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对民族认同这个题目一无所知，更没想到要研究它。我生长在一个白而又白并且与有色人种隔离的社区：洛杉矶的圣费尔南多谷一带。小的时候，我家里有过非洲裔美国仆人。上中学时，我们学校的教堂卷入民权运动很深，甚至与黑人教堂的孩子互访并在夏令营时共用一个避暑地。但认同问题从来没有进入我的脑海。当时身边是有尼格罗人，这是当时人们对黑人的称呼，也有白人。尼格罗人不能跟白人平起平坐，我们认为这不公平。但谁心里都认为这跟认同不相干。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很多犹太人子女，但我认为那只是宗教差别，跟民族无关。事实上，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民族”(ethnic)一词的含意。
到斯坦福上大学时，我对语言和文化仍然没有太大感兴趣。我从小到大一直着迷的是天文学，真正想搞的是自然科学。但我的算术不争气(我列出方程式不太费劲，却不能求解答案，当时还没有计算器而我的算术又太糟)，于是就想到先前的外语能力可能比对宇宙的迷恋更有力地预示着我的职业方向（我中学时的西班牙语和德语一直在班上拔尖儿）。所以到大学一年级中期时，我就转到了德语和文学专业，并且被当年秋冬季的德国斯坦福校园项目接纳。
次年升二年级之前发生了一件事：大概是1965年冬季学期快结束时，一个叫德怀特．克拉克的人到一年级宿舍来招人。他两年前发起了一个送斯坦福学生到香港教中国大陆难民学英语的计划。我被这个想法迷上了，就好歹说服我妈为我参加这个计划掏了几千美元。当时我父亲刚去世。我估计她是想让我在那个夏天有机会做点儿使高兴的事。
先是日本，后是台湾，最后是香港留住了我。我们4个美国学生在一个教会学校里教英语。学校位于一座陡峭山坡上，被伦尼山Rennie sMill（中文名？？）上的条条小路所分割。当时伦尼山是香港新界的一个小居民点，住的都是1949年以后来的国民党铁杆儿党员。我开始学会一点儿广东话(至今到香港和广东，我还能在饭馆里用它点菜，跟出租车司机或银行保安问路)。更重要的是，我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了感情。我们到界河处遥看共产党管辖的中国大陆，至今也还保留着一套从小山包上拍的幻灯片，从中可以清楚看出人们集体在田里一块儿干活的情形。我在日记里发誓，有朝一日，想方设法也要到紫禁城一游。
这个想法直到1980年才得以实现。在此之前，我们作为帝国主义者被人民中国不动声色地拒之门外。1960年代后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这个禁令更加严厉。我那时对中国的渴望只能到一些能让美国人去的边边角角上去消解。1966年，从德国、欧洲、俄国和以色列游历一圈后，我把专业换成了中国语言文学。当时的一个模糊念头就是将来想找个能帮助香港穷人的职业，也许这能给我考察中国大陆的机会。
我到那时还没学过人类学，但已听一位同班同学讲到过施坚雅（G.WilliamSkinner）教授。那个同学听过施教授一门课，说他“挺有本事，但有点乏味”。1967年冬季那个学期，我想法儿听了他上的一门叫“当代中国社会”的课，同时也听了斯莱奇LymanVanSlyke教授的现代和当代中国史。还有一门关于政治的研究生讨论课程，由初出茅庐的米凯尔．奥克森伯格助理教授主讲。施坚雅先生在学生心目中是有名的凶神恶煞：一是要求特严；二是脾气特急。但我听他课那年和次年的成绩都过了关，还对他的观点极感兴趣，虽然他也把我吓唬得够呛。他见着谁就吓唬谁，年轻老师也不例外。也是在那年，我结识了芭芭拉．布兰，并在冬天就订了婚。由于两人的年纪都很嫩，我19，她才17，所以要在学习计划上有所协调。我1968年6月毕业时，还不清楚自己想以什么为业。尽管在本科最后一学期听过吉布斯（JamesGibbs）教授的人类学导论并得了个B，但还是没想过去做人类学。为了能在斯坦福等芭芭拉拿到学位，我考上了东亚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但芭芭拉1968年3月要到维也纳去做海外研究，我就申请从6月份开始到台北的斯坦福中心去学一年中文。那年圣诞假期她到台湾来看我。我们决定当时当地就结婚。于是到1969年3月，我又回到斯坦福，为的是新婚后住在一起并找份儿工作。
当时能找到的与学术兴趣有关的唯一工作就是到吓人的施先生手下去打工。我知道他正在大量招雇研究生助手，帮他实施那个庞大的东亚研究书目工程。助手们在他指挥下给成千上万部著作编目，并用极原始的办法把著作细目登记到（卡片）数据库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施先生决定为我动用另一笔预算找个新活儿，这就注定了我未来的学术方向。他派我从各种资料中确定浙江省中部宁波－绍兴两地的集镇，找出各个集镇的名字和赶集的日期，再用黑色绘图铅笔把这些数据刻印到一张透明的塑料地图上。更加得的是，他居然一个夏天没骂过我。实际上，他还老夸我干得好。这样在夏天干了一个月后，我就告诉芭芭拉说我可能想读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了。施先生天大的面子使我在同年9月被录取，尽管当年的招生工作早在3月份就已正式收摊儿。
这一来我又回到了台湾，并于1970,1972-73和1978年在当地做实地研究。当时我做的主要是传统的田野工作，后来在凉山做的也是一样。1972-73那次调查尤其如此。我那时正为博士论文收集民间宗教和家庭结构方面的资料。芭芭拉和我，还有我们刚出生的女儿都住在台北县南端一个小山村里，原打算这样住上一年另一个季度。但我们的女儿反复得呼吸道感染，所以芭芭拉只好在11月份带她回国。我也缩短了日程，没住满一年。
然而，我那一年过得是真正的田野工作者的日子。我们从村里的集市上买粮买菜，再拿到家里有临时厨房做熟。晚上，我们跟村里的邻居们一块消磨时光。芭芭拉在时，她还在当地的井边洗衣服。开始时，我有个当地助手做翻译，把我的普通话译成村民们讲的台湾话。但一个月下来，他就不干了。从那儿以后，就由我自己做访谈。随着时光流逝，我越来越多地使用台湾话。直到2月份一个又黑又湿的晚上，我写完当天的笔记后照例到村里去转转，看都有谁在外面干些什么。那次我漫不经心地走进邻居家（那年头儿进人家不用敲门），坐在一群中老年男人堆里。他们正在闲聊村里的事情，于是我就加入进去。几分钟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已能完全听懂他们说的话，尽管他们用的是台湾土语，谈论的是当地的事儿，有些还是两三代人以前的事。我的语言已经达到了田野工作的境界，尽管此后再也没能把它改进到能听懂当地节期所演的台湾皮影戏里所有双关语和传统暗语的地步。我的诺苏话从来没有达到这个水准，也许这辈子难以做到了。
从那晚上开始，我成了“真正的”人类学家。像许多对中国感兴趣的人类学家一样，我在台湾做博士田野工作不是因为对台湾有兴趣（那是后来的事情），而是因为去不了中国大陆。1980年代早期美国人类学家总算能进入中国开始实地研究时，我又因为纯粹个人原因而错过了马舍事件之前（Pre-Mosher）的第一波实地研究浪潮(PotterandPotter1990;Siu1989;Wolf1985).当时芭芭拉在医学院，后来又成了住院医生，孩子们也半大不小的，所以我根本没想长期离家。我在整个1980年代都暗自保持着到中国做田野工作的兴趣，但当然不是到少数民族地区，更谈不上民族认同这个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