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彝文典籍记载和专家学者的分析，六祖分支后，彝祖阿普笃慕后代武、乍两支居云南，进入今云南武定、禄丰、寻甸一带，两支部落相安无事百年。后因居住临近，生产生活摩擦不断，武、乍两支逐渐出现不和，并发生械斗，结果“乍”支获胜，留居原地。今武定一带尚有许多彝族自称“乍颇”(意为“乍”氏族的人)；“武”支败后，继续向西南迁徒，其后代为“蒙舍细奴罗”（“蒙舍”即南诏，在今巍山县境）。今楚雄州内操中部方言的彝族与“蒙舍细奴罗”有渊源关系，如《哀牢夷雄列传》所载李文学部将罗罗濮杞彩顺、张兴葵、杞绍兴等皆有父子连名的彝文家谱，将苎祖先追溯到细奴罗或细奴罗的先辈。俚濮在为死者亡灵指路时，其《指路经》最终是指到“蒙舍”地方。
武、乍两支不和，发生械斗，“武”支败后，继续向西南迁徒。迁移的“武”支各小部落经过百年不断发展，不断摩擦、融合，融入距今约2400年前，以今保山市为中心的怒江中下游区域曾崛起过的一个支系庞杂族群“哀牢夷”，“哀牢夷”是古代“西南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创立了存续数百年之久的酋邦哀牢国，在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号称东西3000里，南北4600里，国土约138万平方里，范围大半与东汉所设全国第二大郡的“永昌郡”辖地基本一致。即东起哀牢山脉，西至缅北敏金山，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北抵喜马拉雅山南麓。据《哀牢传》曰：“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据《昌宁县志》载，昌宁“县境的归属，秦代及其以前无从稽考。西汉时期，县境属益州刺史部哀牢国。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东北部属益州郡之不韦县（今保山），西南部属哀牢国（今德宏、临沧、思茅及缅甸北部一带）。至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置永昌郡，全境归永昌郡辖。”因此，昌宁彝族先民是“武”支部落向西南迁徒，逐渐融入“哀牢夷”、“昆明夷”，这与昌宁的发展和归属相符。从众多的史籍和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秦以前“西南夷”各个部落不断向各处迁移流徒，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现多次的部落与部落、部落与土著的征服、融合的过程。其间当然也包括昌宁彝族先民们。
哀牢夷自内属后，此后东汉王朝便在其区域内设置了哀牢、博南两县，这正是哀牢王柳貌当政时代。这两县与益州郡西部六县为澜沧郡，后改为永昌郡，治不韦（今保山）。这是西南历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包括昌宁彝族先民在内的广大西南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据《昌宁县志》载，“三国时期，永昌郡领嶲唐、不韦、博南、哀牢、比苏五县，县境属永昌郡之永寿（今耿马）、不韦（今保山）两县辖地。西晋元康末年(299年)，永昌郡治设于永寿，县境为永寿县辖。东晋至南朝，云南、贵州合称宁州，县境隶宁州永昌郡辖。北朝时期分属南宁州及濮部。隋代，云南设南宁州总管府，县境隶属其濮部及西爨（沧江以东）地区。唐初，改南宁州总管府为剑南道，县境隶剑南道金齿部。”
随着彝族先民“西南夷时代”结束。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五月渡沪深入不毛”南征，“师至白崖”，追击孟获。“获因南走庆甸（今凤庆县）”。诸葛亮三路征南中，南中内部混乱，越嶲(今四川西昌东)叟帅高定元部下杀雍闿，孟获代立为首领。诸葛亮以孟获在当地夷、汉人中威望甚高，乃采马谡“攻心为上”之策，定计将其生俘，纵归使更战。凡七纵七擒，孟获乃心服。据有关专家学者研究孟获为彝族先民，诸葛亮南征孟获南走庆甸（今凤庆）表明了此时彝族先民已经在凤庆，以及周边临近包括昌宁一带进行经济、政治活动。
哀牢国在置永昌郡后在诸史籍中便逐渐失去记载，尤其内属后约80年之时，古代云南的又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蒙舍诏（南昭）在今大理州巍山县崛起。胡蔚本《南诏野史》说：“汉诸葛武侯南征，至白崖，杀雍闽，擒孟获，并封白子（白崖）国国王仁果十五世孙龙佑那为酋长，赐姓张，传三十二世至张乐进求，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封为首领大将军。”之后，细奴逻父子因避仇而逃到巍山巍宝山于公元649年吞并了张乐进求的白崖国而建立起大蒙国，建都蒙舍城居之。再经过第二代王逻盛，第三代王盛逻皮努力创业，到第四代王皮逻阁时就更加强盛。在唐王朝和土蕃王朝的斗争中，南昭迅速发展并“合六诏为一”而统一区域，进而控制了“西南夷”地区，出现“南诏帝国时代”。《云南志》云：“有细奴逻者，亦哀牢之裔”，南诏国的十三代王被认为是古哀牢夷的后裔，据巍山彝族打歌调创世歌中唱道：“………老二的部落，支巴那巴族……蒙氏老九族，金环银鱼帽，我祖黄腊罗，知道认祖源，知道认父族……”歌中的蒙氏即南诏王的姓氏，腊罗为彝族，是哀牢九族之一。中古唐朝时期西南地区以南诏为当时奴隶制之国，其统治地域大致确立为北至大渡河，东至贵州部分地区和广西交界之地，南至中越边界地区，西至保山地区。从以上表述不难看出，“南诏帝国时代”是彝族先民得以大发展的年代。我们可以相象，离南昭故都巍山百余里，并相临的昌宁彝族“腊罗巴”聚居地今珠街、耈街，从南昭版图和地域看，昌宁彝族“腊罗巴”的先民当时就应得到发展。同时，据《昌宁县志》载：“唐南诏时，属永昌节度唐封川（今凤庆）辖地。南诏灭亡后，隶大长和国，仍属永昌节度。五代十国时，属大理国之永昌府辖地。”以及称县境内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和陶片，以及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青铜器，表明昌宁县两千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昌宁彝族“腊罗巴”的先民在《顺宁府志》中称“黑倮倮”，认为在元代以前是土著民族，一部分于明清从楚雄、蒙化（今巍山）、永平迁入。《蒙化县志稿》云：“倮倮有二种，一种即古之罗罗摩，为哀牢九族之一，唐南诏细奴逻之后......”。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断言，在唐以前昌宁彝族“腊罗巴”聚居地今珠街、耈街就有彝族土著先民居住，经过多次融合，在南诏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甚至昌宁珠街彝族中黑惠江以东紧临巍山五印乡、龙街乡、牛街乡的金宝村、黑码村、子堂村（撒拉皮、打比码、阿哩莫佐三个村民小组）、比此村部分村民小组，应该为南诏时期的中心地区。南诏时期昌宁彝族“腊罗巴”聚居地今珠街、耈街的彝族应为南诏强盛时期南昭蒙姓王公贵族成员的统治区域。南昭灭亡后，就与内地隔绝了联系，一些落难的蒙姓家庭成员，也以找亲友的方式来到这些地区，融入了当地。由于据樊绰《蛮书》记载：“人死火焚，而承以金瓶。”明代以前，昌宁彝族“腊罗巴”地区的先祖大部分都实行火葬，明代以后才改为土葬。昌宁彝族“腊罗巴”墓碑记录一般为明、清时期及以后的情况，因此与实际有出入。当然大理国前期，昌宁彝族“腊罗巴”聚居地属永昌节度，为蒲蛮孟柞地，宋时该地辖为永昌府，元时属顺宁府庆甸县（今凤庆）辖，明时属顺宁府辖，清时属顺宁县辖，民国元年（1912年）属顺宁县龙马乡、光音乡。
目前，昌宁县有彝族人口两万多人，占全县人口的6%左右，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近60%。据《昌宁县民族志》载：县境内彝族有四个支系，“腊罗巴（拔）”、“土俚巴（拔）”、“香堂”、“俐侎人”，历史源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节日和禁忌大致相同，但也各有区别。昌宁县彝族“俐侎人”支系仅有四、五户人家，是解放前夕从凤庆县境迁至更戛打瓦居住的。昌宁县彝族“香堂”支系主要在卡斯、柯街等地，人数为千于人。据《昌宁县民族志》载，“香堂支系的彝民，一部分是1856年彝族农民领袖李文学领导的哀牢山各民族起义军失败后，分散各地，有迁入昌宁县境内的。也还有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有不少彝民，在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清政府剿捕分流各地，有入县境居住的。据卡斯安姓家谱记载，还有一部分是随明将沐英从江西入云南，后镇守大理、永昌，有军士、屯民和本地土著民族香堂人通婚，在永昌府内繁衍生息数代，1956年开发枯柯坝时才移民来昌宁县境居住的。这部分彝族仍是土著民族后裔，是历史悠久的彝民，只是入县境只有40多年历史而已。”本书主要讲述昌宁彝族“腊罗巴”的民俗，对昌宁彝族“香堂”、“俐侎人”两个支系不在赘言。
关于彝族的分支，六祖分支后，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比较多的彝族支系。据《彝族简史》载，彝族自称有35种，他称有44种。以“诺苏泼”、“纳苏颇”、“聂苏颇”（尼苏泼）、“尼颇”、“撒尼颇”作为自称的彝族占川、黔、滇、桂四省区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些自称都属于分布在东部方言区、北部方言区、南部方言区和东南部方言区；自称“倮颇”、“罗罗”、“纳罗”、“腊罗”、“鲁泼”的彝族都属于彝语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区，人口占彝族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自称为“倮颇”的，都属于倮、黎、栗、勒、俚同音异写，彝语的意为野外、山上，即居住于山上的民族，其语言和习俗都与自称“倮倮泼（巴）”的较为接近。彝族自称虽然繁杂，但归结起来就是一统三大的自称体系：一统，即“尼”是彝族最早的统一自称；三大自称体系，即尼泼（巴）自称体系、倮（罗）泼（巴）自称体系、俚泼（巴）自称体系。这三大自称体系是通过彝族最早的统一自称“尼”演变并衍生为繁杂的彝族自称体系的。
虽然，昌宁县彝族除“香堂”、“俐侎人”外，还有“腊罗巴（拔）”和“土俚巴（拔）”之分，但从历史源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节日和禁忌来看大致相同，进一步分析昌宁彝族“腊罗巴”聚居地今珠街、耈街的居民，“腊罗巴（拔）”和“土俚巴（拔）”应该为同一支系。据《巍山彝族简史》称，明、清时期，在各类史籍或文献中记载，概称彝族先民为“罗罗”，自称有“腊罗巴（拔）”、“腊罗”，而汉族民间对蒙化彝族的称呼有“土家”、 “土俚”、“土俚巴（拔）”等。同时，解放初期至六、七十年代，国家把昌宁彝族都统计为“土族”。因此，昌宁彝族“腊罗巴”聚居地今珠街、耈街的彝族居民无论自称“腊罗巴（拔）”、“土俚巴（拔）”应该视为一个支系的不同称呼。本书就姑且将其统一称为昌宁彝族“腊罗巴”。
昌宁彝族“腊罗巴”主要聚居地在今珠街、耈街，在耈街的彝族主要分布在栗木村、阿水村、打平村、土皮村四个村，人数近四千人，主要姓氏为左、谢、马、茶、郭、曾、杨、管、普等，有昌宁彝族“腊罗巴”的习俗，彝语、汉语共用，但少有人说彝话。珠街的彝族“腊罗巴”在其10个村委会均有大面积分布，该乡总人口16000人左右，而彝族“腊罗巴”有14000人，黑惠江以东紧临巍山五印乡、龙街乡、牛街乡的金宝村、黑码村、子堂村（撒拉皮、打比码、阿哩莫佐三个村民小组）、比此村部分村民小组，现在交流大部分以彝语为主，而其余黑惠江以西的彝族“腊罗巴” 彝语、汉语共用，以汉语为主。彝俗大体相同，主要姓氏为左、茶、李、殷、郭、阿、罗、吴、张、段等。也许你会问：“既然昌宁珠街、耈街的彝族“腊罗巴”为南昭蒙化彝族后裔，那么怎么没有蒙姓存在？”据《巍山彝族简史》、《巍山彝学研究》（第五集）载，郑买嗣在窃取南昭王位后，先在五华楼残酷杀害蒙氏王族800于人。随后又下诏全力抓捕蒙氏后人，蒙氏后人为逃避追杀，纷纷逃离家园，隐姓埋名。除“左”姓外，还有“茶”、“罗”、“闭（毕）”、“字”、“阿”等，为铭记蒙姓氏族，幸存者相互商议，有的改“茶”铭记蒙氏“草头”，有的改“字”铭记蒙氏“宝盖”等。当然据《昌宁民族志》载，珠街乡羊街村、从岗村一带“段”姓，据古墓碑和口头相传，为大理国段氏后裔，忽必烈征服大理后沿黑惠江向上逃到今珠街，后和当地蒙化彝族交融形成。珠街乡子堂村的“殷”姓，也有这样的口头流传和古墓碑记录，为防止遭受迫害，“段”改“殷”，后和当地蒙化彝族交融形成。
总之民族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地域、语言、文化和经济联系的共同体，也是一个历史上由种种不同的氏族、部落融合起来的共同体。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些共同体通过不断迁移、融合，形成了今日的民族。因此，通过分析云南境内众多的人类活动信息和昌宁、巍山出土的文物，古遗址分析以及众多的专家学者的历史调查。结果表明：昌宁彝族“腊罗巴”是在“土著”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基础上，融合了众多迁移流动的部落、族群，在历史的融合与被融合、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昌宁彝族“腊罗巴”族源应为：“土著人”——昆明夷、哀牢夷——乌蛮——罗罗——腊罗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