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鹰组合是第一支彝族流行音乐演唱组合。在现代语境下，彝族的民族流行音乐具有很浓的族群文化特征，其本身不仅是一种音乐产品，而且还生产着一定的社会意义，其传播过程是一种文化再生产过程，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它对族群文化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流行音乐；山鹰组合；民族认同
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属于文化的范畴。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在《论流行音乐》中认为流行音乐作为“社会凝固剂”发挥了作用[1]。少数民族流行音乐是当前歌坛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本文以彝族第一支流行音乐演唱组合——山鹰组合为例，来观察现代语境下民族歌手及其音乐对民族文化的展示、传播及民族认同意识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山鹰组合，成立于1993年，是第一支彝族原创音乐演唱组合，由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三位彝族青年吉克曲布、瓦其依合和奥杰阿格携手创建。出道17年间，山鹰组合一共出版了九张专辑，深受社会好评和肯定。
一、地方性知识的呈现
阐释人类学家格尔兹提出了“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所谓地方性知识，是指那种在本土的特定情境中所生成的知识形式，它的核心是本土性和民族性。地方性知识，倡导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站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来矫正那些把知识普遍化和总体化的观念。[2]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全球化”固然带来了文明的进步，但是也毁灭了文明的多样性。事实上，全球化和民族性、本土性是并行不悖的。
山鹰组合的歌曲烙上了彝族文化的印记，族群历史记忆、地方性知识在其音乐中真实而自然的流露。山鹰组合的歌曲作为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一方面，其首先以“彝族音乐”的身份存在，成为一种艺术性呈现的民族志，对习惯了主流音乐的受众来说，属于他者音乐；另外一方面，其最大程度地展现了彝族的民风、习俗、信仰、审美心理以及这一古老民族在现代化中的遭遇。总之，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当代语境中，山鹰组合及其歌曲不仅在进行族群叙事，而且实现了一种文化的表达，体现了一种地方性、民族性的活态文化。
彝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字、历史、史诗、神话、信仰、仪式以及集体记忆、审美心理等在山鹰组合的歌中真实而自然的流露，这使他们的歌具有民族性和本土性的特征。专辑《走出大凉山》叙说了大山中的传统彝人义无反顾走出山寨的情景；《离开家的孩子》吟唱了走出大山的彝人在都市中由于文化阈限而倍增的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漂人》显示了山鹰在民族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中的挣扎、迷茫，以及苏醒，实现了主流与边缘的结合，标志着其精神和灵魂得到了洗礼；《忧伤的母语》显示了山鹰对母体文化的忧患意识和反思；《忠贞》体现了山鹰对彝族文化的守护和忠贞不渝。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指出“民族古老的历史，是在其传统中度过的，因而也全部都渗透着宗教观念” [3]。彝族原始宗教信仰是彝族的宇宙观、道德观等一切知识赖以阐发和承续的一种形式。彝族人信奉“万物有灵”，具有很强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观念。毕摩是彝族原始宗教祭仪的主持者、祭司和知识传播者。在彝语中含有经司、教师之意。如歌曲《引魂》：“孩子/别担心，孩子/别担心。来来来/护体的神灵/生命的佑主，来来来/恒古的咫尺/瞬息的恒久。孩子/别担心，孩子/别担心。来了四个大毕摩/来了四个小毕摩，手持神仗/日夜护佑你左右。孩子/别担心。”这首歌巫气十足，宗教意味很浓，具有很浓的族群文化色彩。
二、民族文化的再生产
布迪厄提出了“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文化处于一个不断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变迁，当代社会是一个以文化实践及其不断再生产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运作动力[4]。山鹰组合及其音乐的流传过程，亦是民族文化的再生产过程。
音乐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媒介。流行音乐，它可以超越地域、族群和社会不同阶层，覆盖性及包容性更强。现代音乐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和电子媒介，不仅是一种娱乐休闲方式，也是一种认知手段。与早期的书籍、报纸等纸质媒介相比，具有一系列的优势，主要表现为快捷便利、受众范围扩大、心里体验增强、认知的真实性降低、想象空间扩大等特点。
山鹰组合的出现让许多人认识了神秘的彝族，起到了文化传播和广告效应。作为实力派歌手，山鹰组合的音乐存在和表达着一套象征性符号系统，对展示和传播民族文化具有积极意义。如《七月火把节》可以说是以艺术的形式进行的“文化展演”，将彝族上千年的传统节日——火把节用美妙的歌声、动感的旋律、火热的场景意象来演绎，扩大了这一节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社会和文化都是以人的创造活动及其相应的各种关系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在西南各地彝区，山鹰组合可谓家喻户晓。对于彝族人来说，他们不仅是流行音乐界的明星，更是彝族现代形象的代言人，象征着彝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成功交融。各地彝区进行民族文化节庆和旅游开发活动中，总是喜欢邀请山鹰组合作为嘉宾来参加。既提高了当地及节庆仪式的知名度，同时也扩大和增强了山鹰组合的名气。
民族音乐带来的影响是异质性的，会根据个体受众的族群归属和个人经历的不同而不同。对文化的他者而言，这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展示；而对于本族群受众，山鹰组合超越了狭小的地域和支系的局限，从而在全民族中共同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得到再现和传递。山鹰组合以“彝”族音乐组合的形象出现，以“彝族”的身份在歌唱，用“自我”的口吻在叙事，对彝族文化的传播和整合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所以，近年来在各地彝区，众多的彝族乐队、组合和歌手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这些影响力是不可全部观察和具体量化出来的，随时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在音乐的流传和族群互动中会被激活和增强。
三、族群认同意识的强化
族群作为一个文化意义的概念，是一种构建在认同基础上的人们共同体，“族群意识”是最基本的族群构成要素。弗雷德里克•巴斯认为，自我认定的归属和被别人认定的归属，是族群最重要的区分特征[5]。族群认同是人们思想里面的认同，它以文化认同为基础。
民族的独特历史、史诗、神话、传说凝聚着集体记忆，是民族的“文化基因”，在维持族群认同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他者”群体（如移民、妇女、黑人等）利用音乐作为自己区别于他群体的重要标志，用以表达自己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的东西，来实现群体聚合。此时音乐产生了认同作用，能够生动地体现社会结构与价值观，甚至能够描绘出一个基于共同的语言、血缘、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精神的“想象的社会”。[6]
山鹰组合的适时出现一定程度上填补、推动和促进了彝族文化认同意识。山鹰组合从歌手本身到其歌曲，均具有许多标志性的族群符号元素和象征意义。首先是组合的名称“山鹰”，彝族有崇拜鹰的习俗。在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记载，英雄支格阿鲁为神鹰的后代，“龙鹰掉下三滴血，落在蒲莫尼衣的身上”。“山鹰”不仅为艺名，更是作为一种民族性的符号和象征。此外，他们使用彝族传统的父子连名制。因而，山鹰组合从一开始出道就立志成为民族的“歌者”和“图腾”，具有自觉的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山鹰组合的歌曲具有很浓的族群叙事和历史记忆色彩，历史记忆又称集体记忆，有多种展现方式,在维持族群认同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山鹰组合截至2009年的九张专辑，歌曲中充满了民族文化符号和元素，有彝语、彝文，有宗教元素和民族节日，有历史、神话、史诗和传说，具有民族独特的审美和叙事习惯。如在《彝人》这首歌曲中，彝语独白用的就是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的头一段：“远古的时候，上面没有天，有天没有星。下面没有地，有地不生草…”。通过耳、目来“阅读”这首歌，让受众知道了这部创世史诗，认知和想像了彝族先民的“开天辟地”的创业史。山鹰组合北上后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越来越强，这在《忧伤的母语》专辑中可见一斑。
伴随着民族流行音乐的传播，在族群内部唤起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对加强民族认同有积极的作用。文化认同是形成“自我”的过程，一种文化在与异文化交流过程中会产生文化自觉，基于认同而产生的文化自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将一个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是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不是“捏造”和“虚假意识”，而是形成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7]。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需要一种媒介和技术手段，山鹰组合及其音乐用非文本阅读的方式提供了想象的手段和空间，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族受众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和认同。
四、结语
山鹰组合的歌曲，集民族性与现代性为一体，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在现代语境中，具有较强的文化和社会功能，它在集体记忆、超时空想像、文化传播、民族认同意识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在这一点上它和现代西方国家中的边缘族群音乐有“异曲同工”之处，为发挥想象和构建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空间。作为在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边缘族群，在各式各样的“他者”文化冲击下，少数民族音乐烙上了强烈的族群文化色彩，带给受众的影响也是异质和复杂的。在全球化和主流文化的冲击下，边缘族群的音乐具有和生产着一定的社会意义, 其传播过程是一种文化再生产过程，对族群认同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夏建中：当代流行文化研究：概念历史与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0(5):94
[2]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王海龙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9
[3]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45
[4]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4～17
[5] 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95
[6] 汤亚汀: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J]，音乐艺术，2003 年第2期
[7]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