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9年12月生于云南弥勒巡检司镇核桃寨，海拔1900多米的卧龙山庄彝家山头，笔名云平，1982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之后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和民族文化研究。1983年从泸西县政府借调到云南省民语委，从事在刀国栋副省长为组长的云南彝文规范工作，1986年调到红河州民族研究所，1988年取得中级职称任职资格，1990年3月开始任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至今。1993年7月20日被云南省社会科学高级评审委员会破格评为副研究员，为全省社科界十名指标之一。2000年8月评为研究员。2001年至2004年任所支部书记。1997后11月8日，在昆明王大桥参加云南省中青年跨世纪人才答辩。
1993年、1998年、2003年分别选为中共建水县委第六、七、八届党代表，2002年12月选为红河州第五届党代表。
一、疑惑存浩气 求学探奥秘
1965年，我们村第一次正式办起了小学，未满6岁的我挎上书包，进入村内公房，坐在圆木当椅子木板做桌子的教室里，与比我大十多岁的大哥哥、大姐姐成为一年级的学生了。
初入学堂，只会看些图画，老师用汉语教的语文、算术一窍不通。好在老师是本村的人，他用十根草杆来组合教算术，用彝语解释汉字的意思。遇到诸如“木、叶、天、地”时，用实物来给我们看，或用手指指天，教棒戳戳地，真是指手划脚了。
1971年进入了初中一年级，当时的初中在大队所在地乌稠学校，学校与我的村子之间，海拔高差600米左右。由于生活的艰辛，早上用布袋包上一包热饭，天不亮就下山了，下午 放学赶回来到半路，又砍一挑柴禾挑回家，边做作业，边煮饭等待着大人的回来。夜里没有现代的灯火，柴油也有供应数字。由于无钱买煤油，点上松子油照明，功课的复习预习也在这种环境下开展的。
在老师的教导下，初中毕业又遇上教育工作的一线春风，1973年考上了弥勒第三中学，成为整个大队考上的两名学生之一，进入这所曾在光绪年间就被钱王王炽的倡导支持下创办的简易师范学堂所在位置的弥勒三中，大门上“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门联深深地吸引着。在这里，接触了许多汉族、回族、苗族的学生，更加对民族文化差异性的问题，加深了疑惑。
1975年高中毕业后回乡任记分员，为家乡父老丈量土地，按比例施农药，稻谷增产，受到了目不识丁的父老乡亲的赞赏，成为山村的一名小秀才。
1977年初，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弥勒县严重缺师资的问题引起了重视，县教育局在弥勒一中创办了师训数学班和理化班，我被大队中学校长张光荣推荐入学，在数学班学习。由于成绩名列前茅，每次考试均在第一、二名，受教师们的青睐，任学习委员，又加入团组织，时年17岁，正是英姿焕发的岁月。
1977年底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当时可以报名考中专，也可报考大学，我只报了大学。记得考试的几天里，弥勒城人山人海，参加考试的人，大约有2000多人。我有幸被录入云南民大汉语言文学系。
进入云南民族大学以后，接触的民族也多了，见识也广了。首次读完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总觉得按皇帝序号为编年史的《中国通史》，没有多少南方民族的记载，或记载少。后来又读了几部影响我一生的书，诸如方国瑜先生的《彝族史稿》和马曜院长的《云南民族古代史略》、《后汉书·南蛮传》、《华阳国志·南中志》等等，涉及到西南民族的一些书籍，考虑了一些问题，诸如彝族或彝语支民族如何形成分化？彝族民间有大部头的经书，为什么说解放前凉山彝人还处在奴隶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到底在一个民族内部如何形成等等一系列问题。
1979年，认识了时任民语系主任的常弘恩教授，他说，要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必须研究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要认识各民族历史文化，必须研究语言，语言是历史的天窗。在他的指点下又看了扬雄的《方言》，发现《方言》中所记的古代汉语与彝语相同的不少，又看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和王力的《中国古文字汇编》，乍见古代甲骨文、铜器铭文、简书刻辞上的许多古文与彝文相同，难怪郭沫若会引用古人“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秦灭六国，焚书坑儒，李斯组织规范文字，与古代华夏有关的许多民族都没有留下文字，唯独彝族会使用形似甲骨文的经书呢。
1979年放暑假时，我回来到麦塘，在堂兄师国昌毕摩的引荐下，认识了60多岁的杨大毕摩，经过几番问话之后，我把他保留的抄于光绪年间，每本重达2.5斤的彝书带回家，认认真真地抄录起来，经书中杂有许多汉字和甲骨文让我立下了解开其谜的决心。收假回昆后，我把所见和收获向杨知勇老师汇报，他很感兴趣，并详细给我讲了《阿诗玛》的收集整理过程，才知道电影《阿诗玛》的来历，原来是有彝文版本，彝文中还有诗歌文学之类的可用东西，这更坚定了我对彝文化研究的信心。
1980年，大学三年级开始选修专业课。我的专业自然与彝族有关，在听专业课时，对民族文学和语言有兴趣，特别是自从认识了罗常培先生的弟子常弘恩后，他对我多方帮助指教。还受他的邀请，在他家里吃过几次饭，常先生为人清廉、正直，学术上严谨，对学生要求较高。有一次他在家里拿了一本他在西南联大时在上马村收集的一本彝文经书，经书是杨毕摩保存。现在的上下马村都城市化了。常先生说，杨毕摩在上下马村周围一带彝族中，没有不听他的话的人，又讲了龙云主政云南时的许多川、黔、滇民族情况。
1980年暑假，我按礼俗挑鸡、酒、米等到五山冲子86岁刘世忠家学彝文。由于农民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修地球的人，他们提出来晚上和上午学习，下午干劳动，我也照办了。在学校的时候，由于我事先有准备，把乾隆三十二年临安府印王庄毕摩罗富的彝文大经书，不同的字捡出，用75×85cm的白纸画成大张图表，每个字出自哪句话，哪篇经文，一一用图表处理，共1200多字，1200多句彝经。读音用音标标出来，意思用汉字记下来。
彝文熟习了，内容就是不太清楚，特别是他手中的一本《万年历》，当地人遇到不顺的事，诸如畜牧走失或病灾都会来翻书查看。但是，在当时，整个刘世忠的冲子小寨已议论开了，大学生来学彝文的事不劲而走。特别是在巡检司和五山乡镇的阿哲之中，我是上世纪70年代恢复高考的第一个大学生。知道我的名字的人不少，来学彝文以后，多种猜测的议论都有。因为当时中越关系紧张，有人甚至说我学彝文是为了搞密码，用于中越自卫战，因为汉文密码被人破译等等。当然在这股山梁上，据说光绪年间曾率乡勇参加滇督岑酼英入越括法的阿哲人范世昌，曾用彝文传递书信、信息的说法。
1981年暑假后，进入毕业论文的紧张准备冲刺阶段，我在常弘恩先生的指导下，写了一篇“论彝族阿哲语的语言归类”，首次把阿哲语用国际音标归类出声韵调，并编写了《阿哲彝文字典》，后来油印成册，这本彝文字典被中科院民族语言研究所武自立先生重视，后来成为云南规范彝文的重点参考材料之一。
毕业时，论文获优秀论文，近20多年的民族研究工作，主要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打下了基础。
二、钻研业务，拔开层层迷雾
1982年1月毕业，分配到泸西民委工作。当时的泸西县正在开始热火朝天地建设，老城区热闹非凡，由于风大，新城区政府大楼也被沙灰冲刷，裹上一层红红的泥土。
由于对业务的渴求，乘下乡到撒尼地区、白彝地区、回族地区，收集一些材料，因为我在学校专修语言学，下乡与撒尼、葛颇、阿务打交道时，能用他们的土语对话，这对拉近了我和异乡农民的距离，不管下乡到什么地方，老百姓都很喜欢和我聊天。在泸西的数月，我又收集了一些撒尼地区的彝文书。
1983年3月我被通知又进入云南民族学院干训班学习。实际上是彝文师资培训班，有20多个学生，是配合省语委搞语言调查记录，培训班上我任学习委员，负责南部、东南部方言的语言记录指导工作。
1983年8月，学习结束前半个月，与武自立先生等人起草“关于云南彝文规范工作的请示”报省委，省委一个星期就批复，之后成立班子，便留在省民语委搞彝文规范工作。当时，规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副省长刀国栋，副组长何现龙、张贡新等人。由于有副省长任组长，我们的工作枳极性高，我主要负责语法汇总规范。
彝文规范工作比较复杂，各种语言不统一，工作进度迟缓，1985年初，第一批规范文字基本定型，确定在红河、楚雄办试验班，看看文字在各方言间的作用情况。我负责红河点，试验难办在州民族研究所，学习时间为一个月。红河试验班有学员22名，来自玉溪（2名），红河州各市县，彝族尼苏、阿哲、濮拉、小黑彝等支系的人参加，学员的汉文水平有中专、初中、小学和文盲。经过学习考试，彝文学习进度是一样的。时任省语委办公室主任和即仁先生还参加了红河班的参观考试。
通过试点、汇报， 1987年省政府批准在全省范围内试行。云南彝文正式进入了学校作为试验教学文字。
1985年12月28日，离开云南省彝文规范办公室回泸西。1986年 6月24日，正式到州民研所报到。之后的一段时间在领导的支持下，请弥勒杨家福毕摩来订正《苏颇》、《苏嫫》的工作，着手翻译《滇彝天文》。
《苏颇》和《苏嫫》直译为公书、母书，通译为“祖书”、“妣书”，按彝族阴阳学说给这两本祭祖经取的名字。这两部书分四大套，即土司大官使用的梅妮日济、普通官员用的裴妥梅妮，老百姓农牧民工匠用的各洛梅和30岁以前亡故或仆人奴隶使用的梅突氐洛，各有公母两部，每部由43—47篇经文构成。现在民间多使用裴妥梅妮这一套。
我所翻译的这两部书是由西扯邑普正兴抄于光绪二十年的书，普正兴办过彝文私塾。这两部书，我于1984年请杨家福去昆明参加规范彝文时开始抄译，由于没有译完，调入民研所后，继续请他来协助翻译。
在翻译彝文文献的过程中，吃了不少苦。首先是古今语的变化问题，导致用一个方言区的语言难翻译；第二是许多经书上记载的习俗消失；第三是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特别是天文历法方面和宗教术语的内容，无法对译；第四是彝经涉及到许多古代中华民族的历史故事，汉学不深很难通俗地译下来。鉴于以上情况，我叫毕摩讲解，不懂之处，从文中所反映的主题，让他讲与经文有关的故事情节和仪式内容。
由于我懂本民族语言，自小会讲彝族阿哲语和阿务语，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翻译起来不吃力。但是，在整理出版后，这两部书所记载的故事书稿已达到200多万字，出版30万字的一本古籍书稿，故事稿有上百万，没有时间整理，不然这些故事是有欣赏价值的。
翻译《滇彝天文》的时候，由于我不懂天文历法。四行体译稿完成后，承蒙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陈久金和云南天文台太阳室李维宝两位先生来指导，并带原件译稿于1989年到弥勒法果哨找杨家福订证。之后又修改，1993年，由我负责联系弥勒县委、政府承办的“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学术讨论会”，就是在此基础上号召八省市天文研究者参会的。会上一致认为十月历在彝区确实存在。之后楚雄州政府着手规划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1999年世博园时对外开放。
三、潜心研究，调动社会力量关民族文化的发展
1989年10月，我参与了红河州彝学会的成立工作。从1989年到1995年任第一、二届副会长，第三届兼秘书长，第四届于2000年在元阳换届时任常务副会长，第五届于2005年在个旧换届，继任常务副会长。从1995年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以来，联络各地彝学爱好者，于1997年参与筹备，在西昌召开滇、川、黔、桂彝学联谊会第一次会议。至此，彝学学派自1985年形成以来，全国性的团体组织有川、黔、滇彝族古籍协作会，至今已召开十一次会议，做了许多工作，诸如抢救古籍、规范彝文、组织撰写《中国彝族通史》等等。四省区彝学联谊会第三次会议于1999年在个旧召开，红河州彝学会联络承办。联谊会、协作会对全国彝学研究的工作推动很大。红河彝学会成立到现在，共召开了十六次年会，指导县市成立了十个彝学会。在红河形成了彝学的大队伍，调动了社会力量来研究民族文化。
1990年始任副所长以来，抓好各民族的文化研究工作，倡导创办“苗文报”和“彝文报”，两份报纸对在苗族地区和彝族山区宣传科技，使农民发家致富起到了作用。2001年又组织创办《彝族文化报》，发行给川、滇、黔、桂彝族干部和业务科研单位，社会效果好。
1995年开始组织完成《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彝族卷》“红河部分”的同时，主编《红河彝族辞典》，该书有96万字，2002年出版发行。2000年出版专著《彝族文化论》。发表研究的学术内容涉及到彝族的历史、经济、医药、天文、语言文字、哲学、宗教等领域，范围涉及哈尼族等民族的文化。以古籍文献为基础，对彝学的学科作了广泛研究，提出许多观点。
科研著作成果，主要有专著《彝族文化论》，主持执笔出版的《滇彝古史》、《滇彝天文》、《裴妥梅妮·苏颇》、《裴妥梅妮·苏嫫》、《彝村高甸》，主编的《红河彝族辞典》等著作。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其学术观点主要反映在专著《彝族文化论》、《彝村高甸》和主编的《红河彝族辞典》中。
在彝族历史学方面，我提出了彝族曾经历过君、臣、师三位一体的政教合一的历史阶段，“彝族是以发源于金沙江流域和南北盘江流域的土著居民与南下的氐羌族群融合而成”的观点（见《彝族文化论》91页）。这一观点受到了同行的认可，并成为编纂《中国彝族通史》时族源的基本形成概念，即土著与南下民族的结合，发展中兼融了其他民族的同时又分化为其他新的民族，诸如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彝语支各民族。
文字学方面，通过彝文与铜器铭文、甲骨文、简书刻辞的比较，以及彝语与古汉语的亲属关系，提出了“彝文是与甲骨文同源异流的一种原有阴阳结构形态的表意音节文字”的观点（《彝族文化论》22页）。这一观点是我参加云南规范彝文时形成的并于1986年发表文章，之后许多学者赞同了我的观点，由此引深了彝文化与上古汉文化的比较研究。
彝族哲学研究方面，提出清浊二水为本，阴阳二气为条件，红绿二色是事物自我完善的六气造化万物学说，归纳为“无水不生、无气不活、无色不现”的理论（《彝族文化论》50页，《红河彝族辞典》166页）,这一理论同时指导了彝族传统医药的研究，因此彝学界中，由我参与的“象形医学”观又提出来，并在开发彝医中起到了作用。
在宗教研究方面，我在译著彝文文献中，经过研究得出了“彝族宗教是与现实政治无关的介于现代宗教与原始宗教之间的毕摩教”（《彝族文化论》80页），由于道教与彝族毕摩教中的神位配置相似，又有至高无上的神，从史学角度考虑，认为“毕摩教是崇祖信神为核心的彝化了的远古道教的延续，道教是汉化了的远古道教的发展”。（《彝族文化论》81页）
对于彝族十月历的研究，我于1980年读大学时开始关注。那年暑假回到麦塘，找了杨毕摩的彝文来抄写，发现五行和六十甲子纳音法相同，但是十天干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彝文用绿、红、白、黑、黄五色代替，五色与五方又相同。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1984年我在昆明稿彝文规范，杨家福毕摩带了一本书，即《天文起源书》，翻译后才知道是测量太阳影子定方位历法的书，用十卦十兽转换图转换。1986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后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通过翻译研究，以虎为每年一月的岁首，虎、水獭、鳄、蟒、穿山甲、鹿、岩羊、猿、豹、四脚蛇十兽为纪年的十月兽历。每年十月分阴阳两截，一至五月阳年，过火把节祭太阳神，六至十月为阴年，过祭祖狩猎节，与《诗经》记载的习俗基本一致。因此，通过研究后提出了“起源于虎图腾崇拜的十月兽历，产生于远古狩猎时代，距今已有近七千年的历史。它的产生与古代彝族的哲学思想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见《彝族文化论》222页）。
在彝学研究界，以上五个学科观点的提出，产生了影响，并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这些观点，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彝文巨著《苏颇》、《苏嫫》、《滇彝古史》、《滇彝天文》时形成的，后来，1995年前写成文章刊发于有关杂志上。
四、获奖情况和社会影响
获奖情况有：《试论彝族十月兽历的产生及其影响》于1993年获红河州首届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同时获西南民族经济研究中心奖励。《关于做好民族语文工作中的法制建设问题》于1997年获红河州第二届社会科学论文二等奖；《正确应用创新思维指导民族文化大州建设》于2003年获内蒙古呼伦贝尔北方经济研究中心优秀奖。
主编并参与撰稿的《红河彝族辞典》96万字，2004年获云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6年5月被中国文艺家创作协会、国际中华文化艺术协会授予“中华当代杰出功勋艺术家”，成为全国560名获此殊荣之一。
1998年7月被州委、州人民政府评为群团先进个人，1998年11月受到州社科联表彰。
由于长期致力于彝学研究，并参与创建彝学团体组织，创办报刊，宣传民族文化，在全国彝学界中有一定的影响，作为片区主持人，参与完成了五项国家民委课题，七项合作课题。全方位地对彝族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受到同行的好评。特别是对十月历的研究，我于1988年就发表介绍文章，并绘制十杆配置图及十月兽历节气与八卦图。十杆图设计于楚雄十月太阳历文化园的主体工程之中，虎、鳄、蟒等十兽也用汉白玉雕刻摆于文化园主体工程内。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天文史学家陈久金教授在《中国科技史》第11卷（1990）第4期13页上撰述“师有福发现的彝族十月历文献在天文历法史上的意义”，说“天文历法史的发现，以无可辨驳的事实证明了十月历的确实存在，它不仅存在于四川凉山的彝民中间，同时也存在于云南红河等地区；它不但存在于近现代，而且在古代早已存在。师的工作维护了彝族人民的荣誉，同时也抢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使其免于湮没，其贡献是巨大的”
五、经验和体会
学无止境，似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艰辛，也就是体会到彝学及民族文化研究这条路上，经验和体会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目标明确 无怨无悔
立志做学问，清茶浓墨，书中余香，看历史盛衰成败，自得其乐。不为利所使，不为财所动，立言著书，我常用“为官者名扬天下，从文者留芳千古”的句子安慰自我。
第二、选定学科 采众之长
不管一部书或一篇文章，要选多数人关注而没有解决的东西，选定后，多方收集，认真完成。
第三、博览群书 开阔视野
每个民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民族，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炎黄文化为始祖形成的中华文化，包括了世居中国版土内的各民族文化。民族与民族之间是按照人类发展史的轨迹相互有关系的。研究彝学，我从更多的方面注重对其他与彝族相近的民族文化去考察本民族的文化的问题，不局限于本民族的东西。元、明以后，彝族与回汉民族之间的关系又更密切。因此，关注研究其他民族文化，就是为了提升彝学学术品位。
在各个学科方面，人类创造文化的初始目的是应用，是为人们的生存发展而创造文化，不是为了学科的分类而制造文化。远古时代是分工不分文化的。因此，所有涉及该民族的文化事项应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然后用现代学科分类法分类研究，综合阐述，才能达到“学”与“术”的境界。
第四、注重田野 拜民为师
对于民族文化，由于受到历史发展的影响，少数民族的史料，库存或志书中少之又少，多数存于民间。因此，民间是民族文化的传播基地，民间文化人是民族的传统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不为世人知道的东西。
我在下乡中，注意对各民族文化的收集，特别是彝族传统文化知识分子，他们是集历史、文学、宗教医药于一身的人物。掌脉和指脉切病法是从民间学到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诸如1994年首次发现的弥勒老虎山崖画，都是从当地民间故事中受启发，去察看才发现的。
第五、事无巨细 眼明脑灵
从政者讲完中庸和谐，不编不奇，稳如泰山，循序渐进。社科研究者要见斑知豹，低头看树草识季节，抬头望星空知阴晴，讲究奇，无奇则不正，有奇之规方达正之典。因此，对于每一个不同的细节，在田野调查时，不能漏过，不然悔之莫及。例如，我在一次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人用犁铧烧红汲冷水给高烧的人饮用，老百姓说是撵鬼，其实从中医上说的是祛风寒，用阴阳之水调体内阴阳之气。
第六、广交朋友 吸纳智慧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凭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完成许多任务的。因此，在条件允许时，善于组织社会力量，利用学会团体组织发掘研究许多课题。近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我作为一名红河州彝学会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调动成立了各市县彝学会，全州共有1200多名会员，分布在各行业之间。各行业之间的人士相互交往，互相交流，能充分认识和了解民族的过去与现状。
同时还要参加其他民族的团体组织，了解其他民族怎么搞研究，同一个观点或同一种文化事象，在其他民族中有何情况，所表现出的文化意义是什么？这些情况，对比较研究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第七、跨多学科 服务中心
一个没有发展成更成熟的民族，一个没有科研队伍的强大阵容的民族，学科发展是跟不上的。特别是彝学，他的学科发展还不成熟，处于正在向成熟的过渡阶段。
处在这种发展阶段的民族，要完成一项综合性的课题，除了组织者有一定的业务知识外，要善于去组织调动其他学科的人为中心服务。我从1995年开始组织编纂，历时七年才出版的《红河彝族辞典》就是调动了民族学、历史学、医药学等门类的专业人才来完成。
现在，参加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协会、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协会，中国民俗学会、红河州彝学会、云南省彝学会等群团组织。与国内外专家学者有广泛联系。
第八、从群众中来 在群众中生根开花
民族文化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把即将消失的、优秀的濒危文化遗产在民众中重放光彩。这是我所关注的问题，也是一项文化人士能否为人民做一点具体工作的问题。
我从研究民族优秀文化入手，组织调动各阶层、各地区的力量，先后在弥勒于1995年动员恢复了祭火节，成为了弥勒的一大文化品牌。2000年开始，组织“阿哲爱佐与爱莎歌舞艺术节”，已办了七届，
群众的健康文化水平提高了，团结增强了，乡村建设日新月异，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民族优秀文化的鼓舞下，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自己的科研研究，也从坐冷板凳的后台，有时也站到组织谋划指导的前台。群众喜欢，人人高兴。2004年又在弥勒巡检司阿哲地区动员恢复了祭狩猎节。许多国内外的朋友观看后，很受启发。民族文化的表演，即是历史文化的再现，歌舞艺术的展示，更是各民族交往达到和谐相处的文化平台。
治学格言：
博览众采 ，汇百川而成大海；
外柔内刚 ，行万壑方识阴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