避难、远仇或遮羞，在水西被平至改土归流之后，近现代黔西的彝人其口不说母语，其身不著族服，或许是想“留得青山在”，但在当今，黔西彝人其居方式散而不聚，其亡仪式佛而不彝，民族文化已然是“只怕没柴烧”。为留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几年来寻找黔西“最后的布摩”，辗转反侧时到今年仲夏，真正快要望穿秋水。

 

    可是，“最后的布摩”已难负生存之重弃祖业在县城打工讨生活。面对我们近乎恳求的话语，“最后的布摩”答应抽时间回乡去清点他的经书，这让我们多少留存了希望。

 

    同时，在编辑本书时发现的三个历史暗合处唤起了我们的激情：奢香夫人靠原始方法踏勘开通的龙场九驿路线，与我们现在用精密仪器测量的清毕国道、贵毕高等级公路竟不谋而合；水西一方土（加上乌撒）的中心腹地，都处于我们正在建设的毕节试验区；水西修建象祠时被王阳明升华为“化天下之人”的理念，与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遥相呼应……

 

    我们不得不相信，大到一国，小至一地，国运兴衰、地方进退都有其规律。回眸一望，发现历史分水岭的沟沟壑壑、峰峦叠嶂总是那样明晰；转头沉思，感觉古今人物的所作所为、野心理想总会把痛苦或幸福的时空延长。我们应该牢记这几个时间节点：三国时期，孔武有力的妥阿哲（汉文献称“济火”）因帮诸葛亮征南有功而被封为罗甸国王史开一方；明代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深明大义的奢香夫人为报答明廷开通龙场九驿造福万民；明正德元年（1506年），秉承理学独创心学的王阳明贬谪龙场驿结谊安贵荣撰写《象祠记》讲学水西地教化众生；清康熙三年（1664年），叛明明将反满满臣吴三桂为其野心进剿水西为祸百姓；公元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总书记为改变毕节地区的贫困面貌倡导建立试验区使经济快速发展、生态不断改善、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历史将证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节点至关重要，有中央建设毕节试验区的大背景和省委弘扬水西彝族文化的好政策，春风吹佛水西大地，发展经济有目共睹，弘扬文化指日可待。关键在我们怎样呐喊，怎样行动。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又有对世俗文化的拒绝与拯救，更有对先进文化的吸纳和创新；既深藏忧心又饱含激情，既求真务实又满怀信心，我们就不只是望穿秋水，而是会跨过延江。

 

                                                             2010年7月14日于黔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