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悠久的民族史撰述传统，却因长期处于政治史的附属地位，学科属性并不是很明显。20世纪初，在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的转变过程中，中国民族史学逐渐冲破传统史学的束缚，朝着有意识地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方向发展，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学。进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史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逐渐完善学科体系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分支领域，涌现了大量的专题性、区域性、断代性、民族通史性和整体性的民族史著作。在民族通史性著作中，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中国彝族通史》(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王天玺、张鑫昌主编，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300余万字)，可说是值得推介的一部。
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关于其历史的研究，诸如方国瑜的《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马长寿的《彝族古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易谋远的《彝族史要》(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作，均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进入新世纪以来，如何充分汲取前人研究尤其是彝文典籍整理的最新成果，编撰一部贯通古今的彝族通史，成为许多西南民族史学工作者的期待，也是800多万彝族人民的精神需求。《中国彝族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的公开出版，顺应了这种时代要求，其主要特色有四：
第一，准备充分，资料扎实，编撰力量强大。《通史》的编撰经历了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最初于2001年由滇、川、黔、桂四省(区)的相关专家学者提出，编委会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多次对编撰的体例、内容、重点、难点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确定编撰框架，由数十人通力合作完成。历史研究讲究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对相关的史实、史事进行分析。在《通史》的资料准备中，项目组收集整理了《(中国彝族通史)考古资料》、《(中国彝族通史)古彝文献史料辑录》等近1500万字的原始材料，或刻录成盘，或打印成稿，供各专题组共享。扎实的资料准备工作，为《通史》的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翻阅《通史》，大多数专题内容的展开，均运用了大量的汉文史料、彝文史料(包括彝文古籍和彝族谱牒)、考古材料、碑刻文献及民间口传资料，并注重各材料之间的相互印证，从而使全书的写作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内容宏富而且又能做到各个篇章之间融会贯通。
第二，体系宏大，结构合理。《通史》的编撰突出“通”之要义，按历史史事逻辑顺序，设定了“远古至战国时期的彝族先民”、“西南夷与南中夷帅和爨氏统治时期的彝族”(秦汉至隋)、“南诏国与大理国时期的彝族”(唐五代宋)、“土司制度时期的彝族”(元明)、“改土归流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彝族”(清)、“民国时期的彝族”共六编，并于第六编下设经济史、文化史两个专题，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上至远古、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彝族及其先民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演变历程。在这种贯通古今的结构体系中，《通史》的编撰者把彝族放在中国历史的宏观演进背景中，放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以西南地区的川、滇、黔、桂为中心，在考察西南地区的古人类活动情况，展示滇、蜀、夜郎等西南古国的历史图景的同时，系统地梳理了各个历史时期彝族与其他民族互动与交往的历程。既很好地处理了彝族历史发展过程与祖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关系，又在与其他民族的多元互动中充分地展现了彝族历史文化的丰富性。
第三，把边疆史、区域史和民族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彰显了彝族在开发、建设和保卫西南边疆中的贡献。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和多地区的，在汉族先民之前，许多民族的先民早已在边疆地区创辟榛莽，开发建设边疆了。彝族作为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发展演进中，为开发建设西南边疆，为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近代以来，彝族人民与边疆各民族一道，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边疆地区的稳定和民族团结谱写了新的篇章。《通史》的编撰者，在大量史实史事的基础上，采用历史学、地理学、文献学的综合研究方法，辅以一定的实地考察，以经世致用、察古知今为宗旨，既把彝族的历史发展置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宏观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又强调了彝族与西南边疆各民族的历史互动，从而实现了区域史与民族史的结合。同时，编撰者还追溯彝族数千年的发展史，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最后以“彝族历史的新纪元”为结语，指出彝族数千年的历史发展，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那就是“只有国家昌盛才有彝族昌盛”；“加强民族团结是彝族发展进步的前提”；“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加快彝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彝族人民必须发扬优良传统”。这些认识，无疑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第四，图片资料的应用较为充分。中国自古就有“图经书纬”、“左图右书“之说，讲求的是图画和文字相辅为用，共同承担历史叙事。在以往的民族史研究和民族史著作中，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图片资料的价值，但客观而言，大多的研究还是以文字资料为主体，图片资料仅仅作为点缀，其史料价值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通史》的编撰，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图片资料的收集，各篇负责人共收集图片500余幅，最后经编委会认真筛选，采用了200余幅。各卷中所采用的图片，虽未能穿插在相关的段落文字当中，但均颇具代表性。它们无疑为我们历史和全面地了解、认识彝族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更为形象的资料。无论是强调“图像证史”，还是把形象史学作为史学研究中一个新的生长点，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中存留下来的以图像资料为主的各种非文字史料，也应是将来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应予重点关注的内容。而且我们深信，在将来的中国民族史的撰写中，可能会不断出现另外一个新的书写方式，即图版中国民族史或图版某一个民族全史的大部头的论著。
总之，《中国彝族通史》作为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彝族历史源流以及与中华民族发展关系的重要著作，作为中国通史及中国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公开出版将极大地丰富中国通史及民族史的博大内涵，有助于国内各民族全面了解彝族历史发展进程，有利于彝族人民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对今后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当然，《通史》作为一个重大的学术工程，由于参与编撰人员众多，涉及面广，对各个章节的写作中带有共性的问题，包括编撰者所遵循的体例、文风、学术观点的取舍、古今地名的括注与处理、古今民族名称的异同等，似应该按照编委会多次讨论所达成的共识，简明扼要地提炼出几条，以凡例的形式呈现于卷首，以方便读者更深入地领会《通史》的精神实质。
(作者：管彦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6号楼，邮编10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