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罗婺就是今天的武定，根据最早在武定成书的全面记述武定风物历史的史志《武定府志》、《武定直隶州志》和其他历史书籍可知，武定在历史上最早被称为“梁州外境”、“髳濮初地”或“百濮之国”等。
据查，“梁州”为中华大地上远古时代的“九州岛方圆”之一大州，《尚书·禹贡》上说：九州岛来源于大禹治水的传说，是大禹把中华大地划分成为冀州、青州、豫州、扬州、徐州、梁州、雍州、兖州、荆州等九大州，也称“九州岛”，是泛指多广之意，而不是具体的指有九个州。不过，相对来说，各大州又都有一定的方圆位置。梁州根据查阅史书可知有多处，而对西南来讲具体指的是蜀之南、黔之西、永昌（今天的保山）之东的广大地区。由于古代历史上人们对地理位置的理解不是那么准确，因此，错误地将武定的地理位置理解为在梁州之外的地方，其实，武定是在梁州境内，最早的武定就有“梁州外境”之称。同时，也有的历史书籍又称武定最古老时为“古荒服国”，意思是人类居住生活并开垦最少的地方。可见，古代人们对武定知之甚少，甚至认为是人类居住生活处所之外的地方。
“髳濮初地”即髳部落人民和濮部落人民最早居住的地方。根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殷商末年，商朝连年征伐东夷，消耗了很多自身的力量，引起了很多外服方国的不满。西方的周人趁机而起，联合“亿兆夷人”，出师伐商。《尚书·牧誓》说，这次战争，参加的西南部落民族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个部族，其中，史书所提到的“髳”、“濮”等部落就与最早居住生活在武定的民族有关。史书《孔安国传》上说：“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髳微在巴蜀。”
根据有关古代历史和众多的古籍记载，“髳”为“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名，分布在今川南、滇北一带”；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也说：髳为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名，分布跨川南、滇北，周及以后在这里设郡县进行统治，唐代没髳州。有的专家称“髳”是古代曾经居住生活在今天牟定县境内的民族。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上则说：“髳周朝国名，在今山西南部。”也有的说：髳人原住陕川一带，岷江流域，羌族的南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断定，秦以前的武定，“髳”部落民族的人民，曾经长期在这里生产生活，是武定最早的居民之一。
根据文献记载，“濮”为古代曾经生活在川南和滇池以北广大地区的部族，并在其居住过的地方遗留下了悬棺和大石板墓，即史书上的濮人冢。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把西南夷分为两大类：一是夜郎（濮）和靡莫人，他们“皆魋（椎）结，耕田，有邑聚”，也就是“椎髻邑聚”类；二是崖人和昆人，他们“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魋，也就是“编发迁徙类”。夜郎濮和靡莫人就跟最早在武定居住生活的人们有关。《华阳国志·蜀志》载：“会无县（今四川省会理县）路通宁州。渡泸（金沙江）得堂狼县（今天的会泽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濮人冢就是今天分布在这一区域内的大石板墓即石棺墓。
可见，梁州外境、髳濮初地、百濮之国等说的就是武定最早是“髳”、“濮”等古代部落民族居住、生活的地方，或者是说“髳”、“濮”等部落最先来到这里居住、生活。
据史籍可知，秦代以前，武定地区的罗婺先民就已经与巴（今四川省东部和重庆市）和蜀（今四川省西部）以及中原民族有联系。春秋战国时期，蜀国曾经扩张到云南北部的金沙江两岸，秦灭蜀以后，改蜀国为蜀郡，公元前285年，“蜀守张若取笮及其江南地焉”，说的就是张若占领了金沙江以北的西昌等地以后，还渡过金沙江夺取了金沙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同时，地处中原以南广阔地区的楚国也不甘落后，他们积极向西扩张，派将军庄蹻西上，庄蹻一路征战，在到达滇池以后，“变服，从其俗”而融合到当地的土著居民中，并对周围包括武定地区在内的地方进行开拓，其中，其将领小卜将军战死且安葬在今天的楚雄州牟定县境内。这样，我们可以得知，在秦以前，巴国、蜀国和楚国就已经将其势力辐射到了武定南北等广大地区。
到了汉代，西汉王朝就更加明确地在武定设置行政区域了。公元前130年，汉武帝派中郎将司马相如出使西夷，司马相如不辱使命，“招降邛、笮、冉拢、斯榆诸部落”（均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北部的金沙江两岸边沿地区），于其地设十余县，派遣都慰进行统治，还修筑了一条从蜀地成都经过西昌通往益州郡（治所在今天的昆明晋宁）的西夷道；它与东边的从宜宾到建宁郡（今天的曲靖）的东夷道并存，成为当时中央王朝经营西南的重要通道。西夷道也叫灵关道，东夷道也叫五尺道。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再派军队南下攻破南越（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地方割据政权）之后，挥师西北而上，以兵威设置牂牁郡（今天的贵州西部地区），并乘机前进，杀邛君、灭笮侯，征服了邛都和笮都，设置越嶲郡（今天的四川凉山和云南北部的永仁、元谋、武定一带）。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继续征发巴蜀地区的军队，征服了居住在云南北部广大地区和东北部的劳浸、靡莫等部落，使得当时云南最强盛的滇国深感大兵临境，滇王常羌只得审时度势，接受汉朝使者王然于的“微言劝告”，归服汉朝，并在其领地上设置了益州郡，管辖云南中部大部分地区，汉武帝赐给其一枚“滇王之印”，史书上称之为“复长其民”。
这样，从公元前135年到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先后在云南中北部、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一带地区设置了四个郡，它们分别是犍为郡、越嶲郡、牂牁郡和益州郡。当时，武定的西北部分属越嶲郡的三降县（今天的元谋武定北部至四川会理县南部，县址在今天的元谋县姜驿乡），东南部则属于益州郡的秦藏县（今天的禄丰县、富民县和武定县的结合部一带，县址在今天的禄丰县罗次。古书也记载古代的罗次坝子叫做秦臧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武定仍然分属三降县和秦藏县，不过，此时的益州郡已改为建宁郡，郡治也从原益州郡的滇池县（今晋宁县）迁到了味县（今曲靖市麒麟区），后来又称为晋宁郡。再后来，由于战争连年，又相继设、改、并等，还被称为宁州、益州等。东晋永昌元年至咸和七年（322年至332年），东晋王朝专门对宁州（今天的曲靖市）辖境内的武定一带设置过建都郡，不过时间不长。进入南北朝以后，武定仍然分属建宁郡。
隋唐时期，宁州先后被改称为南宁州总管府、南宁州都督府，也有的史书写成郎州都督府，而罗婺地区（武定）则为都督府下的求州（有的专家认为应该是丘州）。同时，也在这一时期，由于滇西“乌蛮”中的“六诏”之一南诏迅速崛起，吞并其他诏，建立南诏国，后来又建大理国。还在公元764年，南诏王阁罗凤命其长子凤伽异为二诏（即副国王），并在滇池畔筑拓东城。在筑城过程中，南诏国下令将滇中地区的大量“西爨白蛮”迁移到了滇西的永昌地区（今天的保山地区），而把滇东地区的“东爨乌蛮”和滇西的部分“乌蛮”充实到滇中地区，这样包括罗婺在内的滇中广大地区的乌蛮人口大量增加，从而使以武定大黑山和禄劝云龙为中心的罗婺部迅速崛起，逐渐强大，并隶属南诏国下的拓东（今天的昆明）节度管辖，拓东节度后改为鄯阐府。
到了宋代，居住在武定的罗婺部十分强大，不仅自己不再受到周围部落的侵犯，而且还在协助段思平西进灭大义宁国，为建立大理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部落酋长阿而得到大理国的授封，为罗婺部长，并成为仅次于云南当时最大的大理段氏政权的又一个地方政权，史书上称之为“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和“群酋会集之所”。
元朝初年，元军在云南设置万户府和千户、百户所等，并在禄劝县云龙设置罗婺万户府，不久，又取消万户、千户、百户等组织结构，在滇中、滇东、滇东北等地区设置南路、北路、中路等三大行政区划，北路总管府府治就在今天的武定县狮山镇旧城村。当时的北路总管府除了统辖自己的罗婺部外，还管辖着仁德部（今天的寻甸县）、畔部（今天的东川、会泽、巧家等地）和于矢部（今天的贵州省的盘县、普安一带）的一切行政事务。五年后即1276年，朝廷又把仁、畔和于矢三个部分出去，另立路府，北路军民总管府也改为武定路，直属云南行中书省。《元史·地理志》武定路说“至元十一年，割出二部，改本路（北路）为武定路”，下辖和曲、禄劝二州和南甸、元谋、易龙、石旧四个县。
明代，改武定路为武定军民府，属云南布政司，武定军民府所属部分县被相继取消，到明末时，军民府只管辖和曲、禄劝二州和元谋县。
清初，仍设武定军民府，属云南布政司，继续领和曲、禄劝二州和元谋县。乾隆三十年（1765年）裁武定军民府为武定府，三十五年（1770年），又裁和曲州和禄劝州，并降武定府为武定直隶州，直管原和曲州之地，领禄劝、元谋二县；民国二年（1913年），武定直隶州也改为武定县，只辖十九个乡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于1950年设武定专区，辖武定、禄劝、元谋、富民、安宁、罗次等六个县，1953年和楚雄专区合并，武定为县，隶属楚雄州。
因此，武定在秦以前为滇国地，居民主要是髳、濮等部落民族；汉代属益州郡的秦藏县和越嶲郡的三降县，居民由髳、濮逐渐演变为夷、僰、叟等；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为建都郡，居民已由原来的夷、叟发展演变而成为东爨乌蛮了；隋唐和两宋为罗婺部，此时，居住在武定地区的东爨乌蛮便是罗婺民族了；元初置罗婺万户府和北路总管府，后改为武定路，居民主要也是罗婺民族（今天的彝族），并且在整个元代到明初，罗婺部备受朝廷恩宠，土官、知府等均由罗婺部长嫡系凤氏世袭；明清，为武定军民府和武定府、武定直隶州、武定县等，居民随着元末明初大量卫所及军屯、民屯和商屯的普遍增加，在知府下增设流官同知，管理军队和汉民族事务。到了明中叶，特别是隆庆元年（1567年）以后，在武定掀起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运动，从此，知府也由外地流官担任了，大量汉人相继涌入，不仅加强了武定坝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建设，还促成了慕连（万德）、环州两大彝族土司片区的开发与建设，大量彝民也迁入其境，继续传播延续着千百年来在武定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罗婺文化。当时，在今天元谋县的羊街、花同一带（当时属于武定县管辖）还居住着另一个大土司，即勒品李土司。从而，武定地区形成了以汉族居民为主的近城（狮山）、高桥、插甸、鸡街（禄金）、九厂（狮山）等五境和以彝族居民为主的慕连、环州、勒品等三乡，历史上称为“五境三乡”。这就是武定的历史。
省会之藩篱滇西之右臂——滇北重镇武定
武定，滇中高原北部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镇。
武定，古代中原王朝和商家入滇的必经之地，历朝历代被喻为“滇之北藩，通巴蜀而控东川”和“省会之藩篱，滇西之右臂”等。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他的《滇游日记》中记述道：进入武定地界“有佛宇三楹，木坊跨道，曰‘滇西锁钥’，乃武定所建，以为入境之防者”。历史地理学家则称之为“滇北重镇”。
根据考古资料和历朝历代的史书可知，远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武定地区就已经有人类在这里居住和生活。秦及以前，分为多个小部落自由独立活动，汉代分属三降县（县址在今天的元谋县姜驿）和秦藏县（县址在今天的禄丰县罗次），三国时曾置建都郡（郡址不详），以后就是强大的罗婺部落了，被史书称为“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和“群酋会集（聚）之所”，当时是仅次于大理段氏政权的云南地方第二大政权，部落住址在今天的禄劝县云龙。
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开始在今天的武定县狮山镇旧城村设置北路土官总管府，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称武定路，“武定”之名首次出现；以后的历朝历代相继在此置路、府、州、县等。武定作为县名是从民国二年（1913年）开始，并沿用到今天。其间，在武定解放之初，曾设武定专区，后合并楚雄专区，武定为县。
武定成为滇北重镇，当从元代开始。这之前，武定作为西蜀入滇的途经之地，仅仅只是“滇北门户”。元初，随着云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的东移（由原来的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转为以滇池为中心的昆明），西蜀入滇的灵关道（也叫西夷道）也由原来的从金沙江边拉鲊渡口渡江过永仁、大姚、姚安到大理转为从龙街渡口渡江过元谋、武定、富民到昆明。《经世大典》载：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辟昆明经富民、武定至四川成都之驿道。方国瑜先生按“此为川滇交通之重要路线”。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地当要冲的武定的位置越来越显得重要，成了中原王朝和客商入滇的必经之路，朝廷也在武定设置政权，派重兵把守。当时，元王朝在原三十七部地区设置了南、北、中三大路即三大行政区域，北路总管府就设在武定，管辖滇北及其滇东北广大地区。作为当时比较重要的主要交通工具马和马站，武定路竟占了整个云南的五分之一还多，史书《经世大典·站赤篇》称“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所辖站赤七十八处，马站七十四处，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而“武定路马站十处，马五百匹”，说明武定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十分重要。
元中叶及以后，朝廷一直在武定设置军民府，直属云南行中书省，下辖两州四县，府城一直设在今天的狮山镇旧城村，现在还有约一公里长的老城墙依稀可见。到了明朝隆庆四年（1571年），首任武定流官知府刘宗寅因为就任伊始，凡事不顺，境内战事连年云起，凤氏土官余势时常作乱，认为是府城坐向不好，决意迁城。随后就报请云南巡抚吕光洵奏请朝廷同意，花掉官银一万两千余两，将府治和州治分别从五凤山西麓的旧城和九厂的旧州迁移到狮子山脚下，依山势坐西向东，建成有东南西北四道城门的雄伟坚固的武定石城，并从此使武定成为滇北重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根据史料记载，武定石城外围长七百九十丈零八尺，每道城门都修有城楼，并命名有名字，东叫迎羲门，南叫阜民门，西叫靖远门，北叫德润门，城内官修铺子十间，水井五口以及整套府治等。明崇祯元年（1628年），又分别在四道城门上各加一层城楼，清康熙二十七年（1689年），知府王清贤不仅修筑倒塌的城墙，又在四个城门楼上镶上有字石匾，分别改名为：东叫迎恩门，西叫文明门，南叫德化门，北叫抚彝门。以后的历任官府都对城门或多或少进行过修缮；雍正七年（1729年）府城被水冲毁百余丈，不久修复；咸丰八年（1858年）和同治七年（1868年），多次因战事又毁城百余丈，一直到光绪以后，才又陆续稍加维修，但因为时局动荡，无力彻底修葺。解放初期，我们所见到的城门、街道、大照壁以及各种寺庙、桥梁等建筑，都是明清两代相继修建的。
武定成为滇北重镇不仅仅反映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文化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根据《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卷十三说，杨兴贤“官武定儒学教授”，说明当时已经设官教学，传播儒学思想，并在彝族中选拔“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到了明中叶的凤英时期，官府还专门建立就学宫，号召广大彝民“延师教学，习读经书”，从而使广大彝民“习汉字者亦多”，大力传播儒家思想文化和先进的劳动生产技术，并在禄劝掌鸠河畔用彝汉两种文字篆刻了“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凤氏世袭脚色”（即镌字岩石刻）。就学宫的创立和镌字岩的篆刻，开创了罗婺文化教育与儒家思想同时传播的先河。
到了后来，为了让彝汉民众学习文字，识读经书，明隆庆年间，巡抚陈大宾在府治之东创立儒学宫；万历年间，知府刘懋武在城南创建了文峰书院，不久，又在关帝庙（今天的县机关幼儿园内）左侧建武阳书院，广收学徒传授知识文化。乾隆四年（1740年），知府朱源纪在府治的东北面原就学宫旧址，创建了狮山书院。并相继在城东门内外、北街、冷村以及永保寨的燃灯寺、九厂的永丰庵、大麦地的洪恩寺、中所的三元庙、插甸的文昌宫、江边的巡检署、慕连的万德村等地方建立义馆十六个，大兴办学之风，大力传播文化知识，并培养出了武定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根据不完全统计，自明朝永乐九年（1411年），云南始开乡试，到清末，武定人先后有进士六名，举人三十三名，副榜六名，拔贡三十名，恩岁贡七名的辉煌成绩，这些都是当时书院、义馆以及私塾等教育的结果。
此外，庙宇、桥梁等历史遗迹也是滇北重镇辉煌无比的历史文化见证。根据考证，在狭小的武定古城，元、明、清三朝，先后建造有各种寺庙十多座。
它们是：城东边的建造年代不详的大佛寺，位于旧城村背后，现为武定化肥厂；大佛寺前建造年代不详的魁阁，位于旧城村村口；城东门外是建造年代不详的文昌宫，宫前还有魁星阁，位于北街转角处，现为近城小学；城南边晚清时建造的关帝庙，也叫川祖宫，位于南街南段，现为县机关幼儿园；建造年代不详的肖公庙，也叫江西庙，位于关帝庙隔壁，现为食品公司；建造年代不详的三皇宫，位于南街尽头，现为民房；再往前有龙王庙（现在的龙王井）；建造年代不详的真武公园，位于玄真山顶，现为编织袋厂；城西边的狮子山东麓，于元延祐年间建造的正续禅寺，现为狮子山旅游景区；狮子山半山腰建造年代不详的圆觉庵和圆觉庵后绝壁之顶的中峰庵，现已废弃；城西门外于明隆庆年间建造的文庙，现在为武定第一中学；西门外往北有建造年代不详的圆通寺，现为居民区；西南边复兴门外，有建造年代不详的武庙，现为县人民医院；武庙右侧，有建造于明嘉靖年间的玉皇阁，现为粮食局职工宿舍；玉皇阁前，有建造于清康熙年间的城隍庙，现为工商局职工宿舍；城北边的青龙山上，于明成化年间建造的东岳庙，现为东岳公园；建造年代不详的五帝庙，位于北街尽头，现为民房；城北大西村，还建造有清真寺。
桥梁主要有：
振兴桥：民国十二年（1923年）建造，三孔，位于北街外水城边的乌龙河上，原来是大西村到县城的必经之地；
五孔桥：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建造，位于白邑村边的菜园河上；
通远桥：也叫三孔桥，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建造，位于旧城村口的菜园河上；
凌云桥：也叫癞龙桥，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建造，位于原来的北街口到旧城村中间的乌龙河上。
五孔桥、通远桥、凌云桥均为过去武定到禄劝的必经之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城西门外往南到武庙门口之间，还要跨复兴桥，过复兴门，桥和门都是清代建造的。“复兴桥”和“复兴门”六个大字均为我省著名状元袁嘉谷亲笔题写。武庙门外，还建有石牌坊一座，旁边立一石碑，上书“文武官员，到此下马”八个大字。再往里就是武庙的忠义楼，此楼用条石砌成，下有三孔，楼上塑刘、关、张像，被武定老百姓称为“一步两眼井，无水三孔桥”。
还有矗立在城东白塔山上的离县城约四五里的白塔也为明代时期所建，虽然具体的建造年代不详，但是，我们可以从塔顶四周上的有字匾额和白塔本身的名字看出其文化底蕴。白塔又叫文笔塔，为抚正压邪而建造，是一种风水塔，也叫镇风塔；其塔顶东南西北四面分别镶有四块有字石碑，即“雁塔题名”、“玉笋立霄”、“鼎新革故”、“文运天开”，从而可知建塔者的初衷。
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元明清时期武定商贾云集、人员众多、经济繁荣、区位重要。
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也为滇北重镇武定留下了众多不朽的杰作。城西的狮子山被喻为“西南第一山”和“佛教八小名山”，狮子山风景名胜区被认定为国家四A级风景名胜区，山上的“正续禅寺”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西北十公里的三台山顶，为明朝中叶“改土归流”时统治武定达六百年并号称“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的凤氏土官所建造的凤家城，山上的“石大人”石刻为南诏佛教文化遗物，同样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东五公里的白塔山顶建造有正方形的密檐式实心砖石塔，该塔又称文笔塔，被武定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四周远近不等，甚至在城中出土了大量的“三叶虫化石”、“武定鱼化石”和“恐龙化石”，它们又都是最早的节肢动物、最早的脊椎动物（确切地说是脊椎动物的祖先）和最早的蜥脚类恐龙，其科研、科普和观赏价值极高。
滇北重镇武定城，自从迁到狮子山脚下开始，到今天已经经历了四百二十七个春秋，世间沧桑已经给这座老城留下了自然的和人为的众多内涵丰富、价值连城的遗迹。不过，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她迎来了自己生命史上最辉煌的年华。如今，道路通途，南客北往，街巷宽敞，广厦林立，工厂、民宅拔地而起，欣欣向荣，镇兴民富的新城，正崛起于罗婺故土上，她必将焕发出其瞩目的光辉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