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乌撒名称的由来
乌撒，是宋末元初以后对今以威宁为中心，包括威宁、赫章全境，毕节市七星关区、纳雍县的部分地区、六盘水市钟山区、水城县的部分地区及云南省宣威市与威宁县的毗邻部分的汉语称谓。此后的汉史志文献均以“乌撒”之名记载这一区域的历史。
乌撒故地，远古时期为古滇国东北域，夏为古僰侯国东北鄙，殷周时为古莽国东北隅，继为古昆明国属地，春秋时为古蜀国南邻之莫国，战国至秦汉为古夜郎国中心区域，之后属汉阳县，继后为犍为郡之存鄢、汉阳二县，蜀汉时属朱提郡，梁陈时为南宁州毗邻，隋朝为爨氏所据，唐代先后属昆明国、南诏国（上述古滇国、古僰侯国、古昆明国、古蜀国、夜郎国及南诏国，均为彝族先民所建的古君长部落）和宝州，五代十国无更迭，宋代置羁縻州乌撒部，元朝置乌撒路、乌撒乌蒙宣慰司、乌撒土知府、乌撒军民府，正式被朝廷封为土司。乌撒地处川滇黔毗邻交界，先后隶属云南行省、四川行省和贵州行省。
“乌撒”之名，最早见之于汉史志书籍为《元罗地理志》，“乌撒者，蛮名也，旧名‘巴凡兀姑’，今曰‘巴的甸’，所辖乌撒乌蒙等六部，后乌蛮之裔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至元十年始附，十三年立乌撒路”。此后，《元史》、《明史》、《明实录》、《清史稿》、《云南志》、《贵州通志》、《大定府志》等史志文献皆对乌撒作了记载，内容大致相同，而记述较为详细的为《大定府志》，“乌撒者，暴蛮主部之人名。亦谓‘乌些’，亦谓‘五所’，亦谓‘五术’，亦谓‘物叔’”。这里的‘五所’、‘五术’、‘物叔’，是彝语“俄索”的音译，俄索是彝族人文始祖之一的笃慕第五子慕齐齐的第二十四世孙。“麦则有子二，长仍守濮；少即物叔也。物叔雄伟，有才略，遂北弃阿芋部，进至鲁旺城。鲁望者，昆明王所居。盖祝明长子楛之胄，所谓乌君者也。东爨盖氏之亡也，乌君自立为王，谓之鲁王。盖本其姓，以为称。西南人称王为望，中国呼之为鲁旺。已而内附，置为宝州，夷语讹‘宝’为‘巴’，讹‘州’为‘的’，讹‘都门’为‘兀姑’，故谓鲁旺为‘巴的兀姑’。是时，巴的兀姑之部长为他蛮所逼，而南徙于存氵内之东。其地空虚，故物叔据之也。即今威宁是也”。[1]物叔即俄索，其后人在此发展扩张强盛，为纪念其祖俄索（物叔）的开基之功，“固以祖名号其部，始曰乌撒部”。[2]麦则乃笃慕第五子慕克克（“六祖”之一，布部之祖）的第二十三代世孙，祝明即笃慕，濮在今云南宣威一带。以上记述，与彝文典籍的记述基本一致，乌撒为人名，即笃慕之五子慕克克的第二十四世孙，彝名俄索，汉语音译为“乌些”、“五所”、“五术”、“物叔”等。元代以后，汉文献称之为乌撒，从其祖故地云南宣威一带进据威宁，开基立业，其子孙发展强盛后，为纪念先祖俄索的开基伟业，以其名号其部为俄索部，人名演变为部族名，又引伸为地名，其部族所居之地为“俄索弭”，即俄索的地方，俄索的地盘。鼎盛时期的乌撒，包括今威宁赫章全境、毕节市七星关区、纳雍县部分地区、六盘水市水城县、钟山区盘县的部分地区及云南省宣威市的毗邻威宁地带。
二、乌撒源流
（一）溯源
“六祖分支”是中国彝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叙说中国彝族史，“六祖分支”是绕不过的话题。就是理清彝族各部族的历史，也不得不触及“六祖分支”。要对六祖布部之乌撒进行追根溯源，当然必须要从“六祖分支”说起。
时当春秋中后期，彝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笃慕（又称笃米，六祖之父、彝族人文始祖之一），在“洪水泛滥”之后幸存下来，来到今滇东北一带，通过歌场赛歌娶了三位“仙女”，生下六个儿子：慕雅苦、慕雅且、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为了生存发展，为了宏图大业，笃慕将六子分支，以滇东北为中心，往今云贵川三省的不同地方迁徙发展。开疆拓土，发展壮大，形成了彝族史上六个大部族，彝族史称武、乍、糯、恒、布、默六部，即“六祖”。慕克克乃布部之祖，在“实液中部”发展，即留居祖地，向滇东北四周的曲靖、宣威和黔西北延伸发展，俄索乃慕克克的第二十四代世孙，从濮（今宣威一带）入据今威宁一带，成为乌撒的开基者。乌撒的根自慕克克（较早可追溯到彝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文始祖希米遮），追溯其根源，首先理当上溯到慕克克到笃慕。彝人幸甚，用自己的文字，以父子连名制这个中国各民族中独有的谱牒世系，记载了宗氏脉络。从笃慕到俄索的世系，在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乌撒源流》等中均有记载，具体世系为：
笃慕——慕克克——克柏默——柏默卓——卓鲁莫——鲁莫娄——娄阿德——阿德布——布体妥——体妥糯——糯克博——克博维遮——维遮阿默——阿默鲁宏——鲁宏甫——甫喜所——喜所朵——朵默歹——默歹葛以——葛以阿局——阿局抹迭——抹迭德——德阿姆——姆默哲——默哲俄索（凡二十五代）。
再往上溯，从笃慕到远祖希米遮，共31代世系，也有记载，不再转录。需要强调的是，用父子连名制记录谱牒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少有的，彝族人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记录一个部族（家族）的谱系，而它承载的内容不仅仅是谱牒，而是这个部族的历史，甚至可以从中看出这个民族历史的源流和脉络。父子连名制的特点是，父名连在子名之前成为其姓，即父名子姓，子名前冠以父名（有两个或一个音节），世代相袭，完整地记录了这个部（家）族的发展史。其完整和准确性不容置疑。当然，父子连名制也并非尽善尽美，也有暇疵，一是只连男性不连女性，在男性中一般也只连嫡长子或成功者；所有普牒世系并非全系父子，有的是兄弟、叔伯等近支血系。二是整个谱牒全部是用彝文记录，而彝文只掌握在少数布摩手中，全用手写手抄，因而不同的布摩写下来的字形字体有差异，特别通过多人传抄时会走形，翻译成汉文时译者水平不一，同一名字译出多个同音字，因而在不同的彝文献中，同一父子连名谱中的有些名字有少数差异，甚至出入较大。乌撒的父子连名谱，在不同的彝文献中，就出现少数和部分名字的不同和差异，就是由此造成的。
（二）探流
俄索入据威宁时，先据“拨堵”，“拨堵”者，彝语音译，意为有洞山涯。今威宁县幺站镇有村名曰“抱都”，有学者认为此乃俄索入据时所据之地。其后世在此拓疆辟土，披荆斩棘，艰辛创业。从“拨都”移至“马底侯吐”（意为高原白海），现草海之滨，即威宁城，在此驻足一段时间后又迁往“哪娄”（今盐仓镇政府所在地），后期又移至今威宁县城。其政权中心在“哪娄”（盐仓）的时间最长，《大定府志》称，“自麦则至得四十二代居盐仓”。[3]也有文献记载，俄索五世孙态阿蒙时，把政治中心从巴底侯吐移至盐仓。今威宁赫章毗邻地带的彝族人称乌撒土司为“哪娄祖摩”，充分反映出乌撒土司长期在“哪娄”，即其政权中心主要是在盐仓，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俄索入据威宁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按大部分彝学专家之说，“六祖分支”的时间，为春秋末战国初，约公元前世纪前后，从笃慕到俄索为24代，按每代25年计，约600年，按此算，俄索进入威宁时间，大致在公元三世纪，即魏晋时代，俄索部在此繁衍发展绵延世系约50代，实现宏图霸业，至明末清初终。俄索后世父子连名谱如下：
麦哲俄索——俄索羿——羿孟德——格阿泰——泰阿蒙——蒙阿启——启阿哲——哲濮驽——濮驽艮——艮阿社——社阿德——德阿杓——杓阿韦——韦阿府——府阿苴——苴阿遮——阿遮阿捞——阿捞阿施——阿施毕由——毕由毕朵——毕朵笃由——笃内纳周——纳周德扑——扑阿德——阿德阿古——阿古扑格——扑格鲁赠——鲁赠举作——举作普丽——普丽哪措——哪措阿偌——阿偌蓬娄——蓬娄鲁费——鲁费诺哲——诺哲鲁桥——鲁桥毕妥——毕妥克博——克博扑谷——扑谷笃毕——笃毕鲁作——鲁作阿克——阿克诺准——诺准鲁勺——鲁勺诺举——诺举鲁宝——鲁宝鲁谷——鲁谷鲁德。（共47代，有的版本为50代。）
需要指出的是，如前所述，记载布（毕）部世系的彝文古籍较多，其中较为详细的有《彝族创世志》、《乌撒源流》、《能数恒索》、《人类史》等，但这些文献所记载的布（毕）部谱牒有所不同，所有版本的乌撒谱，皆从慕克克始，前二十四代基本相同，而第二十四代俄索的名字不尽相同。第二十代后的名字差异较大。整个普牒有的为66代，有的为71世，尚需彝学专家认真严谨论证后统一。
俄索嫡系至明末清初而亡，清初水西安坤遣走子安重圣、安重乾入据乌撒，但在不久后清康熙年间吴三桂入剿已亡。清庭在平吴三桂叛乱后，曾封安胜祖为宣慰史，不久后也亡。而安重圣、安重乾、安胜祖系水西后裔而非乌撒系。
三、重大历史事件
（一）以“俄索”命部族名之始——乌撒鼎盛时代
《大定府志·乌撒安氏本末》载：“先是，巴的之旁有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闷畔部，又有芒布部、阿晟部，皆其种族，即石门路十二州之地也。哲驽始尽降其部，因以祖名号其部，始曰乌撒部”。文中的“巴的”，即今威宁一带，阿头部在今赫章，易溪部在今威信，易娘部在今彝良，闷畔部在今会泽，芒布部在今镇雄，阿晟部在今宣威，这些部族与俄索部同种同族，就是说，在俄索入据威宁之初，四周分部着彝人的不同部族，俄索部族的生存空间较为狭小，较为弱势。为扩大生存空间，发展壮大，俄索部在拓土开疆的过程中，难免和周围的部族发生争斗。几经成败，几度沉浮，直到八代世孙的哲驽时，征服了周围这些部族，占领其地，成为一统，势力强盛，是为俄索部鼎盛时期。
为纪念缅怀先祖俄索开基奠业的功绩，哲驽时代始以“俄索”命其部族，称“俄索部”，后俄索时代开辟拓展之疆域称“俄索弭”，延袭到清代。哲驽时代，是以“俄索”之名命其部族名之始，也是乌撒的鼎盛时期。
（二）朝廷对乌撒的册封——乌撒土司始末
元朝之前，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采取羁縻政策，即不派流官统治，也没有正式设立机构，任由其部族首领统治，朝廷认可，让其“自治” 以夷制夷，自生自灭。当然，一有风吹草动，朝廷即派大军剿灭。元朝始，把少数民族纳入朝廷一统的体制进行统治，建行政区域，派流官进行管理，同时正式册封土著首领官职，实行土司制度，继续实行“以夷制夷”，只是更“名正言顺”了，而且增加了流官进行制约，这是中国土司制度之始。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元朝始，在乌撒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将其纳入中央王朝的一统天下，乌撒在“世祖至六十年（1273）始附，十三年（1276）立乌撒招府司”。[4]自此始，乌撒被中央王朝正式册封，朝廷首次把“乌撒”纳入体制内。勒余（也叫阿遮阿捞，俄索第十八代世孙），是第一个被册封的乌撒土司，之后，世代沿袭。至元十五年（1278），置乌撒军民总管府，至元二十一年（1284），改为乌撒宣抚司，至元之二十四年（1287），改为乌撒乌蒙宣抚司，管辖范围扩至现云南昭通，治所在威宁。后又改为乌撒路，专辖乌撒。勒余后元朝廷册封的乌撒土司为：
“勒卒、古袭；古卒、卜格袭；卜格卒、陂地袭；陂地卒、库袭；库一曰余。余卒、莓袭；莓卒、衤暴轮袭；衤暴轮卒、备袭；备卒、哲袭”[5]。
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元乌撒路为乌撒军民府知府，此后无更改。土司承袭情况为：
倮遮（即哲）——实卜（女）——阿能——卜穆——能得——尼禄——公普茂——陇旧——安伯（乌撒汉姓“安”之始）——安得——安泰——禄墨——安元龙——安效良——安其爵——倮耿（汉名安德）。
倮耿乏嗣，其他宗亲也无承袭。因而倮耿是乌撒的末代土司，乌撒嫡亲血脉自此中断。时当明朝末年。明亡清兴，水西安坤遣其子安重圣安重乾入据，此后吴三桂剿灭了水西、乌撒，再此后清王朝实行“改土归流”，对土司及土著进行毁灭性征剿，土司终结，乌撒王朝一去不复。
（三）乌撒响应奢节起义抗元
奢节（？—1303），又称蛇节、折节。元代亦奚不薛（水西）总管阿里（又称阿察、阿窄）之妻，阿里死后，承袭总管之职，掌管水西。元大德五年（1301），元朝廷派中书右丞刘深率兵征剿缅甸掸邦东部八百媳妇国，沿途在各地征调丁夫、马匹，掠夺钱粮。途经亦溪不薛时，令奢节捐金三千两，马三千匹，加派丁夫粮及牛羊肉畜。奢节面陈刘深，言水西贫瘠，民穷，不堪重负，请予免征。刘深不允，苦苦相逼，为维护水西各族人民利益和自己的声威，奢节被逼举起义旗，率众与元军进行抗争，在起义之初的战斗中，势如破竹，义军“围深于穷谷，首尾不能相救”[6]，大败刘深。与此同时，水东土官宋隆济率部响应奢节起义，合攻矩州（今贵阳），总兵陈虎被禽杀，知州张怀德战死。起义军控制了黔中广大地区。共同的民族感和正义感促使乌撒、乌蒙、芒布、东川等彝族首领率部响应和支持奢节，形成了以奢节为首领的民族联合抗元义军，乌撒土官普利（俄索三十世孙）于大德六年（1302）九月率部在乌撒抗击元军，民族联合义军攻州夺县，杀贪官开仓赈济，声威震西南，惊动朝廷，遂调湖广平章政事刘国杰统领湖广、四川、云南、贵州数省兵马围剿奢节起义，调陕西平章政事也速答儿配合围剿，同时又集中部分兵力镇压乌撒、乌蒙、芒布等起义队伍，以截断对水西义军的联系配合。由于实力悬殊，奢节起义队伍又失去外围帮助，兵力无援，粮草不济，奢节起义军伤亡惨重，被迫先后转战蹉泥（起义地）、郭章（黔西）、大方、毕节等地，最后退军乌撒领地墨特川（今赫章城关）。刘国杰穷追猛打，大德七年（1303），在黔特川激战中，奢节战败，英勇就义，乌撒普利等被迫“臣服”。
（四）不能忘却的女土司——实卜
在乌撒土司序列中，有三位女性曾经摄政，她们是实卜、元和、奢勿。三位中，惟实卜得朝廷“准袭”，是乌撒唯一的女土司。实卜虽然是女土司，然而巾帼不让须眉，其功绩和对后世的影响不逊于乌撒的任何一位土司，可以说远远超于他们之上。从某种程度上说，乌撒实卜，可以与水西女奢节、奢香媲美。因而，实卜，不应该被忘记。
实卜，也称奢卜，出生年月不详，为彝族“六祖”默部后裔之女，元末出嫁乌撒土司倮遮（也记作“糯哲”、“诺哲”等）。倮遮承袭土司后，因年迈体弱，其子年幼，由妻实卜摄政，倮遮死后，实卜正式袭任乌撒乌蒙宣慰使，官至云南行省右丞。明洪武十四年（1381）11月，明太祖朱元璋派傅友德为统帅，篮玉、沐英为副帅，率兵30万进军云南，征剿元残余小梁王把扎刺瓦尔弥，同时“欲剪诸蛮以近蜀道”，即征剿西南彝族土官势力。傅友德令部将胡海洋率师5万由永宁趋乌撒，自率部从曲靖到芒布（镇雄），对黔西北和滇北形成合围之势，欲以剿灭。
实卜获悉后，深知明军此举势必危及乌撒的生死存亡，也将殃及各族人民的安危，于是联络各部彝族土司，提出“以战求和”的主张，得到纠纷响应，并亲率兵马于赤水河畔，与其他部汇聚，抵御明军。彝军在与明军的战斗中，伤亡3000余人、600余匹战马，于是退守到地情熟悉地势险要的乌撒地区，在今赫章和七星关区的交界七星关，和云贵两省交界的可渡河，凭借关隘和天堑设防，继续抵御明军，与明军展开了长达半年之久的30余次战役，消耗了明军锐气，明军在粮草供给不足，地理情况不熟，又逢冬季天寒地冻的情势下，改变了“务必戮其渠魁，使之畏惧，搜其余党，绝其根株，使被智劳力屈以杀戮”政策，对实卜进行“招抚”。实卜变被动为主动，与明将谈判议和，实现了其“以战求和”的目的。
实卜和水西民族英雄奢香同样生长在元末明初，同样任职于明洪武年间，同样遭遇夫死子幼，以柔弱之驱担负起本部族的历史重任，同样在担负起部族的重任后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只是两人选择处理和化解危机的策略和方法有所不同，但最后都达到了维护一统促进部族发展的目的。在化解了危机后，实卜同样赴京面觐朝贡，而且是连续两次赴京，所率人员最多一次达771人，人数比奢香进京人数还庞大，获得朝廷的认可。而长期以来，因为水西的煌赫和奢香耀眼的光环使实卜黯淡无光，甚至是被人们遗忘。其实，实卜的敏锐，实卜的果敢和刚柔相济的人格魅力，实卜对乌撒乃至是为民族作出的贡献，是值得纪念和缅怀的，是应该铭记而不能忘却的。
（五）禄（陇）旧修通七星关经乌撒至云南的驿道
禄旧，又作陇旧，彝谱为毕姆克博，明代乌撒第七任知府，任职于明正统年间。在此之前，禄旧曾于明洪武二十三年进南京学习汉文，是乌撒土司中较为熟识汉文化者，深谙儒家“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信条，视野较为开阔。其任上与明朝廷保持传统的统属关系，注重与朝廷的联系沟通，注重地方事业，修筑驿道，开通与外界交往，方便民众出行，为百姓办实事好事。明初，水西奢香开通龙场九驿至乌撒地界，禄旧“继承奢周（香）遗志，以战胜环境为己任，要把西南大道，往四方打通。要通往罗纪凯（云南）地方”。[7]组织修建从七星关接奢香九驿经今赫章境到威宁至云南界的古驿道。修建此古驿道，“拉近与史溢（中央）距离而长见识”，“开通长途驿道，也就踏上繁荣之路”，[8]促进乌撒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明正统三年（1438）九月，赫章段七星至后河工程竣工，禄旧亲临巡视验收，在野马川下金山永利河朱家大坡驿道旁岩石上，题写古驿道记功摩崖《通贵州至乌撒驿道》，摩崖版面高90厘米，宽140厘米，彝汉文合壁，竖写阴刻，左边彝文779字，右边汉文200余字，保留至今（摩崖原文已拓片辑入《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主要内容表达了修驿道的主旨，意义记述了该段出资工程的承担方及出资者的姓名。禄旧任上，乌撒驿道基本修通。
（六）安效良响应奢安起义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烽烟四起，全国各地纷纷掀起反明浪潮，其中起于东北的后金女真攻城掠地，对明王朝构成极大威胁，明朝廷征调全国兵力赴辽东抗女真，远在西南的各族人民也在所难免。天启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部二万余人应征前往，到重庆后不堪欺辱而率部起义，占据重庆后，攻打成都。水西宣慰使安位叔父安邦彦继之起兵支持，进围贵阳。各地彝族土司纷纷起兵响应，而乌撒土知府安效良在奢崇明反明当年，即率先起兵，攻陷毕节，杀死都司杨明廷，中军陈坤等人，又回师围攻明军于乌撒卫城（今威宁县城），克之。继而，又与赤佐营长安应龙和沾益土官补鲊攻陷云南罗平县城。天启七年（1022）四月，起义彝军重围沾益，云南参将领兵前来镇压，被彝军击败，占领沾益城。乌撒彝军与永宁、水西沾益等彝军合力，与明军在沾益激战，后因安效良猝死等而受挫。而奢安起义的主力一直与明军抗衡，到崇祯元年（1028），兵部尚书兼云、贵、川、湖广总督朱燮元率大军前来镇压，崇祯二年，由于寡不敌众，长达八年之久的奢安起义最终失败。
奢安起义，抗击了几十万明军的围剿，先后击杀四川巡抚徐可求、贵州巡抚王三善、湖广军务总理鲁钦等明朝重臣，极大地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被史学界认为是导致明王初最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客观地看，这次战争给西南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生灵涂碳，死伤无数。在乌撒，安效良在攻打乌撒卫城（今威宁县城）时，“九月，援绝、城陷。”[9]，“军民残杀殆尽。城楼、官署、学宫、祠庙、附廓尽为焚毁”[10]乌撒军“复东出，攻陷军屯，野马川被祸尤惨，其时，野马川三百户戍兵尽驱入干河桥之前山洞内，用火烧死亡”[11]。“野马川为明元军屯，洪武初年设军三百余户，至天启初年已二百余年矣，其间生聚不啻以万数计。天启二年，忽遇西夷之变，竟入洞以避。夷人攻之不克，遂以火焚之，男女万余悉毙洞中，无一生者。” [12]清初，有某官陈姓者，拾骨骸葬万人坟一塚，题一联云：“名利关头三尺土，乾坤窝里一家人。语悲戚，亦雄健”。[13]
这次战争给西南彝族土司也给予毁灭性打击，自此后，西南彝族土司，包括永宁、水西、乌撒、芒部等，可谓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导致此后的吴三桂进攻水西、乌撒时，水西、乌撒的战斗力大大减弱，形不成对吴三桂强有力的阻击，致使吴三桂没有费多大力就剿灭了水西和乌撒。
四、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
乌撒作为一个彝族的地方政权，其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在哲驽时代基本形成。哲驽为俄索的第九世孙，也称娄扑蔼，哲驽时代，不仅收复了其父奇哲所失之地，且四处用兵，占领和征服了阿头、易溪、芒布、易娘、闷畔、阿芋、乌蒙、阿晟等部，拓展扩张了地盘，以先祖俄索之名统称“俄索弭”，所部称“俄索部”，派血亲宗族为所占之地首领，乌撒部的地域格局自此基本形成，其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基本显现，经过发展，成为政权和族统权合而为一的宗法制度。从乌撒部的形成到最后消亡，宗法制度一直是在政治制度的核心，政权组织形式围绕这一核心，不断发展完善。尽管在元代以后，朝庭实行土司制度，乌撒受到正式册封，但乌撒部实行的是一套与中央王朝和封建地方政权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浓烈的宗法制度一直未变，维系千年，直至清初乌撒部的消亡。
宗法制度是由父系氏族社会演变而成的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族制系统。后发展成为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
彝族的宗法制度是以家支为基础，又以家支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政权统治制度。家支是彝族传统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彝族社会的基本组织。家支产生于父氏系族，同一男性祖先的子孙称为一家，男性祖先的儿子分别称房，各房繁衍发展的子孙称为支。家和支形成家支。到九代或十代，一般要举行分支（家）仪式，新分出来的以每一支到十代以后又进行分支。如此循环往复。每一个家支大多以家支中著名的男性祖先之名为家支名，也有以分支地点或所居之地为本家支名。家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长房为大，称之“义摩“，主持家支中的祭祀和各种重大活动。乌撒的政治制度从家支制度引伸而来。
“活动在云贵高原的，有数以万计的彝族君长政权，这些君长政权的名称是取其父子连名谱中最具影响的一代祖人的名字为号，如阿哲蔺、俄索蔺、乌蒙蔺等。‘蔺’（也作‘尼’）的彝语原始义，是祖宗的意思，政权的核心是由共祭一位祖宗的有血缘关系的人员构成[14]”。此后，这些彝族君长政权中的大部完成了由“蔺”到“勾”（也作“格”）的升格，如水西为“慕俄勾”（“慕俄格”），乌撒为“纪俄勾”等。从“蔺”到“勾”的不同是，其政权核心有部分非血缘者，如乌撒政权“纪俄勾”中吸纳了非血缘的“四大勾则”，当然核心中的核心和要害领导非其血脉宗亲不可，而且须是正宗的。
乌撒政权实行典型的政权和族权（家支）合一的宗法政权，实行君长嫡长子制，特殊情况“兄终弟及”或“夫死妻继”，特殊期过即归正。随着地盘的扩大和彝族其他部的纷繁发展，乌撒君主把其占领统治地区划分为若干“则溪”分封其嫡长子以外的宗亲为这些“则溪”之长，进行区域统治，以巩固整个“俄索弭”的统治，维系乌撒君主宗氏血脉的一统。
“则溪”，彝语“债起”的音译，“债”是黔西北彝族人家储存粮食的一种长方形储柜，汉语称“垛柜”，一些农户至今还沿用。“起”脚、脚下之意。“债起”，始指黔西北彝族祖摩（君长）的粮仓所在地，后发展演变为祖摩属下的行政军事合一的政权组织机构。其职责为署理所辖区域的军务、民事、赋税等。乌撒的则溪制度形成于哲驽时代，也即“俄索部”的形成和鼎盛时期，此时的乌撒部以所拓展扩张的地盘为基础，把其划分为九大则溪，巩固和强化其正统地位。九大则溪为：“莫则洛哪则溪，俄补迭吐则溪、德仲芍嘎则溪、六曲博果则溪、女武益恒则溪、耐恩妥朵则溪、辞吐朵甸则溪、女武益恒则溪、笃洪哪娄则溪”。土司制度兴起后，则溪制度统称为“土目分治”，原则溪的首领与朝庭所派统官对称为“土目”，彝语称“速博翁”。各土目又以嫡长子承继父业，其“庶子”再分地立“目”，如此越分越多，众多“土目”便由此而生。致使土归流时，乌撒部由“八大土目”愆生出二十四属目、三十一目，及后达五十七目之多。
五、文化瑰宝
乌撒地区，是古夜郎国的中心区域，现赫章可乐，是古夜郎国鼎盛时期的都邑。这里先后考古出土的可乐古夜郎遗址和威宁中水古墓群，曾先后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可乐遗址被考古专家盛选为“夜郎青铜文化的殷墟”，威宁中水出土陶器上的52个刻画符号，形体接近古彝文，彝学起居室释读出其中的20余字。虽然俄索人入据时，古夜郎国已灰飞烟灭，不复存在。然而，文化不会因政权的消亡而消失殆尽。何况，根据彝文典籍《夜郎史传》、《益拿悲歌》等记载，古夜郎国是彝族先民武部（非“六祖”之武部）所建立的方国，其主体民族理应是彝族。而在东汉光武初年，也是在俄索入据前，“六祖”的第六支默部由滇入黔，经今威宁草海一带，辗转到赫章可乐，在“可乐大城”立足，历经五代后迁移到今大方县城一带。由此可知，这是一块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的宝地，古夜郎文明和彝族文化曾在这片土地上交融。乌撒部的发展就是植根于这样一片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其文化的枝繁叶茂可想而知。而今，乌撒政权虽然消亡之百多年，由于文化土壤的肥沃，生长而来的乌撒文化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独特的魅力，在黔西北高原历久弥新，散发出浓郁的芬芳，在此采撷其中几束。
（一）彝文文献
彝族人在远古时期就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古代彝族布摩是彝族文字的创造者。布摩是古代彝族社会的祭司，是古代彝族上层社会君臣师序列中的“师”，同时司掌文化，创造、整理、规范和传授彝族文字，并用彝文记载彝族人的历史、宗教、经济、政治、文化等，形成卷帙浩繁的彝文文献。“有布摩就有字，有布摩就有书，有布摩就有文，有布摩就有史”。《彝族源流》如是说。
由于乌撒部彝族地方政权的绵延千年，彝文这种彝族文字曾一度被普遍使用，大大小小的布摩们，用彝文为部族、为家支编写历史、谱牒，记录“祖摩”、部族及家支进行的重大活动，包括带有原始宗教性的各类祭祀活动、战事（部族间的争斗），记述彝族人的神话传说、礼俗、经济活动情况等，毕节地区是全国彝族地区彝文古籍蕴藏量最丰富的地区，而乌撒地区又是毕节地区彝文文献储存量最多的地区，且内容丰富，不乏经典，赫章县财神镇阿侯布摩世家的珍本《彝族源流》，与出自水西地区的《西南彝志》齐名，是中国彝族两大彝文经典巨著，除此之外，古乌撒境还有《彝族创世志》、《物始纪略》、《夜郎史传》、《益拿悲歌》等典籍，这些典籍内容涵养历史、宗教、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天文等多学科，是研究彝族历史、政治、宗教、经济、民俗首选文献资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化艺术欣赏和研究价值及科学研究价值。
（二）金石铭刻
金石铭刻，即金石为载体的彝族古籍。乌撒区域的彝文金石铭刻以发现于赫章县境的铜质镭钵《祖祠手碓》为最早，也是整个黔西北彝族最早的金石铭刻，该镭钵上铸有“祖源于碓是”五个故事彝字和彝族《祭祖经》的故事图案，经文物专家鉴定，为西汉时期的文物[15]。威宁县境出土的“矣偌”彝文手印，也属西汉文物[16]。赫章可乐银子岩摩崖，皆彝文，共171字，刻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系西汉置汉时、平夷二县时的划界实录”[17]。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和赫章县民宗局合作完成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记录了乌撒地区境具有代表性的金石铭刻。全国彝族地区的金石铭刻，主要集中在黔西北，黔西北的彝文金石铭刻，水西地区数量最多，而乌撒地区金石铭刻的数量虽不及水西地区，但其作为文物最早，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也最早，价值较高。
（三）独特的风情习俗和口碑传唱
贵州彝族至今还保留得较为完整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主要是乌撒地区。在乌撒区域的白草坪、韭菜坪两大山脉周围，坐落着星罗棋布的彝家山寨，许多在贵州其他彝族地区已经消失和濒临消失的彝族文化，诸如语言、服饰和风情习俗，在这里还较为完整地保留着，形成黔西北高原一道独特民族文化带，散发出浓郁的民族文化芳香。其中有的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如被称为“戏剧化化石”的彝族戏剧《撮泰吉》，和被誉为“东方狂欢节”的彝族传统节日——火把节和传统祭祀舞蹈《铃铛舞》。而就在白菜坪脚的板底和小韭菜坪脚下的珠市一带搜集整理的歌舞《阿西里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响誉全国，随后被选入中小学音乐教册，沿用至今。2008年，获得“WHI世界民间音乐遗产保护范例”的“中国少数民族十大民歌”之一。在这一地区，至今民间还蕴藏着较为丰富的口碑传唱，这些口碑传唱包括传世史诗、叙事长诗、婚恋长诗“走谷”、神话传说及“咪谷”系列的曲谷、阿卖恳、陆外、恳合等，有着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同时也面临消失，因为能吟诵传唱的老人们渐渐离世。
（四）向天坟
向天坟，即“向星墓”，墓成圆形，取星为坟向，故名“向天坟”。是彝族古代葬俗采用土火葬结合的产物。这种墓葬形式在黔、川、滇部分彝区曾经流行，故留下遗迹。其中最具典型，即数量多、分布集中、规模大、保存完好的，当数黔西北古乌撒地的“向星墓葬群”，“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18]。
彝族向天坟，与“夜郎套头葬”、“僰人悬棺葬”，合称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墓葬。因其形如金字塔，故称“东方金字塔”。
古乌撒地区的“向星墓”葬群，主要分布在距威宁县城20公里的古鸟撒部的政治活动中心，即今盐仓镇政府所在地周围，在今威宁境内板底乡、金钟镇、么站镇、黑石镇、羊镇镇及赫章县妈姑镇、珠市乡均有分布，约200余座，中心墓葬群盐仓葬群有大坟梁子、布扎洛、马吃水~老鸹营、海姑梁子、吐堵博凯、罗沙排、赫保山~色虎坪子等7个墓组，共42座墓葬。[19]其中最大的向天墓群，是以“祖摩乌求”（君王坟墓）为代表的集中在大坟梁子的墓群。
这种墓葬的产生，源于彝族古代发达的天文学研究成果。据《彝族源流》等彝文献记载，彝族先民长期探索天象，积累天文知识，以日、月、星的运行定时段，分年月、划季节、制历法。尼能时代，用九鲁补（宫、八鲁旺（卦）、划天上星区，定地上分野，用五色（五行）标星域。到米靡时代，用古代圣贤、贤明君长的名字命星座名，用人类社会的分工来比拟天上星宿的分工，认为星座也分“君、臣、师、工、兵（将）、男、女等”，“星君太阳星、星臣太阴星、星布先知星……”陀尼部还发现、掌握了九大行星的运行规律。在探索研究星象中，认为天体运行受某种超自然力的支配，地上发生的自然现象受到天体运行的支配，星像和人之间存在着某种无法破译的感应关系，“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天上一组星，地上一家人；天上一群星，地上一族人”。对星像产生敬畏与迷信心理，“人靠星保佑，星展示人度”，“星明人走运，昨晦人倒霉”。日、月、星自然成为人们精神寄托和死后灵魂的归宿地。《指路经》将死者亡灵溯祖先迁徙路线指到祖故地后告诫，“是君长死了，上太阳上去，归入九叩位；是臣子死了，上月亮上去，归入毕余位；是布摩死了，上明星（北极星）上去，归入楚始位；是民众死了，上满天星去，依秩序归位。”在二十八星中，有君星四颗，管其他二十四星，君星自然是君长坟向所取的星。各位君长取何君星为向，各个等级及平民所取的星向，均由布摩推算来定。根据各人所属星宿，结合下葬季节星斗的运行路线择墓地的方位地点，下葬时，墓穴中心对准所属星斗，使其灵魂归所属星斗。
彝学专家刘尧汉、天文学家卢央等对盐仓大坟梁子向天坟进行实地考察后认定，如果把“祖摩乌求”编为1号，驸马坟编为2号。阿景买帕坟编为3天，把其余4座按位置顺序编为4、5、6、7号。他们用罗盘测量定：1号坟在戌已上，2号在神卦上，3号在乾位上，4号在乾卦上，5号在离卦上，6号在坎卦上，7号在巽位上，与北斗七星排列相似。他们证实，“祖摩乌求”的定向时间是午时，方向定向在北斗七星中最亮的一颗上。他们认为，“向天坟，一是放置骨灰，二是观测天文之用。是古人用以观测天象星斗的天文台，与彝族十月历有着密切的联系。”[20]
古乌撒地的“向星”墓葬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存在，为开展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天文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实物对象。除了多学科的研究价值外，同时，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一种旅游资源，极具开发利用价值。
（五）撮泰吉
撮泰吉是产生于古乌撒中心地区今威宁县板底乡裸嘎彝寨的古彝戏，流传于板底和与之毗邻的赫章县珠市乡一带，自入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后声名大振，威宁县委县政府把它作为一个文化名片大力宣传，前来采访采风和挖掘研究的媒体、文化人和专家学者驱之若鹜，纷至沓来，宣传介绍和研究撮泰吉的文章可谓连篇累牍，见诸于互联网的有关报刊杂志，然而正所谓鸟儿多了什么声音都有，其中有些声音难免失真噪杂之声。因而造成一些误读，甚而形成以讹传讹。因撮泰吉是贵州彝族被认可的为数不多的文化金字招牌，在省内的文化庆典和文艺演出中，常常被搬上舞台，成为不可或缺的表演节目，使撮泰吉这个原本只在山野表演且一年只演几天的民俗，失去其山野味、神秘性，有的演出被篡改肢解而平庸浅薄变味。这一切给撮泰吉造成负面影响。这些失误和不足主要主要表现在：
1、人物角色解释的失误。撮泰吉中的人物共6人：惹嘎阿哺、阿哺摩、阿打摩、骂哄、嘿布、阿安。许多文章（包括威宁电视台宣传介绍撮泰吉的电视片的解说词）把骂哄摩解释为苗族老人，把嘿布解释为汉族老人，这是错误的解释。对这两个人物角色，毕节市彝族文化翻译研究中心威宁籍的彝学专家王继超和来自撮泰吉故乡板底的罗德显的解读应该是权威和准确的，他们的解读是：骂哄摩为养兵带兵的人，嘿布即豁唇，此处的角色为诙谐滑稽者。[21]威宁板底中心校校长王智在接受彝族作家、学者阿诺阿布的采访时的对话中说，对于撮泰吉，“最近几年来采风的专家学者多如牛毛，可是他们好多人并没有真正弄懂。回去宣传反而歪曲了。撮泰吉里的骂哄摩，原本在彝语里是养兵的人，由于译者不懂彝语，把骂洪译为马哄摩，读出来是苗族老人。闹出天大的笑话不说，还引起了没有必要的民族纠纷”。以上说法应该是正确的。从历史上讲这两个角色与苗族老人和汉族老人确实无关联。大多数彝学专家认定这个戏产生于东汉末，而此时苗族还未进入乌撒境，甚至还未进入黔西北，根据《大定府志》记载，苗族进入水西境的时间为唐朝至五代，此后才迁往乌撒境。《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志》、《威宁民族志》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概况》等都记载，苗族进入乌撒境的时间为宋代末，远远晚于东汉。由此看出，撮泰吉产生的时候，苗族还未进入威宁板底一带，如果说把骂哄摩解释为苗族老人，是因为“骂洪摩”与当地彝族对苗族的称谓“马哄”谐音，而牵强附会的话，“嘿布”与“汉族老人”更是风马牛不及。牵强有苗族老人，又硬生生拉进一个汉族老人，说明此地很早以前就有民族融会交流，发自于《中国民族报》的一篇名为《撮泰吉面具》的文章说：“近年来，撮泰吉中出现的苗族、彝族、汉族三个民族角色为人们所关注，而贵州威宁彝、苗等民族中，早就有‘苗大哥、彝二哥、汉三哥’和‘苗、彝、汉三兄弟是一家’的传说，撮泰吉表演中展现的彝族、苗族和汉族三个民族人物是兄弟般的关系，为这些传说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充满政治色彩且不符威宁实情，真是贻笑大方、落于俗套。而现在介绍撮泰吉的文章，大多都这样以讹传讹。希望彝族专家、学者认真论证认定，统一规范，正本清源，以正视听——这是义务和责任。
2、部分表演失去原生性，变味走样。原始的撮泰吉，紧扣人的愆化这个主题，基本动作踉踉跄跄，表现祭奠、迁徙路线、繁衍、农耕等民俗，有对话台词，诸如“向粮食的头领苦荞敬酒，……”“你们几位撮泰阿布从哪里来？”“我们从沟奏发嘎来”……等。反映了当地彝族人的农耕过程和迁徙路线等，内涵丰富。而现在部分舞台演出，内容较单薄，不丰满，且无台词，失真变味。因而演出要尊重原创，尽量保持原生性，把丰厚的内涵充分演绎出来。
作为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乌撒能维系千年之久，其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经济基础和文化形态，在那个历史阶段肯定有其合理性。而它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在今天看来，越发珍贵。这一切，极具研究价值，对于我们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1] 《大定府志》第997页，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2] 同注1。
[3] 《大定府志》第1011页，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4] 《大定府志》第997页，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5] 《大定府志》第997页，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6] 《大定府志》第951页，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7] 《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第13页，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出版。
[8] 同上注释7。
[9] 《威宁县志》第29页，威宁县志编纂委员会点校，2005年出版。
[10] 同注释9。
[11] 同注释9。
[12] 同注释9。
[13] 同注释9。
[14] 王继超、王明贵《水西简史》第67页，贵州民族出版社。
[15] 《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第2、4页，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出版。
[16] 同注释15。
[17] 《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第16页，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出版。
[18] 《威宁彝族词典》第289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年出版。
[19] 《威宁彝族词典》第290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年出版。
[20] 《毕节日报》2013年5月2日《“东方金字塔”中国彝族向天坟》。
[21] 《论彝族撮泰吉及其史学价值》，2011年12月《彝学网》。
（原载：《赫章彝学》第八辑辑）
