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普格”是“普基”转音而得名的这个解释，看似非常合理，但仔细一推敲，似乎又不怎么妥当。众所周知，“普格”的汉语发音为“ꁌꇯ”（puge），但彝文书写上却是“ꁌꐘ”（puji）两字,而在日常生活中，“普格”用彝语发音的话，基本上被读作“ꁌꇡ”（pugai）。“普格”一词应该是因“普格寨”、 “普格场”、“普格讯”等官方置行政单位而得名，至于彝文上的“ꁌꐘ”（puji）只是一种彝文公文书写习惯上的用法而已。毕竟，清晚期，“日史普基”是“普格场”最繁华的地方，常有匪患，于是经常上呈的文公里经常提及“ꁌꐘ”（puji），不识彝文的人误以为“ꁌꐘ”（puji）就是“普格”的彝语名称，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
关键词：普格；阿都土司；嶲；越嶲郡；普格寨；普格场；普格乡
据《普格县志》记载，普格县隶属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普格，彝语意为山垭口下的草甸子，彝族群众称普基，普格即由普基转音而得名。
关于“普格”是“普基”转音而得名的这个解释，看似非常合理，但仔细一推敲，似乎又不怎么妥当。众所周知，“普格”的汉语发音为“ꁌꇯ”（puge），但彝文书写上却是“ꁌꐘ”（puji）两字,而在日常生活中，“普格”用彝语发音的话，基本上被读作“ꁌꇡ”（pugai）。这又是为何呢？
在百度上搜索“普格”，各种信息应有尽有，多如牛毛。经笔者梳理汇总得知，战国末至西汉，“普格”属邛都县(今西昌)。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111年)置越嶲郡，属益州，治所就设在今西昌市东南五里，辖15个县。此地距今普格县城只有70多公里，但只知“普格”归属于越嶲郡，而不知其名。
《新唐书·南诏列传》记载，公元756年，南诏与吐蕃联合出兵，攻入陷州（今凉山）。南诏王皮罗凤亲率一支兵马从姚州北上，攻下会同（今会理），在会同西置会川县。此役，大渡河以南一带尽归南诏所有，所以这场战争同样被写进《蛮书》。唐贞元十年，吐蕃兵败，南诏把大渡河河岸纳入自己的版图。
据《蛮书》卷一记载：“至会川，有蛮充刺史，称会川都督。”据查，会川都督府成为南诏在会川区域的军事和行政管理机构。后来，南诏攻入邛都，置越嶲郡，治所在邛都西南五里，应该是建在汉代的越嶲郡旧址上。当时，“普格”为阿都训，隶建昌府，属剑南道嶲州。也就是说，“阿都训”应该就是“普格”目前为止有迹可循的最早写入史册的地名。
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注》中记载，“嶲”是西南夷的一个部落，部落名叫嶲或昆明。他们喜欢编织头发、跟随牲畜移徙生活，没有常住的地方，也没有部落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而《北史》上提及“嶲”人具有尚黑的文化习俗，所以当时被称为“乌蛮”，于是“乌蛮”也就成为了“嶲”人的别称。《北史·周法尚传》载曰：“嶲州乌蛮反，诏法尚便道讨击破之。”
据《西昌县志》记载，嶲州，梁武帝大同三年（公元537年）所置，治所在今西昌市。如果《北史》记载无误，那么，“普格”的土著民族有可能就是“嶲”或与“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外，据《旧唐书》记载，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掠地至大渡河南岸，至此，南诏占大渡河以南嶲州全境，命名建昌府，移乌蛮实台登城（今泸沽镇）。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不难发现，此“乌蛮”与彼“乌蛮”是两个种族，只因在唐以前，今凉山境内的土著民族崇尚黑色文化而被误成为“乌蛮”，正确地说，“嶲”才是西昌和普格等地的土著。而“嶲”在南诏乌蛮迁入泸沽后，有可能逐渐被后来的乌蛮取而代之。
宋朝，“普格”仍隶建昌府，但此时，南诏逐渐衰亡，建昌府属于大理的建制，只是《宋史》也没有注明“普格”具体叫什么。
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建昌府自立，“普格”脱离大理的束缚。乌蛮部落兰支逐渐壮大，大首领建帝反元，阿都部酋长纳空积极响应。元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纳空战败，其子耶吻在“普格”授封土千户，相当于现在的正厅级干部。元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落兰部建都之女沙智降元皇子奥鲁赤，封万户，赐虎符。“普格”被升为军民总管府。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罢府为路，落兰部阿都支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为里州土知州，相当于现在的西昌市委书记，属建昌路，治所在昔郎甸。
这个昔郎甸具体在哪里呢？《元史·西南夷志》上说：“里州，距建昌府400里，蛮夷语昔郎甸……”据《西昌县志》记载，昔郎甸，彝语叫“舍洛洛达”，有些文献记载，里州的治所在今布拖县特木里镇。显然，这是错误的。因为布拖境内没有叫昔郎甸的这个地名，更没有叫“舍洛洛达”的地方。而普格县西洛镇，从古至今，被称为“色洛拉达”，于是，普格县科协主席吉泽吉浩认为元史里提及的“舍洛洛达”应该就是色洛拉达。西洛镇洛乌乡洛乌乃坚就有一个古遗址，若吉泽吉浩的猜测是对的，那么有可能是地方官员在书写上的误笔所致，错把色洛拉达写成“舍洛拉达”。
明初袭元制，却把建昌府改为四川行都司，“普格”仍为里州，属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
所以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起，“里州”这个地名才真正被写进史册，这就是“普格”的前身，属云南行省罗罗斯宣慰司建昌路。
公元1364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大明一统天下后，把元朝的“路”改为“府”,以税粮多寡为划分标准。粮廿万石以上为上府，廿万以下十万以上为中府,十万以下为下府。“普格”的军事地位日渐明显，所以置普格寨，属四川承宣布政使司、四川行都司建昌卫。也就是说从明代开始“普格”一词正式“亮相”历史舞台。故“普格”是“普基”转音而得名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明代一共有2京、13布政使司、16都司、5行都司、2留守司、140府、193州、1138县。此外,还设置了介于省和府、县之间的行政单位：“道”。而“道”作为省与府、县之前的“桥梁”，又分为“分守道”和“分巡道”两种。而根据《明史·兵志二》记载,明有卫493,所359。
在军事上，卫所制是明代独创的一种边塞重镇防御体系。卫指挥使司简称“卫”，一般统领5000户所5600名将士，由都督统一指挥，下设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
根据明朝的兵制规定，卫所内需修建的堡寨堡寨及配置兵员。《明史》记载：“在五、七屯或四、五屯内，选择便利之地修筑一大堡，堡墙高七八尺或一二丈不等，堡城四面开八门以供军民出入；近屯辎重都集中于大堡之内。每大堡设堡长一人，屯堡一人；小堡只设屯长一人。大堡设有守备、操守、防守等官，小堡设防御掌堡官或总旗。”
若“屯”是明朝地方上最小的行政建制的话，那么“寨”就相当于现在的“村”，由此来看，明朝设置“普格寨”时，“普格”常驻人口应该不会超过3000人。
据《清史稿》（卷五百十三列传三百）记载，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阿都部首领结固交出元朝颁发的土千户印归附朝廷，授封阿都正长官司，俗称“阿都土司”，彝语称“阿都兹莫”。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阿都土司慕枝为招抚案内，授阿都宣抚司，颁给印信号纸。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阿都土司聚姑擒献凶首，复授阿都正长官司，其妻赊别授阿都副长官司，改建昌卫为宁远府，普格阿都正副长官司均属宁远府，同时，在“普格”设普格寨。从乾隆时期，外地汉民陆续迁入“普格”，嘉庆年间，置普格场，道光五年，设普格讯。光绪二十年(1897年)在普格寨设警佐一员，宣统元年(1909年)宁远府把府移驻普格寨。宣统二年(1911年)，组建普格乡，属西昌县管辖。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清晚期，四川境内的“场”已经成为县以下实际上的行政层级。在各地知县在测绘里甲舆图呈送朝廷时，用“|”作为各“场”交界线，红“|”线系每场（团保）分局交界处，每甲以尖角旗为识。由此可见，在县与场之间，虽有里、路、乡等更大的区域划分单位，但都已经名存实亡，由此可以推断出“普格场”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区域经济和财政意识，成为行政实体，下辖团保牌甲，上应厅州县衙，常驻人口应该超过万人。故而宣统二年在普格建乡也就不足为奇。
翻阅清史，晚清时的四川在行政过程中，“里、甲”实质上只有标识作用，县衙之下已经是“场”，各场之间已形成了历史认同和“疆域”界限。而西昌知县频繁前往普格“查场”，实则就是对普格场行政地位的一种认可。
阿都土司都显贵一人兼两职后，在“普格场”的基础上建立了“内八场”和“外七场”。三山两沟里，乡场多了，盗匪抢场夺乡自然便宜行事，甚至“赶场”也成为盗贼行事的代名词。可以说，由“普格场”为中心的日史土目一支在盗贼掳掠猖狂的时候，抵住了外来压力，体现出了基层行政单位的承载治安功能和内部动力，驻地“日史普基”逐渐威名远播，被世人所知。
甚至，民国元年(1912年)，在普格设县佐一员。民国三年(1914年)，把普格阿都土司辖区划为西昌县的分县。但是，关于“普基”的由来，笔者猜测，都定臣四岁继位，随后官娘娘（阿都莫阿来）与四太太（阿尔莫阿牛）争印，鱼水土司衙门被洗净一空，至此，阿都土司管辖内匪患无穷。阿都土司都定臣被李家钰杀害后，“普格场”依旧还是官方的一个行政单位名称，而“日史普基”只是一个日史土目的驻地。
从地理位置和现存的文献资料上分析，“普格寨”、 “普格场”、“普格讯”等最先应该建在今红军树村一带，民间俗称“日史丁子”。经查，今普格县城所在地这块山涧沟谷里，因蚊虫横行，无人居住，自然成为了土匪藏身之所。所以，笔者猜测，日史土目为了地方治安上的考虑，清雍正年间在此建立了“日史普基”，但只是一个关卡而已，因为当时的“日史”就是清宁远府48马头之一，所以包括清史在内的所有史记中查不到“日史普基”这个地名。
另外，有一些专家用 “尼卫尔寸黑，木古阿支日”的民间谚语作文章，把“日史”家列为“尼卫”，突出“日史普基”的历史作用，来否定“日史普基”的地名是近代产物的客观事实。
1950年3月25日，普格解放，设治局属西昌署辖，1952年普格由西昌专区划归凉山彝族自治区，同年正式成立普格县人民政府。1960年初与布拖县合并，县政府驻地布拖。1962年底分县，重建普格县，县政府驻地普格场（今普基镇）。据阿什老轨回忆说：“当时，布拖大礼堂挂的条幅上写着‘普格县人民大礼堂’。”
综上所述，日史普基中的“普基”彝语古意上，指“山垭口下的草甸子”，而“普格”绝非是从“日史普基”转音而来，毕竟“阿都训”的存在，跟明朝建立“普格寨”时，与“日史”家被命为48马头之一，还隔着一个朝代，此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而普格寨中的“普格”被民间不懂汉文的人读着“pugai”，以讹传讹，那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有人信誓旦旦地搬出《史记》来说事，但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只记载：“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虽小，最宠焉……西南后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从始至终，没提到“普格”，更没有提到“日史普基”。故此，“普格”一词应该是因“普格寨”、 “普格场”、“普格讯”等官方置行政单位而得名，至于彝文上的“ꁌꐘ”（puji）只是一种彝文公文书写习惯上的用法而已。毕竟，清晚期，“日史普基”是“普格场”最繁华的地方，常有匪患，于是经常上呈的公文里经常提及“ꁌꐘ”（puji），不识彝文的人误以为“ꁌꐘ”（puji）就是“普格”的彝语名称，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
参考资料:
1.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北洋政府编修，1927年版。
2.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3. 唐代樊绰编著《蛮书》。
4. 且萨乌牛：《彝族古代文明史》，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5. 汉代司马迁撰《史记》（简体字本版），中华书局，2005年3月版。
6. 《普格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
7.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60年版。
8.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照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10. 《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
11. 易谋元：《彝族史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吉克阿优：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彝族打工诗人，1985年生于四川普格县，政协普格县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工人诗人纪录片《我的诗篇》六个主人翁之一。凉山州作协理事，凉山州评论家协会会员，普格县作协副会长，普格县彝学会会员。获得“浙江省农民读书征文比赛”一等奖及“非常梦想——四川省第四届届川渝首届农民原创文艺作品大赛”诗歌一等奖等五十多个文学奖项。作品散见《诗选刊》《工人日报》《凉山文学》《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嘉兴日报》《工人日报:文化周刊》《解放日报》《北京青年报》《新华每日电讯》《新华日报》《文汇报》《新京报》《北京日报》等百家报刊以及被《四川卫视》《凤凰卫视》《旅游卫视》《云南卫视》《平湖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过，参加过2015年《鲁豫有约》《冷暖人生》《与梦想同行》等电视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