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泰斗 人世楷模，林师耀华先生的为学与为人
恩师乘云去，学苑坠芳华；凄凄桃李心，哀哀泪如麻
中国民族学界泰斗、吾师林耀华先生2000年11月27日飘然仙逝，恩师音容从此无由亲炙。吾等椎心泣血之余，念及先生自1910年3月27日圣诞，历经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满清封建专制帝国灭亡、“五．四”运动、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国土沦陷与抗日战争、3年内战、抗美援朝、大跃进、3年困难（1958－60年）、“文革”十年浩劫及改革开放迄今，历尽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翻天覆地之频变，但先生辗转其间，报国志学始终不渝。尤其于“九．一八”事变后，先生为中华民族之救亡图存，立志学术救国，毅然更谱名志贞为志贡，再更耀华，以名砺志，励精学术救国、强国富民。先生一生践行实地考察与理论研究并重治学之道，穿梭于书斋与田野之间，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各省（区），并往返于美国、英国、前苏联、日本、印度、韩国、菲律宾、墨西哥、泰国、缅甸等国弘扬中国学法。悠悠70余载之学术生涯中，先生饱受频频社会跌宕与国难之苦，但始终对学术救国、强国矢志不移，孜孜一生，不遗余力，学术硕果层出不穷，著作等身，学术造化精进佳境不怠。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已为潜龙在渊，以《拜祖》与《严复研究》两文小试牛刀；燕大研究院读硕时以功能学派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宗族社会之《义序宗族的研究》现龙在田；哈佛留学时以中国乡土社会研究名著《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飞龙在天。后来又有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之《贵州苗民》（Miao-Man peoples of Kwei-Chow）、《凉山彝家》龙游九天；集毕生研究大成之《原始社会史》、《民族学研究》、《民族学通论》、《从书斋到田野》龙定乾坤，创一世显学，树一代学范、成一代宗师，座学界泰斗。如今先生龙眠，萦心悲痛与切念之情不能自已，遂欲敬辑先生生平尊影。然甚叹先生早中期之尊容遗照多遭战火与“文革”浩劫，最后二、三十年之30余部影集因先师仙骨未安，一时尚无暇悉心瞻仰，仅此几尊拜辑，难免敬一漏万。幸有先生中年时之得意弟子张师海洋博士（教授）祭文缅怀，以期相互砥励，光大先生学行。读罢张师祭文，吾心更为凄凄焉，遂率性捧祭文入剪影，方觉快慰。辑此“先生生平剪影”，一寄切心哀思，二为方便瞻仰者。谨此寥寥几语充“先生生平剪影”之弁言。
林耀华先生于1910年3月27日诞生在福建省古田县岭尾村。5岁入本乡私塾发蒙，聪颖好学，3年内能对《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倒背如流。1918年，入谷口镇教会小学学习，从小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和西文基础。在同学、伙伴们的学习与各项业余活动中都是佼佼者和组织者。小学毕业后前往省会福州的教会学校英华中学学习。
图为1936年先生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初期之英姿俊容 。
1928年，先生中学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先生大三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旋即之间，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先生以民族救亡图存为己任，力图学术救国，博学强志，不遗余力。四年各门功课成绩全优，获得“裴陶裴”奖。并为学术救国而在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极具现实意义的我国近代大思想家严复的社会思想。1932年5月，即“九．一八”事变后半年，“国难刻刻深入”之际，先生写成扬扬10万余言的学士论文《严复研究》参加毕业答辩，获得评委老师的一致嘉奖。该文当年即在《社会学界》发表。先生获社会学学士学位后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与黄迪、费孝通、瞿同祖等同在吴文藻教授的指导下继续攻读社会学硕士。以结构－功能范式撰成15万字的硕士论文《义序宗族的研究》等著作。1935年毕业。1936－37年留母校任教，
图为先生和爱人喜期与亲友的合影。
1936年，功能学派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 Brown）教授来华讲学，先生为布氏在燕大数月讲学期间的助教和学生，深得布氏学术嫡传。并在布氏的指导下撰有《从人类学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等论文。翌年，前往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林先生在哈佛时的老师有胡顿（E.Hooton）、柯恩(C.S.Coon)和克拉克洪(C. Kluckhohn)等著名人类学家。先生于《我在哈佛的读书生活》一文中说：“哈佛的考试制度很严格，所学各专业基础课，都要考试。每学期必修四门，旁听课不计。每门课程，有听课笔记，必读参考书，平均每科十本左右，加上选修的参考材料，还有实验室的内容，要想四门课都得“A”，确实不容易。第一学年第二学期，我得了四个“A”，教师夸奖，在中国留学生中也有了点儿名，因此被选为哈佛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三个干事之一。当时我才二十多岁，记忆力还可以。我采用反复读的方法，把需要的部分全背下来。有一次在图书馆温书时，有一位我不太熟悉的女学生(当时哈佛没有女生，学校旁边的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女子学院的学生可利用哈佛的课堂，但不能跟男学生一起听课)，看我很快把一本书读完了，很惊讶。后来我们认识了，她说起这事，我告诉他，那是在温书，书里的内容我早就背过了。各学期的考试都比较顺利，最可怕的是第三学年做博士论文前的总考。过不了这一关，便不能写博士论文。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怕总考，我也不例外。考试那天，在一个不大的教室里，正面端坐着五位人类学各方面的知名教授，如同法官一样。这五个主考，根据我平时所学课程随意提问，要求我当场回答。对于这种场面我着实有点紧张。连连解答问题，口干舌燥。幸亏柯恩教授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糖，让我润润嗓子，也缓和了紧张气氛。这一关我终于顺利通过了，剩下的只是毕业论文和论文口试。现在回想起来，在哈佛读书是我一生中学习最紧张也是最勤奋的时代。当时中国落后，中国留学生往往被人瞧不起，一种蒙辱感常常激励我奋发图强。在哈佛，从教室到图书馆，每天和书本打交道不下十二三个小时，必要时还得开夜车，好在我从来没得过什么病。这段学习生活，不但使我顺利地完成学业，更重要的是养成了谨严的学风，今日回想起来不能不倍感苦中之甜！”1940年，先生撰成博士论文、民族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贵州苗民》，受到毕业答辩评委会的一致好评。该文当年就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40年第3卷第5期。翌年，先生与饶毓苏女士龙凤连理不久即毅然辞去哈佛教职回国，直奔抗战的大后方――西南民族地区。
图为在成都燕大时与毕业生合影。（后排中为林先生，前排左一为当时的应届毕业生宋蜀华先生）
哈佛留学期间，先生除了根据中西文献写成博士学位论文《贵州苗民》外，1941年又以社会人类学著作《金翼》鸣世。当年8月，抗战正酣时，先生在哈佛大学学成后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力图学术救国而毅然从美国乘船转道香港归来。由于行李迟迟未到，先生曾在香港逗留过一些日子。1942年12月1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被战争的乌云笼罩，为保证人身安全，先生最后在行李未到的情况下便从香港启程前往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地区，先生启程后不几日，香港即被日寇占领，十几箱迟到的行李和书籍资料等不翼而飞，先生蒙受惨重损失。到达西南后，先生先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继衔师命前往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习任教，兼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成都燕大时是先生“一生最忙碌的一段时期”。先生除了主持和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外，还利用暑假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西南彝族等少数民族社区从事实地考察与研究。
1941年，先生携夫人冒险回国后执教云南以助抗战。1943年，先生衔师命出任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连年暑期舍命涉险，考察凉山彝族和川甘藏族，遂与彝藏同胞深结情谊，写成《凉山彝家》、《四土嘉戎》等著述，奠定民族学权威地位。1945年国家光复，燕大北还。先生在校园接触中共地下党组织，欢迎新中国建立。1950年，先生率燕大、清华、北大暑期工作团到内蒙古呼纳盟调查，参与新中国民族工作。
左上为先生（右前储须扛工具者）在西藏建设工地
1951年，先生随政务院西藏科学工作队骑马入藏写成《波密简述》并主持《西藏社会概况》成书。同年，先生发表《从猿到人的研究》专著，体现历史唯物论与体质人类学结合，复将全部稿费捐献抗美援朝事业。是年许，先生受党鼓励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为组织工作颇尽心力。1952年院系调整，先生偕燕大民族学系师生来中央民族学院，奠定本校民族学根基。1953－54年，先生奉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遣，率队参加黑龙江、云南两省民族识别，以高尚的学风与渊博学识为人敬重。今日中国民族关系和谐，滇省称著，先生实有功焉。
1956年，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政府 “十二年科学研究规划”制订，任民族学规划组召集人之一，与费孝通教授合著《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为学科定向。1958年，先生与苏联专家切博克萨罗夫教授共撰《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提供研究中国多元文化的范式，对今日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仍有启迪。1958年后，先生曾任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负责人之一，主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参加中国民族概念讨论，所提见解多为学界所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