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的凉山彝族人 庄学本摄）
刘大年“是新中国史学界第一代领导人之一。1952年2月，负责联系中国科学院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卫生处成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中国科学院成立思想改造学习党组，刘大年为副书记……党组下设思想改造办公室，刘大年具体负责办公室工作……刘大年主管全面工作，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在中国科学院学委会主任委员郭沫若领导下工作，一方面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学卫处指导下工作，即负责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意见，并找院长、副院长谈学习计划、意见等”。从此以后，刘大年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有了更多接触，他们有时也通过书信方式联系。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册共收录郭沫若来信15函（下册未收），其中致刘大年13函，致党组1函（1953年10月3日）、致陈寅恪1函（1954年9月30日）。在这15函中，最后一函写作时间认定为1957年2月25日，笔者认为有误。在搞清楚该函实际写作时间过程中，我们还能够知道以下三方面情况：一、著名史学家胡庆钧上世纪五十年代研究凉山彝族奴隶制的情况；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对凉山彝族解放前社会制度的看法；三、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学术生态。
现将该函抄录如下：
刘大年同志：
请你看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征求一下范老的意见，同意他所写的报告，作为内部出版物以供参考。
郭沫若
二月二十五日
该函对“这封信”的注释为：“指胡庆钧所写的有关凉山奴隶制问题的文章。因郭沫若与范文澜在奴隶制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而胡庆钧的观点与郭沫若的观点相近，故郭在信中要求征求范文澜的意见。”《刘大年年谱》《郭沫若年谱长编》3均认可《刘大年来往书信选》认定的该函写作时间。
(郭沫若，照片来自互联网)
《郭沫若书信集》收录了郭沫若致胡庆钧的一函，全信为：
胡庆钧先生：
八月十五日信接读。
大稿《大凉山彝族社会》，阅读了一遍，甚有收获。谢谢您。
稿中言及出路的"蜕化只能及于本身为止"，是否出路之子女仍为奴隶?此点希望详细说明。
出路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成分很大，因此竟有人认彝族社会为封建社会的。读了大作，觉得这种见解很难成立。因为黑彝社会的另一面还保留着氏族社会的尚未十分发展的形式，如何便能进入封建社会?
关于出路的来源，值得做深入的研究。可能是原来的土著汉民族，为后来的彝族征服了。因人口众多，不便采取绝端奴化的办法，故宽缓以事羁縻。斯巴达的Helots等，可供比较研究。如出路仍为奴隶之一种形态，不作为农奴解，则彝族社会仍比较单纯，无所谓"前期生产力与后期生产关系"之矛盾。
彝族社会自然已不是很纯粹的社会。它受着汉民族的包围，也受着汉民族的影响。恐怕言语也是相当受了影响的。但据大作看来，它的生产力确是相当原始的，因此它基本上我看还是在奴隶社会的前期阶段。社会停滞的主要原因自然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但生产力的停滞则主要由于汉民族的包围封锁、迫害、分化而致。若干年后彝族生产力一定会提高，便可以从反面来得到证明。解放以来，如已经有提高的现象，更是值得追求的。此点希望留意。
希望您多作调查，多发掘真相。社会的发展是否有矛盾以及矛盾的说明，似乎可以不必急于提出。希望您多摄些照片，多找些物证，如他们的手工艺品、图腾、图案、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
您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科学院愿意帮助您。您有怎样的困难，需要怎样的帮助，请您写出些具体的意见来。科学院有对于个人研究的津贴办法。只要您有具体的计划和请求提出，我相信可以照办。
您的研究不妨把规模放大一点，将来在出版上，科学院亦可以考虑承担。
大稿现挂号寄还。
敬礼！
郭沫若 八月廿五日
《郭沫若书信集》认定该函写作时间是1952年8月25日，《郭沫若年谱长编》认可《郭沫若书信集》认定的写作时间。
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如果郭沫若致刘大年函中的“这封信”确指“胡庆钧所写的有关凉山奴隶制问题的文章”，那么，与郭沫若致函胡庆钧谈凉山奴隶制问题相差四年多时间，在笔者看来，两者之中可能有其一的年份认定是错误的。首先，可以肯定《郭沫若书信集》认定的写作年份1952年没有错误。不但有胡庆钧的以下回忆为证：“在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我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五日自四川凉山寄函郭老请教，并寄去当时所写的《大凉山彝族社会》一稿（后收入1955年10月中央民族学院内部出版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2辑），提出了称之为‘前期生产力与后期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出乎意料，郭老收到我的信后，很快看完了那本四万字的调查报告，并于同月二十五日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现收入北京图书馆《文献》1980年第1辑），从各个方面给了许多的关怀和指导，并且提出了两点重要的意见”。更有郭沫若1953年10月20日写作的以下文字为证：“在这里，我把胡庆钧同志在凉山彝区的调查扼要地叙述一些，补正我书中的不足和不明确的地方，以供读者参考。”郭沫若在“调查”处写作了以下注释：“胡庆钧同志有关调查报告，尚未发表。”郭沫若在1952年8月25日致胡庆钧函中如此写道：“大稿《大凉山彝族社会》，阅读了一遍，甚有收获，谢谢您”，在1953年10月20日写作的《奴隶制时代·改版书后》引用胡庆钧调查报告的观点，时间上也能够衔接。
现在看看《刘大年来往书信选》认定郭沫若致函刘大年谈“胡庆钧所写的有关凉山奴隶制问题的文章”的写作年份1957年是否正确?上世纪50年代胡庆钧研究凉山彝族奴隶制度的文章有：《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初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4年5月）、《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2辑，1955年10月）、《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8-9期合刊）、《再论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制度》（《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1、2期）。《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初稿》扉页上有这样的说明文字：“这本稿子系根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胡庆钧同志的调查报告，由我部翦伯赞教授加以修订而成。修订的地方都取得了胡庆钧同志的同意，现在把这修订稿油印出来，希望同志们多提意见，帮助这本稿子的进一步修正”；《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前面有这样的编者按：“本文为胡庆钧同志参加访问凉山彝族工作的调查报告，由翦伯赞教授加以修订，修订的地方都是取得了原作者的同意。关于凉山彝族社会结构的分析，是我国民族问题研究方面未得定论的问题之一。这里作者初步提出了他的看法”；《再论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制度》在《教学与研究》1957第1期发表时作者写作了这样的按语：“关于彝族社会性质的问题，目前还是我们正在研究中的问题。本文是本刊第八、九期合刊中‘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一文的续篇。作者曾于1950至1952年间，两次去凉山参加工作并从事调查，前后历时一年半。现仍参加调查队继续在凉山工作。为了希望读者参加研究，提供意见，使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我感到有把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和发表的必要。由于篇幅的限制，有许多事实材料都简略了。文中的某些论点和材料的运用可能都有不正确的地方，诚恳地等待读者的批评”。比较这些研究成果，1954年5月油印稿和1955年10月内部发行稿《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的文字基本一致，1956、1957年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再论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制度》确如作者所说是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如果“这封信”确指“胡庆钧所写的有关凉山奴隶制问题的文章”，可以肯定是《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而不是1956、1957年发表在《教学与研究》上的两篇文章。原因为：一、郭沫若在信中写的是“报告”，并且建议“作为内部出版物以供参考”，只有《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与信中内容相吻合；二、胡庆钧在将“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和发表”时，只希望读者“提供意见”，并没有专门征求某人意见的意思。由此可知，“这封信”如果确指“胡庆钧所写的有关凉山奴隶制问题的文章”，那么，它的写作时间只可能在《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1955年10月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2辑发表之前，即：1953、1954、1955年。
关于前往“凉山参加工作并从事调查”及写作发表“有关凉山奴隶制问题的文章”的情况，胡庆钧有如此回忆：“1950年9月，我参加中央访问团第一分团前往凉山地区，曾担任过第三队的副队长。经过在西昌北山区搞区域自治的试点之后，1951年3月进入昭觉地区。这时才开始了解到，凉山有一种被称为安图安家（简称安家或阿加）的分居奴隶，并进而了解到由这一等级以及黑彝、呷西和曲诺所构成的等级结构，才懂得，过去所谓几滩或几道娃子之分是不准确的。1951年回京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后由郭老（沫若）加以浓缩，收入1954年改版后的《奴隶制时代》一书。继此之后，原报告还经翦老（伯赞）修订，于1955年以《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为题，发表在中央民族学院出刊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2辑”，“1952年下半年我再次去凉山，回京后工作单位由清华大学转至科学院近代史所。1953年至1956年，我去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哲学分班学习了三年。1956年至1957年，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两论凉山彝族奴隶制度的文章，可被视为三年来带着问题学习的成果。在论文发表之后，我又继续参加了1956-1957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三次前往凉山”；“1951年6月，我回北京后，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研究组副组长。我写出了4万字的调查报告，认定新中国民主改革以前凉山彝族社会仍然保持着奴隶制度，所提出的等级划分引起了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及有关人士的兴趣”，“我于1952年下半年第二次上凉山调查，回京后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53年，中央民委办公厅主任杨静仁准备前往凉山对彝族社会定性，行前征求了部分学者的意见。他先找了范老（文澜），范老的意见是，凉山彝族解放前正处在封建农奴制的最前期。后来，杨静仁又找了我，我提出了奴隶制的看法”。
结合这些回忆，基本可以推断出胡庆钧上世纪五十年代写作、发表研究凉山彝族奴隶制文章的情况：胡庆钧1951年6月从凉山回到北京后，写出了4万字的调查报告《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1952年下半年胡庆钧再次去凉山，由于遇到了“彝族的中间等级应该如何分析”这一“比较棘手的问题”10，“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五日自四川凉山寄函郭老请教，并寄去当时所写的《大凉山彝族社会》一稿”，郭沫若接读后于8月25日给胡庆钧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1953年，中央民委办公厅主任杨静仁准备前往凉山对彝族社会定性，行前征求了部分学者的意见”，其中应该包括郭沫若，由于范文澜的观点是“凉山彝族解放前正处在封建农奴制的最前期”，所以郭沫若致函刘大年：“请你看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征求一下范老的意见，同意他所写的报告，作为内部出版物以供参考”；接到该函后，刘大年应该将胡庆钧的《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交给了范文澜，但《大凉山彝族社会》并未因此“作为内部出版物以供参考”；1953年10月20日，郭沫若写作《奴隶制时代·改版书后》时，“把胡庆钧同志在凉山彝区的调查扼要地叙述一些，补正我书中的不足和不明确的地方，以供读者参考”；应该是翦伯赞（当时兼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西南研究室主任）看见郭沫若1954年4月出版的《奴隶制时代》后，将胡庆钧的《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初稿》修订后交由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于次月“油印出来，希望同志们多提意见，帮助这本稿子的进一步修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翦伯赞便略加修改后交给中央民族学院内部出版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并在1955年10月出版的第2辑将其刊登出来；“1956年至1957年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两论凉山彝族奴隶制度的文章”是胡庆钧1953-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哲学分班“带着问题学习的成果”。
由上梳理得出结论：“这封信”确指“胡庆钧所写的有关凉山奴隶制问题的文章”，并且可以确定该信的写作年份是1953年，而不是1957年。确定该函写作时间是1953年2月25日后，我们便能推断出郭沫若写信请刘大年“征求一下范老的意见”的原因了：一、胡庆钧的观点与范文澜存在分歧却与自己观点相近，郭沫若出于礼貌有必要请刘大年“征求一下范老的意见”；二，“1952年下半年第二次上凉山调查，回京后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庆钧已经是时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的部下，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征求一下范老的意见”了。
笔者不知道编者将该函写作年份认定为1957年的准确原因，不过根据上引材料可以做出如下推断：胡庆钧1956、1957年“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两论凉山彝族奴隶制度的文章”、并且因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而“第三次前往凉山”，于是编者以为写作于1957年。
以上梳理我们还可以知道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对凉山彝族解放前社会制度的看法：郭沫若、翦伯赞认为已经是奴隶社会，范文澜则认为“正处在封建农奴制的最前期”。据此，我们还可以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生态：郭沫若知道自己的观点与范文澜存在分歧，尽管范文澜是自己的部下，他仍然觉得不方便直接给范文澜写信，于是请刘大年转达自己的意见；由于范文澜不同意“作为内部出版物以供参考”，郭沫若没有强求，退而求其次在写作《奴隶制时代·改版书后》时“把胡庆钧同志在凉山彝区的调查扼要地叙述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同样认可胡庆钧观点的翦伯赞将《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由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油印出来，希望同志们多提意见，帮助这本稿子的进一步修正”；1955年10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的内部刊物《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2辑发表该报告后仍然没有人提意见，胡庆钧便自己修改后公开发表。在这一过程中，不认可胡庆钧观点的范文澜始终没有写文章商榷。其原因应该有二：一、出生于1918年12月的胡庆钧此时基本上还是学术新人，同时是自己的部下，如果范文澜写文章商榷，既有可能伤害到胡庆钧，也有可能对自己造成不利影响，还有可能不符合自己待人处事的原则；二、范文澜知道自己无法说服胡庆钧，进而改变郭沫若、翦伯赞等的观点，所以干脆不写，以维持和谐的学术环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胡庆钧的《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发表在月刊《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8-9期合刊上，此时正是大力提倡“双百方针”的时候。该时代背景告诉我们，胡庆钧此时发表《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不仅仅是“三年来带着问题学习的成果”，还应该与当时提倡“双百方针”的时代背景有关。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范文澜仍然没有写文章商榷，由此可见他在此事上的坚决态度。
以上事实告诉我们以下三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尽管身居高位，但仍然注意处理与下级的关系，在下级不按照自己意愿办事时并不勉强，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二、尽管与自己的观点存在分歧，范文澜仍然将胡庆钧从清华大学调到自己任所长的近代史研究所，还同意其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哲学分班学习三年，在胡庆钧将自己的成果公开发表后，哪怕当时正在大力提倡“双百方针”也不写文章商榷，反右斗争“受到追究和批判”时更是予以保护：“我于1957年9月自凉山返京后，也受到追究和批判。当时我的工作关系在科学院近代史所。所幸的是，所里在对我进行审查时，根据当时的有关文件和我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顶住了某些方面的压力，认为我不是右派。这一结论也获得了院领导的支持”；三、尽管作为马列主义新史学“五老”中的“三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另“两老”是吕振羽、侯外庐）对凉山奴隶制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但他们都尽量考虑对方的感受——郭沫若请刘大年转达自己的意见、翦伯赞只是将自己认可的报告“油印出来”而不是推荐其公开发表、范文澜则始终未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就这三点而言，笔者有以下看法：第一、二点学术民主很明显，应该大力发扬，先辈们的胸怀更是令人景仰；第三点学术团结则应该辩证地看待：在维持和谐的学术环境时，却可能使一些学术问题失去通过争鸣得以解决的机会。
本文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作者：廖久明，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原载：《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2期；文字来源：史学史研究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