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方国瑜；彝族史；《彝族史稿》
图片由云南大学图书馆年四国馆员摄
方国瑜先生在西南民族史、云南地方史、云南地方文献、西南历史地理、纳西语言文化等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在云南学术研究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20年来，总结方先生对上述领域所做贡献的专题研究论文多有刊布，对这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非常必要和有益。相对而言，方先生与彝族史研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林超民教授称方先生的《彝族史稿》“是彝族史的开创性著作”，但未能展开；方福祺先生详述了《彝族史稿》的撰著过程。袁国友博士注意到方先生对“夷帅”和爨氏统治区域民族的研究。当前，在西南地区的族别史研究中，彝族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当我们以欣喜的心情审视这一学科所获得的长足发展时，我们更加怀念方国瑜先生做出的开创性贡献，缅怀他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崇高奉献精神。今年是方国瑜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也是他去世20周年纪念。借此机会，我们把方先生的彝族史研究作一初步的总结和讨论，以表达我们对这位前辈大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西南地区的古代民族几乎全部和彝族的先民有过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因此彝族史在西南民族史研究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从这个角度上说，方先生对彝族史的研究，也就是他对西南民族史的研究。
一
1958年夏，云南省民族调查组主持编写《彝族简史》，“委托方国瑜、马长寿、冯汉骥诸教授对彝族史进行研究。方、马二教授相继写了各自的《彝族古代史稿》。”方国瑜先生说：“到1959年春，去楚雄彝族自治州参加编写彝族史初稿。次年春夏去凉山彝族自治州作调查。”此后云南大学历史系开设“彝族史”和“彝族社会”课程，“议定近现代部分详于彝族社会(或称彝族志)，以前则详于彝族史。”方先生承担“彝族史”部分，“连续了三年”。为配合教学的需要，他于1959年秋和1960年秋编写成《彝族史长编》前三章，1962年春续成第四章。该书收录资料，从上古至近代以前，“取历年收录的资料去取增改，加以条举而件系之，略具规模。”该书稿编成后，曾刻印成三册分送有关单位和个人，以征求意见，这就是《彝族简史》所称的方先生的《彝族古代史稿》。《彝族史长编》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彝族史的史料长编，其编纂宗旨在于提出资料，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对此，方先生曾作过说明：“这份稿子是草创之作，前无所依，原为课堂教学之用，提供同学研讨。”“我事先搜集有关的片断资料，略作解说，而后分题考究，又后拟定章节编缀之，略具条理，附以参考及考说，不厌其烦，意在提出资料，提出问题，提出意见，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为进一步研究提高作好基础。”1980年前后，应《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的要求，方先生在原稿的基础上，“有所增删”，写成《彝族史稿》一书。该书在彝族古代史资料的收集上已较完备，除方先生自己提及的“文物资料”、“社会调查资料(包括语言文字及生活习俗之类)”外，将有关汉文资料几乎搜罗殆尽。因而书中对大多数问题的讨论均附有条数不等的“参考”，其中第四章第三节第四个问题“乌蒙地区的变化与遭受严重破坏”，附“参考”共达57条。
1960年后，方先生着手对《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解题》进行修改，到1965年改补过半，资料较为充实。1975年春初，又对旧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作，增补文物资料部分。至1977年完成《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百余万言，著录云南史料八百余目。该书不仅对史料的来源、流传进行认真考核，而且确定史料的历史价值，结合历史事实进行评述，以求阐明历史真象及其发展规律。1978年，方先生又主持了《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从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将有关云南的资料汇集整理出来。其编纂原则是：“搜集资料，求其完备；校录原文，求其确实。”“得此一本，众本咸在”，使研究者信得过，用得上。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和《云南史料丛刊》中，几乎所有汉文彝族史资料均进行收录，并进行辨伪、考订和辑佚。如清檀萃撰《武定凤氏本末纪》，记述了南宋淳熙年间至清乾隆末约六百余年武定彝族凤氏土司历史，是一部重要的彝族史料。方先生将其收入《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五，认为是“武定凤氏之重要史料”。其后又由何耀华教授从《农部琐录》抄出并校正，收入《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三卷。又如清夏正寅撰《哀牢夷雄列传》和王衮撰《爱乐山域夷变纪略》，均为纪录哀牢山李文学彝民大起义的资料。方先生将其收入《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五，认为夏正寅所作“为重要资料”，王衮所作则“作为反面教材，可供参考。”后由木芹教授录入《云南史料丛刊》第九卷，认为对《哀牢夷雄列传》“完全否定未必适当，但全盘肯定则可商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方先生在搜集整理彝族史资料时，尤其重视彝文资料。他曾说：“语言文字(老彝文书)及生活习俗之类，都是历史形态的，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料”。他将《安氏世纪》、《西南彝志》等彝文文献收入《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认为《安氏世纪》(原题《帝王世纪》，一名《人类历史》)是贵州水西安氏宗谱。“此书详载世系及若干地名，于史事甚略”，“此书之用处为考校世系，然非信而有征。”《安氏世纪》对于安坤被灭时即清康熙三年(1664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之事稍具体，但不详于历代事迹。而《宇宙源流》一书“则多言之。但详于一世至五十四世，而五十五世至八十四世则最略。”《西南彝志》第八册“六祖的起源”为世系之作，大体与《安氏世纪》相同，惟有出入。“彝文所载之谱系相同，而多错乱，可资互校也。”在方先生的《彝族史稿》中，也多次将上述彝文资料引入“参考”，进行讨论。如第一章第二节“参考一”，第二章第四节“参考十一”至“参考十七”等。
在引用上述彝文资料时，方先生是较为慎重的，也是有原则的，这就涉及到史料的真伪问题。在收集整理了大量民族史资料后，方先生对史料的鉴别和考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批判的研究史料，要从说明史料来源问题入手，明确史事之时间、空间、环境与撰人之活动，而后确定史料之历史意义，阐明历史实际”；“更重要者，则为洞察史料之社会性即阶级性。盖所有资料，都有其意图，无不打上阶级烙印，须批判分析，予以深刻解释，揭露其政治倾向与实际目的，结合历史实际，作适当分析，提出问题，才有助于研究历史。”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安氏世纪》等彝文文献的用处在于考校世系，这类资料大都为笔摩巫师祭鬼之书，“所载多渺茫难稽，并不具体，不足以言史。”“若认为信史而不加以批判，则可怪矣。”“彝文传说的事迹多不可信，而世系则大体可从，因为祖先崇拜的起源很早，数典不忘其祖，历代相传，久而勿失，这是许多民族的传说如此。《西南彝志》小序说彝文记录，详于名号，略于事迹，原始传说当如此，后来巫师附会，神话连篇，剥去神话的素朴传说，大概是有根据的。”1962年，方先生根据这一原则，从史料的年代、史料的地域、史料的族别等方面考订了南诏史史料，认为地方记录的史料即《白古通》系一定要经过耐心考校才能利用，但不能全盘否定。
二
方先生对彝族史的研究，也始于他在南京收集云南地方史料时。1934年10月，他在《云南旅平学会季刊》第一卷3、4期上发表《滇南旧事》十则，其中“星回记”、“樊绰《云南志》”、“德化碑地名”、“徐霞客记罗罗”等目显然涉及了彝族史的研究。参加云南通志馆的工作后，他遍查史籍，重点对爨部、南诏、大理的政区名号及其因革情形进行了考证。他在新纂《云南通志·历代建置考》中说：“兹为考证略有数例：一曰民族之分布。自汉以来，南中郡县多以方土大姓为之长，大姓所敌为其同种，则民族分布当与政治分区有关，可为对勘也；二曰历代之分治。既知民族集团有关于政治分区，则朝代更易，建置名号或不同，而民族集团如故，其政治区未必大异，可互证也。”此外，方先生对《族姓考》中的滇王、爨氏、蒙氏、段氏进行了修订，重写了高氏、元梁王、明沐氏三部分，并对《土司志》作了修改。可见，这一时期方先生已经对云南地方史上民族分布与政治分区的关系，及彝族史上争议较大的滇王、爨氏、蒙氏、高氏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同时，他还先后发表了《唐蒙两国信使录》、《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跋》、《僰人与白子》、《么些民族考》等重要论文。1947年8月3日，他在《正义报》上发表《开发西康边区私议》，表达了对开发西昌彝区的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全国解放后，方先生“在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对彝族史给予了更多的关注。”1954年，他在《历代在云南的土司制度》一书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讨论了土司授职、供职、袭职、革职等重要问题，对西南民族史上的土司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55年，为配合《云南民族史》课程的开设，他撰写了《云南民族史讲义》60万字。该书稿从“民族平等和促进民族团结的立场”出发，以“提出史料，适当加以解释”和“提出论点，适当加以整理”为重点，研究了“云南的地理环境”、“云南的民族支系”、“云南的历史资料”、“上古居民与部落”、“汉晋时期的封建统治”、“汉晋时期的汉族移民”、“汉晋时期的部落组织与经济文化”、“爨氏称霸以后的爨部事迹”等问题，被誉为“云南地方民族史的拓荒之作”。
1958年，受云南民族调查组委托，方先生开始对彝族史进行系统研究，并在历史系开设《彝族史》课程，编写《彝族史长编》。该书稿在提出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问题，提出了意见。并且就彝族史上的问题作了“分题考究”，然后拟定章节进行编缀，使其“略具条理”、“粗具规模”。1980年前后，方先生对该稿作了重新整理，“有所增删”，写成《彝族史稿》45万字，交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三
《彝族史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彝族古代史学术著作，方国瑜先生对彝族史研究的开创性贡献，集中体现在这部代表性著作中。
首先，方先生在《彝族史稿》中第一次提出了“彝族历史发展过程绝不是孤立而是全国整体的一部分”的学术观点，这对我们开展中国民族史、族别史、地区民族史研究具有宏观的普遍性的理论指导意义。1963年3月，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大学校庆40周年之际作了《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学术报告，提出如下观点：“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不管政权如何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统一的概念，主要就政权而言。……政权的统一与不统一，只能是整体之内的问题，而不是整体割裂的问题”；整体则指“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为一个整体。……在整体之内有共同利益，共同愿望，有着浓厚的一致性”；“在中国整体之内，历史发展过程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这种情况，以族别之间为最显著”；“整体之内存在差别而歧视是错误的”。这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本质的真知灼见，已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阐述，此不赘述。在该文中，方先生还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作了宏观的理论把握。他说：“中国历史之所以形成整体发展，是由于有它的核心起着主干作用。这个核心就是早在中原地区形成的诸夏族，后来发展成为汉族的人们共同体。”“中国整体之内，以高度发展的汉族文化为中心，吸取了各族文化，与各族文化有着共同的成分；而且汉族人口居住很广泛，与各族的接触多，不断相互影响，共同的成分也不断增长着。……这种以汉族为主干的与全国各地各族的联系，由点而线而面，成为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结构。”“我国国土之内，自古以来居住着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生活的共同要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相互融合，发展了共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构成一个整体。在整体之内的各族，各有具体情况，社会发展不平衡，政权形式是不同的。”因此，在研究云南时，“只有把云南各族历史始终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包括云南各族全部历史，才能把云南历史讲清楚。”方先生提出这一学术观点后，始终以其作为自己研究的指导，《彝族史稿》就是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他把包括彝族史在内的所有族别史都看作“中国整体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这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1990年10月，江应 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该书《绪论》强调了方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并总结说：“总之，统一的概念主要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是指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副主编林超民说：“我们编写的《中国民族史》就是以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理论为指导。这部书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历史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内外同行专家对《中国民族史》的肯定也就是对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肯定”1995年，木芹教授出版了《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在方先生“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指导下研究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有研究者在回顾和反思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时，将其概括为互相联系的三个发展阶段，即1950～1966年夏以“族别史”研究为主、1978～1988年地区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等综合研究蓬勃发展、1988年以来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认为1988年以来的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是民族史研究中整体史观的确立，“没有对中华民族形成史的整体探讨，自然难以形成对整体史观的认同。从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性研究，上升到对整体史观的认同，是一个质的飞跃。我们认为，民族史研究中整体史观的确立不仅开拓了历史学的研究思路、研究空间，更提出了新的研究目标和要求。”若从这一角度讨论，方国瑜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就是中国史研究的“整体史观”，他把这一“整体史观”运用于族别史、地方史、地区民族史、边疆史地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后来他的同事和学生又将其运用于中国民族史和中华民族史的研究。我们是否可以说，没有对族别史、地方史、地区民族史、边疆史地甚至中国史的整体研究，形成对整体史观的认同也是较为困难的。
其次，论者常讨论方国瑜先生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将其归纳为“治学严谨，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或称为“建立在对基本历史事实的考辨分析基础上的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应该说，从《彝族史稿》的撰著历程可以看出，方先生从事学术研究有一套严谨、规范的研究方法，且几十年如一日，循序渐进，从不急功近利，一蹴而就。1978年，他主持制定云南地方史研究八年规划，提出八年内主要做四件事：首先是收集资料，编《云南史料丛刊》；其次是写云南古代史史料编年，按年代次序把史事整理出来；第三是写出专史，如彝族史、白族史等；第四是编著《云南地方史》，“这项工作要以前三项为基础。只有把基础打好了，才能写出高质量的《云南地方史》。”他在回顾《彝族史稿》的撰著历程时说，1954年辑录了部分文献资料，也作过专题研究，1959年秋开始编写《彝族史长编》，“取历年收录的资料去取增改，加以条举而件系之，略具规模。”“我事先搜集有关的片断资料，略作解说，而后分题考究，又后拟定章节编辍之，略具条理，附以参考及考说，不厌其烦，意在提出资料，提出问题，提出意见，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为进一步研究提高作好基础。”方福祺先生也说，在编写彝族史教材时，方先生“计划分三步走，首先是汇辑资料，打好再提高的基础；第二步主要是逐条分析问题；第三步才是概括起来写成讲义，题为《彝族史长编》(初稿)。每一部分先写正文，然后写参考资料附在正文之后。”
由于方先生一直坚持严谨、规范的研究方法，因此他对《彝族史稿》并不满意。他反复说：“这门科目处在由无到有的初级阶段，有待不断提高，由低级到高级，从发展的观点来说，如此编写(按，指《彝族史长编》)是合适的。”《彝族史长编》“缺谬实多”。他多次表达了“屡思改作”但“难偿宿愿”的叹息，并认为《彝族史稿》的出版，“可以得到专心于这门科学的同志来勘谬补缺，作出更好的成绩”。“惟此草创之稿，望得继续刊谬补缺，予以提高，略加订正，以待后之来者，恢弘此学，则前功虽微薄不至枉费。”这似乎正是方先生谦逊地将该书定名为“史稿”的原因所在。
第三、《彝族史稿》提出了彝族史研究的一套完整框架和体系，即先阐述彝族居住区域的地理环境、人口分布和彝族语言，然后将彝族历史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较早进入封建制地区的彝族社会和较长时间延缓在落后阶段地区的彝族社会等五个阶段来进行讨论，并且在具体研究中将云南、四川凉山、滇东北和黔西北的彝族分区域进行论述。该框架和体系提出后，对彝族史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方国瑜先生说：“所知1963年云南民族调查组排印之《彝族简史》，其古代部分的体系及资料，大致与《彝族史长编》相同，书中有注明参考‘《彝族史讲义》油印本’，或说‘据专家考证’字样，即指此稿，其中有取舍不同，见解亦有出入”。《彝族简史·后记》也说：“方、马(长寿)二教授相继写了各自的《彝族古代史稿》，冯汉骥教授曾就晋宁石寨山文化写出论文数篇。这均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李绍明先生说：“后来集体编写的《彝族简史(初稿)》的古代史部份，主要就是根据马(长寿)先生这部著作(按，指《彝族古代史初稿》)和方国瑜先生的《彝族史长编》二书的资料写成。”实际上方先生提出的是彝族古代史的研究框架和体系，对此，他曾予以说明；“此稿收录资料，从上古至近代以前，与彝族社会课程相衔接，……可作彝族史之前编，待后之来者合前后两编写成彝族全史，此区区之望也。”惟方福祺先生说，1963年《彝族史长编》(共二册)讲义发完后，重印时决定改写旧稿，“首先是补写古代部分，然后再续写近现代史(实际上是把‘彝族社会’或‘彝族志’改写为‘彝族近现代史’)，作为《彝族史长编》的第三册。近现代部分(第三册)的体例和古代部分一样，内容却有所区别，要把他参加社会历史调查得到的资料结合进去。”如探讨了四川凉山彝族家支两大派(古侯、曲尼)的分布、渊源以及方言区别。又探讨了凉山北部传说彝族和西番的关系及迁徙问题等。“1964年，方国瑜又把《彝族史长编》第三册作了重新改写，用逐条分析方法，批判流传于民间的神话故事，并对考古资料作了比较研究。”方国瑜先生未述及此事，《彝族史稿》中也没有“近现代史”的内容。方福祺先生此说，当另有所据。
第四、如前所述，《彝族史稿》将彝族古代史研究的有关汉文资料几乎搜罗殆尽，对彝文资料的使用，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使用原则。他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从收集史料、整理史料、分析史料开始，把自己定位为“烧砖造瓦”的“砖瓦匠”，愿意开砖瓦厂为大家提供材料。因此，他对彝族古代史资料的收集是较为全面的，使用也是较为科学的。有研究者说：“把自己掌握的资料进行刊布，也确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事。明明是使用了你的资料，却说是引自原文，而当发现稍有摘录不当或校勘不精之处，受到的批评却不会少。”可以说，后来一些研究彝族古代史的人，他们的资料或资料线索大多来自《彝族史稿》，但却较少有人真正注意到方先生提出的史料辨析原则，从而得出许多“创新”的观点。
第五，《彝族史稿》在编纂体裁上具有显著的特色，即每节后附以条数不等的“参考”，将正文和“参考”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鉴于彝族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许多问题都没有弄清楚，加以该书属于“草创之作，前无所依”，当时的彝族史研究还“处在由无到有的阶段，有待不断提高”，因此，方先生从研究必须占有丰富资料的角度入手，广为收集资料，在拟定章节略具条理后，“附以参考及考说，不厌其烦，意在提出资料，提出问题，提出意见，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为进一步研究提高作好基础。”他说：“由低级到高级，从发展的观点来说，如此编写是合适的。”只有等到资料更为充实，所有问题都弄清楚后，再来概括阐述，加强科学性。据统计，该书共附有“参考”305条，字数约达370页，占全书正文590页的近三分之二。这些丰富的“参考”或附以资料，或旁征博引，就相关章节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说，反映出作者用力之勤和精深的考证功力。可以说，这种编纂体裁在开创性的史学著作中具有普遍性的借鉴意义。
第六，《彝族史稿》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对后来的彝族史甚至西南民族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通过对迁徙方向、语言、生活、文化、名称等特点的分析，方先生认为“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的提法是可以成立的。他说：“了解这一个族的来源，要排除‘极端土著论’的说法。”对此，祁庆富先生总结说：“解放后，彝族族源研究的重大突破是氐羌说在学界确立起来。”易谋远先生说：“自向达发表《南诏史略论》称南诏国内的彝族是来自氐羌，方国瑜著《彝族史稿》主张‘彝族渊源出自古羌人’后，‘氐羌说’便成为以往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观点。”又如关于“乌蛮”、“白蛮”的讨论，这对彝族史、西南民族史甚至中国民族史的研究都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前文已经论及，此不赘述。
第七，在《彝族史稿》中，方先生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考究，提出了不同于别人的学术观点，有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如在讨论彝族历史的起源时，方先生针对马长寿先生的观点和引用材料，反复说明：“彝文书中传说故事，是历史记录？还是神话？要批判它的史料价值，若认为‘记载了历史的事实’，把这段背着黄金到处买父是‘从女系氏族到男系氏族转化过程’，是不可能如此的，……这完全是神话而不是历史事实。”“我们肯定彝族有很古的历史，也肯定曾经过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但历史事实不见于记载。所谓几个‘王朝’，都是虚构的。”“世系的年代，不能推测那么早。”针对“彝族始祖仲牟由”的论述，方先生用了四个“瑜按”进行反驳，并说：“仲牟由只是一个家族的祖先，可以叙述这一家族的世系，而不能把整个彝族来源问题系在仲牟由一人。……仲牟由事迹不能任意扩大。”(179页)针对“仲牟由及其衍生的六个主要氏族部落的原住地”的论述，方先生用了三个“瑜按”进行反驳，并认为洪水滔天人类都淹死，只剩仲牟由一人，在多山的云南“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实。”(182页)又如在讨论彝族的世系时，方先生说，水西统治家族始祖济火当诸葛亮时受封，“此年代已确定，彝文世谱始能考订史事”(184页)。对四川凉山古侯、曲涅两大家支的谱牒，方先生认为“四十代或四十四代之说可信”(191页)，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方先生不同意以南诏史当彝族史，这是一个与“乌蛮”、“白蛮”讨论相关联的问题。他针对马长寿、凌纯声、刘尧汉诸先生的观点，作了认真的考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在《校后略记》中再次强调：“南诏蒙氏虽在唐天宝年间击溃两爨，彝族成为南诏势力所及之一部分，然南诏统治区域是多民族，彝族亦在内，如把南诏中心地区之事迹当彝族史，则南诏境内各民族史将如何讲，南诏中心地区的白族史又如何讲，必至难以处理。总之，地方史与民族史虽有联系又有分别，所以此稿只收南诏时期统治彝族地区的情况，不收录南诏其它地区的情况。……《彝族简史》收录南诏史事并且分量很大是否适当，尚可考虑。这是比较大的问题，提出讨论。”
方先生的以上观点是建立在严谨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没有任何个人偏见，实际上他对彝族同胞充满了热爱。他说：“在漫长的二千多年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彝族人民受尽欺凌压迫，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由于经历漫长时期反动统治者的偏见，彝族横遭歧视。”因此，他从事的学术研究“要把反动统治者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他把清雍正年间乌蒙地区的改土归流看作是彝族社会“遭受严重破坏”，鄂尔泰等人的目的是为增加田赋税课收入。“东川、乌蒙、镇雄一带，遭到清兵蹂躏，战祸延续四年，这个地区的人民，大量遭到惨杀，幸免者逃散殆尽，把整个纵横数百里的地面，弄得暗无天日。”(494～495页)“鄂尔泰一伙的血腥屠杀，弄得人烟俱尽，鸡犬无闻。”(553页)他还充分肯定了当地彝族人民的英勇反抗。当然，方先生在提出上述不同观点时，并没有认为一定是正确的，只是反复强调这些问题“可资讨论”。总的来说，方国瑜先生对彝族史的研究经历了较长的学术积累和探索过程。他是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从1934年秋开始收集资料到1984年《彝族史稿》公开出版，历时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开拓进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彝族史资料、彝族史研究及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指导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彝族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学术领域的探讨是永无止境的，他在《彝族史稿》之《弁言》和《校后略记》中反复强调：“这门科目处在由无到有的初级阶段，有待不断提高”，“这份稿子是草创之作，前无所依。”他针对《彝族史稿》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这实际上是以他半个世纪的学术积累和经验为此后的彝族史研究提出了殷切期望，指明了发展方向。如：对于彝族史是全国整体的一部分及彝族与邻近各族的关系，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还很不够”；“资料太少，要探寻出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引出科学性的阐述，还不容易”，“资料还没有完全提出来，也还没有把问题考究好”，“原意继续收录资料，积之渐多后改写再稿，等到资料完备，考订较为精密之后，进一步作科学系统整理成彝族史”；还不能确切阐明彝族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的实质及各地区存在着发展阶段不平衡各自具有的特征；“等到所有问题都弄清楚了再来概括阐述，加强科学性，才可能是正确的”，“等到充实以后，再来改变体例，另拟提纲编写成条理井然的书，这是有待于今后努力来完成的”，《彝族史稿》“可作彝族史之前编，待后之来者合前后两编成彝族全史，此区区之望也。”等等。
原载：《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3期；文字来源：西南边疆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