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昆明”由来
“昆明”是古代少数民族“西南夷”中的一个民族（昆明族）的族名，其音译又记为“昆弥”“昆瀰”，西汉时他们还处于“随畜迁徙”的游牧生活阶段，属古羌人后裔中的一支。此事首见于太史公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自同师（今保山等地），北至楪榆（今大理等地），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数千里。”此后，见诸记载的有《后汉书·西南夷传》：“又有嶲、昆明诸部落，西至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通典·西洱河》：“一名昆瀰，汉武帝象其形凿之以习水战，非滇池也。古有昆瀰国，亦以此名然。”全祖望《昆明池考》：“而昆明之属无君长，又为滇檄外之蛮。汉之通西南夷也，本求身毒国，以达大夏，于是发使滇国，滇王为之求道，以隔昆明，闭汉使，不得通。武帝闻而怒，欲讨之。闻其地有昆明池，乃于长安西南作昆明池，以习水战。……《通鉴》：‘唐武德四年，昆明遣使内附。’……是昆明之当在今大理无疑。”胡蔚本《南诏野史》亦记有“昆弥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三也说“昆弥即昆明”“汉武帝使王然于等十余辈道出西南夷，西指求身毒国（今印度），至滇，滇王尝羌仍留，为求道，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夫头兰闭滇道汉能诛之，昆明闭身毒道，汉终不能通之，是昆明为今大理、丽江一带之强夷可知矣。”
至于“昆明”这个族名，还有无其他含义，史籍无明确记载。后人在探索中有如下说法：
一是有人以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来解释。认为“昆”意为大；“明”（“弥”“瀰”），为羌族自称之“米”；“昆明”即大民族、大部落之意；“大种曰昆”即昆明族是力量较大、人口较多的民族。而“昆明”是由族名转化为地名的，说“昆”意为大，或为人口众多，应有民族语的根据，但至今尚无证据。而且常璩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其实是对昆明族、叟族两个少数民族战斗力强弱、人数多少的比较，即昆明族“大种强夷”是人数较多、力量较强之意，并不是解释“昆”意为大，为人口众多。《白族简史》亦认为，“南中的叟是滇王国亦即‘滇僰’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者。他们都是今天白族的先民”，而“昆明”“是今天彝族的主体”，“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大小’指人数多少，而‘种’应是族属的区别。”这也说明常璩是对两个民族战斗力强弱、人数多少的比较，而不是解释“昆”的含义。
二是曾有学者以汉文“昆明”来解释。引用许慎《说文解字》：“昆：同也。从日从比。徐锴曰：日日比之是同。”“明：照也。从月从日。”由此引申，将“昆明”释为“与日月比明”。并以现今云南省会昆明“常年阳光普照”，具有日照时间长、阳光充足的特点来支持“昆明是日月比明”的论点。诚然，今云南省会昆明确有阳光明媚的特点，是人们公认的春之城、花之城、阳光之城，从发展旅游的高度加以美化和提升都是可以的，但从地名科学的角度看，因古今有多处地方都称“昆明”（下文将要谈到），不能说这些地方都是“常年阳光普照”之地。以汉文解释“昆明”的还有1924年成文出版社出版的张维翰《昆明市志》：“昆明北梁王山名昆仑……昆明之名取义于云南洪水退除，昆仑山南方有离（黎）明景象，当属非虚……昆明名取义不外标识云南文明景象……谓日月相推而明生可以烛照一切，盖云南僻处边徼，开辟较后，以昆明名省会，谓自后当可比同腹省，或其光明更著，可以照耀各先进省也。更就字形而言，昆为‘日’‘比’二字并合而成，即日月合璧之意，言其前途之发达将与日月之升恒也。”此说亦不可取：梁王山有两座，一座在昆明东北部的嵩明、寻甸县境；另一座在昆明东南呈贡区、澄江县境。前者因元末统治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山顶扎寨驻兵得名，后者亦因山上有梁王屯兵的营寨及校场得名。上文所说“昆明北之梁王山”当是指嵩明、寻甸县境之梁王山。《新纂云南通志》卷三十二《地理考十二》考证认为，《汉志·益州郡》之牧靡县“则嵩明当牧靡故地。……则今之寻甸亦牧靡故地”。其书并《水经·若水注》及《元史地理志》诸书皆无上述记载；“云南洪水退除，昆仑山南方有离（黎）明景象”之说亦无依据，“日月合璧”与“日月比明”都是以汉字比附其意，并说昆明为省会名，“取义不外标识云南文明景象”，比内地省“光明更著，可以照耀各先进省”，“言其前途之发达将与日月之升恒也”，作为文学的夸张和激励有可取之处，但按地名科学来衡量，则有望文生义之虞，不足取。
三是按羌语、彝语来探讨“昆明”的含义。有的认为“明”“弥”为羌族自称之“米”，或认为是彝族称地之“咪”。如《昆明日报》载乃强之文认为“昆”为“雪山”，“昆明”为“雪山人”；又载何在之文，认为“昆明”“为彝语‘嘿咪’的音译，其中‘嘿’是海，‘咪’是地，合之意为‘海边之地’。”该文还说：“从历史上看，自称‘昆明’的部族早先在洱海等地游牧，东汉以后遂在滇西洱海、滇中滇池地区定居，以‘嘿咪’（即海边之地）自称是有根据的。尔后人们以族名代地名，亦是自然而然之事。”上述按少数民族语来探讨“昆明”的含义，其思路应予以肯定，因云南自古为多民族聚居区，来自少数民族语的地名确实很多，这种探讨有助于防止和克服望文生义来解释云南地名的弊病，也有助于推动云南民族语地名的研究，应当继续进行下去。同时亦应指出，把“昆明”释为雪山人、海边人，所说各异，尚缺乏证据，难以服人。
笔者认为，如彝良县名来自“易娘”部落之名，师宗、弥勒县名来自部落头领师宗、弥勒之名一样，“昆明”也是以民族语作为族称，这个族称当与部落之名或部落酋长之名有关，这类情况在云南地名中为数甚多。在今昆明市所属范围内，就有安宁市，其名来源于彝族男子阿宁之名；官渡区的阿拉乡，来自彝族青年阿拉之名；宜良县的阿拉格村，彝语中“格”为“河那边”，意为“河那边土司阿拉家的驻地”，均来自彝族人名。记得二十多年前，曾有作者在《云南日报》上发表游盐津豆沙关之文，并在文中质疑道：如是雄关，因何以如此稀松的豆沙为名呢?这种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曾激起了人们探讨地名由来的兴趣。但豆沙关实是来自守关彝族将领豆杓之名，音变而称豆沙，与作为食品的豆沙是毫无关系的。上述部名、人名是在上百年、上千年以前文化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取的，其取名时有一定的随意性，这些称谓不一定都具有某种含义，如要探讨，并得出可信的结论，难度当属不小。
02 “昆明”古今有多个
古今称“昆明”的地名不止一处：
（1）汉之“昆明”，在西洱河地区，沿用至唐初。
（2）唐之“昆明”，即今四川盐源，唐武德四年（621年）置。
（3）三国时之“昆明”，在滇东北。如《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载：“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此即《新唐书·南蛮传》所说的“昆明十四姓之地”。《新唐书·南蛮传》说：“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该书称今云南省会一带为昆川（唐名），称今大理一带为“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可知昆明十四姓之地与上述有区别。《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故都督治，有邓安远城也”，“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先主定蜀，遣安远将军邓方，以朱提太守、 庲降都督，治南昌县（即南秦，今贵州毕节）”。后治平夷县。《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三年春》说：“盖恢（李恢）此时任 庲降都督职侨治平夷，故由平夷治所出军也，恢传云道向建宁，追奔逐北……”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说：“平夷县应在今贵州普安之地。”因此，李恢进军路线，是由黔西北前往建宁即今曲靖，中途被困于昆明，以地望看，此“昆明”在今滇东北一带。《卢弼集解》将昆明十四姓地解为“昆明，即滇池”，定为今之“昆明”，系对古今“昆明”同名异地失察所致，当时滇池一带为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所置之谷昌县，三国时仍称此地为谷昌，不称“昆明”，隋、唐时置昆州，又称昆川，但不称“昆明”，直至蒙古宪宗四年（1254年）始于今“昆明”地设“昆明千户”，元至元年间才置昆明县为云南行省治所。因此，从上述史册记载和李恢行军路线判断，“围恢军于昆明”非滇池地，而是在滇东北。即1987年版《彝族简史》所说：“李恢进兵的路线，大致为由黔西北经滇东北到达建宁。李恢在由黔西北向滇东北行军途中，曾被围于‘昆明’。‘昆明’作为地名出现，表明了在三国以前或东汉时期滇东北一带早已有‘昆明’部落的分布。”
（4）元之“昆明”，为今云南省会。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说：“昆明有三：一为汉之昆明，即今之大理，而武帝所凿‘昆明池’（元狩三年）即象西洱河；二为唐之昆明，即四川盐源，唐武德四年置；三为元之昆明，即今云南省会也。”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牂牁昆明地区之部落》讲了四个“昆明”地名，即：“昆明为部族之称，亦用作地名，而在各时期以昆明为名者，不止一处。如汉时西洱河地区称昆明，沿至唐初亦用之；又唐初以汉之定筰（今盐源等地）称昆明，南诏时犹有昆明城；又蜀汉时在建宁、牂牁相接地区有昆明（在今滇东北地区），唐代亦称之；至于滇池地区之昆明地名，则元代始有之。”
以上三四个地方称昆明，当属定论。另外，尚有：①今贵州境古有称“昆明”之地。如《新唐书·南蛮传·昆明》载：“开成元年（836年），鬼主阿珮内属。会昌中（841—846年）封其别帅为罗殿王，世袭爵。”《新五代史·四夷传》：“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天成二年（927年）尝一至，其首领号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遣使来。”据方国瑜先生考证，“普露盖即普里”，罗殿即罗甸，“则为东晋以来之夜郎郡，主要在安顺地区”。②今丽江一带古亦称昆明。《丽江府志略·建置》载：“史称嶲、昆明地。”《寰宇通志》亦载：丽江军民府“郡名昆明（唐名）、丽江（元名）”。两书均载丽江古时也称“昆明”或为“昆明地”，说明与它相连的盐源等地皆因古有“昆明族”聚居而得名。
综上所述，古今滇川多处称“昆明”，说明“昆明族”从西汉至元代在今四川、贵州和云南保山、大理、丽江及滇东北、滇中一带都有分布。《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曰昆明”，也说明晋时“昆明族”分布已广。此外，唐时南诏统治者曾将原居滇西一带的“昆明族”大批群众迁往拓东城，即今昆明城一带。故隋、唐时于滇池地区置昆州，唐时又称昆川。至蒙古宪宗四年（1254年），于鄯阐城置昆明千户，此为建置上今省会称昆明之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载：“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昆明千户改昆明县。”1922年“析昆明县城内外不属于五乡者置昆明市”，此为昆明称市之始。1953年撤昆明县入昆明市。
古今多个“昆明”，至此存其一，其他均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
03 探源溯流“春城”名
昆明城区地处昆明“平原”上。当地称“平原”为“坝子”。全省山区面积占94%，坝子仅占6%。昆明坝子总面积为1070平方千米，其中平坝771平方千米，为滇东高原最大的山间盆地，属断陷盆地。海拔1900米左右，其中滇池常年水面为1886.5米，市区多在1891~1908米。
昆明虽然地处北亚热带，但因北有高山阻截寒流，南有南亚暖流相济，内有湖泊调节，构成特殊的气候，境内多数地区春季温暖，秋季温凉，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似温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4.8℃，故有“春城”的美称。《云南省志·天文气候志》载：“如昆明，尽管海拔1889米，大于、等于10℃的积温4522.6℃，比海拔仅167米的桂林积温5920.0℃少1400℃；而大于、等于10℃的日数，却是昆明（262.8天）比桂林（259.6天）多几天”，“昆明最热月气温19.8℃，比全国有名的避暑胜地庐山（22.6℃）、衡山（21.6℃）、大连（23.9℃）、避暑山庄（24.8℃）、青岛（25.1℃）还凉，可与巴黎（19.8℃）、维也纳（19.9℃）比美。”明人杨慎赞之为“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这样良好的气候条件举世不多，实属避暑御寒之宝地。随着交通、通信、供水、供气、环保、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昆明环滇池地区，滇中环抚仙湖的玉溪地区和曲靖地区，滇西大理、丽江、临沧地区，滇南的思茅、个开蒙等地区，将有可能成为国内外最具前景的旅游胜地、度假胜地、会议中心、展览中心和国际性、地区性组织、大集团公司常驻地，从而使云南在扩大开放中获得长足进展和巨大效益。
至于最早称昆明为“春城”的人是谁?史无明载。
韩翃《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此诗不是咏昆明，而是咏长安。其意为：春天的长安城，无处不飘落着花瓣；在寒食节这一天，东风吹拂，御沟旁柳摇枝斜。日暮时汉宫中给宠臣们传发蜡烛，虽然此节禁止用火，但王侯贵族家中燃蜡泛起的轻烟却袅袅不绝。
《寒食》诗中称长安为“春城”，其意为春天的长安城，与后来人们称昆明为“春城”，其意为四季如春之城的含义是不同的，但作者韩翃为唐代诗人，他是我国创造“春城”一词的较早者，而且此诗为唐诗中的名篇，脍炙人口，对于后来人们将“春城”转移作为四季无寒暑的昆明的美称，当是有启迪、有影响的。
明代杨慎的诗中，多处使用“春城”一词，如《晋宁观社将归留别诸君子》：“东台北道苦相留，花月春城夜色悠。欲把归期卜神语，紫姑灯火正萧条。”《席上漫兴重赠罗果齐》：“君侯载酒过春城，画戟清香绛烛明。”《春望三绝》“春城风物近元宵”等。
清代昆明诗人王思训《野园歌》曰：“浮云渺忽春城隈，乐游谁拟姑苏台?夷光未去走麋鹿，红墙碧树鸟栖哀。”
上述为诗歌中称昆明城和附近城池为“春城”之较早者，至于省内、国内民间口头流传称昆明为春城者当属更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